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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模式“一元制”与“二元制”的比较从对公司经营活动监督实践上看，大陆法系国家的“二元制”公司治理模式与英美法系国家的“一元制”各有利弊。
一个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否行之有效，与其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本市场发展状况及公司股权结构密切相关。
目前我国监管机构及上市公司正在积极探讨和实践独立董事制度，但同时也不能偏废监事会制度，应在制度设计上下功夫，充分发挥监事会的监督职能。
我国属于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而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在公司机关构造上的特点就是“二元制”（或称双轨制），即在股东大会之下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分别行使决策权和监督权。
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如德国、日本、韩国，都在公司法中规定了监事会制度。
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采用的“二元制”，与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采用的“一元制”（或称单轨制）公司机关构造，形成两种完全不同的公司治理和监控模式。
这可以说是两大法系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作用下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美国的经济运行状况良好，似乎美国公司的竞争力强于德国、日本等国的公司，因此有些人认为美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效果比德国、日本的好，并认定监事会制度不如独立董事制度好，我认为这是把问题简单化和表面化了。
以美英两国为代表的一元制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在公司机关设置上没有独立的监事会，业务执行机构与监督机构合而为一，董事会既是决策机构，也是监督机构，不仅具有业务执行职能，而且具有监督业务执行的职能。
董事会的两种职能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因而这种设计对大型公众公司来讲是有缺陷的，这种缺陷在60、70年代充分暴露出来。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英美公司法创立了独立董事制度，要求上市公司必须有足够的外部（独立）董事，通过这些不在公司中任职的外部董事对公司内部董事及经营管理层起监督作用，并且强调只有加强董事的独立性才能履行其监督职责。
其目的就是力图在现有的一元制框架内实现对公司管理层监督机制的自律性改良，改良的要点在于确保利益冲突交易的公正性。
浅谈索绪尔二元对立的语言观索绪尔的二元对立的语言观是一个在20世纪受到极大认可的语言描述模型。
它展示出一种在语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研究许多核心语言学问题的观点。
这项理论指出，语言是由两个重要因素组成的：它们各自也可以被称为一元和二元因素。
一元因素指的是某一句话的语言形式，也就是可以分析出它的词序，词形，谓语系统和句子结构等；而二元因素指的是某一句话语义内容，包括它的对象，时间，空间和情感等，以及它所表达的意义。
索绪尔认为，每一种语言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一元和二元因素，例如英语中有动词，介词，形容词，连接词等等，而汉语中则有助词，动词，量词等等，它们各自构成了不同的语言系统。
此外，每一种语言也都有自己独特的二元因素，这些因素负责指涉如何描述不同事件和主题的语义内容和语义关系。
例如，英语在描述时间关系时会用将过去分成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汉语则分成“过”，“将”，“在”，“现”等词语来描述时间关系。
索绪尔认为，通过深入研究一元和二元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语言的结构，话语交流的实际目的，以及人们之间沟通过程中的错误和歧义等问题。
这种研究从而强调了更加仔细地观察语言，并且从多个层面去探究它的构成，已经受到了不少语言学家的重视，并且发挥了重要的研究作用。
不仅如此，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还为一些其他学科做出了巨大贡献，比如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等。
它们以更加细腻的方式描述了语言的结构，并且从不同学科的视角来理解和分析话语交流的过程，研究它们造成的效果。
