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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我国环境财政支出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摘要:我国环境财政支出在治理环境污染、促进环境保护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由于环境财政支出纳入预算管理的时间不长,还存在着环境污染治理支出不足,环保部门经费不足,环境科技投入不足等问题,对此,本文提出要理顺环境保护支出中的事权,并加强环境财政支出的预算管理。
关键词:环境财政支出;事权;预算管理一、环境财政支出概述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即环境保护支出中政府投入的部分,用于实现政府环境保护职能和解决各类环境问题的那部分财政资金。
我国从20XX年1月1日起根据财政部制定的《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方案》和《20XX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全面实施政府收支分类改革。
在17类“支出功能分类科目”中首次单独设立了“211环境保护”支出功能科目,主要反映政府在履行环境保护职能所发生的支出。
“211环境保护”支出功能科目具体包括:环境保护管理事务、环境监测与监察、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风沙荒漠治理、退牧还草、已垦草原退耕还草、其他环境保护支出等。
二、我国环境财政支出现状目前的预算管理体制中已有了环境保护的支出项目,但由于改革是渐进性的,改革前的旧科目与新科目并未实现数据转换,无法进行比较。
另外,统计部门对环境保护资金的数据也没有按照财政资金和非财政资金的分类进行统计,所以很难直接从国家的统计数据中精确了解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具体情况。
但有研究表明,我国环境保护投资中各级政府和公共部门的投入已经占到了70%以上(邹首民等,20XX)。
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以环保投资为对象进行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对污染控制基本没有投入,与环境有关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也非常有限。
80年代以后,我国将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但整体投入偏少,“六五”至“八五”期间,全社会环境保护投入只占同期GNP 的%左右。
从“九五”时期开始,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环境保护投资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关于财政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调研报告【前言】财政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情况一直备受关注，这关系到我们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的生存环境。
为了深入了解这一问题，本文将基于一次调研报告，全面评估财政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情况，并分享个人观点与理解。
【正文】一、调研背景与目的本次调研旨在探究财政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情况，为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
通过该调研，我们希望了解财政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的分配机制、资金使用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和需改进的地方。
二、财政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的分配机制在我国，财政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的分配主要遵循以下原则：公开、公平、公正。
按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和权力划分，中央财政从全国范围获得资金，然后根据各地生态环境状况和需求分配给各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资金分配方案。
三、财政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的使用情况根据调研数据显示，财政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的使用情况整体良好。
大部分地方政府将这些资金用于加强环境监测、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加强生态修复和保护、发展可再生能源等。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成功的案例，如某省在财政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的引导下，成功完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水污染治理，取得了显著的环境效益。
四、问题与挑战尽管财政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情况整体较好，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部分地方政府在使用这些资金时，缺乏相关政策的指导，导致了资源的浪费和效果的降低。
有些地方政府在资金使用时，更注重短期效益，忽视了长远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一些地方政府在资金使用和管理过程中存在不透明和腐败问题，损害了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信心。
五、改进建议为了进一步优化财政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 加强政策引导和监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资金使用的合法性和科学性。
2. 提高地方政府的环境管理能力和绩效考核机制，加强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和评估。
3. 加强公众参与，增强社会监督力量，推动政府在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中更加透明、公正。
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下的财税政策研究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以资源的快速耗竭和环境污染的恶化为沉重代价,无序的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
实施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是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举措。
自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和2006年3月《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确立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以来,部分省份开始了主体功能区划的试点,但停留在划分层面的较多,设立配套的具有特色的财税政策较少,部分省份甚至还未开展主体功能区的区划。
