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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管理的思想发展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一方面根植于中国的历史进程，一方面又与中国的儒家文化密不可分。
任何管理思想都是植根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土壤之中的。
而一定的社会文化又都割不断与历史传统的联系，并且总是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要点：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微观管理的治生学（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
蔡一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概括为如下要点：顺“道”、重人、人和、守信、利器、求实、对策、节俭、法治。
西方传统管理思想与理论形成：管理思想的形成起源于管理活动。
管理活动、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管理活动是管理思想的根基，管理思想来自管理活动中的经验；管理思想是管理理论的源泉，管理理论是管理思想的提炼、概括和升华，管理理论本身是管理思想，只不过是较成熟、系统化程度较高的管理思想，但并非所有管理思想都是管理理论；管理理论对管理活动有指导意义同时又要经得住管理活动的检验。
）管理思想与理论的演化述了劳动价值论及劳动分动理论。
斯密认为日用必需品的源泉是本国劳动。
日用供应情况的好坏，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劳动熟练程度、劳动技巧和判断力的高低；二是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从事无用劳动的人数的比例。
斯密在分析增进“劳动生产力”的因素时，特别强调了分工的作用：①劳动分工可以使工人重复完成单项操作，从而提高劳动熟练程度，提高劳动效率；②……减少变换工作而损失的时间；③……使劳动简化，使劳动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一种特定的对象上，有利于创造新工具和改进设备。
斯密在研究经济时，提出了一个重要论点：经济现象是基于具有利己主义目的的人们的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利益正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
查理巴贝奇《论机器和制造业的经济》概括了他的思想。
巴贝奇赞同斯密的劳动分工能提高劳动效率的论点，但认为斯密忽略了分工可以减少支付工资这一好处。
第三章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主讲：管理与经济学院周毕文副教授幻灯制作：毛军第三章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第一节一分为二地对待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第二节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第三节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发展阶段第四节中国管理思想的主要派别第一节一分为二地对待中国的文化遗产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丰富多彩的珍贵内涵。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是祖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精华部分，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里记载着中国无数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有关国家管理、军事管理、经济管理、文化管理、法律管理等方面的学说和主张。
正确地对其进行剖析、反思，对于正确地把握中华文明的历史命运，对于形成我国管理科学的民族特色，都是极其重要的。
对待传统文化的三种观点（1）“民族虚无”论（2）“儒学复兴”论（3）“中西合璧”论“民族虚无”论持这种观点的人把传统民族文化视为“沉重的包袱”、“历史的惰力”，把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贬斥得一无是处他们明确地主张“摆脱中国文化的传统形态”，“根本改变和彻底重建中国文化”，“要反传统，要全力动摇、瓦解、震荡和清除旧传统”。
“儒学复兴”论持这种观点的人看不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局限性和消极的一面，不加分析地盲目肯定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的中国传统文化，甚至认为中国的儒学会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得到复兴。
“中西合璧”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中国的现代文化应该是把二者的优点集中起来，但对两种文化优劣扬弃的具体分析却不尽相同。
第二节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一、入世精神五、重视名节二、伦理中心六、家庭观念三、重义轻利七、任人为贤四、中庸之道八、辨证思维一、入世精神所谓入世精神，就是积极地关心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
作为中国主导文化的儒家思想，不论是先秦的孔孟之道，还是两汉以后的儒学思想，其主旨都是经世致用、教民化俗、兴邦治国。
其主要信条，如“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
二、伦理中心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伦理道德是又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
中国早期管理思想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
治国学适宜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以及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
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的，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
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要点：一、顺道“道”在汉语中有多种含义。
属于主观范畴的“道”，主要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主要是指客观经济规律。
这里用的是最后一种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经济规律。
比如，《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夏秋冬，不更其节”等等。
二、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
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
要夺取天下，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国家必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
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三、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
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
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作为事业成功的三大要素。
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
”《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下属，“管人不严，以德报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
四、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也要守信。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
”《管子》特别强调要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
也就是说，治理国家，必须言而有信。
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就是治国大忌。
治国如此，治生亦然。
我国从来就是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诚，苟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