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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刘兰芝的颁奖词
在此，我们向您颁发这份由衷的荣誉，以表彰您为文学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作为中国著名的女作家、教育家，您致力于文学创作和文化传承，为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您的作品《萍踪侠影录》、《临安牧云记》等，不仅在文学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更是为社会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同时，您还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为培养优秀的文学人才付出了很多心血。
您所创办的文学学院，为无数热爱文学的学子提供了学习和交流的平台，让他们得以更好地掌握文学技能，为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
您的才华和贡献，不仅在国内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也在国际上获得了许多荣誉和奖项。
而今，我们非常荣幸地向您颁发这份特别的荣誉，以表彰您对文学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最后，祝贺您获得此次殊荣，同时也期待您未来能够继续为文学事业不断创作和贡献，为我们的文化事业做出更加卓越的成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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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主要作品莫言通过融合幻想与现实、历史视角与社会视角，莫言创造了一个复杂性堪比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世界，同时从中国古代文学和口述传统中找到一个起点。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1，《生死疲劳》——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最新长篇小说，一部划时代的史诗性作品，是中国文学终于跳出图解概念沼泽最辉煌的标志性著作。
内容简介：小说叙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50年的历史，围绕土地这个沉重的话题，阐释农民与土地的种种关系。
小说的主人公之一集中阐释着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而另一个主人公即小说的叙述者，则在六道轮回中，一世为人、一世为马、一世为牛……从不同的视角讲述他所看到的故事。
小说透过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展示了建国以来中国农民饱经患难的生活和他们顽强、乐观、坚韧的生命。
故事情节极端、怪异、变形、荒诞，但是与寄寓其中的哲理浑然天成。
全书从内涵到外延充满了作家的探索精神，充满了艺术灵气。
究其所达到的艺术境界而言，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史诗性作品，是中国文学终于跳出图解概念沼泽最辉煌的标志性著作。
2，《红高粱》——收入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成名作内容简介：1986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红高梁》，为莫言的成名之作。
书中创造了莫言的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通过“我”的叙述，描写了抗日战争期间，“我”的祖先在高密东北乡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人生故事。