受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实践活动尚未普及和不够丰富的制约,理论界对如何运用财税政策贯彻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意图,研究得还不够系统和深入。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从财税政策作用于投资、消费和就业等要素的机理出发,借鉴国外运用财税手段调控经济、实现环保、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成功经验,根据我国四类主体功能区的目标任务,确立相关财税政策的目标定位和设计构想,力求在主体功能区财税政策理论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系统性和挖掘研究深度。
并对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下的财税政策的设计和运用进行细化,并预测各种财税工具使用产生的效果,构建贯彻实施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所需的各种机制,增强操作性和指导性。
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实现了四个结合。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既有各种财税工具调控经济、实现环保、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机理阐述,又有它们促进主体功能区战略目标实现的绩效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既有我国目前各种财税工具使用与主体功能区战略目标不相适应及改进建议的规范分析,又有国外类似领域及我国各种财税政策使用的实证分析；历史研究与逻辑研究想结合,既有国外及我国财税政策运用的实践历史研究,又有在当前历史时点,面对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的大背景,设计财税政策须考虑的相关逻辑因素的分析；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研究既有理论上的解释,总结财税政策运用的规律,而且以理论为指导,提出适应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要求的财税政策的设计,并力求具有可操作性。
我国环境保护财政支出的现状及建议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环境受到了较大的破坏，近年来以雾霾为代表的污染现象的出现，预示着粗放型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
为了加强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xx年政府预算收支中设置了节能环保支出科目，为环境保护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持，但近年来其使用也显示出了一些问题，亟需进一步优化，提高绩效。
一、环境保护投资综述目前，关于环境保护投资的涵盖范围尚存一定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环境保护投资是针对污染问题的治理费用，主要为用于环境污染治理的直接投资；另一种观点认为，环境的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取决于对污染的直接治理，防治技术的提升、基础设施的升级、环保意识的提高等都对环境保护具有积极作用，因此涵盖范围应当包括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所有投资，即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基础上，还应包括其他促进环境保护的投资。
由于对环境保护投资的涵盖范围存在争议，各国对环境保护投资的界定也不完全相同。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环境保护投资涵盖范围最广，包含了所有用于环境保护的资金，还含有部分管理或业务费用；日本则包括了工厂治理污染的投资和部分城市公用设施和生态保护投资；欧洲国家的环境保护投资在包含污染处理投资的基础上，各国都将部分不同投资列入其中，德国包括了环保设施的运转费用；瑞典包括了污水厂的建设、动植物和风景区的建设投资[1]；英国包括了企业环保行为的内部操作费用和其他废弃物处理的费用[2]。
目前，我国学者对环境保护投资进行研究所采用的多为环境保护部所公布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数据，主要包括老工业污染源治理、建设项目“三同时”、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三个部分，前两部分主要针对污染的治理，该数据相当于在环境污染治理直接投资基础上，增加了对环境保护起到促进作用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部分。
但是，近年来该数据所存在的重复统计、投资界定模糊和投资结构等问题逐渐引起了学者的关注。
我国在环境保护投资的统计上采取的是分管部门分口上报、环保部门统一统计的模式，由于缺乏对各部门环境保护投资的严格分口界定，容易导致投资重复统计，使数据的真实性受到质疑。
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财政政策取向苑新丽/东北财经大学；孙晶映/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内容提要：《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否适宜大规模高强度开发以及发展潜力为基准，本着发挥比较优势、改善薄弱领域、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以推进经济、资源环境和人口相协调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形成。
这项举措的具体实施离不开财政政策的支持。
本文在深刻阐述财政政策对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的重要性基础上，系统分析了主体功能区建设背景下现行财政政策的效应，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改进完善建议。
关键词：主体功能区建设财政政策可持续发展2010年底，国务院颁布了我国首个国土空间开发规划——《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该规划以是否适宜或如何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为基准，本着发挥比较优势、改善薄弱领域、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按开发方式将国土空间划分为四大类主体功能区：一是优化开发区域，即经济比较发达、人口比较密集、开发强度较高、资源环境问题更加突出，应该优化进行开发的地区；二是重点开发区域，即经济基础较好、集聚人口的条件较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高、发展潜力较大，应该重点进行开发的地区；三是限制开发区域，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低、生态系统脆弱、不适宜大规模高强度开发的地区；四是禁止开发区域，依法设立的各级各类自然文化资源保护区域，以及需要特殊保护的重点生态功能区。
四类主体功能区划的实质是根据各区域经济基础、人口、资源禀赋、发展潜力等因素，合理确定开发方向，其中，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域开发方向主要是发展经济，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的开发方向主要在于生态发展。
市场经济条件下，为推进上述四类地区依据其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建设，还应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
一方面应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发挥政府的科学引导作用。
财政政策作为政府的主要政策工具，对引导市场主体根据相关区域主体功能定位，有序进行开发无疑会发挥重要作用。
