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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

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
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

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

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

戴应新

中国玉器饮誉世界,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地下的发现不断充实和更新人们对这部史书的认识,同时也促使我们对它所反映的礼制进行探索。

本文介绍的石峁玉器共127件,编号SSY1—SSY127,是陕北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玉器的一部分,为笔者1976—79年在该遗址调查试掘时征集所得,现珍藏于陕西省博物馆,其中19件发表于《考古》1977年3期(1),引起中外学人的关注。

石峁玉器形制多样,色彩绚丽,有黑、青黄、红、深绿、碧绿、紫、灰、白诸色,玉质温润缜密,光泽灿然,晶莹可爱,在同类遗址中实属难得。可惜“生不逢时”,出土于十年浩劫之际,绝大多数被当作玉料卖给了高家堡农副公司,据负责收购的段同志说总计有两大筐,不下四五百件,且都是质料精美者,我们征集的是其中未相中的那部分而已。真是“黄钟毁弃”啊!

现存这批玉器,计有牙璋、圭、斧、钺、戚、戈、刀、璧、璜及艺术雕刻。有几件玉器显然是其它器形改制的,还保留原器形的某些特征,兹分述如下:

牙璋28件,编号SSY1—SSY28(图一,2)。墨玉质,油黑如漆,惟刃口薄处色较浅呈深茶色。器表有水蚀斑垢。形似铲,首部岐出如两个齿牙相对,或内凹成月牙状,刃在里侧。体扁平而长,柄作方形前方正中透穿一孔,末端一边往往斜行。柄体连接处向两侧突出体外,有的还附有齿状侧饰,除SSY17号刻有阴线花纹外,其余均为素面,首部和体与柄结合处最宽,体干平视呈亚腰形,只有SSY15号璋的首部反比柄部为窄。

图一

SSY10、13、15号璋刃鲁钝,SSY18号璋刃口稍浑圆,仅比其外侧的扉棱薄些,没有开刃,由知璋牙的刃只有某种象征性意义而无实用价值(图版壹,1)。

1.牙璋

圭9件,编号SSY71、74、75、76、77、78、79等。分别由青玉、墨玉、黄玉、绿玉和鸡骨白玉磨成,方首或两角略圆成弧形(图版肆,2、图一,13)此即吴大澂《古玉图考》所谓的镇圭和琬圭。刃钝,体扁长,一端穿一到二个圆孔,孔端窄于首部。

2.圭

SSY29号圭斜刃薄锐,体干特长呈亚腰形,而且不大对称,乃牙璋所改制(图一,10)。缘璋齿牙薄脆易折,而玉珍贵,故主人将其体干与柄部的界线磨去,改制成圭而赋予新的意义,另派了用场。SSY30号圭首部内凹有刃,孔旁侧缘有一豁口,也是牙璋改作的(图一,6)。

斧1件。编号SSY44。蛇纹石化栏杆岩磨成,色彩斑烂。方刃,弧背,刃部稍宽,两侧甚长,近背处纵穿二圆孔(图版壹,4)。

4.斧

钺5件。编号SSY46、47、48、49、51。黄玉质呈蒸粟色,隐隐透出云朵形和烟丝状纹理,有透明感(图版肆,6)。刃部稍宽而钝,作弧形或斜弧形,背平直,体扁平近方形,穿一孔或二孔。

6.钺

戚1件。编号SSY45。黄玉质有云烟纹,弧刃两角微翘出体外,平背,两侧近直各有两组齿饰,近背端穿前后相对的大小孔各一个(图版壹,5)。

5.戚

戈3件(编号SSY118、120、121)118号戈为赭色并布满紫点,前锐后方,援内无分界,无孔,仅具戈的形状(图一,8)。120号戈为灰色隐透黑色斑点,长援无胡,单刃在援下缘,方内与援无分界,正中穿一大孔,近末端有一小孔。121号戈系墨玉质,长援方内,援上下有刃,双刃向前折聚成锋,援身扁平无棱脊,援与内有明显分界。内中有一穿(图版肆,3)。

3.戈

玉刀近40件(编号SSY57、59、60、61、62、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97、98、99、100、101、102、103、104)。依长宽比例,可分为:

宽短型,长约宽的一倍左右,长度在20厘米以下,如SSY105—107的三件刀(图版壹,6)和SSY97—98的两件刀(图版肆,5)皆属之。青玉质,长方形,刃微向外凸成弧形或向内凹,也有的无刃,有刃者背平稍厚,两侧不完全对称,刃比背稍长,近背处横列二孔或一端正中穿一孔。

6.刀

5.刀

中长型长度在20—25厘米左右,宽为刀长的1/3或1/4,如SSY89、90、91、93号刀,平背刃微内凹,两侧不对称,一头稍宽,近背处穿2—3孔(图一,5)。SSY89号刀近一侧正中穿孔较大(图一,8)。SSY91号刀亦有一大孔(图一,4)。

窄长型墨玉或青玉质,长度在30厘米以上,最长达54厘米,如SSY82、83、84、85、87、88、92、95和96号刀皆是(图一,1)。宽度约为长度的1/4—1/6。背短平直而厚,刃部薄长微有弧度,穿3—5孔。其中SSY83、84、85、97号刀

靠近一端的正中穿孔较大,与近背处的一孔接近,吴大澂把这种刀定名为“毊”,

说“其三孔之外又有一孔何也?曰:此系俎之孔故居中而向后”(2)实际也是一种刀,然大孔为装系络饰之说有一定道理,SSY85号刀一端呈月牙状,有薄刃,保有牙璋首部的基本特征,是用璋改磨成刀的。

异形璧2件(编号SSY42、43)。玉髓质,呈晶亮的乳白色,有玻璃质的透明感,杂有红色、黄色晕彩。环状,周边有三个齿状突出,各齿间距相等(图版壹,3)。SSY43齿间有缺刻,吴大澂定为“璇玑”(3),说是天文仪器,尔后遂以讹传讹,沿用几及百年。夏鼐先生特出而予以纠正说“各齿高低阔狭又不一致,是不能作为仪器中齿轮以起转动之用”“实为边缘有饰的璧”(4),这二件璧牙外缘薄如刀刃,而孔经尤大,确不能起齿轮转运的作用,益证夏先生的“当和普通璧环一样作为装饰品之用”(5)论点的正确。

3.璇玑

璧一件。编号SSY41,黄烟玉,器甚薄,外径恰是内径的一倍(图一,9)。《尔雅》“肉倍好谓之璧”,与此比例正合。

璜10件。编号SSY31—40,青玉,呈暗绿色或褐色。SSY31号璜作扇面形,约圆的三分之一,两端各穿一孔。SSY33,34和38—40号五件璜一头有断茬,两端不对称,有的外缘有突出的齿牙装饰,两端各穿一孔或一端穿二孔(图版壹,2),殆由它器改琢而成,属“废物利用”而作成此新的形状。

SSY35—37三个璜均无孔,不能穿系佩戴,是半成品。

2.璜

玉雕艺术品:人头象1件。编号SSY122。玉髓质,双面平雕。头束高髻,团脸,鹰勾鼻,半张口,下唇稍长,线刻大眼,耳轮偏后,腮部鼓出,细颈,面颊透钻一圆孔,高4.5厘米(图版肆,4)。雕刻手法古拙,各部比例虽有失当,但形象传神,酷似今日陕北壮年男子相貌,尤表现出他的健美与憨厚。

4.人头雕像

玉蚕一件。编号SSY123。灰玉,头小向前伸出,扁长体,杀尾向下微曲,体无纹饰,简洁明快而活现其尾部支撑躯体蠕动前行之态。穿一孔,长9.2厘米(图版肆,1)。

1.蚕、虎头、蝗、螳螂

虎头1件。编号SSY124,正视作方形,侧视为圆形并纵贯一圆孔。正面两面雕出虎头形象,其耳眼鼻图案化,凹凸有致(图版肆,1)。

玉蝗1件。编号SSY125。青玉,圆头方吻,体浑圆,颈与尾部稍细,线雕花纹似双翅,长7厘米(图版肆,1)。

螳螂1件。编号SSY126、紫玉,圆头勾吻,甬形体,雕琢流线花纹,躯体前后各有一棱外突,有跳跃感。长6厘米(图版肆,1)。

此外,还有一些残器和半成品,不一一论列。

石峁遗址面积50000平方米,发现白灰面房址,灰坑,石棺葬和瓦棺葬等遗迹(6),出土陶器以灰陶和外表磨光的黑灰陶为主,器形有鼎、鬲、斝、盉、尊、杯、瓶、瓮、罐和单耳罐、双耳罐、折肩罐等,与关中客省庄第二期文化关系密切,因此石峁遗址应属于客省庄第二期文化,亦即陕西龙山文化,它的年代也比较接近于客省庄第二期文化。

石峁玉器多出于墓葬,也有在遗址内偶而发现的,其时代应与遗址同时,即与陶器一样也是龙山文化的遗存。以前我们认为葬玉墓可能晚些,或许接近商代,但经多次调查和试掘,迄未发现晚于龙山时期的陶器,所以我们现在认为:石峁

玉器和陶器都是龙山时期的,石峁遗址是一处规模宏大,遗存丰富的龙山文化遗址。

石峁陶器的制作方法,系采用泥条盘筑,模制和轮制三种技术。在尊,双耳罐、侈口折肩罐和深腹鼎上都留有明显的轮修痕迹,转盘工具的发明使用对我们了解石峁玉器的制作工艺是十分重要的。

