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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晋陕移民与“河套”内涵变迁◎刘勇摘要：近代以来,晋陕移民为主体的北方移民涌入内蒙古河套地区，并且在河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开发活动，持续的农业移民和水利开发、土地开垦,逐渐改变了河套地区的经济、社会形态，使“河套”的内涵发生实质性改变：一是从偏重于地理学意义上的河套地区，变为偏重于社会学意义上的河套平原；二是从偏重于广义的“河套”变为偏重于狭义的“河套”即“后套”。
关键词：晋陕移民水利河套后套河套得名于黄河大拐弯，最初是一个地理学概念。
近代以前的河套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
由于近代河套地区大量晋陕移民及其大规模水利开发,河套逐渐变为农业区，“河套”的内涵随之发生实质性改变。
近代以来的“河套”，一方面是从地理学概念变为社会学概念，即从偏重于单纯的地理区域变为偏重于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另一方面,以引黄灌溉著称的后套地区，因为农业生产的成就而成为河套的代称，“河套”从偏重于广义的“河套”变为偏重于狭义的“河套”即“后套”。
一、晋陕移民在河套的水利开发近代以来河套地区的移民主要是指陕西、山西、甘肃、山东、河北等五省北方移民，因为地缘关系，其中又以晋陕西口移民为主体。
①这些移民在河套地区经历了一个从“雁行”到定居的过程，而他们在河套的水利开发则为其定居河套创造了最基本的经济社会条件。
清代至民国时期河套的水利开发，由地商出资组织，由移民出力挖渠,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康乾时期、道咸时期、同光时期②以及第四个时期即民国初期。
其中道咸时期、同光时期和民国时期的时间范围主要在近代，这三个时期也是河套水利开发的主要时期。
从晚清至民国时期河套地区形成的十大干渠，就组织者地商的原籍而言，有山西和陕西籍的，也有其他各省的，但就挖渠的渠工籍贯而言，还是以晋陕移民为主体，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晋陕移民开发了河套。
(-)道咸年间的河套水利开发道咸年间晋陕移民在河套的水利开发主要是缠金渠(永济渠)和刚目渠(刚济渠)。
(1)永济渠。
《新时期以来汉族作家内蒙书写研究》一、引言自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深入，汉族作家对内蒙古地区的书写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汉族读者对内蒙古的认识，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本文旨在研究新时期以来汉族作家内蒙书写的特点、影响和意义，为深入理解当代中国文学与地域文化提供参考。
二、汉族作家内蒙书写的背景与特点1. 背景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文学创作的繁荣，汉族作家开始关注内蒙古地区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
他们通过文学作品，展现了内蒙古的独特魅力，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这一地区的窗口。
2. 特点（1）多元文化融合：汉族作家在书写内蒙古时，往往将蒙古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相结合，展现出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
（2）地域特色鲜明：汉族作家通过描绘内蒙古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展现出了鲜明的地域特色。
（3）叙事风格多样：汉族作家的内蒙书写涵盖了散文、小说、诗歌等多种文体，叙事风格多样，既有现实主义的作品，也有浪漫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尝试。
三、主要作家与作品分析1. 莫言的《额尔古纳河》：莫言通过小说《额尔古纳河》展现了内蒙古的草原风光和蒙古族人民的生活状态，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与社会的变迁。
2. 阿来的《尘埃落定》：阿来的作品以历史为背景，通过对一个土司家族的描写，展现了内蒙古地区的历史变迁和文化传承。
3. 其他作家：除了莫言和阿来，还有许多汉族作家如萧红、阿云嘎等，他们的作品也从不同角度呈现了内蒙古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特色。
四、内蒙书写的影响与意义1. 文化交流：汉族作家的内蒙书写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和认同。
2. 文学发展：内蒙书写丰富了当代中国文学的题材和风格，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灵感和视角。
3. 地域形象塑造：通过汉族作家的书写，内蒙古地区的形象得以更加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有助于塑造地域形象，提升地区知名度。
五、结论新时期以来，汉族作家的内蒙书写呈现出多元、丰富的特点，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内蒙古的窗口。