此外，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处理一些复杂的语言问题，比如语言的迁移，翻译，跨文化交流和语言转换等问题。
它们有助于将语言的本质特征和复杂关系提取出来，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处理它们。
索绪尔的二元对立语言观对于理解语言的结构、运用和使用意义都有着重要意义。
它不仅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每一种语言中所具有的一元和二元因素，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加复杂的语言解释框架。
公司模式“一元制”与“二元制”的比较从对公司经营活动监督实践上看，大陆法系国家的“二元制”公司治理模式与英美法系国家的“一元制”各有利弊。
一个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否行之有效，与其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本市场发展状况及公司股权结构密切相关。
目前我国监管机构及上市公司正在积极探讨和实践独立董事制度，但同时也不能偏废监事会制度，应在制度设计上下功夫，充分发挥监事会的监督职能。
我国属于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而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在公司机关构造上的特点就是“二元制”（或称双轨制），即在股东大会之下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分别行使决策权和监督权。
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如德国、日本、韩国，都在公司法中规定了监事会制度。
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采用的“二元制”，与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采用的“一元制”（或称单轨制）公司机关构造，形成两种完全不同的公司治理和监控模式。
这可以说是两大法系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作用下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美国的经济运行状况良好，似乎美国公司的竞争力强于德国、日本等国的公司，因此有些人认为美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效果比德国、日本的好，并认定监事会制度不如独立董事制度好，我认为这是把问题简单化和表面化了。
以美英两国为代表的一元制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在公司机关设置上没有独立的监事会，业务执行机构与监督机构合而为一，董事会既是决策机构，也是监督机构，不仅具有业务执行职能，而且具有监督业务执行的职能。
董事会的两种职能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因而这种设计对大型公众公司来讲是有缺陷的，这种缺陷在60、70年代充分暴露出来。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英美公司法创立了独立董事制度，要求上市公司必须有足够的外部（独立）董事，通过这些不在公司中任职的外部董事对公司内部董事及经营管理层起监督作用，并且强调只有加强董事的独立性才能履行其监督职责。
其目的就是力图在现有的一元制框架内实现对公司管理层监督机制的自律性改良，改良的要点在于确保利益冲突交易的公正性。
（2）二元对立思维（即一元思维）之中西对比（ZT）二元对立思维在西方由来已久。
它的形成是由西方哲学、宗教与语言的特点所共同决定的。
西方哲学的范本是几何。
几何遵循严格的形式逻辑，尤其是矛盾律和排中律，在几何推理的训练过程中，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习惯得到了极大强化。
然而几何涉及的是抽象化的符号世界，把几何的思维运用到复杂的现实领域，必然会导致严重的问题。
天主教神权统治的建立强化了这种思维。
天国/地狱，上帝/撒旦，基督徒/异教徒，正义/邪恶，一系列笼罩在神圣光环中的对立项规定了人们的思想。
西方的语言也起到了一定的误导作用。
西方语言都是通过词形变化来表现不同的词性。
"真"、"善"、"美"、"假"、"恶"、"丑"之类的形容词本来描述的是一种主观感受和价值判断，并且包含了程度的因素，但由于它们在西方语言中有对应的抽象名词形式，结果这些名词的所指就从具体的感受和判断中脱离出来，成为绝对的理念和实体，形容词所包含的程度差异就转换成了名词所包含的性质对立，语言学问题也转换成了哲学问题。
(注：二元对立，其实是人类语言机制的局限，中西方皆然，只不过西方语言文化更突出此，语言名相的局限，用佛学说，一说即乖。
)十九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二元对立思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它所标举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原理过分地强调了自然界中物种对立和冲突的一面，尤其是当它演化成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后，危害就更为明显。