石峁玉器,经鉴定系由墨玉、玉髓、石英岩、大理石岩、蛇纹石岩、基性、超基性变质岩和酸性硅酸岩质料磨成,属软玉类,硬度在6—7度之间。其中一些玉器是美石而不是玉。玉料的来源当在陕北本地及其附近的内蒙、甘肃和关中一带,在古代,陕西是著名玉石产地之一,兰田美玉,久负盛名。陕西古属雍州

之域,《史记·夏本纪》引《禹贡》云:“雍州,……贡珍珠琳琅毋”,《集解》:孔安国曰:“毌琳即玉名,琅毋,石名而似珠者”。清人刘大同《古玉辨》:“古

玉出土者,以陕甘为最上,冀、鲁、豫、晋以及皖北,徐、杨等处次之”。与石峁玉刀质料及器形相同的器物在米脂、靖边和延安也屡有发现,距石峁不远的新华龙山遗址亦出有玉斧玉璧,可见这种质料的矿物在陕北是不难得到的。

石峁玉器器形大,种类多。工艺精、制作水平比我们想象的要高,以致我们在初见到时,居然不敢相信它们是龙山时期的东西。硕大的牙璋和颀长的多孔玉刀及玉戈等都是墨玉质料,形制规范,边缘整齐。当然石峁人不可能采集到这么多大小尽如人意的玉料,而是从大块玉料上把需要的小块料切削下来的,显示出已有较高的“开料”技术。那么他们是怎样“开料”和用什么手段加工琢磨的呢?尽管器物在成型前都经磨光,可在一些玉器上还是能观察到“开料”与琢制的珠丝马迹的。如SSY13号牙璋从柄末到刃口有一条纵贯器身的棱线,该棱线两侧的面高低微有差别,从而把器身平面分为两个台面,棱线并不端直而呈弧形弯曲;同样的例子在SSY73号玉刀(图版肆,5)上也可看到,而且弧度更为明显,这无疑是转盘磨具留下的痕迹;SSY77号墨玉圭亦留有长长的弧线台痕。凡此,纵然不是“开料”的痕迹,也应是加工琢磨时打下的“印记”。

宋应星《天工开物》:“凡玉初剖时,冶铁为圆盘,以盆水盛沙,足踏圆槃使转,添沙剖玉,遂忽判断”(7)。这是明代解玉的情形,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峁人,不会也不可能制造金属的圆槃,但其已掌握转盘的技术则是事实,并使用于制陶,前面已有说明。玉质坚硬细密,攻玉制器必须借助水和硬度大于玉的细沙(俗称解玉砂)作介质,根据需要利用不同的工具反复进行琢磨。从上述几件玉器上的弧线痕迹得知,石峁人也用转盘工具磨造玉器,这转盘虽非金属制成,然有水和解玉砂的作用,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的。

钻孔127件玉器除9件无孔外,其余118件都有1—2或3—5个大小不同的圆孔,多数孔系一面下钻,观察孔痕,扁平体薄的器物孔眼都很光圆,不过孔壁都经过进一步的磨研加工,有的孔却呈上口较大,下口较小,孔壁剖面呈斜坡形,如SSY8号牙璋和SSY45号玉戚的大孔,SSY46号玉戚的大孔以及SSY74号玉圭的孔都具这种形状,这是使用“桯钻”留下的痕迹,因为圆棍状的“桯钻”在蘸沙浆不断钻进的过程中,其头端由于磨损而变细,因而钻出来的孔就形成那种上口大下口小的斜坡状孔壁。至于这“桯钻”是何质料?当不外是石,骨、角、

陶之类吧,而玉质却很坚硬,以彼施此,再加上沙浆作用,其磨损一定很快,所以尽管玉器仅厚0.5—0.6厘米,桯钻还是变的越来越细,钻孔也就随之越来越小了。

SSY38—40三个玉璜的孔一面圆满另一面则不甚规则,这是什么缘故呢?盖其时没有把孔钻穿,而是在将透未透时把那薄薄的一层底口敲开的。原来这三件玉璜都是由残玦改制的,钻孔接近断茬,钻孔不透到底,是为了玉器不被卡伤。良苦的用心显示了匠人丰富的钻孔经验。

SSY52号玉戚的孔是两面开钻的,由于眼未对准和桯钻尺码不同,致把孔眼打成刓角梯形了。

石峁玉器绝大多数朴素无华,打磨光滑,帷SSY16—19的四件牙璋两侧雕琢齿牙状装饰,其中SSY17璋面靠近侧饰的地方阴刻三组平行双道线纹,中间夹刻两组纹,线条端直纤细,SSY81圭形器刻平行牙沟状花纹,牙沟呈开放性长腰三角形,平行排列,顶端内向。圆雕蝗虫和螳螂,纹饰流畅舒展,姿态生动自然。平雕人头象和虎头的耳朵、眼睛和鼻冀,线条湾度很大,浮雕深浅适度,表明当时的玉器们不但手艺娴熟,而且已掌握了“勾彻”的技能。

制作玉器是人们在漫长的制造石器工具的生产实践中产生和不断发展的,早在仰韶时期,如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遗址中,就曾发现玉坠饰和玉佩饰(8),与仰

韶年代大致相当的北方红山文化已出现圆雕和浮雕的玉每等动物(9),江浙良

渚文化的琮璧等大型礼器标志着制玉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10)。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玉器制造技术不断进步,精彩纷呈,一浪高于一浪的繁荣局面中,石峁玉器有其重要的地位,陕北龙山文化有如此发达的玉器,是我们以前不知道的,而它在开料,造型、磨研、雕琢、抛光、钻孔等方面显示出较高的技术和其对尔后陕北古文化的影响,更是不能忽视的。

石峁玉器除玉璜、玉璧可用作佩饰外,牙璋根本不能用于生产,器稍着力,齿牙即折,圭、斧、戚、钺、刀等器物刃部多鲁钝不锋利,且无使用痕迹,看来都不是实用器而是“礼器”。

《周礼》所谓的牙璋不知究何形状(11),或许就是本文所说的这种样子吧,最早把这种首部岐出的璋叫做牙璋并和典籍连系释其用途的,是清人吴大澂,他在《古玉图考》中著录一件(12),折缺一牙,首部呈斜刃状,接连柄部处的两侧凸饰也有残缺。同书著录的一件所谓“琰圭”,首部内凹成月牙状,牙尖残损,柄穿一孔,“玉色纯黑”(13),也是牙璋。这种形状的玉器从遗址出土者,计四川广汉中兴乡出三件(14);二里岗出一件(15);二里头出两件(16);山西候马牛村出一件(17);福建漳浦眉力出一件,首端齿牙断失(18);扶风上康村二号墓出一件骨铲形玉器(19),一端为月牙形,是牙璋改制的。此外,还有流散在国外的若干件牙璋不知确切出土地点(20)。

石峁所出牙璋,无论数量和类型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事实本身就似可说明这种礼器盛行于龙山时期,到商周便超衰落至于消失。广汉、二里头、二里岗的璋均有侧饰,石峁的璋有侧饰者仅四件,绝大多数没有侧饰,故知首部宽大

无侧饰的璋年代较早,有侧饰者比较晚出,SSY14号璋刃部窄瘦,齿牙短小,器身在连接柄部处最宽,显现衰落之象,时代最晚。

关于牙璋的用途,吴大澂据《周礼·典瑞》《考工记·玉人》所记并加引伸谓:“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故与戈戊之制略同”(21)。近年有同志予以发挥说:“牙璋含有尖锐、攻击、示威的意义”。“它的形状正象牙齿,而且伸直向前,攻击、威胁之意十分明显”(22)。夏鼐先生态度很谨慎,说:“它的古名和用途,我们最好承认我们还不清楚”(23)。

吴说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是,戈戊,兵器也,以之作为象兵的瑞玉固宜,然牙璋是由某种东西演化而成,没有杀伐效力的“礼器”,何以要用它来“略同”于“戈戊之制”而作为兵家的象征呢?,再者,这论点得不到地下出土物的支持,妇好为殷能征善战的著名女将,其墓出土玉戈、玉戚、玉钺、玉矛、玉斧、玉刀等兵制礼器不少,却没有一件牙璋,二里头VM3殉牙璋二件,墓长仅2.15,宽1.3米,属小型墓,随葬少许陶器(24),地位甚卑,绝非整军经武的将帅阶级。所谓牙璋的作用和后世的虎符相似,也难成立,因为虎符剖为两半,右半在君,领兵将帅执其左半,有事调军时两相对合以为凭信,牙璋则自成整体,独立存在,甲与乙只有数的组合,自身却没有必然的联系,显然不能起到与虎符相似的作用。

我以为要弄清牙璋的用途,首应了解它的渊源所自。牙璋盖源自农耕工具耒耜,是仿耒耜的形状而作的瑞玉,其理甚明,也是古人重农思想的反映。木耒是一种双齿木叉形的农业工具,在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灰坑壁上,就发现有木耒的使用痕迹,齿长20,齿间距4,齿经4厘米(25),耜本长铲形,齐刃方角,初由木,骨或石质制做,因使用刃部着力磨损致中间内凹两角长出呈叉形,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骨耜79件与牙璋形状酷似,由于骨质厚薄和磨损程度不同,或下缘刃部分两齿,两齿长短不一,或刃部大致平齐,有的略弧,骨质厚重者刃部偏于一侧一,或刃部倾斜,刃的长端在骨质较厚的一侧(图二)(25),均与牙璋首部形状相仿佛,这特征在石峁玉璋上也是有的,如SSY7、10、13号璋一齿长出,另一齿稍短。而骨耜“两齿间的刃部较薄”的特点,也正是牙璋磨刃所刻意效法和模仿的。牙璋取法耒耜的基本器形加以艺术化和理想化:器身加长,作柄以便握持或加雕侧饰,乃是为适应庄严的礼仪和瑞玉的需要使然之。自获石峁这些牙璋后,余即追究其渊源,昨秋访日谒林已奈夫教授于京都大学,林先生亦言及此,与余意不谋而合。