【高中议论文阅读】《中国移民的近现代历史（节选）》阅读答案中国移民的近现代历史（节选）孔飞力近现代中国移民历史和近现代中国历史是同一个社会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
17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表明，在人口迅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大量中国移民的近现代历史（节选）孔菲莉近现代中国移民历史和近现代中国历史是同一个社会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
十七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表明，在人口迅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大量的中国家庭需要寻求新的谋生方式。
他们因此选择了作出改变和进行迁徙。
而为此进行的海外移民活动只是大趋势背景中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
缺乏耕地的农业家庭将选择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例如，在市场上出售家庭手工艺品和经济作物，或出售劳动力（通常是男性劳动力），将过剩的生产力输出到家乡以外利润更高的地区。
然而，这种生活方式并没有导致整个家庭的迁移，而是让男性作为劳动力离开家庭去工作--可能是去附近的农场、相邻的小镇或更远的地方。
在整个迁徙活动中，家庭一直是核心。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家庭处在一个““空间社区”和““时代社区”之中。
““空间社区”指的是““一起生活”，但并不意味着生活在同一个物理位置。
一个人对他的家庭的““所有权”，不会因为他生活于千百英里乃至上万英里以外而受到影响。
相反，“却可能是指一个家庭共同居住在同一个院落却过着各自独立的生活。
““时代社区”通过家庭观念和生产活动将一个男人同他的父辈联系在一起。
他通过家庭观念，既向上联系着祖先，也同时向下联系着后代。
生产活动则打造了代与代之间的经济联系，每一代人都有责任照顾现在和未来的家庭成员，以维持和提高家庭的生产力。
这两个共同体在中国体现得最为明显，在移民中更是如此。
与人口压力是促进移民行为的重要因素的传统观点相比，我们还应该考虑晚清的社会经济状况。
当时的中国，人潮涌动，商业繁荣，各种市场关系构建了一个巨大的舞台。
每个中国家庭都会自然而然地尝试抓住各种机遇。
境内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可以视作是对商业化的适应性行为。
内蒙古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变迁内蒙古是中国较早形成并繁衍发展的民族地区之一，民族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
其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变迁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既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内部因素的塑造。
本文将从社会历史、经济发展、语言文字、传统艺术、宗教信仰等方面，简要阐述内蒙古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变迁。
内蒙古地处中华民族的边疆地带，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先民进行狩猎和农耕活动，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族文化。
随着历史的演变，内蒙古地区相继受到外族的入侵和统治，元代至清代，蒙古族与汉族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蒙古族文化。
而近代以来，内蒙古成为文化大交流的地域，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成为一项重要任务。
社会历史是民族文化传承与变迁的重要背景。
内蒙古地区经历了长期的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融，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农牧复合型民族文化。
蒙古族民间传说、民谣、戏曲等文化遗产，记录了这一历史进程。
尤其是传统的牧民生活方式，如蒙古包、奶茶、美人鱼等元素，成为内蒙古民族文化的代表。
经济发展是民族文化传承与变迁的重要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地区加快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经济发展迅猛，这对于传统的民族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方面，现代工业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得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受到冲击，城市文化得到了推广和弘扬，而牧民文化逐渐式微。
