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根

生命的根作者：孟西安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4年第06期母亲的恩情太重太重，眼前的这支笔太沉太沉。

有人说，当你闭上眼睛能看见的人，就是你最爱的人。

每当夜深人静我闭上眼睛的时候，常常能看到我的老母亲：她那清瘦慈祥的面孔，满头飘逸的白发，支撑着小脚的拐杖以及开口闭口称“俺西安”如何如何的神态……我写了一辈子的文章和新闻，早该动笔写写我敬爱的老母亲，但不知从何动笔。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毛主席的恩情深”，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早年经常唱的一首歌。

对祖国、对党、对领袖是这样，对我的母亲何尝不是如此？母爱是世界上最崇高的感情，母亲是世界上最崇高的字眼，就是以秦岭之树作笔，黄河之水作墨，也写不完母亲的大恩大德，道不尽儿子对母亲的眷眷思念。

母亲是为我遮风挡雨的树冠，是我攀附生存的树杆，是我生命的根啊！母亲已在天上，我仍在地上。

母亲离开我已整整32年了。

回忆如同品酒，酒存的时间越长，酒味就越浓。

虽然我们母子俩相隔千山万水、云雾九天，往事恍如隔世已十分渺茫，然而老母亲的音容笑貌仍魂牵梦绕，历久弥新。

人们看过电影《一九四二》。

我的父母亲就是在那年那场天灾人祸中率全家从河南洧川逃荒到西安的。

母亲叫邵秀兰，1902年出生于老家的一大户人家。

来西安的第3年即1945年，我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出生了，父亲孟宪纯给我取名叫“西安”。

我想取名的原由一是我出生在西安，二是我家从东到西是为了在西边求得平安。

当时母亲已43岁，我是兄弟姊妹中的老四，最小，因而父母亲对我也最疼爱。

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两位姐姐长得年轻俊秀并对我十分关爱之外，母亲一直是位慈祥、善良和刚毅的老人。

母亲白天就是我心目中的太阳，她的目光洒向我的都是爱的阳光；母亲夜晚就是我心目中的月亮，她点燃油灯，让我看到光明和希望。

母亲的乳汁，像甘露滋润着我这棵小草而成长。

我自小体弱多病，得到父母及兄姐的呵护。

儿是母亲的心头肉，凡是儿的任何创伤她都会无比心痛。

大概我两三岁时的一天，一位郎中路过贫民窟的我家门口，给我手上划了一刀说是能除病根。

此事我压根不记得，30多年后，母亲特意叙述着当年我伸着包扎的小手让她看的情景。

可见她对此事的刻骨铭心！我曾隐约记得，她老人家抱我钻城墙防空洞躲飞机轰炸的一幕，依稀记得她与姐姐在西安城东门里给人缝补洗衣挣钱糊口的往事……有了母亲就有了安全感和幸福感。

我清楚记得一次她领我到巷口买羊肉准备给我包饺子，突然空中的老鹰俯冲下来从她手中把羊肉叼走，她像老母鸡护着小鸡一样对我说：“别怕，别怕，有妈在呢！”如果没有母亲的呵护，风的翅膀也会把我划伤，何况鹰呢（当时西安城空中有老鹰，可见自然生态之好）！1951年，我刚满6岁上小学，开学的头几天，是她老人家背着我、迈着小脚、步履蹒跚地送我上学……在小学读书时，一次母亲告诉我，因全家从河南逃荒到西安，家境贫寒，先找到在西安的大舅，在城墙根搭了个棚子，先靠讨饭，后靠父亲拾破烂和大哥庆森拉洋车度日，生活重担把父亲的腰压弯；为了生活，大姐瑞卿以半麻袋面粉和3块现大洋为代价嫁给当兵的姐夫，二姐庆敏在解放初又嫁给了一位老实憨厚的工人。