按照文明/野蛮、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观念对世界各个民族和各种文化进行粗暴定位，使得"文明"、"先进"的群体在对待他们所认为的"野蛮"、"落后"的群体能够心安理得地使用暴力。
实际存在和整体的二元概念
二元名词解释：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术语，指一切事物的内在矛盾。
毕达哥拉斯认为，二元是从一元分化出来的。
一元是矛盾统一体，二元是统一体内在的两个矛盾方面。
二元就是对成。
二元既是数的系列的展开，又是事物的系列的展开。
毕达哥拉斯所说的二元大体上有以下几个含义：第一，二元是对成。
在他看来，二是从一中分化出来的。
一是同一，二是对成，二与一相对立。
第二，二是奇偶两个方面。
在他看来，二即是奇，又是我。
一是奇偶的同一，二是奇偶地对成。
一本身由奇偶两者而来。
第三，二是由对成演化而来的对立。
在他看来，随着二元便出现了对立。
第四，二是多的可能性。
在他看来，一就是一，二却是两个一。
所以，二是不同于一般的多。
不过，二仅仅是两个一，还不就是多，只是未定得多、多的可能性。
他的二元和他的一元一样，十分神秘和晦涩。
实质上，二元在哲学上相当于阿那克西曼德的对立物。
在阿那克西曼德那里，对立物包含在统一的无限之中，从无限这个统一体中分离出来。
毕达哥拉斯则认为二是对立的统一。
二是一又不是一，二是一的环节，又是一的对立面。
因此，二与一是两个原则，一是统一，二是对成。
从一和二中产生了其余的数，产生了事物系列，产生了包括数在内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
揭开神秘和晦涩的外衣，其内在的辩证法因素还是很清楚的。
一元思辨类作文和二元思辩类
**一元思辨与二元思辩**
嘿，小朋友们，今天我给你们讲个有趣的故事，是关于一元思辨和二元思辩的。
虽然这两个词听起来有点深奥，但其实它们就在我们生活里哦！
话说有一天，小明和小华在操场上玩，小明手里拿了个红苹果，小华看到了就说：“小明，你的苹果好红啊！”小明得意地说：“那当然，我这个苹果可甜了。
”
这时候，小明就展示了一元思辨的能力。
他只觉得自己的苹果很甜，没有去想其他的可能性，比如苹果为什么红，或者有没有更甜的苹果。
这就是一元思辨，就是只从一个角度去看问题。
过了一会儿，小华又说：“小明，你知道吗？苹果之所以红，是因为里面有花青素，而且花青素还能保护我们的身体哦！”小华这么一说，小明就愣住了，他没想到苹果红还有这么多原因。
小华这里就展示了二元思辨的能力。
他不仅看到了苹果的颜色，还思考了颜色背后的原因，甚至还联想到了花青素对我们身体的好处。
这就是二元思辨，能从多个角度去看问题，还能把问题联系起来。
我觉得，我们平时思考问题的时候，也可以像小华一样，多想想为什么，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这样，我们就能更全面地了解世界，也能更有创意地解决问题啦！
好啦，故事讲完了。
你们是不是觉得一元思辨和二元思辨很有趣呢？希望大家以后都能成为像小华一样会二元思辨的小朋友哦！。
第33卷 第4期北京体育大学学报Vol133 No14 2010年4月Journal of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Apr.2010●体育训练学一元、二元训练理论的哲学辨析周爱国1,张 猛2(11北京体育大学,北京 100084;21德州学院,山东德州 253000)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从一元、二元训练理论的哲学基础入手,探悉两种理论的特征及其辩证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一元、二元训练理论分别以整体论和还原论两种认识论为哲学基础。
一元训练理论是基于整体论综合思维模式下形成的,强调竞技能力的整体观。
二元训练理论是基于还原论分析思维模式下形成的,强调竞技能力的还原观,两者既矛盾又互补,不能偏废。
运动训练实践当以“从整体功能着眼,从结构细节着手”,即要强调竞技能力的整体把握,又注意在整体规律约束下的子能力的发展。
关键词:运动训练;一元训练理论;二元训练理论;哲学中图分类号:G80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0)04-0106-03The Philosophical Analysis of Monistic and Dualistic T raining TheoriesZHOU Ai2guo1,ZHAN G Meng2(11Beijing Sport 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21De Zhou College,Dezhou253000,Shandong China)Abstract:Starting from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monistic and dualistic training theories,this paper explores theircharacteristics