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各种文化艺术活动得到重视和扶持，民族文化创意产业不断涌现，传统文化得以保护和传承。
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传承与变迁的重要载体。
蒙古族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系统，蒙古文是蒙古族的语言文字。
随着现代汉字文化的普及，蒙古文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越来越少，甚至面临着濒危的境地。
为了保护和传承蒙古族语言文字，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加强了蒙古文的普及和使用，同时也推广汉语的学习和使用，保持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传统艺术是民族文化传承与变迁的重要方面之一。
《内蒙古居延汉简》阅读札记目录一、内容综述 (2)二、居延汉简的发现与整理 (3)2.1 居延汉简的发现地点和时间 (4)2.2 居延汉简的出土与保护 (5)2.3 居延汉简的整理与研究 (6)三、居延汉简的内容与价值 (7)3.1 居延汉简的内容概述 (9)3.2 居延汉简的学术价值 (10)3.2.1 历史学价值 (11)3.2.2 文化学价值 (12)3.2.3 书法学价值 (14)3.3 居延汉简的现实意义 (15)3.3.1 对历史研究的启示 (16)3.3.2 对文化传承的贡献 (18)3.3.3 对现代治学的借鉴 (20)四、居延汉简与相关文献的联系 (21)4.1 居延汉简与传世文献的关系 (22)4.2 居延汉简与其他出土文献的比较 (24)4.3 居延汉简与现代学术研究的互动 (25)五、结论 (26)5.1 研究成果总结 (28)5.2 研究不足与展望 (30)5.3 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31)一、内容综述《内蒙古居居延汉简》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其内容包括大量汉代简牍，这些简牍主要出土于内蒙古居延地区，因此得名。
这部文献为我们揭示了汉代社会、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丰富信息。
阅读这部札记，可以了解到居延汉简的发掘过程、历史背景以及其学术价值。
居延汉简的发掘可追溯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揭示了大量的汉代简牍，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这些简牍内容包括官府文书、民间契约、账簿、遣策等，涉及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
在阅读这部札记时，可以明显感受到居延汉简对于理解汉代历史的重要性。
这些简牍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可以纠正史书中的错误记载，填补历史空白。
居延汉简反映了汉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和风俗民情，为我们理解汉代社会提供了生动的素材。
这些简牍中的文字、符号等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汉代的文化和艺术。
在阅读过程中，我深感居延汉简的学术价值非常高。
这些简牍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对于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
内蒙古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变迁内蒙古是中国的五个自治区之一，也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省级行政区域之一。
内蒙古自治区的民族文化包括蒙古族、汉族、满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等多个少数民族，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传承着自己的文化传统，与汉族文化共同构成了内蒙古自治区独特的多民族文化。
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化传承与变迁，既受到历史的影响，也受到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在全球化的今天，内蒙古的民族文化也在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中发生着变化。
本文将就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变迁进行探讨。
一、传承1.语言文字的传承内蒙古自治区的主要少数民族是蒙古族，他们的语言是蒙古语。
蒙古语属于蒙古-满洲语系中的蒙古语族。
蒙古族有自己的文字，叫做蒙古文。
蒙古文是一种阿拉伯字母文字，成熟于13世纪。
蒙古族一直以蒙古文为母语进行书写和阅读。
随着教育的普及和信息化的发展，蒙古族的文字传承得到了保护和延续。
2.服饰的传承蒙古族的传统服饰是他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蒙古族男性穿着长袍，上衣称为“达尔”，裤子叫“马达勒”，脚踩靴子。