这部《红高梁》同时收入题材或主题相近的其他中短篇，旨在加强读者对作家莫言的主要的中篇小说，或某一方面的创作思想的了解。
莫言1985年发表《透明的红萝卜》，自此引起文坛关注。
小说描写了一个无名无姓的黑孩子，他坚忍地活在苦痛的现实中，以一种自虐的方式表示自己的强大。
作品成功写出了一个孩子的内心世界，以及由此折射出来的外部世界。
1986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红高梁》，为莫言的成名之作。
书中创造了莫言的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通过“我”的叙述，描写了抗日战争期间，“我”的祖先在高密东北乡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人生故事。
在文学奖颁奖大会上的讲话范例尊敬的评委、尊敬的来宾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个文学奖颁奖大会的讲台上，与各位文学爱好者们共同分享这个饱含文化力量的时刻。
首先，我要衷心感谢评委们的努力和辛勤付出，感谢他们为文学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同时，我也要向所有提名作品的作者们致以最衷心的祝贺！你们的作品蕴含了创造力和独特的艺术观点，给我们的文学界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学是一座人类灵魂的大教堂，每一位作家都是在这座教堂中添砖加瓦的建筑师。
他们以文字为笔、想象为砖，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文学作品，述说着人类的悲欢离合，讴歌着生活的辉煌壮丽。
正是因为作家们的不懈努力和创意思维，我们才能有如此多元的文学作品在这个舞台上展示。
文学奖作为对文学成就的肯定和鼓励，起到了激发作家创作灵感、推动文学进步的重要作用。
我们要珍视这个奖项的存在，推动其健康发展，并为作家们提供更广阔的创作舞台和更高的认可度。
只有如此，才能有更多的优秀文学作品脱颖而出，为社会带来更多的思考和启迪。
在当前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文学作品的传播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也正是我们作为文学爱好者和支持者所面临的责任。
我们应该倡导阅读、弘扬文化，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和创作热情。
无论是纸质书籍还是电子阅读器，无论是现实主义小说还是科幻奇幻，我们都应该让人们享受到文学带来的独特魅力。
同时，我们还要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文学创作中来。
文学创作不仅仅是作家们的专属领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需要被诉说。
我们要倡导文学教育，培养更多的文学爱好者和创作者，为文学事业添砖加瓦。
当然，文学创作也需要我们对年轻作家们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年轻一代作家是文学事业的未来之星，他们的创新精神和活力为文学界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机遇。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年轻作家们提供更多的展示平台和交流机会，让他们的声音在文学舞台上响彻云霄。
此外，文学的力量也是无穷的。
它不仅能够撞击灵魂的深处，引发人们的共鸣和情感共鸣，还能够开阔人们的思维和视野，为社会发展和进步提供新的动力。
读《我与地坛》阅读感想《我与地坛》发表至今，已经 32 年过去。
但史铁生的魅力，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媒介的变迁而消退。
这些年，他就像顶流偶像般活在年轻人的心中。
人们总会时不时看到“史铁生太会写了”“史铁生的顶级文笔”等词条被顶上热搜，甚至还有人开了“史铁生超话”。
为什么史铁生如此经久不衰？读一读这本富有哲思的散文集——《我与地坛》，你也许能找到答案。
