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末苏联大兵压境：中国备战秘闻风声紧，雨意浓。
自1968年起，中苏边境紧张气氛增加，冲突规模明显增大。
1968年1月，大批苏军侵入中国七里沁岛地区，1969年3月，苏军侵入中国珍宝岛地区，1969年6月和8月，新疆又发生中苏武装冲突。
毛泽东说：要准备打仗。
中央内部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以林彪为首的、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主要成员的军委办事组认为战争危险迫在眉睫。
以陈毅牵头，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的国际形势研究小组，则认为苏联不敢挑起反华大战。
风声紧雨意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战争威胁。
从６０年代初起，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恶化，中苏边境出现了紧张局势。
1962年10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向我国边防部队发动全面进攻，我边防部队被迫自卫还击。
同年，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企图利用大陆的暂时困难“反攻大陆”。
1969年以后，美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在越南的战争，对中国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这一系列严峻的事实，使得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把国家安全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不能不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
60年代后，这种重视的程度日益提高。
1964年5月至6月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把国防看作是与农业并列的“一个拳头”。
他从存在着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战争时期，没有强大、稳固的后方不行。
据此，他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下决心搞好三线建设。
1965年4月12日，针对美国侵越战争不断升级的趋势，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
《指示》指出，鉴于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因此，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加强备战。
《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要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
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1965年9月初，国家计委重新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
《汇报提纲》明确提出，“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集中力量尽快地把“三线”地区的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起来，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汇报提纲》要求把建设重点放在“三线”地区，指出把“三线”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战略大后方是关系“三五”计划全局和国家安危的大问题，也是解决长远和当前备战任务的一个根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采取坚定的态度，就会犯方针性的错误。
据此，《汇报提纲》认为，加快“三线”建设是“三五”计划的核心。
在1965年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各省、各部及军内各部门着重汇报、交流了全面加强战备、加速三线建设的情况和计划。
会议同意“三五”计划的基本方针为：“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
”自此，经济建设的中心从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备战。
1966年，毛泽东对“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一战略口号做了具体解释。
他指出，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的先有饭吃先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然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到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依赖国家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
战备在“天下大乱”后走向复苏-“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虽然党中央和毛泽东依然保持着对外敌入侵的高度警惕，主观上仍想继续加强战备工作，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全面夺权、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情况下，军队和地方的战备工作均受到严重的冲击和破坏，有的甚至已经陷于瘫痪和停顿。
1968年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1968年9月7日发表的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中指出：这“是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这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已由“天下大乱”的阶段进入了“天下大治”的阶段，在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自身的性质，虽然“天下大治”的理想不可能实现。
但与“全面夺权”、“全面内战”时期相比，在全面斗、批、改阶段，国内形势还是较为平稳、安定了一些。
遭到严重干扰、破坏的各项工作得以有所恢复，有所发展，部队和地方的战备工作也有可能比较正常地运行。
与此同时，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国际形势也发生了一些显着的变化。
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在越战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反战呼声日盛，美国困难越来越大。
而在这一段时间里，苏联却迅速地扩展了其军事力量，并以此为凭借在全世界到处伸手。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军事力量的竞争朝着有利于苏联方面发展。
美苏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局面。
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两国之间不断发生边境磨擦。
此外，加之意识形态方面的尖锐对立，中国方面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来自与自己接壤并拥有庞大军事力量的苏联的威胁日益增加，它正在成为中国最现实、最危险的敌人。
有鉴于此，自60年代中期起，中国战略防御的重点逐渐由南向北转移，放在“三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
随着中苏边境冲突事件迅速增加，特别是1968年7月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部队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大规模突然袭击，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大规模入侵的紧迫性、严重性的估计急剧上升，迫切希望搞好各项战备工作，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
这是中共九大前后战备工作高潮的外部原因。
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以后，战备工作立即被当作一项紧迫的重要工作提上革委会的议事日程。
1968年9月7日，北京市举行群众大会，庆祝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
周恩来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最大的、最彻底的、最全面的政治动员，军事动员，如果国外的敌人敢于来侵犯我们，我们就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部地消灭他们。
”同年9月30日，林彪在庆祝国庆19周年大会讲话中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要时刻保持警惕，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随时准备消灭一切于敢于来犯的敌人！”在同年10月31日通过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有关的提法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对于豺狼成性的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我们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
如果敌人胆敢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1969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指出“越是在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越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百倍提高革命警惕。
我们要不断加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做好拥军爱民的工作，进一步巩固国防，随时准备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敢于侵犯我国的敌人！随时准备解放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不难看出，以上言论虽然提到了外敌入侵的可能和备战问题，但基本上属于一般号召，没有给人多少紧迫的感觉。
实力代表一切自1968年起，中苏边境紧张气氛增加，冲突规模明显增大。
1968年1月，大批苏联边防军人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侵入中国七里沁岛地区，用装甲车压死、撞死、撞伤中国渔民多人。
1969年2月，苏联远东边防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1969年3月，苏联军队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地区，造成严重流血事件。
1969年6月和8月，新疆裕民县塔斯提地区和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又发生了中苏武装冲突，战争气氛更加浓厚。
1969年下半年后，苏联的反华战争舆论明显增加，苏联还私下向美国等国家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外科手术”式突然袭击的可能性。
中国更直接、更严重地感受到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全国性的战备工作也随之进入高潮。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
1969年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
社论明确指出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主要威胁，以及形势的严峻和紧迫。
社论指出“苏修叛徒集团不断武装侵犯我国领土，制造边境事件，这个事实又一次使全世界人民看清，这一小撮叛徒是彻头彻尾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是地地道道的新沙皇。
他们对一些东欧国家的人民任意进行残酷的掠夺和野蛮的压迫，甚至出动几十万军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把东欧的大片土地作为他们的势力范围，企图建立沙皇式的殖民帝国。
同时，他们也把这一套搬到亚洲来……而且妄图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领土……他们的胃口比沙皇还大。
”社论最后说：“我们警告苏修叛徒集团：中国的领土主权绝不允许任何人侵犯……如果你们继续进行军事挑衅，就一定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不管你们来多少人，不管你们联合什么人一起来，我们都要把你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1969年3月5日，社论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准备打仗。
”同月15日，在中央碰头会上，毛泽东又具体地说到了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战争的问题。
1969年4月中共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中，以较大的篇幅说到了国际形势和中苏边界问题。
报告指出：“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
我们要作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
”在1969年4月28日举行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到了要准备打仗的问题。
他说，备战主要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
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打仗的精神。
不但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
分歧当时，在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内，在战备与作战的一些主要问题上，认识比较一致。
例如：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毛泽东语）；在战略方针上，60年代中期以后，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表现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打人民战争，打歼灭战”，防御重点在“三北”地区；在战备问题上，一致同意要以充分、广泛的战备工作应付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外敌入侵，等等。
在战争的危险性、紧迫性问题上，当时中央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是以林彪为首的，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为主要成员的军委办事组的意见。
他们过高估计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认为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极大，战争危险迫在眉睫。
另一种是以陈毅牵头，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的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的意见。
珍宝岛事件后，四位元帅开了两次会，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