图二浙江河姆渡木、骨耜

左.木耜(四三三第二层)中.骨耜(第四层)右.骨耜

(据《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1期)

牙璋既源于农具耒耜,则其用途正如戈钺类武器形状的瑞玉与军旅有关一样,它必然与农事有关。我以为是用作祈年的礼器,而且其齿牙还很象破土而出的禾稼的嫩芽,长长的躯干象征这禾苗根植于丰厚的耕土中,牙璋两侧齿牙状装饰与植物的根须又何其相似。

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已成为主要经济部门,但生产水平很低,对大自然的敬畏和依赖自很强烈,祈年乃部落重典,每隔一定时间或根据生产需要即举行一次,因此制备许多牙璋便不足为怪了。牙璋的衰落消失,殆与奴隶制度产生,奴隶主贱现农业劳动有关,因为在奴隶主眼里,农业劳动不过是奴隶们的作务而已。

各种类型的玉刀达数十件,刀是收割工具,用这种形状的礼玉迎接收获的到来和对丰收表示庆祝是很合拍的,耕获稼穑,国之大事。古人每于下种和收割之际要举行一定的祭祀典礼,特制做专用的瑞玉。石峁多孔石刀长半米以上,比实际使用的石刀长大,增大其制和穿大孔系缨络的玉刀使这仪典的气氛更显得隆重热烈。我们参照民族学和《诗经》描绘的典礼场面,不难设想石峁人手执长柄,柄头玉刀闪光,各种色彩的络饰随风起舞,典礼上那载歌载舞的热闹情景多么壮观,真有点“动天地,泣鬼神”了。他们就是用这种祭祀的方式表达其对所崇拜的──赐予丰收的──神的感激,抒发劳动的激情,这同时也是迎接紧张收割季节到表的开幕礼。

至于玉斧、玉钺、玉戚、玉戈之类武器形状的礼玉,自然是与军旅、战争、杀伐有关的仪仗用器,通常是由部落酋长享用和显示其权威的东西。摩尔根在研究罗马古代社会时指出军务指挥官──列克斯“是一将军职,而同时又是一祭祀职”,“列克斯以祭祀长的资格,在重要时机中为人民祈祥瑞,这是罗马宗教制度中最高行为之一。自罗马人看来,在战场上恰如在都市中一样,在战斗开始的前夕,这种祈祝是同样必要的”(27)。新石器时代末期,财富已经分化,私有制开

始萌芽,以杀伐和掠夺财富为目的的战争在氏族和部落之间不时发生,祭祈用的玉兵就是这历史的见证。

最后谈谈玉圭,有人说圭与斧形相似有其渊源关系(28),我以为圭的渊源是医疗器具──砭石。不同形状的玉圭反映其在用途上有器异,有用以刺放脓血的,头要尖;有供点压按摩的,头要圆;有刮摩熨贴的,要宽大而刃薄;有烤热烫敷的,……,所以有的象针,有的象铲,有象棍棒,也有象刮削器的。原始社会生活条件低下,劳动保护很差,常在肢体裸露的情况下进行繁重紧张的耕耘,危险的狩猎和采集等生产活动,碰磕损伤或被野兽伤害在在难免,疼痛危迫之际,人们用手揉搓或使用手头的工具──石器、木棒之类点压按摩,发现有止血止痛及消肿的效果。因而砭石的来源比较广泛并非出自某一种工具。随着时光的推移和医疗技术的提高,疗效更高的,可满足和适于挤压,刺穿、按摩、点穴、刮摩、熨烫,热敷等手术需要的专用器具逐渐演化出来了,这就是被后世称之为圭的各种砭石。使用这些工具或“法器”给人疗疾“驱魔”的人是巫医。

尽管《周礼》的作者已不了解圭的真正用途,有一点还是说对了:“琰圭九寸,判规,以除慝”(29),《国语·晋语》:“以伏蛊慝”,蛊慝就是病魔。可见琰圭──两角剡上的圭是用以治疗除病的。SSY74号青玉磨制光滑,方首宽大,两角微出,刃部中间内凹成八形,正是所谓的“琰圭”,巫医用它施术时,凹刃对着病人肿胀隆起的患处推移或旋转,可减少患处的压力,从而使病人的痛苦减轻。同样的道理也体现在SSY77号墨玉圭上,该圭首部斜刃圆角,使用起来,犹如一足着地,一是翘起那样绕着患处转,适于在肿疡的周围部位刮摩。SSY78号圭体薄窄长,首弧形,一侧有刃,首部弧刃可用于肌肉瘠薄部位的治疗,肌肉丰厚的臀部、背部、肱部则以侧刃刮摩之,其功用与后世用瓷碗碗口刮摩背部相似,明清时期一些医生还使用这一手法治疗急性霍乱。石峁玉圭形状不尽相同,然各有妙用,反映出精巧的设计和细致的治疗手法。由于玉圭是医疗器具,古人很自然的顺手用它抄取药物,于是圭也就成为一种量名,衡量药量的多少,如《汉

书·律检志》谓:“量多少者不失圭撮”。

SSY75号白玉红晕圭,无锋芒,弧首,器身一面隆起,与吴大澂著录的琬圭相似,其实这是点穴、按压用的砭石,穿孔是为系戴以方便利用的,其孔上方的两侧内束,说明它就是殷周“柄形饰”玉器的原型。柄形饰玉器为平顶,顶下两侧内凹似柄可握持,下端较窄,平头圆头均有,无孔,不能穿系佩戴,但根据考古发掘迹象,似盛在包袋之内(30),这样“明珠暗藏”,装饰的意义便没有了,但不正可说明它是医疗的专用器具吗?盛袋佩戴的道理很简单,既方便利用,又能保持玉器的清洁,不使沾落不洁之物导致患者伤口感染发炎。

石峁人运用砭石、即这各种所谓的圭,和以不同的手法治疗患处,确能起到促进血液循环,消肿化瘀,减轻痛苦和治疗疾病的目的,实乃祖国医学针炎,按摩,熨敷等治疗手法的滥觞。

注释

(1) 《陕西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73年3期。

(2) 《古玉图考》十八页,上海同文书局光绪乙丑辛版。

(3) 上书五十页。

(4) 《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考古》1983年5期。

(5) 同(4)。

(6) 同(1)及《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调查试掘简报》,《史前研究》1983年,2期。

(7) 《天工开物》。

(8) 《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北京1963年版,194页;《陕西临潼姜寨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75年5期。

(9) 《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地拉村发现玉龙》,《文物》1984年6期;《辽宁阜新县胡头沟江山文化玉器的发现》图七5—9,《文物》1984年,6期。

(10) 《良渚文化·玉敛葬述略》,彩页及图版壹—肆《文物》1984年2期。

(11) 《周礼·典瑞》:“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考工记·玉人》:“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军旅,以治兵守”。

(12) 同(2)二十一页。

(13) 同(2)十三页。

(14) 《记广汉出土的玉器》,《文物》1979年2期。

(15) 《郑州二里岗发现的商代玉璋》,《文物》1966年1期。

(16) 《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3期。

(17) 引自林已奈夫:《中国古代の石庖丁形玉器骨铲形玉器》图69,《东方学报》第五十四册。

1982年。

(18) 《关于福建史前文化遗存的探讨》,《考古学报》1980年3期。及同(17)六零页图73页。

(19) 《陕西岐山·扶风周墓清理记》图版三,9,《考古》1960年8期。

(20) 同(17)图57—61、62、64、66、67、68。

(21) 同(2)二十一页。

(22) 同(14)。

(23) 同(4)。

(24) 同(16)图七。

(25)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北京版。

(26) 《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图一零,图二六等,《考古学报》1978年8期。

(27) 莫尔根:《古代社会》,三联书店1957年北京版337—338页。

(28) 〔日〕内藤虎著胡肇椿译《古玉概说》,上海市博物馆丛书丙类第四种民国二十九年二月再版,三三页。

(29) 《考工记·玉人》。

(30) 《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北京版127页图八三。

神木市情

神木市情(2019年) 基本概况 神木市位于陕西北部、秦晋蒙三省(区)接壤地带,黄河揽怀南下、长城横腰西飞。全市国土总面积达7635平方公里,是陕西省面积最大的县(市),辖14个镇6个街道326个行政村,总人口54.8万。 神木是西部地区县域综合实力最强的县市。2018年,全市实现GDP1298.03亿元,增长8.6%;完成财政总收入314.6亿元,增长25.8%;地方财政收入87.6亿元,增长22.5%;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34275元、14586元,增长8% 和8.9%;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80.5亿元,增长6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2.1亿元,增长10.7%;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1.53:71.97:26.50,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神木是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试点、全国双拥工作模范县(市)、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合格县(市)、全国科普示范县(市)、全国政务公开示范县(市)、全国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县(市),同时也是陕西历史文化名城、陕西省文明城市、陕西省森林城市、陕西省教育强县(市)、陕西全民健身示范县(市)、陕西建设法治政府示范县(市)、陕西环保模范城市。 人文历史