女性穿着长袍外加长褂，头戴丝帕或草帽。
服饰上的图案、颜色等都反映了蒙古族的民族性格和审美情趣。
现在，尽管蒙古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地穿着现代服装，但传统服饰在节庆等特殊场合仍会被保留和传承。
3.音乐舞蹈的传承蒙古族是一个勇敢、豪放、热情的民族，他们热爱歌舞。
蒙古族的歌曲有长调、高调、悠扬的特点，常常叙述诗意的牧民生活。
蒙古族的舞蹈有长调舞、圆舞、手鼓舞等，舞姿轻盈、优美。
这些音乐舞蹈都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通过世代传承，至今仍在内蒙古的各地流传。
4.传统节日的传承蒙古族有着丰富多彩的传统节日，如春节、“套娃节”、“马头琴节”等。
这些传统节日是蒙古族人们团聚、欢庆和祭祀的场所，也是传承和弘扬蒙古族文化的重要途径。
在大型的传统节日中，人们会举行盛大的舞蹈表演、歌曲演唱、传统体育竞技等活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关注和参与。
2021近代蒙古族民间文学的审美意识变迁范文 一 明代起退居溯漠的蒙古族自隶属清朝治域，步入近代的门槛时，由于塞外移民潮流和移垦设治政策，从政治身份、经济命脉、社会结构和文化类型各方面均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迁。
仅从根本的生存基础而论，蒙古族世代繁衍生息的地理空间打破了以往蒙古民族一体的格局，由农耕的汉民和游牧的蒙民共享同一片土地资源。
从此，不同的族群身份、不一样的生存需求打破了塞外草原人口自然构成和社会构成的传统定势，迫使素以朔方草原主人自居的蒙古民族逐渐融入跨文化的生存语境，面临着重新审视自己命运走势，调适生存方式的严峻现实。
近代蒙古地区的这种民族构成、族际关系的重要变动彻底改变了蒙古游牧社会的单一构成，使农业及与之相伴随的中原农耕文化在朔漠草原取得了与游牧经济及游牧文化相对等的地位，最终催熟了蒙汉杂居、旗县并立、农牧交错的多元化社会在塞外的形成。
半农半牧的经济文化类型、蒙汉民杂居共生的生存形态从根本上改变了蒙地社会的传统结构，在关外的蒙古草原构成了蒙汉文化碰撞交融的跨文化的空间语境。
这种多元的社会空间语境，就其实质而言是蒙汉两个民族的关系由远距离交流转变为近距离互动所形成的蒙汉两种文化的互动场。
近代蒙古社会文化的这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迁改变了自16世纪以来安于一隅的塞外蒙古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及对外部世界的基本态度，为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伦理价值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并由此改变了他们的心性结构、精神气质和情感模式。
而这种社会审美文化的变迁过程在体现民风民意最为直接的蒙古族文学价值取向变化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笔者曾在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北部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中的立项课题《内蒙古近代农耕化与蒙古族文化变迁研究》中，分别以近代蒙古族书面文学、民间文学和抒情文学为例论证了近代蒙古族社会、文化、文学之间变迁互动的过程。
篇幅所限，本文仅选择该课题成果的部分内容，以近代蒙古族民间文学说唱艺术的繁荣现象为切入点，通过解析其审美意识的变迁实据，论证了内蒙古近代农耕化的社会文化效应，解读了社会变迁与文化变迁、文学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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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走西口”运动，加强了内蒙古西部人口的积聚效应，带动了当地商业和农垦业的发展，加快了边地的开发和边疆重镇的崛起，而且改变了内蒙古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
历史上，山西民众的每次迁徙都把三晋文化带到迁入地，与当地文化融为一体，大大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传播与民族的融合，促使当地人的生活习俗发生演变，促进了语言戏剧的发展和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从而有力地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关键词：人口迁移走西口对迁入地带来的影响
一、晋西北的自然社会环境与晋西北走西口移民运动
（一）晋西北的自然社会环境
晋西北主要是指山西西北边陲，地处黄土高原东部边缘，又在黄河入晋的交汇处，西北隔黄河分别与陕西府谷县、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相邻。
晋西北属于黄土高原丘陵区，地势起伏不平，沟壑纵横，地貌以梁峁为主，植被较少，水土流失严重虽然处在黄河入晋的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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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哲天地— 154 —作者单位：伊丽瑰，蒙古国国立大学。
