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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百应科技有限公司、曹某某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文章属性•【案由】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号】（2023）最高法知民终240号•【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程序】二审•【裁判时间】2023.06.08正文浙江百应科技有限公司、曹某某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最高法知民终24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浙江百应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景兴路999号二标11号楼101、102室。
法定代表人：王磊，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智钦，女，该公司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曹某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中，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杭州一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启迪路198号F座7层。
法定代表人：陈哲乾，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中，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百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曹某某、杭州一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知公司）侵害技术秘密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于2022年12月28日作出的（2021）浙01知民初856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
本院于2023年2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百应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21年10月21日立案受理。
百应公司起诉请求：1.判令曹某某、一知公司立即停止侵犯“百应机器人”技术秘密的行为，一知公司立即停止使用、销售“探意机器人”计算机软件（以下简称被诉侵权软件）源代码，曹某某、一知公司立即销毁其存储的被诉侵权软件源代码；2.判令曹某某、一知公司连带赔偿百应公司经济损失800万元以及合理费用28.95万元；3.判令曹某某、一知公司在一知公司的官方网站（×××.ｃｏｍ）和公众微信号“一知智能科技”上刊登《致歉声明》，向百应公司赔礼道歉、消除影响；4.由曹某某、一知公司共同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廊坊蝶贝蕾江西头目【“蝶贝蕾”传销组织覆灭4头目河北廊坊获刑】摄中新网廊坊12月5日电(记者宋敏涛)4日，河北廊坊安次区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一起组织、领导传销活动、非法拘禁、窝藏罪案。
“蝶贝蕾”传销组织“领导层”人物潘明明、陈明霞、山斌林、吴百有4人分获有期徒刑3年至8年不等。
在全国各地深耕13年的“老牌”传销组织“蝶贝蕾”于河北廊坊彻底覆灭。
作为国内“老牌”的传销组织，“蝶贝蕾”始于2005年，在全国多个省市均有分布。
传销人员需要购买或让他人购买其实并不存在的“化妆品”，才能提升自己的等级，并且，拉来的下线越多，自己计酬、返利的比例也越多。
4名被告人案发，是由2017年的一起命案牵出的。
彼时，一名邱姓大学生误入传销组织，在传销组织窝点，他被其他成员强制灌水之后死亡。
当年12月，廊坊中院一审判决多名传销人员犯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分获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5年不等。
河北高院此后维持原判。
廊坊安次政法机关对辖区内非法传销组织排查过程中，对“蝶贝蕾”组织再次彻查，这4名被告人，就是此次彻查中发现的。
据廊坊市公安局安次区分局经侦大队专案组民警介绍，传销组织等级从低至高分别为会员、推广员、培训员、代理员、代理商，前三级的头目反侦察意识很强，且都用化名，一般现场抓获的传销人员都是最底层，根本与传销组织“领导”级别头目很难见面，也难获得有价值线索。
安次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对记者分析，与以往案件的显著不同，在于此次案件起诉罪名包括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按照法律规定，这个罪名要求嫌疑人至少是“三级头目”，且组织包含30名以上的普通成员。