神木历史悠久,文化淳古。神木市境内四五千年前就有人类聚居,考古发现,境内石峁遗址是现存史前最大城址,被誉为华夏第一城,或为4000多年前中国北方及黄河流域的文明中心。地处中原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融合前沿的神木,历史上一直是守卫中原、抗击外夷的边关前哨,素为“南卫关中,北屏河套,左扼晋阳之险,右持灵夏之冲”的塞上重地。 道光《神木县志》记载:“县东北杨家城,即古麟州城,相传城外东南约四十步,有松树三株,大可两三人合抱,为唐代旧物,人称神木。金以名寨,元以名县,明代尚有遗迹。”秦属雍州域,唐开元初设麟州,后改为新秦,宋设吴尔堡,金设神木寨,元更名为云川,至元六年(1269)为神木县。2017年4月9日神木撤县设市获批,同年7月23日举行揭牌仪式,标志着榆林市第一个县级市——“神木市”成立! 北宋时,以生长于麟州的一代名将杨业为代表的杨家将英雄群体满门忠烈,戍边卫疆,流芳百世。这里曾留下许多历史人物的足迹,唐代有大破突厥、三筑受降城的张仁愿,有被当时郡人呼为“御史雨”的大书法家颜真卿,有名震边疆的大将张说;五代至宋,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等一代名人在此留下了赫赫战功和政绩

石家河文化玉器

关于石家河文化人首形饰用途的猜想 石家河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其主要分布地点为长江中游,中心位于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最为著名的是其出土了大量的制作精美、造型新奇的玉器,其中最具特点的是人首形饰。关于人首形饰的功能和内涵,学术界众说纷与,主要观点是这种人头形饰是先民信奉的神灵形象或某一祖先、先民英雄的象征,目的是为了辟邪。①也有人认为,石家河文化人首形玉器可能是山东龙山文化植物,后经接触与交往,传入石家河文化。②在石家河文化之前,这一地区的文化谱系为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在考古发掘中常共存于一个遗址,且年代紧密相连,从陶器群的异同变化看,这两种文化实际上是具有继承关系的。③而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同样也有着一些继承和联系,因此,我们分析石家河文化人首形饰的功能和内涵时应当与之联系起来。除此之外,还应当与石家河文化的葬俗及其它同出的玉器联系起来,共同分析。当然,新石器时代南北文化的交流是毋庸置疑的,石家河文化是具有渊源且自成体系的独立文化之一,其玉器更是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高峰和代表,但石家河文化人首形饰直接来源于山东龙山文化一说,明显是不具有说服力的。 笔者认为,解读石家河文化的人首形饰功能和内涵,要从石家河文化的整体文化特点入手。首先,石家河文化是典型的瓮棺葬文化。瓮棺葬普遍认为在最初是埋葬夭折的婴幼儿的敛葬方式,这样的规则在早期的石家河文化遗址中也可以发现,但石家河晚期出现了成人使用瓮棺葬的案例,在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遗址的瓮棺群中可以找到,且这个成人瓮棺中陪葬的玉器多达56件,占到这个遗址中玉器的一半。这些都说明在石家河文化的整个脉络中,葬俗发生了变化,而葬俗是族群文化的直接反映,这也说明石家河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其文化因为某种原因发生过不小的变化。事实上,石家河文化晚期出现了人口在短期内锐减,社会发展迟滞的现象④,成人因意外死亡的例子增多,人们在瓮棺葬中随葬大量玉器,是有着期盼灾难过去、农业丰收、人口增多愿望的。瓮棺葬本身代表的是一种期 ①周光林,《浅议石家河文化雕塑人像》,《江汉考古》1996年第1期 ②杜金鹏,《石家河文化玉雕神像浅说》,《江汉考古》,1993年第3期 ③李龙章,《浅议石家河文化》,《江汉考古》1985年-10-01 ④吴桂兵,《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区域功能与普遍影响》,《江汉考古》1993年第3期

又见齐家文化玉器

又见齐家文化玉器 继东北红山文化玉器、华东良渚文化玉器和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玉器之后,距今4000~3800年前,在以甘肃中、南部为中心的,包括周边的陕北、宁夏及青海湖以东的这一广袤的黄土高原上,齐家文化玉器犹如璀璨的芳华绚丽绽放,焕发着勃勃生机,呈现出姹紫嫣红的繁荣景象。齐家文化延续的时间虽然仅二三百年,但它犹如一抹朝霞,照亮了中华文明的门槛。齐家玉器在我国玉器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齐家人发明了冶铜术,能够铸造铜镜和一些生产工具,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大为提高。其时创造更多的财富、制造更多更大的玉器成为可能和必要,这样也就自然地促进了财富的集中和原有社会结构的变化。那些挟有通神的巫术和驭人的威权的酋长们,随着其占有财富的增长和统治地域与权力的扩大,通过兼并与分化,其中最强大者于是渐次地登上了古国“人王”的宝座。他们需要的是一套更为完备的礼仪制度和更专业更多样的玉制礼器来协调和制约这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借以不断加强和巩固他们的权威与地位。因此,齐家玉器的成就斐然,远迈前古,大放异彩,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顺理成章的事。 不可否认,科学的田野考古远不及遍地开花似的大兴土

木、盗掘和自然冲刷所导致的文物被破坏之速,以致有大量齐家玉器意外出土,流散民间,默默无闻甚至为人所不识,殊堪痛惜。几年以前,我根据为藏友鉴定所见的一些齐家玉器,撰成《新见齐家文化玉器》一文,刊在《收藏》2005年第5期,并被某玉器专书转载。因了此文的媒介,我得以与兰州的几位齐家玉器收藏家相识熟稔,受其邀约,两年多来我三访兰垣,尽览其藏,耳目一新,受到强烈的震撼。事实说明,民间收藏,别有洞天,这儿所见的齐家文化玉器,其形体之大,品类之多,工艺之精,玉质之美,以及纹饰的瑰丽和别开生面的造型与雕琢艺术,不仅为中外出版的中国玉器专著所未载,而且据我所知,至少它们之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式样的玉器也是国家博物馆所没有的,为首次发现和此处独有。爰就所见,掇其精要,撰此《续》篇,期与大家共飨之。 玉琮 玉琮有大、中、小之殊,大型琮又可分为素面、嵌绿松石以及阳雕图案人物的竖长型和素面的横宽型、多棱型与横长型;琮体有弧面、平面之分以及射口到琮体四角的直折与弧折之异;动物头形琮、三棱异体琮等形状多样、精彩纷呈,

商代玉器特点

商代玉器特点 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初~约前11世纪)的玉器在继承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基础上,与青铜器艺术互为借鉴。互为影响。在造型上,商代玉器常常因物赋形,展示了艺术家们高超的技巧,并在像生造型中实现了摹形与传神的统一。其匀称的比例和形与色的统一,既体现了先民们对自然造化法则的领悟。又反映了他们的独创性。在纹饰上,商代玉器以线条为主,采用线面结合和浮雕、圆雕等手法。纹饰灵活多变,栩栩如生,显得更为细腻、精致。其风格则具有崇尚自然和神人合一的宗教色彩等特点。 早期前段的玉器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墓葬的出土物为代表,有玉圭、玉琮、玉璜、玉刀、玉戈、玉璋、玉钺、玉铲和兽面纹柄形器。玉圭、玉璋、玉戈都是此时新出现的器形,器体极薄,应是礼仪用器。琢有阴线纹饰的七孔玉刀,长65厘米,宽9.6厘米,厚不过0.1~0.4厘米;玉璋长48.1厘米,宽7.8厘米。这类大型薄片器不堪实用,当别有用途。制造这种长而薄的玉器首先要从大块原生璞玉上锯片开料,此种作工尚不见于红山文化玉器,与良渚文化玉琮之开 剥成方柱形玉坯的做法也不相同,显示出商代早期玉工技术的进步较大的柄形玉器,长17.1厘米,宽1.8厘米,通体分为10节,其中两节琢有兽面纹饰,精细光亮,以阳线表现目、口,似为殷墟兽面纹玉器之先声。由此可知这时的玉器在开料、抛光等技术上比原始社会的制玉工艺有了一定的进步,并出现了新器形

和新的装饰手法。 商代早期后段的遗存以郑州二里冈遗址为代表。同期的河南省郑州铭功路、白家庄和人民公园,湖北省黄陂盘龙城,河北省藁城台西,北京平谷刘家河等商代遗址和墓葬中出土了玉璋、玉戈、玉璜、玉柄形器和小件装饰品。黄陂盘龙城出土的长达93厘米的玉戈,是目前所知最长的一件。这时的玉器在工艺上未产生重大变化,只是有些器形更大,阴线纹饰更精。 商代晚期指盘庚迁殷以后(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殷墟(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王陵区的11座大墓均被盗,劫余幸存的玉器极少,仅有玉戈、玉戚、 玉刀、形玉佩水牛形玉佩等少量物品。未被盗掘,玉器出土了755件,连同1949年后发掘出土的商代晚期玉器约有1200件以上。从工艺水平与风格看,有王室玉作及大小奴隶主玉作,也有来自方国的玉器,如有的出土玉戈上的刻铭说明是洮国和卢方所制。从某些出土玉器的材料和形式看则出自龙山和良渚文化圈,卜辞中的“取玉”或“正(征)玉”等内容正反映出商晚期玉器来源的多元性。 玉材产地据有经验的玉工目验,商玉中确有新疆和田玉,这样就把和田玉器的历史向前推到商代晚期此外,尚有夷玉、独山玉以及其他地方的彩石玉材,说明殷王室确实向方国“取玉”、“征玉”。 琢玉技艺①掏膛技术。殷墟出土的两件玉簋有着较大的内膛。其掏膛工艺与玉琮从两头钻心不同,它只能从上部镟起,逐步磨磋成深腹。因此需要按照同心圆的规律,将砣具固定,旋转簋坯,带动蘸水的金刚砂进行琢磨。但也可能是用小管钻多次取心后经琢磨而成。 ②掐环技术。也有用一块玉材锼空掐磨成两个以上互为联缀的活动链环。