论汉族移民影响下的近代蒙旗经济生活变迁伊丽瑰摘要：汉族移民草原是近代内蒙古游牧社会变迁的重要转折点之一。
在与汉族移民的经济交往中，蒙古人的交换观念逐渐增强。
草原面积的扩大和市场的扩大导致了蒙古族就业形势的分化，出现蒙古族农民、蒙古族商人等许多职业角色，汉族移民对蒙古族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蒙古族则获得了地租，另一方面他们逐渐失去了土地利用的优势。
基于此，本文对汉族移民影响下的经济生活变迁展开研究，希望能为相关单位提供参考。
关键词：汉族移民；近代蒙旗；经济生活一、中华民国成立前蒙汉关系概述公元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国”，建立和完善蒙古汗国的一系列政治制度。
这次统一将曾经分属于不同语族、民族和部族的不打磨南北各部归于统一的蒙古政权统治下，使分散的各部初步确立了蒙古人民的认同感和荣誉感，从那时起，各个部门可以不受限制地频繁交流，并在交流过程中，通过使用共同语言，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进而形成共同的心理素质，最终形成蒙古族的民族共同性。
与此同时，中国东南角的汉族政权南宋王朝利用金朝的暂时困难发起了远征，结果惜败。
汉民族的政治军事衰落与蒙古人的崛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后来蒙古人统一中国埋下了伏笔。
二、蒙古族交换观念的改变过去蒙古人不重视经济效益。
与汉商交易时，99只羊与100只羊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点不值一提，明显表现出使用价值递减的规律。
根据蒙古人的说法，牛羊都是自然饲养的。
多两个头还是少两个头都无所谓。
开鲁县汉人经商该地,每以货物高价赊出,随后取偿。
蒙人即以牛羊骡马等物作价偿还。
是蒙人性质只图赊欠,不计货物之所值。
蒙古族商人抓住牧民对日用品的心理需求和不了解市场情况的弱点，实行不平等交换，使蒙古族牧民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这种情况说明牧民的交流意识较差。
蒙古人最初卖东西时，不是根据商品本身的大小定价，而是根据贫富情况定价。
十八至二十世纪初东部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位于东部内蒙古最南端的喀喇沁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自然环境，首当其冲地经历了清中叶以来东部内蒙古社会变迁的根本所在—移民开垦这一历史进程，成为了东部内蒙古，甚至整个内蒙古地区农业化的先驱与典范。
无论是土地的开垦、移民的进出，还是农耕村落社会的形成等方面都走在了前面。
这些给喀喇沁地区传统的游牧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不仅涉及到喀喇沁地区民族人口结构、经济形态、土地关系等，甚至对蒙旗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基层社会组织以及旗民经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数十万名喀喇沁蒙古人经历了复杂而艰难的历程。
他们成为东部内蒙古由牧向农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最早接受挑战的一群人。
他们的跨旗流动，不仅打破了清朝通过旗的“地域封锁”与苏木的“人的封锁”的二重制度来严禁蒙古人越旗流动的规定，同时对其迁出地和迁入地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对迁出地而言，作为苏木基本构成要素之一的丁数的减少，使传统的苏木制度遭到了空前的破坏。
对迁入地而言，使较早接触农业，并已具备一定的农业技术的喀喇沁蒙古人的影响波及到了东部内蒙古尚未农业化的其他地区。
这一举动大大推动了整个东部内蒙古的农业化进程。
以至于将东部内蒙古已经农业化的蒙古人称作“oγudung mongγol”(短衣蒙古)或“qaracin mongγol”(喀喇沁蒙古)。
本文在充分吸收众多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系统的蒙古文档案与丰富的实态调查报告，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对清代以来东部内蒙古由牧向农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农业化较早、较典型的喀喇沁地区进行研究。
抓住蒙旗—旗制—旗民这一基本线索，对喀喇沁社会的内部，即喀喇沁地区旗制与旗民社会进行分析研究。
以此改变过去主要从外部观察蒙旗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
全文由前言、正文、结语、附录四个部分组成。
前言交代选题及其意义、研究概况与本文研究内容，并介绍主要史料。
第一章探讨清代喀喇沁地区基本社会制度的苏木制与基层社会组织及其发展变化。
汉族移民历程考论读后感首先呢，以前我对汉族移民这件事儿也就只知道个大概，什么闯关东、走西口之类的名词听说过，但具体咋回事儿，那是两眼一抹黑。
这本书就像一个特别细心的导游，把汉族移民的各个历程，从古代开始，一点一点地给你捋清楚。
我发现原来汉族的移民就像一场场波澜壮阔的大戏，在历史的舞台上不断上演。
书里提到的那些移民的原因，真的是多种多样。