“怎么证明有30名以上的成员？得有相关证人证言，并且能和相关书证等证据形成脉络。
”检察官表示，一些传销成员反侦查能力强，而且人员流动非常大，很难确认上级是谁。
一旦出事，他们常会一起躲到小树林，这给取证、讯问都带来困难。
检察官说，这次，安次区相关部门工作力度很大，最后以涉嫌该罪起诉，“确实是一个突破”。
于海与深圳市小牛歌歌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产品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案由】民事侵权责任纠纷侵权责任纠纷产品责任纠纷【审理法院】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法院】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日期】2020.07.27【案件字号】(2020)苏03民终3519号【审理程序】二审【审理法官】秦国渠汤孙宁王素芳【审理法官】秦国渠汤孙宁王素芳【文书类型】判决书【当事人】于海;深圳市小牛歌歌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当事人】于海深圳市小牛歌歌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当事人-个人】于海【当事人-公司】深圳市小牛歌歌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代理律师/律所】于晓光江苏红杉树律师事务所;黄修典江苏红杉树律师事务所【代理律师/律所】于晓光江苏红杉树律师事务所黄修典江苏红杉树律师事务所【代理律师】于晓光黄修典【代理律所】江苏红杉树律师事务所【法院级别】中级人民法院【字号名称】民终字【原告】于海【被告】深圳市小牛歌歌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本院观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消费者在普通消费产品领域获得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是经营者的欺诈行为。
【权责关键词】欺诈合同产品责任证据不足新证据合法性诉讼请求撤诉按撤诉处理维持原判执行【指导案例标记】0【指导案例排序】0【本院认为】本院认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消费者在普通消费产品领域获得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是经营者的欺诈行为。
民法上的欺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的解释，应为经营者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使消费者作出了错误意思表示，否则不构成欺诈从而不适用三倍赔偿罚则。
本案中，于海自2018年1月起即多次在网络购物平台购买多类产品并以卖方构成欺诈为由提起民事诉讼，甚至其中也包括与本案同类的点歌机等产品，也即于海对该类产品应具有一定的了解和认知，而其在购买涉案产品时未就相关问题进行询问进而购买，一审法院据此并结合于海购买涉案产品后的次日退款（不退货）及一系列行为，认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于海系基于错误认识而作出购买涉案产品的意思表示，本案不构成欺诈从而判决驳回于海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江西贪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其他二审行政判决书【案由】国家赔偿行政赔偿一并行政赔偿交通运输其他【审理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日期】2020.08.04【案件字号】(2020)京行终2210号【审理程序】二审【审理法官】樊雪王晓颖宋川【审理法官】樊雪王晓颖宋川【文书类型】判决书【当事人】江西贪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国家知识产权局【当事人】江西贪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国家知识产权局【当事人-公司】江西贪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国家知识产权局【法院级别】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结果】二审维持原判【字号名称】行终字【原告】江西贪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本院观点】2013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
【权责关键词】合法证明维持原判【指导案例标记】0【指导案例排序】0【本院查明】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证据采信得当，且有被诉决定、诉争商标档案、各方当事人在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中提交的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院认为，2013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