陕西省神木市生产总值和第一产业增加值3年数据专题报告2019版

陕西省神木市生产总值和第一产业增加值3年数据专题报告 2019版

前言 陕西省神木市生产总值和第一产业增加值数据专题报告围绕核心要素生产总值,第一产业增加值等展开深入分析,深度剖析了陕西省神木市生产总值和第一产业增加值的现状及发展脉络。本报告知识产权为发布方即我公司天津旷维所有,其他方引用我方报告均需注明出处。 陕西省神木市生产总值和第一产业增加值专题报告中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行业协会、相关科研机构等权威部门,通过整理和清洗等方法分析得出,具备权威性、严谨性、科学性。 本报告从多维角度借助数据全面解读陕西省神木市生产总值和第一产业增加值现状及发展态势,客观反映当前陕西省神木市生产总值和第一产业增加值真实状况,趋势、规律以及发展脉络,陕西省神木市生产总值和第一产业增加值数据专题报告必能为大众提供有价值的指引及参考,提供更快速的效能转化。

目录 第一节陕西省神木市生产总值和第一产业增加值现状 (1) 第二节陕西省神木市生产总值指标分析 (3) 一、陕西省神木市生产总值现状统计 (3) 二、全国生产总值现状统计 (3) 三、陕西省神木市生产总值占全国生产总值比重统计 (3) 四、陕西省神木市生产总值(2016-2018)统计分析 (4) 五、陕西省神木市生产总值(2017-2018)变动分析 (4) 六、全国生产总值(2016-2018)统计分析 (5) 七、全国生产总值(2017-2018)变动分析 (5) 八、陕西省神木市生产总值同全国生产总值(2017-2018)变动对比分析 (6) 第三节陕西省神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指标分析 (7) 一、陕西省神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现状统计 (7) 二、全国第一产业增加值现状统计分析 (7) 三、陕西省神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统计分析 (7) 四、陕西省神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2016-2018)统计分析 (8) 五、陕西省神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2017-2018)变动分析 (8) 六、全国第一产业增加值(2016-2018)统计分析 (9)

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

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 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 戴应新 中国玉器饮誉世界,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地下的发现不断充实和更新人们对这部史书的认识,同时也促使我们对它所反映的礼制进行探索。 本文介绍的石峁玉器共127件,编号SSY1—SSY127,是陕北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玉器的一部分,为笔者1976—79年在该遗址调查试掘时征集所得,现珍藏于陕西省博物馆,其中19件发表于《考古》1977年3期(1),引起中外学人的关注。 一 石峁玉器形制多样,色彩绚丽,有黑、青黄、红、深绿、碧绿、紫、灰、白诸色,玉质温润缜密,光泽灿然,晶莹可爱,在同类遗址中实属难得。可惜“生不逢时”,出土于十年浩劫之际,绝大多数被当作玉料卖给了高家堡农副公司,据负责收购的段同志说总计有两大筐,不下四五百件,且都是质料精美者,我们征集的是其中未相中的那部分而已。真是“黄钟毁弃”啊! 现存这批玉器,计有牙璋、圭、斧、钺、戚、戈、刀、璧、璜及艺术雕刻。有几件玉器显然是其它器形改制的,还保留原器形的某些特征,兹分述如下: 牙璋28件,编号SSY1—SSY28(图一,2)。墨玉质,油黑如漆,惟刃口薄处色较浅呈深茶色。器表有水蚀斑垢。形似铲,首部岐出如两个齿牙相对,或内凹成月牙状,刃在里侧。体扁平而长,柄作方形前方正中透穿一孔,末端一边往往斜行。柄体连接处向两侧突出体外,有的还附有齿状侧饰,除SSY17号刻有阴线花纹外,其余均为素面,首部和体与柄结合处最宽,体干平视呈亚腰形,只有SSY15号璋的首部反比柄部为窄。

图一 SSY10、13、15号璋刃鲁钝,SSY18号璋刃口稍浑圆,仅比其外侧的扉棱薄些,没有开刃,由知璋牙的刃只有某种象征性意义而无实用价值(图版壹,1)。 1.牙璋

详解玉石之路

以笔者于1989年初正式提出“玉石之路”的构想,简单地描画了玉石之路东部地区示意图(注1),那时只是为了说明“玉石之路”本为客观存在的历史陈迹,便参酌汉代丝绸之路的走向,勾出自新疆和田至安阳的一条玉石之路,省却了夏、商周之玉石之路,给读者造成了一个历代王朝玉石之路都是一个版本的错觉,更遑论长达6000年的史前时期玉石之路,亦未讲明史前还有若干支玉石之路,如珣玕琪玉路、瑶琨玉路、鬼国玉路以及球琳玉路等非常重要的区域性的玉石之路及其跨区域的玉石之路网络的存在。嗣后,发现此“玉石之路”的说法存在上述欠缺,曾用“昆山玉路”来暂时矫正原“玉石之路的提法,但这仅是权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也认识到,“玉石之路”是一重要的研究课题,涉及历史、考古、地质、矿物、交通运输、内外贸易等等许多专业,不是个人的微薄力量所能胜任的。但是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1989年提出的“玉石之路”的构思存在一定的失误和不足,便需尽力加以补正。重新检阅了已掌握的文献资料和出土玉器情况,对原“玉石之路”的构想进行反思和研究,提出了补充意见,草成此文以修正和补充1989年发表的《玉石之路的探索》之失误和不足。远古的人们在产玉的溪流和冲积扇采到了玉璞之后,将其搬运到住地或城塞加工成器。久而久之,采玉、运玉不断地经常往返,便踏出了一条专门用于运玉的小道。由于我国玉资源分布极广而又不平衡,玉产地往往与政治、文化中心相距甚远,最终形成的多条运输玉石的主次干线,并组成互为交错的网络,这就是我们所称的历史上的“玉石之路”。这种玉器起始是区域性的,相当于考古学的文化区域,经过几千年的沟通,由小道变成通途,竟成了几个文化区域通用的玉石干线,最终形成全国性的运输玉石和丝绸、珍宝等物资的运输线,它也是远古最早的的商路,打通区域阻隔,构成区域性的或全国性的由疏到密的“玉石之路”网络(见附表:史前一西周“玉石之路”示意图)。这并非我们凭空臆想,而是一桩被人遗忘了的史实。当今的任务则是,我们必须通过考证而得知往昔运输玉石的交通路线的本来面貌。一、夷玉之路夷玉之路本名珣玕琪,其玉路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它始于兴隆洼文化和查海文化,距今8200年。距今6000-5500年的红山文化时期,夷玉的使用的频率增高。目前根据地质调查,了解到夷玉主产地在今岫岩县细玉沟,诸夷部可能均取玉于此。夷玉运输往北至今黑龙江省依安乌裕尔河大桥遗址;向东北至饶河小南山遗址;向西至克什克腾旗好鲁库遗址;向南至大连郭家村遗址。从岫岩矿点至北、东北的直线距离约一二千公里,以出土的玉器地点为基点将其连接起来,便可勾勒出夷玉运输路线图。夷玉的另一个产地即泰岱蕴藏“怪石”(石之次玉美好者也)的地方,疑其山东大汶口文化诸部落可能均取玉于斯,其直线距离约二三百公里。淮夷采玉,诸如凌家滩文化部落用玉取自当地的玉矿,这就是“就地取材”。举凡史前各部落取玉距离均较近,古人均称其为“就地取材”。二、越玉之路越玉称为瑶琨,明清方志界定其产地为江苏省句容县之茅山,亦称为“茅山石”,其佳者被誉为“水石”。近年根据地质调查,发现江苏溧阳县小梅岭自古以来便出玉,称为“梅岭玉”。茅山、小梅岭可能是越玉的两个主产地。各部取玉的距离不等,如句容丁沙地文化遗址即在茅山一峰宝华山下,其二溪环绕丁沙地,取玉当在二溪之沙滩或坡地。良渚文化中心地区的余杭可能取玉于小梅岭,其直线距离不足200公里。上述夷、越两部有无跨区(玉文化板块)取玉目前尚无确证,笔者认为在两个玉文化板块接壤地带和邻近区域发生跨区的可能性也是不能完全排除的,假如直接地跨区取玉有不便之处,两部之间还可能间接的交换方式取玉。俄罗斯与日本考古学家均指出,环贝加尔湖地区新石器时期及青铜时代早期的玉器文化与古代中国和满韩文化已有了广泛交流,并“表明这些黑龙江省的玉类似乎也可以推定其可能是取自贝加尔湖的软玉”。(注2)今贝加尔湖位于《禹贡》冀州的鬼国之北部,可能出现了东夷向鬼国取玉的活动,出现了跨区取玉的交易,其直线距离约2500-3000公里。三、史前玉文化亚板块的“玉石之路”网络至距今4500-4200年,夷玉、越玉两文化板块相继衰落,夷文化亚板块中继少昊(大汶口文化)玉文化的海岱龙山玉文化崛起,其玉产地即泰岱地区,其玉材即那里

历代古玉器总体特点特征

历代古玉器总体风格特征一、玉器孕育阶段--距今5000年前 玉器总体风格特征 1、品种数量 各文化遗址都有玉器出土,仰韶和大溪文化遗址较少。 工具:刀、铲、斧、凿、锛、镞等。

饰玉:璧、璜、环、玦、镯、珠、管、坠、耳珰、指环、笄、鱼形饰等。 礼仪玉器:玉龙、玉鹰、玉人、大型玉钺等。 ★各地都有玉璜、玉玦出土。◆各地都有相当数量的饰玉出土。▲北方以玉制工具为多,南方以饰玉为多。◆凌家滩出土玉器丰富而独特。 2、玉质(玉材) 多为当地所产,玉石不分。北方:以岫玉为多,其次有墨玉、青玉(非和田玉)、玉髓、煤精。黄河中下游:绿松石、水晶、粗质玉。长江下游:透闪石玉、阳起石玉、蛇纹石玉、石英岩玉、玛瑙、玉髓、水晶、煤精、莹石、石质、粗质玉。 3、纹饰和工艺 因生产力低下,琢玉工具不锋利,故:●器形简单、多小型化。○工艺粗糙,仅琢磨打光,常见砣切痕、对钻孔▲一般光素无纹。纹饰简单、朴实。