二姐出嫁那天，路上碰见出殡的队伍，都说晦气不吉祥，结婚不久她就得了痨病。

母亲为敏姐也操碎了心。

每当我后半夜朦胧睁眼或起床小解时，只见母亲蹲坐在炉台上为敏姐煎中药，经常一熬一个通宵……母亲是我生命的根，我是母亲根上发出的枝叶。

这个根深深扎在大地泥土之中，吮吸着水分和营养，然后化作乳汁，滋养着我和兄姐的生命。

母亲对儿女的爱是世界上最无私的。

1994年，西安“六六”空难时，我曾到现场采访，亲眼看到一位外国母亲身上的衣服几乎全被风刮掉了，但这位母亲在空中翻滚直至落地时仍紧紧搂着自己年幼的儿子。

我的母亲何尝不是如此？看了《一九四二》这部电影，我被震撼得落了泪。

我不敢让我老姐去看，怕她受刺激（今年她已86岁高龄），只是向她讲述了影片中的一些情节。

姐姐回忆说，当年全家人与我四叔一家推着独轮车一起逃荒。

母亲知道粮食金贵，但慷慨地对四叔说，路上先吃我家的粮。

走到洛阳时，已身无分文，粮也吃完了，只得啃树皮，我哥哥饿得头也抬不起来。

同行的四叔劝爹妈把我两个姐姐卖掉。

母亲坚定地说：“不卖，俺们死也要死到一块！”走到河南灵宝，一位不知名的生意人施舍了一张大饼，才救活了全家。

从潼关扒火车向西安进发的时候，不知要过山洞，有人横放的一根扁担被撞飞，有两个人被扫落。

当看到那根扁担向我姐姐扫来的一瞬间，我母亲奋不顾身地扑向我姐姐，姐姐被压在她身下，扁担从她头顶飞过，我妈及姐姐差一点被打落在疾驰的火车下；从华阴转乘火车时，所剩的一个包袱又在逃难混乱的人群中被人拎走，全家又爬火车往西安进发……从死亡边缘挣扎活下来的人，求生欲望和生存能力最强。

解放初期，尽管生活仍很拮据，但死里逃生的父母亲已很知足，即便在三年困难时期，我母亲仍很笃定从容。

当时虽然贫困，但是社会风气正，上下同甘共苦，共度时艰，大家对党和政府并无怨言。

那时我正在西安市三十五中学上学，当时市民月粮食定量27.5斤，学生定量30斤，我还享受了国家的助学金；为了保证我的学业和身体，父母省吃俭用。

一天晚上我起床，看见母亲和父亲在吃炒焦的油菜籽充饥，他们的腿都浮肿了。

为了我，父母常常天不亮就起床跑到解放路饺子馆排队买豆浆油条；不知怎么弄的，有几次还腌了点咸肉，我一回家，母亲就把热腾腾的白馍夹咸肉递到我手中。

人的舌苔是有记忆的，直到现在，我还喜欢吃馒头夹咸肉和豆浆油条……爱的本质是给予。

母亲不仅给了我生命，给了我温暖，而且还给了我精神——自强不息，关爱他人。

在父亲眼里，她是贤妻，在儿女眼里，她是良母，在受苦遇难人的眼里，她就是基督和菩萨。

母亲信奉基督耶稣，经常为儿女和亲朋四邻祷告祈福。

她待人慈祥和蔼，很少见她发火。

我见她唯一一次发火，是父亲一天感冒发烧，母亲劝父亲看医生，但父亲为省钱，硬扛着不去。

母亲无奈只得跪到床头帮父亲穿鞋。

但出门没走多远，父亲又扭头走回自家的茅屋。

母亲只好叫来信教的姊妹一起给我父亲祷告……父亲心烦意乱，竟然骂起耶稣！对上天神灵的不敬，她也只是训斥拍了一下父亲的头。

父亲脾气暴躁但心地好，希望儿孙早日成才。

由于我小时读书比较用功，很少挨打，而孙子凡旭、孙女小玲有时不用功，不会打算盘，他常常呵斥甚至动手打骂，每遇到此，母亲总是以身阻拦并加以呵护。

她对我姐的4个儿女也特别疼爱，我的外甥宝印病重住院，她去医院里守护。

我的堂兄庆石哥早年父母双亡，20世纪50年代初只身从河南投奔到西安，被我父母收留，母亲宁可自己挨饿，也要让侄子吃饱，后来庆石哥在西安成家立业，当了工人，因工作积极，还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我的同学，如雷抒雁（后为著名诗人）、马师雄（后任西安晚报总编辑）、王海江（后任西安交大医学院党委书记）等来到我家，她都像对待我一样关爱；解放前逃荒到大荔的姑姑、姑父来到西安，她总是热情款待，我表姐、表兄及其子女，成为城外与我家走动最多的亲戚；玉兰表姐的丈夫得了癌症，女儿得了骨髓炎，长住在我家的茅草屋里四处求医……母亲常说，饿时一口馍，胜过二两金，人生在世，难免有七灾八难的时候，一定要帮人一把，帮人也就是帮自己，她经常提及逃荒路上那位施舍大饼的生意人，说：“如果能找到那个好心人，一定要好好报答人家！”……在母亲的感染下，我姐瑞卿继承了母亲善良的品德，对女儿、女婿、侄子及亲朋亲善和蔼有口皆碑；至今我在街头遇见乞讨的人，不管是什么原因，我总是掏出点钱递上，心想：做人不容易啊！母亲大慈大爱，不仅慈善对人，也善爱动物。