审查判断有关标志是否构成具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情形时，应当考虑该标志或者其构成要素是否可能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
本案中，诉争商标为“渣渣辉”，“渣”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具有“渣滓、碎屑”的含义，作为网络流行词，具有“差”、“烂”的意思，含有贬低人格的含义。
“渣渣辉”一词虽源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演员张家辉其普通话不标准把“张家辉”读成“渣渣辉”，但此处“渣渣”字亦被认为是“差”、“烂”等具有贬低人格的含义“渣渣”二字并不因与“辉”并用而不含有贬义。
诉争商标核准注册可能对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的影响。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监管路线图目录一、内容综述 (2)1.1 背景介绍 (3)1.2 监管的重要性 (4)二、教育领域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概述 (5)2.1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定义与特点 (6)2.2 教育领域中的主要应用场景 (7)三、监管框架构建 (9)3.1 监管原则的确立 (10)3.2 监管主体的职责划分 (12)3.3 监管机制的设计 (13)四、监管实施步骤 (15)4.1 监管政策的制定与发布 (16)4.2 监管机构的设立与职能配置 (17)4.3 监管活动的开展与执行 (18)4.4 监管效果的评估与反馈 (19)五、监管工具与技术支持 (21)5.1 数据监测与分析工具 (22)5.2 人工智能辅助监管决策系统 (23)5.3 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 (25)六、教育行业参与者的角色与责任 (26)6.1 教育机构的责任与义务 (27)6.2 教师与学生的权益保障 (29)6.3 社会各界的参与与合作 (30)七、国际合作与交流 (31)7.1 国际监管标准的借鉴与参考 (32)7.2 国际合作项目的推动与实施 (33)7.3 国际交流与经验分享 (34)八、监管挑战与应对策略 (35)8.1 技术更新带来的挑战 (37)8.2 法律法规滞后问题 (38)8.3 监管能力与需求的平衡 (39)九、未来展望 (41)9.1 智能监管时代的到来 (42)9.2 个性化教育的发展趋势 (43)9.3 全球教育公平与质量的提升 (44)一、内容综述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为教育模式的创新与优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监管挑战，涉及数据隐私、算法偏见、教育公平性等方面。
为了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既符合技术发展趋势，又能保障教育质量和公平性，制定一套全面而有效的监管路线图显得尤为重要。
本路线图旨在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应用中涉及的监管问题，分析现行的监管策略，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和实施建议。
信创产业生产安全事故案例
1. 2015年8月12日，天津港发生严重的火灾和爆炸事故，造成173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事故发生时，港口存储的大量危险化学品泄漏并引发火灾和爆炸，导致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 2014年4月24日，韩国发生严重的丹东港沉船事故，造成304人死亡，数十人失踪。
事故发生时，船只携带的大量汽车和危险化学品失灵，导致船体倾斜并最终沉没，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3.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严重的福岛核电站事故，造成数千人死亡和数万人被迫撤离。
事故发生时，由于地震和海啸导致核电站的反应堆冷却系统失效，核反应堆发生部分熔化，释放大量放射性物质进入大气和海洋，对周边地区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和伤害。
4. 2005年3月23日，中国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发生南海宾馆火灾，造成37人死亡和100多人受伤。
事故发生时，宾馆内的电线短路引发火灾，由于宾馆的消防设施不完善和逃生通道拥堵，导致火势迅速蔓延和人员无法及时逃生。
5. 1984年12月3日，印度巴布亚邦发生博帕尔化工厂泄漏事故，造成数千人死亡和数万人受伤。