新石器时代:青玉玉斧 新石器时代:玉环(素面,面不平,边不圆,有切痕)

新石器时代: 玉管串项饰(北阴阳营文化,代表当时的工艺,玉质不好) 凌家滩文化遗址发现于1985年,位于安徽省巢湖市含山县铜闸镇西南约10公里的凌家滩自然村。遗址面积约75万平方米。 1、品种丰富、数量多。 已发现上千件玉器,主要类型有: 工具:以钺为主,其次有斧、铲。 礼仪玉器:仪仗器:大型玉钺、戈、玛瑙玉斧等。 礼器:玉龙、玉鹰、玉人、玉龟、长方形玉片等。

饰玉:玉璜、玉璧、玉玦、耳珰、玉镯、玉管串、玉扣、玉冠状饰、玉喇叭形饰等。 2、玉质品种较丰富,以透闪石玉为主。还有:石英岩玉、玛瑙、玉髓、蛇纹石玉、水晶、煤精、石质(粉砂岩、凝灰岩、流纹岩等) 3、纹饰工艺 ★造型:较丰富、简洁,用阴刻线琢出动物、人物的头部。出现第一龙、玉璜造型多样。★纹饰:多数为素面,少数用阴刻线或阳线装饰。 ★工艺:较原始。常见砣切痕迹、对钻孔;圆度不好、厚度不均。

玉器研究的理论思考

收稿日期:2002-02-28 作者简介:王永波(1953110),男,山东省荣城市人,山东省文化厅研究员。 玉器研究的理论思考 王永波 (山东省文化厅文物处,山东 250011) Abstract:As a rising discipline,the theory and methods of Jadeolog y are being perfected.The article probes into these theoretical questions such as the content,methodology,task and develop -mental process of Jadeology,property of jade culture,human concept of jade,distinctive m ark of jade and stone,and the division of jade culture into different periods,etc. Key w ords:Jadeology;jade culture;div ide into periods;theoretical method 摘要:玉学是从传统金石学、现代考古学、文物学和地质学、矿物学等分离、融汇而成的一门新兴学科,有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尚处于初步构建的过程之中。文章采用系统科学的有关理论,对玉学的研究内容、方法论、基本任务、发展过程、玉文化的属性、玉的人文概念、玉石分化界标和玉文化分期及其产生、发展、演化机理等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 关键词:玉学;玉文化;分期;理论方法 中图分类号:K87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731(2002)05-0024-06 玉器研究是传统金石学、现代考古学、文物学和地质学、矿物分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近几十年来,随着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开展,大宗精美玉器,如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湖北石家河文化、中原殷周文化和巴蜀三星堆文化等众多玉器的出土,使社会各界研究、收藏玉器的热情不断高涨,极大地提高了玉文化研究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玉学0则是玉器研究领域新近提出的概念1。1995年中国文物学会玉器委员会在安徽巢湖召开/中国玉文化、玉学学术研讨会0预备会,杨伯达先生提出了5关于玉学理论框架的设想6和5关于玉学论证及纳入国家课题计划建议6的意见。2001年中国境内就有北京、沈阳、新疆且末和台湾台北等4次全国规模的玉器学术研讨会,表明玉器研究已成为当今的学术热点,并且玉学的要领已逐步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理论建设任重而道远,需要数代人的集体努力。笔者 不敏,愿奉积年之思,以就教于学术界同仁。 一、玉概念的属性及其层次 玉是什么,什么是玉?玉和玉器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这是中国玉文化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出的问题。5礼记#聘义6载孔子曰:/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0这是孔夫子从儒学理论的角度、用拟人手法阐释的玉概念。许慎5说文解字6:/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0基本上承袭了孔 24中原文物 2002年第5期

陕西神木县委书记调任始末

陕西神木县委书记调任始末:曾要全民免费医疗 ■本刊记者吴明华 9月初,在民众一片挽留声中,陕西神木县委书记郭宝成调任榆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去年3月,正当全国上下为医改方案争论不休时,原本在人们心目中贫穷落后的陕北小县,却做出了一项惊人之举——全民免费医疗。一年半后,改革的幕后主导者郭宝成,由于?年龄原因?退居二线。 ?说得好听点是‘正常调动’,但像我这样下台的,实际上就是被‘贬’。?与一贯典型的官方话语不同,舆论对于郭宝成改革的评价却像?过山车?:刚开始斥之为?作秀?、?乌托邦?,之后逐渐肯定,到高度赞扬其?为民办实事?。但民意的褒贬改变不了改革者被?贬?的命运,留下的是人们对神木改革?人走政息?的担忧。 ?这是一项让千千万万百姓获益的政策,谁敢说取消它?老百姓首先不答应!?出生于陕西定边的郭宝成,有着陕北人的豪爽性格。从力推?全民免费医疗?到黯然去职,郭宝成短短一年半的改革,浓缩了当下地方改革者的艰难历程。 ?解决三座大山?

地处陕西最北端的神木县素来被称为?西北的穷山沟?,然而贫瘠荒凉的土地下却埋藏着丰富的煤矿。神木目前已探明煤炭储量500亿吨,按现在年出产1.2亿吨计算,可持续开采400年。 煤炭给神木带来了不可思议的高速发展,从2000年开始,神木经济以年均50%以上的速度递增。2009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52.6亿元,财政总收入93.26亿元,县域经济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第59位,陕西省第一位。 ?神木的富人,富得不得了,你想象不来他的富裕。我的车在神木绝对不入流,最贵的车是农民开的。?在郭宝成看来,神木不像南方一些地方,靠改革开放30年逐步发展起来的,神木积累财富速度太快了,群众贫富差距特别巨大。 ?神木的GDP是少数煤老板支撑起来的,但他们的富有只代表一部分人,而全县40万人中大多数还是老百姓。老百姓如果享受不到财政富裕给他们带来的实惠,那么神木的富就只能炫耀在表面上。?郭宝成意识到,这种贫富悬殊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你不想办法缓解、调节,社会还能安定?还想继续发展?? 早在2001年,时任县长的郭宝成到欧洲考察了10多天,国外的高社会福利制度,令他赞叹不已。郭宝成下决心,彻底缩小贫富差别,构筑和谐发展,?贫富差距这么大,我们的政府不进行有效有力的调节,那是极大的失职?。

陕西省榆林神木市行政区域划分情况3年数据分析报告2020版

陕西省榆林神木市行政区域划分情况3年数据分析报告2020 版

前言 榆林神木市行政区域划分情况数据分析报告围绕核心要素镇数量,乡数量,街道办事处数量,村民委员会数量,居民委员会数量等展开深入分析,深度剖析了榆林神木市行政区域划分情况的现状及发展脉络。 榆林神木市行政区域划分情况分析报告中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等权 威部门,通过整理和清洗等方法分析得出,具备权威性、严谨性、科学性。本知识产权为发布方即我公司天津旷维所有,其他方用我方报告均需注明出处。 本报告从多维角度借助数据客观反映当前榆林神木市行政区域划分情况真 实状况,趋势、规律以及发展脉络,榆林神木市行政区域划分情况数据分析报告必能为大众提供有价值的指引及参考,提供更快速的效能转化。

目录 第一节榆林神木市行政区域划分情况现状 (1) 第二节榆林神木市镇数量指标分析 (3) 一、榆林神木市镇数量现状统计 (3) 二、全省镇数量现状统计 (3) 三、榆林神木市镇数量占全省镇数量比重统计 (3) 四、榆林神木市镇数量(2017-2019)统计分析 (4) 五、榆林神木市镇数量(2018-2019)变动分析 (4) 六、全省镇数量(2017-2019)统计分析 (5) 七、全省镇数量(2018-2019)变动分析 (5) 八、榆林神木市镇数量同全省镇数量(2018-2019)变动对比分析 (6) 第三节榆林神木市乡数量指标分析 (7) 一、榆林神木市乡数量现状统计 (7) 二、全省乡数量现状统计分析 (7) 三、榆林神木市乡数量占全省乡数量比重统计分析 (7) 四、榆林神木市乡数量(2017-2019)统计分析 (8) 五、榆林神木市乡数量(2018-2019)变动分析 (8) 六、全省乡数量(2017-2019)统计分析 (9)

神木县旅游资源的特点及其开发方案

神木县旅游资源的特点及其开发方案 一、神木县简介 我的家乡神木县位于陕西省北部、晋陕蒙三省交界地带的中心,全县辖14镇5乡766个村委会,总面积1145万亩,是陕西省面积最大的县,总人口36.6万人,总户数100863户。神木地域广阔,资源丰富,县境内储煤面积达4500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59%,已探明储量500亿吨。煤层地质构造简单,埋藏浅,易开采,具有“三低一高”的特点,是国内外备受青睐的优质动力环保煤。石英砂探明工业储量436万吨,铁矿石、石灰石、天然气等储量也很可观。县境内有杨家城(杨继业世代居住地)、红碱淖(全国最大的沙漠淡水湖)、汉墓群和秦长城、明长城遗址等,是陕西省政府公布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同时也是国务院公布的对外开放县之一。神府煤田开发以来,历届县委、县政府立足煤炭资源优势,坚持“以煤富县、以农富民”的发展战略,积极扩大开放,加快开发建设,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二、神木县旅游景点简介: 神木县山奇水秀,风景独特,人文历史积淀厚重,旅游资源丰富。县城周围诸峰屏立,东面从北向南有香炉山、龙眼山、虎头山、锦屏山、纱帽山;西面有挺拔险峻的二郎山;南面有杏花滩。这七处景观与横贯南北的窟野河并称“云川八景”。县城北部的尔林兔有碧波荡漾、粼光闪烁的红碱淖海子,中部高家堡镇叠翠山、兴武山、无量山等自然景观。历史遗迹有长城、石峁遗址、新华遗址、汉城遗址、汉