书中，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高深莫测的语句，只有处处可见的灵魂对话和生命哲思。
“爱命运”，是人生的指引西方哲人尼采说，伟大的人是爱命运的，既不屈从它，也不怨恨它，把一条冷漠的宿命之路走得激情澎湃、妙趣横生。
史铁生就是尼采所说的，那种爱命运的人。
他说：“‘爱命运’真是对人生态度之最英明的指引。
当然不是说仅仅爱好的命运，而是说对一切命运都持爱的态度。
”他还说：“爱，……与‘喜欢’不同，谁能喜欢坏运气呢？但是你要爱它。
就好比抓了一手坏牌，你骂它？恨它？耍着赖要重新发牌？当然你不喜欢它，但你要镇静，对它说‘是’，而后看你如何能把这一手坏牌打得精彩。
”史铁生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然而，史铁生并非一开始就爱这不公的命运。
刚刚得知自己双腿刚瘫痪时，他也曾暴怒、砸碎玻璃、狠狠地捶打自己的双腿，痛苦地呐喊着“我可活什么劲！”最绝望时，他更想一死了之。
在地坛里，他不断叩问“为什么生”，更是“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
”最终，他想明白了：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大彻大悟之后，他不再害怕眼前的一切。
他用文字书写着生命。
40 年里，他写了 20 部短篇小说、2 部长篇小说、6 部中篇小说、18 部随笔散文，还有 2 部电影剧本。
同样打出精彩人生的还有苏轼。
苏轼一身才华，但直至生命的尽头他都奔波在被贬的路上。
乌台诗案中，苏轼在狱中不止一次想到过死，还曾写下绝命诗。
而在黄州，苏轼却对穿林打叶的风声，吟出了那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
”那一刻，他明白了，人生有“山头斜照”的晴天，也有“穿林打叶”的风雨。
2008年华语文学传媒奖授奖辞臧棣的诗歌，表达着他对世界、生命和语言隐忍的热爱。
他的节制、犹疑，使他对事物作出精密测量的同时，也迷恋于词语的独特构造和诗艺的繁复表达。
生活深度，物质表象，语言和语言、语言和感觉之间的细微差异，都是臧棣的诗歌主题，他的写作，既是一次内心的辩论，也是一种语言的争吵。
出版于二○○八年度的诗集《宇宙是扁的》，为一个绵延、幽深的意识世界如何才能获得语言的恩惠敞开了新的路径：难以索解的现实，对应的也许正是诗歌的晦涩；关于存在的诘问，也可能要从语言的自我纠正开始。
臧棣重视诗歌内面的美学建构，对文体、语言、结构、想象的方式深怀变革的渴望，而他面对世界本然面貌兴致勃勃地辨析和考证，又说出不仅诗人在参与诗歌的写作，那些被洞彻的人和事物，也是诗歌世界不可分割的部分。
获奖演说执着于诗是我们的一次传奇十多年前，人们开始热议当代诗歌的危机，谈论当代诗人的危机，议论诗歌边缘化，鼓噪大众对诗歌的离弃，在当时，我就说过，作为一个诗人，我从没有过危机感。
而根据流行的知识标准，一个诗人假如没有危机意识必定意味着他对这个时代的种种问题的麻木不仁。
我曾在内心里认真反省过我为什么会没有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的任何一点危机意识，经过一番认真检讨之后，还是没有危机感。
于是，我相信，针对当代诗歌已陷入危机的种种传言，很可能是源于一种人文视野的不同而造成的。
按我的理解，无论是一种艺术工作，还是作为一种文学实践，当代诗都不是针对现象意义上的危机而发言的。
诗歌不是用来解决危机的。
同样，作为一种语言的孤独的行动，真正的诗歌也不会因这个时代表象上的危机而受到磨损。
诗歌不是危机下的产物。
因此诗的边缘化也好，大众远离诗歌也好，都不会也不可能对当代诗的工作方式产生实质的影响。
也许，在诗歌的传播层面，当代诗的形象会受到某种损害，但这是由当代文化的势利眼造成的。
我也很少有困惑的感觉。
人们常说“诗歌已死”；在新诗的发生问题上，曾经有人声称，新诗是少数知识分子在小黑屋里密谋出来、而后利用其掌握的话语权强加给现代社会的。
凡此种种物议，都很难在心理上对我的诗歌写作产生任何影响。
即使是在诗歌边缘化已成为事实的今天，作为一个当代诗人，我也很少对我所置身的历史情境有任何抱怨。
如果大众真的远离了诗歌，那就随他们去吧。
这可能是我们作为当代诗人不得不面对的命运。
但除了这种命运之外，我觉得，当代诗其实有着自己独特的命运。
诗歌是用来思考和想象的，它不该沉溺于怨恨文化。
诗歌是用来创造和更新我们的文化的，它不该流于批评的时尚。
我的诗歌写作曾备受误解。