有的是因为战乱，那时候兵荒马乱的，在家乡待不下去了，只能背井离乡去找个安稳的地方。
就好比你在一个闹哄哄的、到处都是危险的屋子里，肯定想找个安静安全的地儿待着。
还有的是因为自然灾害，什么洪水啊、旱灾啊，把庄稼都毁了，没饭吃了，那只能挪窝呗。
这让我想到现在的我们，要是家里出了点问题，也会想着换个环境重新开始呢。
再说说移民的路线，真的是四通八达。
从北方到南方，从内陆到边疆，汉族同胞就像一群勤劳勇敢的开拓者。
他们带着自己的文化、技术，一路走一路传播。
我感觉他们就像一个个小火种，到了一个新地方就点燃一片新的希望。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汉族还和当地的少数民族相互融合，大家互相学习，你教我种地，我教你织布，这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就像是一场盛大的派对，每个民族都带着自己的拿手好戏来参加。
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有点小“头疼”。
里面有些历史资料和考证特别严谨，那一堆堆的数据和复杂的地名，有时候会让我有点晕头转向。
但是这也说明作者特别认真，人家就是要把最真实、最准确的汉族移民历程展现给我们。
读完这本书，我对汉族的认识又深了一层。
我们汉族不是一个一直固定在一个地方的民族，而是在不断迁移、融合中发展壮大的。
而且这移民历程里的每一个故事，都充满了先辈们的坚韧和智慧。
这就像告诉我们，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有勇气去寻找新的机会，就能像我们的先辈一样，在新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创造出美好的新生活。
这书真的就像一个宝藏，每次回想起来都能发现新的“闪光点”。
读《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
【摘要】闫天灵的《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一书，详细介绍了近代内蒙古地区的汉族移民，读过本书，本人对该书的资料来源，作者对“移民”所做的详尽说明，以及对“雁行者”的解读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影响深刻，所以在本文中对这三个内容作简单的介绍。
【关键词】资料来源“移民”“雁行者”
闫天灵的《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
《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是中南民族大学出版的民族研究文库中的一部著作。
本书共分六章加附录，详细介绍了汉族移民的历程、蒙汉耦合机制、汉族移民社会的成长、蒙地与旗地、民族——经济——文化区的重构、移民开垦与塞外生态环境的变迁。
行文表述严谨，内容丰富，资料充足。
在清代以降的内蒙古地区社会变迁史上，汉族移民是一大关键环节。
本书以汉族移民及汉族移民社会的成长为中心，对详细地对内蒙古地区汉族移民的原因、方式、类型、过程、数量、分布、祖籍地、迁移路线、移民的定居化与本土化，移民过程中的蒙汉关系，移民社会的生产方式、土地制度、租佃习惯、社会分层与社会控制、生活状况与风俗习惯，移民社会的社会问题进行全面考察。
汉族移民运动与蒙古游牧社会变迁是连为一体的。
汉族移民的大量迁入和汉族移居区的大片形成，必然会对蒙古游牧社会制度及整个内蒙古地区的民族、经济、文化格局及生态面貌产生极其深刻的引致效应。
本书对这些密切相关领域一并展开讨论，将汉族移民研究引向纵深，以求得找出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本书的根本目的
本书知识性强，内容充实，读过本书，三个方面给我留下深刻的影响。
一是本书丰富翔实的资料。
本书资料第一大来源就是档案，主要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和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有关于内蒙古地方的巨量档案资料。
地方档案馆收藏的内蒙古资料，主要有内蒙古档案馆、辽宁、吉林档案馆。
以及依据档案编纂或性质等同于档案的《清历朝实录》和民国时期的《年鉴》、《公报》等史料。
本书还利用较多的地方志史料，如《口北三厅志》《绥远志略》《归绥县志》《河曲县志》《河套图志》等等。
一批资料价值很好的调查资料被作者有效利用，民国时期的调查资料如蒙藏院的《蒙藏院调查内蒙沿边统计报告书》、蒙藏委员会的《乌兰察布盟调查概况》、绥远省民众教育馆的《绥远省分县调查概要》等；解放后整理的《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等一批新的调查资料也被作者发掘利用；日本人的大型调查资料如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编纂的《满洲旧惯调查报告》等；俄国以阿·马·波兹得涅耶夫为首的考察队到蒙古地区进行的实地考察资料。
清末及民国时期，到内蒙古等边疆地区考察的个人多了起来，他们写下的游记、笔记中有史料价值的部分也被作者充分利用。
最后是国内外的研究专著及论文，如《剑桥中国晚清史》、费孝通《乡土中国》等，从社会史、经济史角度对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进行研究的牛敬忠老师的《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王玉海老师的《发展与变革——清代内蒙古东部由牧向农的转型》等；论文如张植华《清代至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人口概况》，陶继波的《人口与历史——内蒙古河套地区移民的历史考察》，为本书的内容增添了不少亮点、广度和深度。