墓群、杨家城等。南部沙峁镇、贺家川镇、马镇镇、解家堡乡有风景秀美的飞云山、天台山、西津寺和蜂寺等。县城有东西山庙群、凯歌楼、明清四合院等历史人文景观。 主要的旅游胜迹有神湖又叫红碱淖,位于神木县西北部神府、东胜煤田腹地。1995年被省政府确定为省级风景名胜区。神湖景区似三角形,东西最宽处10公里,南北最长处12公里,水面面积67平方公里。属高原性内陆湖,足中国最大的沙漠淡水湖。红碱淖风景名胜区的自然生态环境为许多候鸟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共有30余种野生禽类在这里繁衍生息,主要有国家二类保护动物白天鹅以及鸬鹚、海鸥、鱼鹰、野鸭、鸳鸯等。构成红碱淖风景名胜区完美独特的自然景观。 二郎山,俗称西山,也称“驼峰山”。二郎山位于榆林神木县城西1公里处。二郎山山势蜿蜒跌宕,巍峨险峻。在二郎山前后的山脊上,因地就势、错落有致地分布着100多座殿、庙、亭、阁,如八仙洞、地藏洞、三身佛洞、浩然亭、二郎庙、诸神殿、三教殿、玉皇阁、娘娘庙等。这些古建筑疏密相间,形体各异,布局合理,虽险若固。其间尚留有完整的石刻九龙照壁和石刻卷顶一处,还有壁画2幅、碑石10余通,以及石刻楹联、题字等。 天台山在神木县境贺家州镇东南方向距县城65公里。山高险峻,巍峨挺拔。黄河和窟野河从东西两侧依山流河。山水相映,景色壮观。天台山庙群主要分布在前山与后山两处。前山为崇峰寺,后山为天台诸神殿,两山南北相望,互为呼应,云蒸霞蔚,势若龙腾。

中国古玉器主要文化遗址

中国古玉器主要文化遗址 1、距今6000年前的 2、距今6000-5000年间的 3、距今5000-4000年间的 4、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 (二)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遗址 1、距今6000年前的文化遗址 ⑴兴隆洼文化:发现于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还分布于辽宁阜新查海等地,公元前6000-5000年。玉器有玉玦、玉环等,工具,玉质为碧玉类。 ⑵新乐文化:发现于沈阳新乐,公元前5000年。玉器有珥珰、玉珠等小型玉器,玉质为青玉、墨玉、碧玉、玛瑙、煤精。 ⑶裴李岗文化:70年代发现于河南新郑裴李岗,公元前5700-6000年,玉器主要有绿松石、水晶质珠。 ⑷仰韶文化: 分布于黄河中游,发现于渑池县仰绍村,公元前5000-3000年。玉器有璜、环、珠、坠、管、镯、笄、鱼形饰等饰玉和产、斧刮削器等工具,玉质主要为绿松石、绿色玉。 ⑸大汶口文化: 1959年发现于山东宁阳堡头村和泰安大汶口一代。据碳同位素测定始于公元前4500年。有男女合葬,向父系社会过渡。玉器以玉环、耳坠、指环等饰玉和刀、铲、斧等工具为主;玉质以绿松石、蛇纹石为主。 ⑹河姆渡文化:1973年发现于浙江余姚,位长江下游。公元前4800

年。玉器有玉璧、璜、环、珠、玦、管等饰玉,玉质有莹石、粗玉。 ⑺马家浜--崧泽文化:1959年发现于浙江嘉兴一带,据碳同位素测定为公元前4700-3700年。继承了河姆渡文化特征。玉器有1件铲和玉玦,璜、环、珠、玦、管、镯、坠等饰玉。 以上文化遗址出土玉器150多件,均为小型玉器,以工具和饰玉为主;玉质有绿松石、蛇纹石、碧玉、水晶、莹石。 2、距今6000-5000年的文化遗址 (8)红山文化:1935年首次发现于内蒙东部的赤峰红山,分布于辽宁、内蒙十几处,属北方文化。玉器以龙和动物题材的玉器群为特征,如龙、龟、鱼、鸟、猪等;有少量饰玉;也有斧、刀、凿、刮削器等工具。没有琮、璋等礼器。玉质主要是岫玉,有绿松石。 (9)青莲岗文化:1951年首次首次发现于江苏淮安县青莲岗,分布于长江、淮河下游,江苏新沂花厅、苏州、常州、吴县等地。江苏新沂花厅出土了150件玉器,吴县张陵山出土57件玉器。主要有琮、璜等礼玉,玦、管、珠、镯、指环等饰玉。玉质除玛瑙、蛇纹石玉外,有白色玉、青色玉。 (10)大溪文化:位于四川东部。玉器以玉玦、环、璜、刀和小型坠饰为主。玉器质地光滑细润,雕刻精美。 (11)凌家滩文化:1985年发现于安徽含山县凌家滩。据碳同位素测定为距今5560-5290年。大墓内随葬品以玉器为主,陶器较少;中小型墓葬内则以石器和陶器为主,玉器较少。现已发掘出土上千件玉器。主要有石质和玉质工具、饰玉,也有礼仪用玉。其中,玉人、玉龙、

龙:中国文化的象征

龙:中国文化的象征 太极图的S曲线正是龙的身形。如果说,在中国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字是道,最有代表性的图是太极图,那么,最有代表性的象就是龙,龙是中国文化的象征。 在古籍里,8000年前的伏羲人面蛇身,还未成龙,但蛇与龙有最亲缘的关系,成为后来龙构成中的主要成分,蛇也称为小龙。6000年前的黄帝就有与龙联在一起,《史记》“正义”说黄帝“日角龙颜”。而4000年前的夏王朝,开国之君夏启开正式地“乘两龙。因此可以说,从伏羲到黄帝到夏的4000年的历史,就是中国文化龙的形成史。从考古实证看,刘志雄、杨静荣的《龙与中国文化》(1992)指出了龙的七个典型资料: 1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半坡型6800-6000年年遗址出土的“水鸟啄鱼纹”; 2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后岗型6400年前M45号墓的“龙虎蚌塑”;(图1-5) 3甘肃渭水流域仰韶文化庙底沟型5500年前出现的“鲵纹彩陶”; 4内蒙翁牛特旗三星它拉村红山文化5000年前出土“玉龙”; 5内蒙赤峰巴林右旗红山文化“玉龙猪”,(图1-6) 6浙江余杭良渚文化(5000-4800年前)出的“龙首镯”; 7汾河流域龙山文化陶寺型(4500-3900年前)出现“蟠龙纹彩陶盘”。(图1-7)

以上七例中(2)(4)最具“龙”的特征。其中(2)具有重要的形象学意义。再加上相当于夏朝的二里头的龙纹陶片和玉青柄的龙头,三星堆的龙袍,说明了龙有一种共认的形象特征。而其它材料,(1)似鱼、(5)似猪,(6)似兽,(7)似蛇,则说明着龙的来源的多源性。严文明先生认为,新石器中晚期,中国存在三个经济文化区(旱地农业,水稻农业,狩猎采集)其中,以中原文化为中心,在其周围有五个文化区(甘青,燕辽,山东,江浙,长江中游,[1]1[1]以上七例考古资料中的龙纹分布在其中的四个文化区中,猪纹在燕辽区,鲵纹在甘青区,虎纹在江浙区,渭河鱼纹,漳河鳄纹,汾河蛇纹在中原区。各种图象向龙的形象靠拢,向龙的形象融和,呈示着一种一种文化共识的出现和演进。苏秉奇《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997)正是把6000-4000年前这一邦国众多的炎黄尧舜时代为确定存在一个“中”的“共识中国”时代,当然这一时代又是以从8000年前的伏羲女娲到6000年前炎黄众帝为基础的。如果我们把夏的大一统的完成看成是居天下之中而可以治理天下的“中国”的形成,那么这个文化中国的形成是与龙的观念和形象的形成相一致的。邦国众多的三皇五帝时代仍是一个图腾形象及其原始仪式仍起着重要作用的时代。也就是一个《尚书·尧典》所描绘的“百兽率舞”的时代。上面的举的材料也呈出来动物类型的多样性。也许可以问一问,在这从8000-4000年间龙腾、虎跃,凤舞、马奔的百兽共舞的漫长时间中,为什么是龙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也许这要从龙的形象本身找答案。在中国的图腾时代,可以看到一个地上动物与天上星辰一体的时代,日与鸟的一体,蛙与月的一体,星座就是动物,动物就是星座是世界共有的现象,但中国的动物终于与星辰脱离,而只变成纯人间的动物。月中虽然有蟾蜍,但只是居住者,而非月亮本身,连嫦娥都变成是从人间跑去的,作为北斗的猪很早就在文化观念体系中消失了,而日中的金鸟也终于蜕变为下界的凤凰。(只有作为群概念的四象,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作为整体观念还存在着。)在中国文化的观念演进中,动物形象的优势性,既是中国思维理性化的结果,也体现了中国文化脚踏实地的倾向。在下界动物中,为什么是龙登上了最高的宝座呢?在图像资料和古籍记载中,图腾型动物不完全是自然界的原样,而是按照一种观念在塑形,从鱼向龙的转变,猪向龙的转变,凤与龙趋同,龙与虎的同构,蛇与龙的同性,如此等等,可以知道,各部落文化在大一统的共识中,有一个共同的观念,正是这一观念决定了各种动物塑形向着龙的方向演进,正是这一观念决定了不是其它动物而是龙,才能成为共识中国的大一统的象征。这意味着,在龙的形象中,包含了中国人的观念和