and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using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 analysis1The study shows that monisticand dualistic training theories have originated from holism and reductionism in philosophy respectively,the formerof which is based on comprehensive thinking of holism,focusing on the totality of athletic ability,whereas the lat2ter is built upon analytical thinking of reductionism,underling reductionism view of athletic ability1These two the2ories are contradictory and complement to each other,neither of them should be neglected1Therefore,physicaltraining practice shall start with structural details while keeping totality in mind that is,emphasizing both the inte2gral grasp of athletic abil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ub2ability governed by general rules1K ey w ords:sports training;monistic training theory;dualistic training theory;philosophy 2003年7月茅鹏在《体育与科学》第四期发表的“一元训练理论”一文中提出一元训练理论与二元训练理论,并对概念进行了阐述。
公司模式“一元制”与“二元制”的比较2014年04月04日16:09 来源：（中国证券报2001年4月27日）管理纵横作者：字号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从对公司经营活动监督实践上看，大陆法系国家的“二元制”公司治理模式与英美法系国家的“一元制”各有利弊。
一个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否行之有效，与其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本市场发展状况及公司股权结构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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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的两种职能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因而这种设计对大型公众公司来讲是有缺陷的，这种缺陷在60、70年代充分暴露出来。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英美公司法创立了独立董事制度，要求上市公司必须有足够的外部（独立）董事，通过这些不在公司中任职的外部董事对公司内部董事及经营管理层起监督作用，并且强调只有加强董事的独立性才能履行其监督职责。
“一元”与“二元”的对立———谈中国人与西方人对生命意义的不同理解徐圻《贵州社会科学》2004年5月第3期P 46---48一中国人堪称世界上最务实、最讲求实际的民族,而西方人则多多少少都有某种理想主义。
这种差别,乃是“一元思维”与“二元(或多元)思维”的差异造成的。
我们先从宗教现象谈起。
一切宗教得以产生的一个前提,是对生与死的关系的思考,尤其是对死之后的考虑。
如果人们认定,一个人死后等于彻底的寂灭和完全的虚无,即肉体消亡后就什么也没有了,那就不会产生宗教。
因此,灵魂与肉体的分离,或者说“灵魂不死”这个观念,是宗教的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民族(当然包括中国)都有宗教意识,或者叫做“宗教情怀”;但是宗教情怀不等于宗教。
宗教是一种“终极性”的关怀,它关注灵魂的最后去向,而这个去向一定是一个最美好、最完美的境界(基督教的天堂、佛教的涅磐等等)。
为此,就要修炼。
于是有了一套理论(教义、经典,如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之类),有了相应的组织机构(教会),以及专门的神职人员(基督教的教士、佛教的和尚等等)。
这一切,目的就是帮助灵魂设法达到那个最终的理想安息地。
因此,从完全的意义上讲,中国是没有本土宗教的,而西方则是宗教的重要发源地。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必须回到前面提到的问题,即一元思维与二元思维的差别上来。
柏拉图是西方第一个把世界划分成为两个层次的思想家。
他认为在现实世界之外、之上,有一个“理念世界”。
前者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可生可灭的,后者则是完美无缺的永恒世界。