人们曾用语言的高蹈来讥讽我的诗歌，认为我的诗歌远离现实。
而我自忖，我是当代诗人中对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思考最多的人之一。
我的基本立场是，诗歌的写作应该立足于一种现实感。
作为诗人，我们必须对当代现实有着深刻的洞识。
我认同美国诗人华莱士·斯蒂文斯说的一句话：最大的贫乏就是不能存在于客观世界中。
诗歌的想象力最终是在某种客观性中实现的。
一方面，诗歌的想象是对自我的超越，另一方面，诗歌的想象也是对现实的克服。
人们常常习惯从诗歌如何处理现实题材的角度来看待诗歌的现实性，这很容易作茧自缚。
诗歌的想象是一种创造性的想象，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的行动。
在此过程中，在诗歌的行动中，现实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想象的产物。
人们应该意识到，在诗歌实践中，如何看待现实其实就是如何想象现实。
诗歌必须敢于想象现实。
诗歌首先必须存在在那里，这才是诗歌需要完成的唯一的现实。
诗歌应该对现实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现实只是诗歌的言述对象之一。
诗歌最核心的言述行为是对存在的诗意发言。
如何诗性地想象生命的可能性，如何诗意地存在，这才是诗歌的重点所在。
作为一种人文实践，按我的理解，诗歌的根源在于它天然地倾向于维护想象力在我们的生活中的作用。
生活的启示源于这种想象力，生命的自我实现也依赖于这种想象力。
我喜欢在清晨写诗。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条件允许，我总是选择朝东的房间，我喜欢面对升起的晨曦在白纸上写下一行行诗句。
这种场景对我的写作有一种暗示作用。
晨曦对黑暗场景的刺透，让我不禁想到语言本身所具有的那种命名的力量。
我时常会觉得，诗歌的书写行为非常类似于大地的生机在晨曦中慢慢复苏的情景。
写诗，在日常生活里是一种默默无闻的行为，它很孤独：一方面，它很难带来实际的利益，另一方面，它也很难在现世中获得知音。
但正是由于这孤独的特性，由于我们的生命对孤独的独特的使用，我们也无限地接近了一种生命存在的原始情境。
和人们设想的恰恰相反，在我们的时代，诗歌的孤独尤其珍贵；没有诗歌的孤独，我们几乎不会有可能想象心灵是可以沟通的。
我一直认为诗歌应该主要对这种原始场景说话。
当代诗应该有能力包容复杂的现实经验，然后更执着地更积极地去呈现多姿多彩的原始场景。
我几乎相信，每个人都是在这些原始场景中意识到自身的生命的意义的。
人们经常说我的诗歌指涉自我太多，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相信，生命的自我教育只能在诗歌的创造性想象所呈现的诗性中才可得以完成。
诗歌是一种关乎人的自我教育的文化行为。
自现代以来，诗歌文化的自主性一直受制于历史势力的裹胁。
诗歌的工具化日益严重。
昔日，人们要求诗服从政治，充当历史的工具，而今，又要求诗歌参与对神话的清除。
现代人为诗歌设定了一个文化政治任务，就是诗歌应该积极地卷入到现代的祛魅运动之中。
不仅参与其中，还要充当祛魅运动的先锋。
而诗歌的祛魅又被简约地归结成反乌托邦、反神话、反浪漫主义。
祛魅就是回到日常经验，回归到常识，回归到普通人的身份。
也许，从诗歌与题材的关系上，从诗歌与修辞习性的关系上看，这些主张都有自己合理的出发点。
但我觉得，当它们成为一种文学时尚后，却也造成了对诗歌的基本使命的遮蔽。
日常经验只是诗歌写作的起点之一，它不应该是排他的。
我们书写诗歌，阅读诗歌，体验诗歌，最根本的目的不是想通过诗歌获得一种生活的常识，而是渴望通过诗歌获得一种生命的自我超越。
诗歌文化真正萦怀的是生命的境界。
诗歌是一次关于人生境界的书写行动。
从形象学的角度说，在现代日益污浊的生存环境里，诗歌的存在是卑微的，它很少涉及现实功利，也无能解决现实冲突；在物质世界里，它的无用几乎是彻底的。
但是正是由于诗歌的无用，反而让它在自己的创造性行动里葆有着一种纯粹的揭示力量。
一方面，我们生存的基本面目在诗歌的揭示中得以展现，另一方面，我们的生命渴求在诗歌的揭示中得以实现。
无论我们如何深受时世的羁绊，诗歌总能让我们感受的生命境界对我们的启示作用。
所以，在我看来，在我们这个充满剧烈变化的时代，诗歌是关乎我们人生的一次传奇。
诗歌的书写也许很卑微，但我们别忘了它有传奇的那一面。
我常常推断，正是由于诗歌的那一面，我们才有可能分享心灵的友谊。
最后，该轮到我讲最重要的话了。