湖北湖南地区出土玉器概述

上篇 湖北地区出土玉器综述 拓古 依照现今的行政区划来概述一种物质文化的流变并不是一个好的做法。不过好在湖北地区――大体上与江汉地区这一地理单元重合――恰好处于中国南北两大区域的交汇地带,由此视角而观察玉器这一独特的文化景观,观察其在不同时期因中心文化区域的辐射、以及因社会背景和文化交流影响所产生的变化,也是一项积极的工作。 湖北地区目前所见早期玉器属于大溪文化时期。在松滋桂花树[1]和武穴鼓山[2]出土有玉环、璜、刀等玉器。这一时期玉器基本为素面,切割和钻孔技术还略现粗糙。从其形制和技术特征来看,大溪文化的玉器受到了来自长江下游的影响。 石家河文化时期进入玉器的第一个高潮。玉器的种类仍然以小型的装饰品为主,主要有造型较为抽象的动物形象,如人面、虎(兽面)、蝉、龙、鹿等,另外有少量的簪、环、璜等。制作工艺上已经较多使用圆雕、透雕、浮雕等技术,尤其大量的浮雕人面牌形饰给人以深刻印象。这种人面像所映射的含意值得研究,其与山东龙山文化的联系及对其后三星堆文化的影响,则已为学者所认识。石家河文化集中发现于天门石家河[3]、钟祥六合[4]、江陵枣林岗[5],当时玉器应当有较大数量的生产。在肖家屋脊一个瓮棺葬W6即出土玉器56件。此外,石家河文化玉器还流散于商时期的墓葬中,甚至在海外早期的收藏中,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也时有所见。值得注意的是荆州汪家屋场发现的两件璋[6],璋形器并非石家河文化传统,这两件器应当是来自与中原文化的影响。 随着二里头文化的南渐,自此以后的大多数时间段内,湖北地区的历史文化嬗变为中原文化为导向的格局。代表较高社会等级的玉器更是如此。湖北地区目前尚无可明确为二里头文化时期玉器出土,但属于随后阶段的盘龙城遗址发现玉器在件以上[7],是迄今二里岗文化时期玉器出土最大的一宗,对于研究商代前期玉器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盘龙城遗址出土玉器的器类有戈、柄形器、璇玑形器、璋等礼仪性器和壁、璜、簪、动物造型饰件等装饰品。除少量戈等器饰平行阴线纹之外,玉器表面多光素。玉器质料则主要为纯度和硬度都不高的玉。作为商王朝经营南方的重镇,盘龙城出土的玉器表现出与王朝中心文化高度一致的面貌。盘龙城玉器的器类以戈、柄形器等类别的礼仪性器为主,多见条形片状的玉器造型,在装饰上采用平行阴线为主的手法,这些都明显承袭了二里头文化以来的中原传统。在工艺方面,隼形饰、蛇形饰采用浮雕的技术流畅地表现出动物的躯体和器官。数量众多的大型玉戈――特别是长度近一米的巨型玉戈,又说明这一时期治玉如开料技术的长足进步。 殷墟时期中原文化势力范围的北撤,湖北大部分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缺乏高等级中心聚落,玉器的发现因此零星。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周文化的南下才略有改观。西周早中期之间的黄陂鲁台山墓地出土一批玉器[8],戈、戚等礼器反映出鲁台山墓葬较高的社会等级,玉鱼、象、鸟等动物形象及管、串珠等小型饰件,又折射出西周玉器简化的时代风格。 西周末年诸侯国势力的兴起促进了地方手工业的发展,由此直至战国时期,湖北地区治玉工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并形成了两大玉器群体:一是主要承袭周文化传统的曾国玉器,一是个性特征较多的楚国玉器。受当时政治格局的影响,战国时期二者风格明显趋同。 曾国玉器在两周之际及其前后的曾国贵族墓葬中时有发现,枣阳郭家庙、随州均川刘家崖、随州城区义地岗等曾国墓葬常出有环、玦、璜、佩、管、玉片等小型饰件,其中玦、长

房姐背后的陕西神木式暴富-推荐下载

巨额财富令神木的富人们措手不及,如何花钱,成为神木人伤脑筋的话题。 很多人想引导其从事慈善事业,却收效甚微。于是,民间借贷盛行,龚爱爱也成为了其中一环。知情人透露说,因为借贷无法追回,愤懑的下线们选择了举报她。 神木过去六年来的煤炭财富神话是房姐龚爱爱的发迹背景。神木煤炭行业起步之初,兴城支行主任任上的龚爱爱是煤矿老板们的重点公关对象。 神木最受信赖的集资大户有新世纪黄金珠宝城的老板张孝昌,龚爱爱,商人乔秀峰、王文明等。升职为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后,龚爱爱跻身神木地下融资行业,并开始囤积房产、投资高档娱乐项目。 龚爱爱的一夜成名,和神木2012年年底以来的民间集资潮崩盘有关。龚曾因此自杀未遂,她原本是集资泡沫破灭后、司空见惯的死亡链条上的一环。 富得伤脑筋 煤炭带来的巨额财富令神木的富人们有些措手不及,挥霍并不足以用掉这些货币。如何花钱,成为神木人特别是富人们伤脑筋的话题。 在神木当地人看来,原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龚爱爱的房产游戏,实际上是神木当地有钱人金钱游戏的一部分。 金钱游戏规模的扩大,几乎是和神木县城的膨胀同步。自2006年始,神木城区开始一步步走到窟野河岸边的庄稼地里。此前,县城还集中在人民广场周围的一小团地方,“点一支烟就能逛完”。几年过去后,县城的面积扩展了三倍,河岸都是新开发的居民小区,大街小巷停满了豪华轿车。 东临黄河,西连毛乌素沙漠,这座黄土高原上的小城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不起眼的边塞关镇。神木的秘密在地下。纵贯亚欧大陆的煤田带在这里有着最慷慨的赠予,作为神府东胜煤田的一部分,神木县59%的土地下面都是煤层,有4500平方公里之多,储量超过500亿吨,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极为罕见。

对于中国玉文化的理解

对于中国玉文化的理解 柯彦杰 (宝玉石鉴赏,经管学院财务管理1106班,学号:2011106030641) 一、引言 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玉为中心载体的玉文化,不仅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成为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玉文化包含着有“宁为玉碎”的爱国民族气节;“化为玉帛”的团结友爱风尚;“润泽以温”的无私奉献品德;“瑜不掩瑕”的清正廉洁气魄。 二、中国玉文化的形成 在人类形成的最初阶段,山崩洪水、雷电山火、毒蛇猛兽、疾病灾害等天灾人祸无时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人类认为这是自己的行为触怒了这些天地间的神灵,便想办法取悦他们,由此产生了原始宗教,形成了巫文化,并由专门从事祭祀活动的巫。 巫除了掌管祭祀神权外,还充当医生的职能,在给人治病的过程中,巫极有可能用玉充当治疗工具,无意中显示出玉的神奇功能,玉便被视为神物。由于玉的稀缺性、艺术性和神奇性,巫也有可能在祭祀活动中把玉作为献给神的礼物。因而玉文化开始在巫文化中形成。反过来,原始宗教——巫术的盛行加大了对玉的需求,因此在巫的周围培养了一批专业的采玉、琢玉的工匠,而“巫”也有可能是最杰出的设计、琢磨玉器的大师。他们提倡并参与玉器的制造、使用,推动了玉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在以巫文化为基础的玉文化中,巫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说文解字·玉部》解释“靈”(灵)字下部的“巫”时,说“巫以玉通神”,因此我们认为,巫是人神之间的交往者,是神在人间的代表,是神的意思体现者;玉是巫奉献给神的礼物;巫通过神而成为玉的占有者。巫通过玉与神沟通,表现出玉的神圣化和神秘化。玉的通神功能可以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来反映。在红山文化晚期,也出土了相当一部分既可佩戴装饰又具备神器性质的玉器。如玉璧,既是装饰品,也是祭天的神器;玉钺在祭祀活动中就是巫师手中的法器。距今约5000-4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是以琮、璧、钺等玉神器为代表,其上镌刻有巫头戴傩面骑兽事神的图案,使其充溢着神灵色彩,衬托了巫权的无比强大。 而到距今约4500-35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或稍后的山东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齐家文化以及石家河文化等五支玉文化所出玉器虽然多种多样,但其新兴玉器只是圭、璋、刀等工具或兵器性玉器。另一个非常鲜明的情况是,除了齐家文化区仍然盛行琮、璧之外,这两种玉神器在另外4个玉文化区内明显的减少了,而且形制也变化了,加工上粗糙了。这种变化不是偶然,而是反映出玉器的主体占有者发生了变化。琮、璧的减少和退化标志着玉神器的衰落和消亡,间接地反映了巫权的削弱和旁落。圭、璋、刀等器是政治、军事权力的象征和载体,掌握这些玉器的人物都是部落的政治首脑和军事指挥者,他们获取了统治权力,取巫而代之,并将巫变为专门的神职人员,神权也随之落入他们手中并加以改造,巫事神的玉神器也就随之消失了。由此我们可以说,此时由史前社会巫统治的神权时代已转入由“帝”统治的王权时代。 (上课时间:周一第9,10节;周三第9,10节;教育大楼1J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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