在著述过程中如此广泛而有效的利用资料是值得借鉴的。
读过本书第二个对我影响深刻的内容是对移民从全方位所做的细致的分析。
是我对“移民”这一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
作者将汉族移民在类型特征上分为推动型移民和拉动型移民。
所谓“推动型移民”强调的是移出区立身艰难，谋生不易，被迫向外迁移，重新寻找安身立命的地方，移居主要是想摆脱困境，不求富但求活。
“拉动型移民”指移入区条件优越，有吸引力，移民择良地而栖，主动向外搬迁，移居主要是为求得比以前更好的生活环境或更有利的发展空间，在预期层级上较前者高。
向城市迁移、向发达地区迁移，就是典型的拉动型移民。
作者认为在汉族移民的初期推动型移民是主导类型，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极为强调宗亲乡土观念的国度里，农民是安土重迁的。
他们就像黏着在土地上似地，除非万不得已，是不会离乡他适的。
灾荒移民、战乱移民、贫困移民是推动型移民的三个主要亚型，这三者塞外移民兼而有之。
而以灾荒移民为主要原因，灾荒移民
不仅发生频率高，且规模大。
但随着移民周期的延长，推动型向拉动型转型，拉动型移民上升。
在这过程中，自发性移民是主流方式，而且在这期间产生了“踩路效应”。
所谓“踩路效应”：就是先行移民带回的真实信息，逐渐改变了内地人对塞外的印象，使更多的人加入到移民的行列，这就是踩路效应。
大家现在熟知的不管是内蒙古还是外省的年轻人涌向鄂尔多，应该是属拉动型移民，而且本人认为“踩路效应”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空间上看，近代汉族移民进入蒙地的次序，基本上是越长城由南向北次第推进。
与长城接续的地方，出入交通便利，移民起步最早。
其趋向一是由长城沿边，渐次向北推进；一是从东三省越过柳条边墙向西推进，进入哲里木盟。
紧缘长城的归化城土默特、伊克昭盟南边、察哈尔南部及卓索图蒙事汉族移民最先就如的地区。
从时间上的考察，在明清以前，内地人口就有过向塞外地区规模移动的历史，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将塞外地区3万户人家内蒙古境内的北河和榆中等地，进行垦殖。
汉武帝时期，进过连年战争，退却匈奴，在阴山以南设置朔方、五原、云中、西河等郡和居延等县，组织大批内地人口迁往垦种。
西汉以后这样大规模的塞外移民再未出现过。
直到明朝立国，在漠南地区设卫所，屯田养兵，军事移垦一度复兴，但规模有限。
从明代开始，非官方的自发移民逐渐发育起来，并成长为塞外移民的主流并主要集中在清朝和民国时期。
总而言之，通过作者的全放位介绍，最后使大家形成对塞外移民的主体印象。
第三，作者对“雁行者”的分析。
雁行人大规模、长时间的流动，是近代边疆民族地区汉族人口迁移不同于内地省区间人口迁移的一个显著特点。
作者在书中分析，“移民”是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
根据这一鉴定，作者认为季节工性质的雁行人属于迁移人口而不属于移民。
但是，对于内蒙古地区来说，由于清朝长期实行封禁移民政策，春去秋回的雁行人实际上成为人口迁移的唯一合法方式。
内蒙古的汉族雁行人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历史长久，对于汉族移民社会成长及地区开发均产生巨大影响。
在内蒙古地区，雁行人的农业属于不定居农业, 是清王朝抑蒙和“借地养民”矛盾心态的产物。
为使口外种地的人能够返回, 清政府不准妇女出关, 限制汉人在蒙地的定居。
我个人认为，《走西口》歌词中“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只盼哥哥你早回家门口”，是对雁行者的生动描写。
而现在的农民工，本人认为是现代版的雁行者。
作者认为在清代雁行人未对蒙地的领有权制度产生冲击, 因为私垦是蒙古当地人同意下的农业, 只是游牧的附属, 雁行人也是蒙地中的次等人。
在河套地区, 康、雍时期还没有农田水利，雁行人的农耕属小块农田, 多沿河滩地和沼泽地, 有水则种, 无水转徙。
农民与蒙民以私人友谊约地而耕, 不纳地租, 但要向蒙旗地方官员或蒙民送些茶酒、布帛, 秋后请人吃饭表示人情。
这些行动实际上是对蒙古人领地权利的承认, 并承认自身的附属地位。
尽管这时汉人行的是集约化农业, 但由整个地区以游牧业为主, 集约化农业并不产生内地的那种土地关系。
雁行人虽然为内蒙古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但由于他们关注的主要是自己的眼前收入，目的是挣钱回家置产、娶妻、盖房等等，并未认同于足下耕耘的塞外土地，这种佛之不去的非主心理和暂居心态对汉族移民社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其一，雁行人的这种强流动性对塞外地区的经济积累和社会成长是不利的。
很长一个时期，塞外像个“大漏斗”源源流入口内，未能充分用于当地的投资和建设。
其二，对内蒙古地区的生态环境也造成了极大的破环。
通过阅读本书以上三点对我的启发最深刻。
参考文献：
1、闫天灵：《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12月。
2、王建革：《农牧交错与结构变迁:清代内蒙古地区的农业与社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 年第 3 期。
3、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