事故发生时，化工厂的一座贮存甲醛和异氰酸盐的储罐泄漏，释放出大量有毒气体，导致周边地区的居民中毒和死亡。
该事故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严重的工业灾难之一。
行业·公司|公司深度Industry·Company优优绿能：“股权换订单“存隐忧研发竞争力较欠缺本刊记者杨阳深圳市优优绿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优绿能”）是一家专业从事新能源汽车直流充电设备核心部件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主要产品为15KW、20KW、30KW和40KW 充电模块，主要应用于充电桩、充电柜等直流充电设备。
优优绿能拟于8月31日创业板IPO首发上会。
此次IPO公司计划募资7亿元，用于充电模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总部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优优绿能近年来业绩增长较快，但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大客户兼股东的关联方销售，疑似有“股权换订单”的迹象。
公司的研发投入相对较低，研发人员流失速度较快，研发实力“成色”究竟如何，或仍有待市场进一步验证。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在IPO一个月前突击引入小米参股，直接令公司估值翻倍，其合理性也颇受质疑。
业绩依赖大客户兼股东报告期内，优优绿能向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收入分别为6,798.15万元、15,542.49万元、29,981.24万元和20,899.32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68.68%、74.08%、69.63%和63.16%，占比相对较高。
在前五大客户之中，公司与万帮数字、ABB、欣恩科技、玖行能源均存在股权关系或间接股权关系。
报告期内，优优绿能对万帮数字的销售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50.90%、37.59%和19.54%；对ABB的关联销售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8.27%、10.64%和27.84%。
换言之，仅万帮数字与ABB两家公司的销售，就占到优优绿能全年营业收入的59.17%、48.23%和47.38%。
不仅如此，公司甚至还坦言未来与ABB和万帮数字的关联交易占比可能会继续提升。
根据招股书披露，优优绿能与万帮数字于2018年10月开始合作，2018年12月万帮数字入股优优绿能，随后公司销售规模迅速提升；优优绿能与ABB于2018年7月开始合作，并于2020年3月入股公司，同样也是从2020年开始逐渐批量使用向公司采购的30KW充电模块。
698万元处罚与vivo的困局
作者：吴勇
来源：《财经天下周刊》2018年第05期
vivo被罚了698.3万元，理由是“纵向控制产品价格”。
这也成为全国第一起手机行业反价格垄断案。
3月8日，江苏省物价局透露了去年执行的一起反垄断处罚，vivo手机江苏总经销商因为纵向控制产品价格被罚了698.3万元，罚款数额是根据上一年度总经销额的1%处罚。
根据江苏省物价局的说法，此前他们收到了vivo手机省内分经销商的举报，称vivo手机江苏总经销商对下级代理商实行限制零售价格的作法，禁止代理商开展促销或是回馈老顾客之类的活动，一旦不执行总经销商的定价，就会遭遇断货。
控价几乎是所有手机厂商的渠道策略，处罚一经曝光，业内议论纷纷。
“控价很有必要，我是一名经销商，总有些同行把价格往死里整，弄得大家都不赚钱，每次高层抓一下就会好很多”，“不知道其他省会不会跟进”……
“按照这个逻辑和判罚，2018年的分销格局很快会有第一个大变革。
”山东某手机品牌经销商林晋有些感到意外。
防止串货和乱价已经是手机企业管控渠道的两条铁律。
一直以来，每个品牌对经销商的管理都是基于固定区域，分到北京的货拿到天津去卖，这是串货。
而新品上市后存在溢价期，经销商加价售卖，或者旧款机型低于官方定价优惠销售，这是乱价。
窜货和乱价两种行为都不被允许。
林晋告诉《财经天下》周刊，vivo的新品上市后，经销商要上交乱价保证金。
比如北京的货出现在南京的柜台上，经销商会受到严厉处罚，“10万元应该会有”。
相比于跨省串货，省内之间的串货管理相对宽松，处罚相应低一些。
《财经天下》周刊咨询了vivo在全国多地的工作人员，他们给出的处罚标准并不统一。
一位四川的vivo代理商透露：“vivo X20上市时，vivo专门委托第三方公司检查市场乱价和串货行为，一旦被抓到了，一台机器罚款2000元。
第二次被抓到会停止供货一段时间。
”在山东，经销商如果不按vivo官方指定价格销售，被逮住了罚款1万元。
为了保证价格稳定，vivo甚至会采用返利策略。
vivoX刚出来时，官方零售价是2998元，经销商的进货价也是2998元，但利润通过返利形式保障，返点比例保密。
“这就让很多经销商不知道到底X20进价多少，就不敢乱给熟人便宜。
”
对价格的严格管控一度被认为是OPPO和vivo在线下大获成功的重要法宝。
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渠道体系的公正性，让所有环节都有利可图。
而这种强力管控的背后，也让其遭受了“低配高价”的质疑。
知情人士透露，这件事的背后是vivo的销售模式。
