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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关系研究[ 10-02-25 16:18:00 ] 作者：黄晓芝编辑：studa20摘要：过去20多年来，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越来越趋于友好和合作。
传统的基于FDI进入的MGRs理论已经不能解释跨国公司经营期间和东道国双方的合作大于冲突的模式。
基于合作的MGRs从跨国公司的角度出发，将政府因素作为内在因素，认为跨国公司能够参与到政府的决策制定过程中，可以主动改变公共环境。
关键词：MGRs；谈判能力；博弈1 文献综述20世纪80年代以前，有关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效率、增长及福利；二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控制经济的能力；三是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政治过程的干预。
著名跨国公司专家如海默(Stephen Hymer)、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和弗农(Raymond Vernon)等人，提出了研究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关系的三种历史范式：自由主义、新重商主义和新帝国主义。
自由主义认为，政府干预必须是为了增强竞争和纠正市场失灵；对公司国籍以及资本或技术(或产品)的来源持不可知论。
主张寻求促进全球福利的合作。
新重商主义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干预促进本国公司发展，强调依靠本国企业满足本国需要，避免依赖外国公司，同时寻求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
新帝国主义则倾向于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注重企业所有权的阶级(和国家)根源，阻止投资收益在国家之间或一国之内具有剥削性的分配。
这三种学术范式之间的紧张一直存在于对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进行规范的种种尝试中。
目前很多对MGRs的研究都是从改善资源承诺、个人关系、政治调节和组织可信度等出发的。
还有一些研究则从资源角度解释了MGRs。
另外，谈判能力也是个主要的研究角度，包含的变量诸如企业规模、管理优势、技术诀窍和政府分配。
这里将从跨国公司的视角研究MGRs，并集中探讨跨国公司进入后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社会责任与负责任商业行为的本土化策略引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活动不仅关乎自身的商业利益，也与东道国的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
在东道国开展业务的跨国公司需要制定适应当地市场的本土化策略，以提升其社会责任和负责任商业行为的水平。
本文将探讨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社会责任与负责任商业行为的本土化策略，分析其重要性与实施方法。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重要性跨国公司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参与者，承担着诸多社会责任。
在东道国，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跨国公司是当地经济的重要推动者，其经营活动对当地就业和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同时，跨国公司在供应链管理、环境保护、社会公益等方面的行为也会直接影响当地社会的发展。
因此，跨国公司有责任在东道国承担社会责任，促进当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跨国公司负责任商业行为的本土化策略深入了解东道国的社会与文化环境跨国公司在制定本土化策略之前，需要深入了解东道国的社会与文化环境。
这包括了当地的价值观、风俗习惯、法律法规等方面的了解。
只有深入了解当地的社会与文化背景，跨国公司才能更好地适应东道国市场的需求，制定相应的社会责任和商业行为。
建立与东道国政府和当地社会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建立与当地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实施本土化策略的关键一步。
通过与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跨国公司能够更好地了解和回应当地社会问题和需求，共同推动社会责任的落实。
此外，合作伙伴关系还可以为跨国公司提供政策支持和资源优势，进一步增强其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和商业行为。
适应当地法律法规和标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开展业务，需要充分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并确保自身的经营活动符合当地要求。
这包括了劳工权益保护、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的规定。
跨国公司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和流程，确保自身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和商业行为符合当地法律法规和标准。
提供当地化的产品和服务本土化的产品和服务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负责任商业行为的重要手段之一。
中国跨国企业在东道国遭遇政治风险的案例中国跨国企业在东道国遭遇政治风险的案例主要有：1. 华为在美国的市场遭遇政治打压：华为是中国最大的跨国企业之一，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广泛的市场。
然而，华为在美国市场遭遇到了政治风险。
美国政府对华为展开了一系列贸易限制和打压行动，指称华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并对其在美国国内的采购、销售和技术合作进行了限制。
这些行动使得华为在美国市场面临巨大困境，产品销售受到限制，相关技术合作受阻。
2. 中国人寿在马来西亚的业务受政治变化影响：中国人寿是中国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也是一家具有国际业务的跨国企业。
但是，中国人寿在马来西亚的业务曾受到政治风险的干扰。
在马来西亚的一次政治变革中，新上台的政府决定取消该国对中国人寿的批准，因为他们认为该公司在过去的贷款交易中存在不当行为。
这一举动给中国人寿在马来西亚的业务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不仅遭受损失，还需要重新寻求政府批准。
3. 中粮集团在澳大利亚的收购计划受政治干预：中粮集团是中国最大的粮食加工和贸易公司之一，也是一家重要的跨国企业。
然而，在其在澳大利亚的收购计划中，中粮集团遭遇到了政治风险。
澳大利亚有关部门出于国家安全等考虑，阻止了中粮集团收购该国一家重要的港口和物流公司的计划。
政府认为该交易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理由是中国政府对中粮集团的控制可能导致国内敏感信息被泄露。
这导致中粮集团的增长计划受到了重大阻碍。
在这些案例中，中国跨国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主要来自于东道国政府的干预和限制。
