第八章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中日两国的早期现代化运动
※“近代化”：日语中至今仍单纯使用“近代化”，不使用“现代化”概念。
所谓“近代化”，也就是资本主义化，即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从产生到确立的过程。
它包括生产技术、科学文化、教育、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等各个方面。
※罗荣渠的“现代化”定义：以工业化为核心和主要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渐向现代工业社会嬗变并引发经济、政治结构和思想文化价值观念重建的大转变历程。
（《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1993年版）北京大学历史系已故罗荣渠教授的遗著《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1997 年），认为19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运动经过了三次模式的转变。
一、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历程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运动大体上都经过了从低层次改革到高层次变革两个发展阶段。
所谓低层次的改革，就是在生产技术、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而高层次的变革则是国家政冶经济制度的改革，其核心是改革派或革命派参与以至掌握国家政权。
近代中日两国的早期现代化运动大体上都是按照这样的先后顺序进行的。
但发展的进程及其成果却有很大的不同。
1、日本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天保改革：日本天保年间（1830—1843）德川幕府和西南各雄藩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
由于连年饥荒，各地民众不断暴动，为加强幕府的统治力量，幕府首席老中水野忠邦于1841-1843年推行改革，由于没有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方向故收效甚微。
而各雄藩同时期的改革却取得了一定成就。
长州藩于1838年压制豪商，保护中下级武士，开展往来大阪的海运贸易，改善了本藩财政。
萨摩藩拖延偿还债务，控制糖的收购和销售，充实了本藩的海军力量。
肥前、土佐等藩也进行了改革。
通过各藩的改革，中下级武士及部分豪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掌握了各藩的实权，为西南四强藩成为后来倒幕运动的根据地奠定了重要基础。
□安政改革：1853年培理舰队入侵后，为应付外国侵略，幕府和西南各藩在安政年间（1854—1859）进行的改革。
幕府在首席老中阿部正弘主持下进行了幕政改革，如创办洋学所，翻译西书，吸收西洋文化；编练新式海军，加强海防等。
在幕政改革的同时，长州、萨摩、土佐、肥前等藩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如，破格提拔有才干的武士参与藩政，发展藩营企业和对外贸易，鼓励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创办军火工厂，购炮练兵等。
改革进一步增强了西南各藩的实力，为未来的倒幕维新运
动创造了条件。
※1863年8月后，“尊王攘夷运动”转变为武装倒幕运动；1868年初明治新政权的建立，代表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下级武士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1889年《明治宪法》的颁布及第二年国会的召开，确立了皇室、财阀、军部等特权大资产阶级掌握国权政权的日本式的君主立宪政体——近代天皇制，标志着日本基本上完成了向资本主义近代国家的转型。
至此，日本早期现代化的高层次变革大致完成。
2、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和清政府的垮台，标志着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高层次变革的初步实现。
二、中日早期现代化运动一成一败的原因
（一）封建土地所有制及其机能有所不同。
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和日本，都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社会，但两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有所不同。
中国自秦汉以后，土地所有有制的基本形态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土地可以由买卖，土地占有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而日本则是近似于西欧的领主土地所有制，领主的土地由长子继承．不能买卖和分割，相对地较为稳定。
不同的土地所有制对两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造成了截然不同的后果。
第一，中国土地所有的流动性与开放性造成了地主土地制度的稳定性，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不容易分化出革新势力；而日本封闭性的土地占有结构，则容易从封建营垒中分化出反对派。
日本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以及下级武士从封建统治的支柱变成了反封建的领导力量。
第二，中国地主阶级对农民无限制的榨取，造成了农民特别贫困和经济发展的长期停滞；日本幕藩领主对农民有限度的剥削，使自然经济解体的速度和商品经济在农村中的发展都远胜于中国。
第三，中日两国的封建主阶级，对城市商业和高利贷资本依赖程度有弱强之别，从而使商人在中日两国的地位和作用完全不同。
（二）政治体制不同：中国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而日本则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幕藩体制。
中国统治阶级内部很难出现反叛力量和从事革新运动的根据地。
日本的幕藩体制：
□幕藩体制：日本德川时代一种政治统治与经济剥削相结合的统治制度。
幕府将军掌握全国最高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统领各藩国的二百六十多个大名，以一般武士为统治基础，统治与剥削广大的农工商等级。
※总之，中日两国政治体制的差异，即有无可能从统治阶级内部更多地分化出有组织的反对派，有无实行革新政策的政治据点，是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运动成败的原因之一。
（三）中日两国对待西方先进文化的态度不同
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运动成败，同两国长期以来在吸收先进文化方面持不同态度有很大关系。
开国前西学在两国的传播已出现重大差异，开国后在学习西方、推进本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中日两国也存在不同的心态，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和方法。
1、中国方面：
初步开国到现代化运动正式启动前，林则徐编写了《四夷志》、魏源编写了《海国图志》。
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采用西方的工业技术以至科学来巩固中国的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及“圣道”。
戊戌维新派是在“托古改制”的古旧形式里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加之维新派过分依附于传统的权威，从而使维新运动未能摆脱封建传统的阴影。
“托古”和“尊皇”依然制约、影响了西学传播的深亡度。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主张与西方典型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也有很大的差别，尤其是民族主义。
总之，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先进的中国人，无论是洋务派、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提出了学习西方、改革现状的主张和口号，并进行了艰难的探索与实践。
尽管他们对西学的认识程度不尽相同，政治主张各有差异，但都未能摆脱旧传统、旧观念的束缚，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未能迈开全面学习西方的步伐。
2、日本方面
19世纪50年代初步开国后，“兰学”转“洋学”。
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后，更明确宣布要“破除旧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公开表达了向西方学习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
1871年11月，岩仓使团前往欧美考察学习。
遍访了欧美12国，不仅使明治政府领导人开阔了眼界、坚定了向西方学习的信心，而且吸收了欧美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的经验，确定了学习的样板和目标。
通过对开国后中日两国学习西方文化的历史过程的回顾，不难看出有一个重要差异，即日本吸收近代西方文化采取“共时性”方式，而中国则采取“历时性”。
前者就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同时并举，后者就是则伴随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头痛医
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在不同方面分阶段地吸收。
“历时性”的方式，就使中国在不同时期所吸收的西方文化处于割裂状态，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
（四）两国早期现代化关键时期所处的国际环境有所不同。
从低层次改革转向高层次变革是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的关键时期。
高层次改革的成边与否与所处的国际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1 9世纪60年代末发生在日本的明治维新与19世纪90年代末发生在中国的戊戌变法，相距虽然仅为30年，但两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则截然同，前者遇到的是各种“助力”，后者则为强大的“阻力”。
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国际环境十分有利。
第一，中国是当时西方列强争夺的重点，而位于远东边缘的岛国日本，因领土狭小，资源贫乏且战略价值不高而尚未引起西方列强的足够重视。
第二，19世纪中期爆发的伊朗的巴布教徒起义、中国的太平天国滔运动、印度的民族大起义等亚洲各国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牵制和削弱了西方殖民者的力量，使其没有余力扩大对日本的侵略；亚洲人民的反抗斗争，也促使殖民者改变了他们对日本的策略。
第三，19世纪50—60年代，欧美各国的国内外局势动荡不安，均无暇顾及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