但是“理念世界”又是一个“彼岸”的世界。
就是说,它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世界,至少今生今世不可及。
之所以要设定这样一个世界,就是要用它的完满来映照、衬托现实世界的缺陷与不足,让现实世界去趋向那个理想的世界,尽管它永远也达不到那个境界。
换句话说,凡是现实的就不会是合理的(至少是不尽合理的),而凡是合理的(圆满、理想、彼岸世界)就不会是现实的。
现实与理想之间永远有一道鸿沟,它们处在两个界面之上;但它们又保持着必要的联系,不会分离得太远,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柏拉图提出的这个二元的世界图景是历史上最早的理性主义的终极关怀,它直接演化出了后来基督教关于“上界”(天堂)与“下界”(俗世)的二元对立,并且在欧洲一直延续下来.基督教思想在西方深入人心的程度是中国人不能理解的。
这种思想,往坏处说是迷信、欺骗,精神鸦片,而往好处说则是理想主义、精神寄托。
不管是好还是坏,都是那个二元论的世界观、二重世界的理论所归根结底造成的。
中国人则没有这种二元论。
自古以来,“一体化”一直是中国人对待世界、对待生活的基本态度。
中国人是最讲实际的民族,不愿意去关心那些虚无飘渺的事情,什么彼岸,终极境界、死后的若干次轮回等等。
这些东西至少没有现实的生存处境问题来得重要。
“理想主义”这个词,在西方是一个很崇高的字眼;而在中国,则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含有空想,不切实际,想入非非等意思。
在西方,空想主义的描绘、著述很多。
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以及培根的《新大西岛》等等,全是对某种理想的,非现实的社会状态的憧憬。
而这类书,在中国历史上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这类憧憬,在中国人眼里跟妄想、吃饱了没事干差不多。
中国人也讲要有理想,但指的是那种一定能够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即只要努力就能够到手的东西。
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才强调要有理想;而外国人讲的那种理想,则被认为是空想,因为它完全没有现实性。
正因为如此,属于中国本土的宗教从来也没有产生过,因为中国人不愿意过多地去考虑死后的事情,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就最能反映这种规避人生大限问题的倾向;在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心里,灵魂的去向问题当然不是没有,但终极的去向问题却基本没有,因为它显得太遥远、太玄了。
中国人总是用“变神变鬼”、“变牛变马”等来刻画死后的可能性,这一方面表现出了对待生命的现实态度,另一方面则表现了只关心“下辈子”如何,而不去操心若干次“轮回”以后怎么样的心理。
然而最重要的还是今生今世,如社会地位、善恶标准、忠君孝父,以及各种各样的行为准则等等。
众所周知,“道教”是唯一产生于中国的东西,但是道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
道教注重的是“长生不老”或“成仙”,也就是说,它不愿意或不敢面对生与死的难题,肉体消亡之后灵魂如何,这个问题道教是要回避的。
道教修行的目的,恰恰是不死。
这固然说明中国人的现实主义人生态度,也说明了中国人的一元化,一体化的世界观。
这种世界观不区分上界与下界,没有此岸与彼岸的对峙,没有理想对现实的批判和现实向理想的趋附。
佛教是汉代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到了唐代达到了高峰,其主要表现形式便是禅宗。
禅宗是典型的中国化的佛教,它不像其他佛教宗派那样神秘、那样强调反复的轮回,而是要把两个世界(理想与现实、彼岸与此岸)统一起来,故强调“见性成佛”、“凡圣不二”。
总之,学是一个世界、一种人生追求。
因此,中国人的信教(信佛)与西方人的信教(信上帝)有着本质的不同。
西方的基督教徒总的来讲,并不怎么从现实功利的意义上来信仰上帝,就是说,求神保佑这样的色彩远远不及求自己灵魂得到安宁这样的色彩强烈,故信仰的普遍意义、最终意义特别被看重。
在欧洲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宗教战争(“十字军东征”、“三十年战争”等),或由宗教信仰问题而导致的社会大变革(英国革命就是由宗教问题引发的)。
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十分奇怪的事情。
我们的先人往往是为了某种十分现实的目标来进行战争的(改朝换代、驱暴安良、官逼民反等等,都是具体的生存需要使然)。
中国人信佛,“临时抱佛脚”的多。
家里有人生病老不好,或自己想升官发财,便去求神拜佛。
一旦达到目的,说明是“灵验”的,便要到菩萨面前去“还愿”,然后也就不再理会那个菩萨了;如果不“灵验”,那就更不理会了。
另外,中国供奉的偶像,多与实际生活直接相关,什么关帝爷、灶王爷、门神、财神、土地等等。
这的确表明我们这个民族太现实了,也的确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缺乏必要的理想。