非常感谢各位评委们决定将这个诗歌奖授予我本人。
我把它看成一次分享诗歌的友谊的行为。
它不仅是对我的写作给予认可，更主要的，它也是对我的诗歌理想的一种鼓励。
我感到由衷的喜悦。
访谈:如果诗歌赢得了大众，它就失去了自我臧棣，1964年4月出生在北京。
1990年7月获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1997年7月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北京大学新诗所研究员。
出版个人诗集有《燕园纪事》、《风吹草动》、《新鲜的荆棘》、《宇宙是扁的》等。
编选诗集有《里尔克诗选》、《1998中国最佳诗歌》、《北大诗选》、《北大年选：2005诗歌》等。
曾获《作家》杂志2000年度诗歌奖、2005年度《南方文坛》“批评家奖”、2007年度珠江国际诗歌节大奖。
2008年，当选“汉语诗歌双年十佳诗人”。
2008年，获得首届“长江文艺·完美（中国）文学奖”。
诗人必须终身磨炼技艺南方都市报：你一直被视为“学院派诗歌”、“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你接受这样的身份定位吗？臧棣：我肯定不接受。
但这似乎由不得我。
我越否认我是诗歌上的“学院派”，一些人就会越起劲地往我头上戴这几顶帽子。
在近20年的诗歌批评实践中，这些身份基本上是一些脑筋灵活的人挖空心思想出来的用以攻击诗歌对手的标签。
它们并不是出于对诗人写作的特点的认真而富有洞察的归纳。
原本，诗人之间应该更富于写作的同情和洞察，但是当代诗歌界由于掺杂了太多的功利计算，所以，很多人喜欢用起哄的方式来解决诗歌立场上的分歧。
中国当代诗歌的“政治正确”实在是一种具有巨大的绞杀作用的审美和伦理的双重刑具。
比如，在当代文化的语境中，特别是在当代诗歌的文化语境里，“学院派”、“知识分子写作”天然就意味着一种可憎的东西。
“学院派”意味着陈腐、僵化、书卷气、拘谨、保守。
而“知识分子写作”则意味着少数派、象牙塔、固步自封、脱离现实、缺少历练、图解知识、高蹈虚幻、不通国情。
中国当代诗歌的最大的政治正确是“民间”。
那可是一块金字招牌。
谁先强占了“民间”立场，谁先独占了“民间”的话筒，那他的写作就获得了文学政治上的保障。
有时，我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倾向于用一种简约的方式看待问题。
后来，多少明白了一点，中国当代诗歌在某些深层领域仍没有脱离一种江湖习气。
比如，曾经有一个时期，经常有人用这人好不好玩来评价一个诗人的写作。
一个诗人看上去很颓废，这就属于好玩。
那么，好玩的人可能写出的东西就有保证。
颓废，也是当代诗歌的一个政治正确。
但是，这些诗歌宝贝从来没有说明为什么乔伊斯不好玩，却写出了伟大的小说。
我个人认为，中国当代诗歌没有“学院派”。
新诗历史上，“新月派”诗歌、“西南联大诗歌”有某种“学院派”的影子，但当代诗歌领域，几乎所有我知道的优秀诗人都和“学院派”不沾边。
但诗歌评论领域，我确实感到有一种学院派的东西正在形成，而且苗头很不好，喜欢用几个僵硬的理论指标去硬套诗人丰富的写作。
“知识分子写作”，作为一种诗歌类型，我以为它确实存在。
我一度认同它对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些立场，但我自己的写作不属于一种诗歌类型。
而且，我有一个观点：新诗的政治理想恰恰是被知识分子出卖的。
当代诗歌之所以在今天如此边缘化，如此备受妖魔化，和知识分子群体对当代诗歌的实践所包含的政治含义的忽略和漠视是分不开的。
某种意义上，新诗的诞生是由知识分子一手促成的。
但最先背叛和出卖新诗的政治理想和审美可能性的，也是这些知识分子。
当然，原因说起来很复杂。
有了这些认识，我自己就绝对不会再在诗歌身份上认同“知识分子写作”了。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如果把知识分子看成是一种诗歌效果，或是一种人文期待，我觉得，当代诗歌里还是有它的位置的。
南方都市报：有评论家指出，你是一个自觉探索诗歌技艺的人。
你怎么看待诗歌技艺的价值？臧棣：刚才我们提到过中国当代诗歌文化中的政治正确这一话题。
在当代诗歌的政治正确中，如果一个诗人推崇技艺，那么仅仅是从诗人写作涉及最古老的词语手艺这方面去发言，也会被乌合之众唾弃为形式主义者，或是舍本逐末地将技艺置于生命之上的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