在老家，她喜欢养鸡，也喜欢养狗养猫。

在西安城里，无空地养鸡，为了给生活增添生机与乐趣，她帮我养了小狗小猫。

她经常省吃，挤出粮食喂养宠物，在她的精心养护下，家中的猫狗也享受了人间穷家的温暖。

记得我上小学时，清晨她送我上学，身后也跟着家中的狗和猫。

我和我姐家共养的那只黑色小京叭狗，取名叫“凹斗”，十分机灵可爱。

一天拉架子车的邻居带它到飞机场装卸木头，不慎圆木把“凹斗”砸晕吐血在地。

邻居以为“凹斗”死了，回来也不敢告诉我们。

全家找了一天，以为“凹斗”丢了，没想到第二天凌晨，传来“凹斗”凄凉的惨叫声，推门一看，只见“凹斗”口吐鲜血，从机场挣扎奔回，死在家门口！为此，全家人难过了好多天。

母亲暮年被接回老家后，也养了一只猫和一只狗。

孙子凡旭因学校门口有一池塘，她担心小孙子放学玩水出事，每天拄着拐杖，领着小狗到校门口去接。

母亲去世后的10多天里，不仅这只狗每天仍准时在校门口母亲站立的老地方迎候凡旭，而且那只猫每天晚上在房顶屋前撕心裂肺的不停地叫着，像是在呼唤母亲的英灵……老母亲常说，在天地间狗与猫是有灵性的，它们和人一样都是血身肉心，一定要善待这些精灵和生命。

由此，我感悟到，人能把动物养成宠物，也能把动物煮成食物，千万不能把自己当成连狗猫都不如的动物！天有阴雨雷电，人有喜怒哀乐。

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她说的话却是那样的朴素、动听。

母亲说过，人要善于把苦日子过甜，也要善于把甜日子过苦。

生活艰难时她乐观，手头活泛时她节俭。

我小时候的一天，茅草屋外飘着大雪，寒风从门缝吹进屋里，我蜷缩成一团偎依在母亲怀里，不知怎的，我说：“爹、妈你们俩一定能活到百岁！”父母咯咯地笑了；最让母亲高兴的是我考上了大学（1963年我刚满18岁，考上西北大学中文系，应届高考升学率不到1/3）。

记得1964年我上大学的一篇作文《铁锤》被张宣老师推荐到《西安晚报》发表，寄来了20多元的稿费（当时，我每月享受国家助学金12.5元，刚够在校每月的伙食费），我拿回家交给了母亲。

母亲高兴地合不拢嘴，逢人就说，俺西安写文章挣钱了！不仅儿行千里母担忧，就是儿行十里母也牵挂。

儿是风筝，不管飘到哪里，都有母亲的线牵着。

在西大上学，离家仅10公里，周末我经常步行穿街回家。

1966年“文革”开始，后来我从咸阳“四清”地回到学校参加“文革”，亲眼看到校领导和老师被批斗的情景，特别看到60多岁的老校长刘端棻站在桌子上被批斗，一“造反”小头目把桌子踢翻，老校长一头栽倒在地的惨状，我的心被震撼了。

母亲教诲我要与人为善啊！我不能参加这样的“造反”！“文革”时因站错了队，受到压抑。

一天，我回家，母亲见我闷闷不乐，担心我在学校出了什么事，突然问我：“这些天，广播上为啥老在喊…西安王八蛋‟？”当时西安街巷里安装的都是有线广播，我听了后笑着对母亲说：“那不是喊…西安王八蛋‟，那是在喊…西安广播站‟！”1967年夏，我与班党支部书记滕生秀到千里之外的广州搞外调，路上拌嘴闹别扭，在椰子树下合了张影。

照片寄回家，母亲看到我嘴撅脸吊，拿着照片找到我姐姐说：“看西安是否被人绑到树上了？”……大学毕业经过一年多下乡劳动锻炼“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1970年我被分配到《西安晚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