而这个根子,还是那个一元论世界观和思维模式。
二正是由于西方的二元论与中国的一元论的这种区别,造成了西方人和中国人在思想和行为上的重大不同。
历史上,西方的知识分子大都拥有双重的生活。
精神生活的独立与现实生活的随俗,似乎并行不悖。
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一直到笛卡尔、康德、罗素,以至于当代的萨特、哈贝马斯、亨廷顿,都保持了一种在思想上和著作中对现实的批判态度,意在树立一种理想社会模型和理想人格范式,来对照现实的丑陋与缺陷;但是,他们同时又积极地参与社会现实的运作,有的人还走过了头,成了现实的附庸(如黑格尔、海德格尔等人)。
在我们看来,他们都是两面派、伪君子。
其实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从根本来说,还是两个世界这种信念造成的。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却一般来说拥有单一的生活。
要么永远过一种生活,要么在不同时期过不同的单一生活;似乎同时有两种或几种生活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孔子直到50岁时,还在仕途上奔波,他最高做到了鲁国的司寇。
50岁以前,孔子主要是一个专业政治家,非常地“入世”。
后来由于政治抱负破灭,诸侯们要么不听他的,要么不重用他,于是孔子换了一种“活法”,专心致志办教育、做学问,从此成了一个专业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假如他当初做成了大官,我们就很难想象他会提出后来那些伟大的思想,更难想象他的名字会流芳百世,以至影响了以后2000多年的世代中国人。
孔子在一个时期里只有一种生活,在他以后的许多思想家也是如此。
李白、朱熹的情况与孔子类似。
李白虽然在唐宪宗、杨玉环面前表现了可贵的傲慢,但他进宫的目的却仅仅是为了讨得一个像样的官职;至于朱熹,他为了做官可以说到了殚精竭虑的地步,但官运始终不畅(任地方官只9年,任经筵侍讲仅40余日),于是万念俱灰的朱熹决定仿效孔子,结果开创了中国儒学的新境界。
王阳明则稍有不同。
他先当了一阵子官,后来遭贬,来到贵州修文,于是有“龙场悟道”,他的“心学”思想就是在这期间完成的;后来皇帝恢复了他的官职,于是他立即走马上任,从此学问也就顾不上了。
王阳明一生三个时期三种经历,每一时期都只做一件事情,不会兼顾。
从另外一个极端来说,中国古代有一些知识分子采取了一种完全超然的、“出世”的生活态度,但仍然只过单一的生活。
老子、庄子主张自然无为,他们完全脱离甚至是躲避现实(而不是用理想去批判现实、纠正现实);魏晋玄学家(王弼、郭象等人)也主张无为、清谈;魏晋时期著名的“竹林七贤”(阮籍、嵇康等人),完全过的是一种神仙似的生活,整日饮酒做诗;陶渊明更是跑到深山里去耕田、做诗,他对现实世界当中发生的变迁一概不予过问,他所描绘的处在理想生活状态(即“桃花园”生活)中的人,是连朝代更迭都混然不知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所有这些人过的都是单一的某种生活,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与孔子、朱熹、王阳明等人是没有分别的。
中国人对“出家”与“在家”分得是很清楚的,两者非此即彼。
只要出家做和尚,就一定得“割断尘缘”、实行“五戒”,与过去一刀两断,过一种完全新型的生活。
在中国,一个人要么奉行儒学的行为准则,以一种彻底入世的心态来对待自己的人生,即读书、做官,或修、齐、治、平,或光宗耀祖;要么愤世疾俗,或出家为僧,或隐居修行,不再与世俗为伍。
所以中国的佛教寺庙大多建在深山老林里,僧人在那里修行,远离“红尘”的干扰,换了一种“活法”,在纯粹的修炼过程中求得自我的解脱。
与此相反,西方的教堂却多半建在人口稠密的地方,一般在城市郊外,也有不少就建在大街上,如著名的巴黎圣母院、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等。
这么做有两个目的:一是由于西方人信教十分普遍,也相当真诚,不会临时“抱佛脚”,所以不论是达官显贵, 还是平民百姓，参加“圣事’，都是经常不断的，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外国人每周都要上教堂做礼拜，凡遇大事还要做弥撒，因此，教堂离远了当然不行。
二是基督教的性质决定的。
基督教一向强调要介入现实生活，要通过教会来“拯救”罪人的灵魂，基督教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前的多年里一直实行政教合一，而要这么做，教堂就不能盖到深山里面去，不然的话，连人都没有，还去救谁?总之，教堂的坐落，体现了西方人那种双重的生活世界，以及基督教的双重社会功能。
这还是源自于西方文化中的那个二元论，即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的对立和若即若离的关系。
三中国人的现实主义或一元论精神，千百年来一直是促使我们的先人实事求是、积极进取的动力。
我们中国人很少有那种超自然的救世主的观念;幻想奇迹发生，以及宿命论这样一些意识都比西方人少，一切全仗人的努力，而一旦努力就会有收获。
中国人特别勤奋，不相信虚无飘渺的东西，惯于用事实来说话，注重实践检验，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