vivo给经销商留出了比较大的利润空间，乱价将打破这种平衡。
由于品牌上的强势，华为在乱价方面处罚的力度小了很多。
林晋对《财经天下》周刊表示：“华为新品刚上市时，会控制串货2周左右，但对价格查得很少。
”一位天津华为体验店的FM（体验店店长）吴用曾对《财经天下》周刊坦言，因为华为在价格上的灰度比较大，乱价销售行为似乎被默许。
而伴随手机行业首个反价格垄断案的判定和处罚，这两条行业铁律将可能生变。
这件事件发生在江苏并不令人奇怪。
江苏一直是手机、家电企业争抢最厉害的地方。
光在南京就有苏宁、国美、迪信通、京东四大零售商盘踞。
“南京的手机市场特别乱，因为大头都在南京。
”林晋说。
该经销商分析，这次发生在江苏的事情，很有可能是总经销商对下面的三四级经销商进行了处罚，从而被下面的经销商投诉所致。
“vivo的控价行为被判定为价格操纵有些牵强。
”手机行业分析师王冲认为。
在手机行业，价格控制一直是非常普遍的行为，也是一种重要的调节形式。
而这种行业通行的规则被判罚多少有些令人意外。
但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有银则对《财经天下》周刊表示，总经销商要求各经銷商必须严格执行规定的批发价、统一零售价格的行为，属于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的情形，违反了《反垄断法》第十四条第（一）项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固定转售价格的垄断协议的规定。
vivo携全球最薄机身智能手机进军印度市场。
江苏省物价局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了“纵向垄断”。
最普遍的表现形式就是生产商操纵下游经销商转售产品的价格。
此前，茅台和五粮液曾被认定存在纵向垄断，被判罚4.5亿元。
vivo的这次判罚引起了行业的担忧。
在王冲看来，手机品牌或多或少都在使用控价手段，如果真要严格执行，整个手机市场会变得混乱无比。
一位联想手机的经销商在评论区留言，从大分销商到各地分销商，到实体店，任何一环赚不了钱都不行，“如果没有上面的管制总不赚钱，到时候都别干了”。
“我觉得是关系没处理好，这是个案。
”华为手机经销商王先生对《财经天下》周刊说，他并不认为这会影响到整个手机的分销模式。
此次价格垄断案宣布判罚的时间点，恰好发生在国内手机市场萎缩、销量下滑的市场形势下。
根据IDC的数据，2017年全球智能手机的出货量为14.6亿部，其中中国市场出现了4.9%的负增长，这是中国手机市场8年来首次出现下降。
而工信部旗下的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数据则更加惨淡。
我国2017年手机出货量4.91亿部，同比下降高达12.3%。
具体到手机企业，除了小米去年逆势反弹，成功挤入全球前五，华为的增速在放缓，而vivo和OPPO则下滑的比较明显。
这种下滑迹象从2017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的。
“现在几乎百分之六七十的门店是不盈利的。
”四川一位手机连锁店的老板对《财经天下》周刊表示，他在当地开了三四十家门店，每个月五六千台手机的销量。
而在去年同期，他每个月能卖出八千台。
他不得不放缓扩充步伐，把精力放在老店的精细化运营上。
江西vivo专卖店的一位店长对《财经天下》周刊感慨，消费者进店都要讨价还价，而他们并没有任何降价权限，专卖店的货都是省级经销商直接发货。
官方店可以守住底线，但蓝绿手机店早已经遍地开花，很多货甚至也不是从正规渠道获得。
而这里的消费者只对价格更感兴趣。
《财经天下》周刊曾在安徽的一个县城调查发现，人口中等的县城聚集了十幾家OPPO与vivo的门店，而且大多集中在一两条街上。
这种店面高度密集的现象在全国各地的县城已经相当普遍。
这也间接造成vivo不得不加强对价格的管控。
然而，vivo的这种管得比较死的价格体系也有其短板，因为这对于很多小经销商而言没有太多诱惑。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一个月能提货1000部手机的大户，和一个月只能提货10部的小户，算上各种补贴返点，每部手机的价格能相差200元。
对于中小经销商而言，如果完全按照官方价格销售，不仅价格上没有优势，增加库存，造成资金紧张，也会影响厂商的返点和奖励。
面临手机市场周期性波动和增长瓶颈，vivo已经开始在产品和市场上寻找新的突围。
不久前，vivo推出了一款全面屏概念机，除了下巴上留出了一点空间，甚至去掉了类似iPhone X的刘海。
前置摄像头被放在了顶部的一个可升降装置里，这种新颖设计成了外界关注的焦点。
而在2018年的CES上，vivo也发布了全球首款屏下指纹识别手机。
不过，这些手机都还未正式上市，尤其是前者，距离真正量产还需时日。
海外几乎成了所有手机厂商的出路。
华为借助运营商业务打下的基础，已抢占了包括欧洲在内的大片海外市场；而OPPO、vivo和小米在南亚和东南亚展开激烈角逐。
vivo则投入巨资拿下了世界杯的合作权，为其在俄罗斯市场铺路。
除了往外扩张，“所有人都在等待5G。
”林晋说，消费者对全面屏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消费冲动。
然而5G正式商用需要等到2020年，当下，手机市场正处在青黄不接的阶段。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林晋、王冲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