政府出于国家安全、经济利益或其他考虑，对中国企业的市场准入、经营活动、合作伙伴选择等进行了限制和干预，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困扰。
这些案例表明，中国跨国企业需要对东道国的政治环境和风险进行充分分析和评估，并采取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以保护自身利益和稳定经营。
不同的跨国企业可能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如与当地政府密切合作、寻求合作伙伴、开展政府关系管理等，以应对潜在的政治风险。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关系研究作者：秦丽李诚邦来源：《财经问题研究》2009年第04期摘要：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研究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关系的传统范式主要有三种：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和新重商主义。
20世纪80—90年代后全球跨国公司及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表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间合作多于对抗，新的经济社会学范式（社会嵌入）可用来解释合作、互惠和竞争同时并存的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关系（TGRs）。
关键词：新帝国主义；新重商主义；社会嵌入；合竞型TGRs中图分类号：F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4-0094-05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关系（TNC-Host Government Relations，TGRs）问题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通常，当市场环境为寡占或垄断时，政府干预与政治控制问题总是较为突出。
当公司发展为跨国公司时，一般性政企关系便凸现出强烈的政治维度。
一、TGRs的传统分析范式与模型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时，需要在母国政府、东道国政府和自身利润最大化三者之间权衡，而东道国政府既要考虑外资带来的各种直接和间接收益，还必须考虑跨国公司可能导致的经济扭曲，以及跨国公司行为影响国家权力和国家自治的合法性问题。
为了分析考察TGRs，海默、金德尔伯格和弗农等人提出了三种研究范式：自由主义、新重商主义和新帝国主义［1］。
1.新帝国主义与发展中世界TGRs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展中世界TGRs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跨国公司的政治干预问题。
雷蒙德•弗农最早提出跨国公司挑战国家主权的观点，他认为，跨国公司能够采取各种抵消性措施，挫败东道国政府控制跨国公司的企图［2］。
更为激进的观点是桑戈尔提出的新帝国主义论［3］，他认为，跨国公司向“边缘区”国家扩张将导致发展中世界的产业“制高点”被外国投资者占领，从而使这些国家独立发展的进程日益受到侵蚀。
因此，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的肆意扩张必定引起东道国不适当的政治反应，即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强调本国利益、国家自治和去依附及去边缘化的发展。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Government of Host Countries 作者： 冼国明[1];李诚邦[1]
作者机构： [1]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天津300071
出版物刊名：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11-18页
主题词： 跨国公司;东道国政府;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新重商主义;社会性嵌入
摘要：研究跨国公司(TNCs)与东道国政府关系主要有自由主义(liberalism)、新帝国主义(neo-imperialism)和新重商主义(neo-mercantilism)三种传统范式.20世纪90年代以前,新帝国主义和新重商主义分别被用来解释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并作为东道国制定外资政策的依据.90年代后全球跨国公司及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表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多于对抗.由于传统范式显而易见的局限性,因此必须寻找新的理论范式来解释基于合作和互惠的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关系.新范式基于社会性嵌入(social
embeddedness)认为,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多于对抗.。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东道国政策的设置与跨国公司的模式选择一、引言当前，各国政府签署了许多旨在保证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多边和双边贸易协议，如“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并相继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世界贸易组织(WTO )、欧盟、东盟、关税同盟等等。
这些协议及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贸易自由化并制约东道国政府贸易政策的使用。
相对而言，目前约束东道国政府FDI政策使用的国际协议较少。
那么这种政策不对称会不会扭曲跨国公司进人模式?我们将分析在此情况下，东道国政府设置其贸易政策和FDI政策与跨国公司选择其进人模式之间的关系，其目的主要是评估这些国际协议对于潜在效率的冲击。
上述设定是为了更好地反映目前东道国政府在政策设置时所面临的背景。
我们将比较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东道国政府能够自由地使用两种政策(即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二是政府只能使用这两种政策中的一种，另一种政策使用受到约束。
那么就存在如下问题:①如果仅仅就限制其使用一种政策会不会导致跨国公司采用一种低效的供给模式?②在给定约束的贸易政策下其投资政策的边际价格是多少? 许多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Brander和Spen- cer[ 1〕认为如果国内公司与外国公司的成本相差不大，对外国公司进行政策干涉会导致全球总福利的下降;但如果外国公司相对低效率时，通过关税或是FDI税收的调节会使得低成本的国内公司市场份额增加，从而提高全球总福利;Hoekman [2伙 Feketekuty [ 3 1 , Low和Mattoo [0〕则认为东道国FDI 政策应该遵循中性化原则，即外资公司应该享受国民待遇;Konishi和，aggi f s〕分析了东道国政府在存在F DI下的内生贸易政策，指出东道国政府相对于关税来说更倾向于VER (voluntary export re- straints)。
但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道国政府如何设置其政策以提高社会总福利或保护其国内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