主体功能区建设中财政支出的资源环境偏向研究摘要构建政府异质性偏好的理论模型，选取广东省为样本进行研究，测算不同主体功能定位下政府财政支出偏向，结果发现：优化开发区域公共财政支出偏向于经济建设领域，重点开发区域公共财政支出侧重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低碳发展模式，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公共财政支出则以资源环境保护为重点，这是由于：对国土资源空间划分不同类型的功能区域，决定不同功能区域所承担的职能也不尽相同，政府在公共财政资金支出偏好选择上相应有所侧重，因而也造成各功能区财政支出偏向的不同。
应该指出的是，各类主体功能区政府要在“经济建设偏好”和“资源环境偏好”之间寻找平衡点，通过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提升公共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国家的主体功能区战略。
关键词主体功能区；财政支出；资源环境偏向；异质性偏好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5）11-0143-09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土资源空间开发不断加速，一方面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进步，但另一方面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些地区在开发利用国土资源空间时，忽略自身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而开发过度，资源环境问题日益凸显。
显而易见，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对我国国土资源空间开发利用的总体谋划，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国土空间安全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在主体功能区建设中要发挥主导作用并承担相应职责。
因为政府要根据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定位配置公共财政资源，公共财政资金偏向将影响到公共财政资金在不同主体功能区之间的配置。
经典的公共经济学家认为，所谓公共财政支出偏向，是指政府在平衡各方财政资金需求的基础上，在主观意愿上偏向于某类财政支出，并将公共财政资金尽可能安排到自身偏好的领域[1]。
应该指出的是，对国土资源空间划分不同类型的功能区域，决定了不同功能区域所承担的职能也不尽相同，政府公共财政资金支出偏向也应有所不同，但同样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考虑不同功能区政府偏好选择客观存在异质性的情况下，如何根据国土资源空间的不同主体功能定位，通过优化公共财政的支出结构，实现国家的主体功能区战略？这一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1 文献评述公共财政支出偏向属于公共经济学的范畴。
在国外比较早期的研究中，Arrow和Kurz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分析公共财政支出偏向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到比较一致的结论是：财政支出偏向会通过影响边际资本产出进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2]。
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Turnovsky和Fisher进一步研究财政支出偏向对资本存量和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无独有偶也得到相似的结论[3]。
但这种研究思路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研究者们忽略地方政府在标杆式竞争中所采取策略行为的变化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因而后期学者们的研究则更多地集中在地方政府标杆式竞争方面[4-5]，更倾向于研究地方政府在标杆式竞争中采取策略行为的变化对公共财政支出偏向的影响。
中国的公共财政体制建设始于1998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但时至今日并未形成令人满意的公共财政支出结构。
这样的现实决定国内学者必然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优化财政支出偏向方面。
粗略地归纳起来，学术界对公共财政支出偏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中国式财政分权的视角。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式财政分权是造成公共财政支出偏向扭曲的重要因素之一[6-7]。
二是政绩考核机制的视角。
还有学者认为在中国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体系中，下级政府的决策者要对上级政府负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因此集中在追求高速的经济增长方面，导致公共财政决策偏向于生产性支出[8-9]。
三是居民福利水平的视角。
乔宝云等认为地方政府对资本投资存在偏好是导致教育类财政支出资金缺乏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行为会削弱当地居民的福利水平[10]。
吕炜等认为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普遍存在的财政投资偏好是造成地方政府对教育、医疗和社保等民生性财政支出投入力度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带来整个社会居民福利水平的下降[11]。
这些研究成果使人们注意到，公共财政支出偏向是影响居民福利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
通过中外文献回顾发现，现有研究未能在以下方面给予足够重视：一是研究中国公共财政支出偏向问题的国外文献，并没有立足地方政府偏好存在异质性的客观事实建立一套分析框架，在理论剖析的层面上有待加强。
二是现有文献对公共财政支出偏向的研究，缺乏建立数量化的测算指标体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弱化对公共财政支出偏向的解释力度。
三是已有大多数研究往往从区域或城乡维度进行分析，但从不同主体功能区角度对公共财政支出偏向进行研究更是近乎空白。
基于此，本文以政府异质性偏好的理论模型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选取广东省为样本进行研究，测算不同主体功能定位下政府财政支出偏向，判断财政支出偏向与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定位是否一致，提出完善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基本思路，而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是在国家提出全面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的背景下进行的，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2 模型构建一直以来，公共经济学家对地方政府偏好问题进行一系列深入研究，无一例外地建立在西方政治分权基本框架之上，但这种研究范式根植于联邦制国家的政治文化土壤，但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财力有限的国家而言，完全照搬西方政治分权模式来分析中国地方政府偏好问题是否合适？值得我们仔细斟酌。
广为人知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GDP增长为重点的政绩考核体制，决定了地方政府官员会为自身的政治晋升彼此间展开竞争。
在中央政府设计的政绩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会将相当大的财政资金倾斜到经济建设领域，但却忽略了对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等生态性公共物品的投入力度。
在这种激励机制约束下，地方政府通过调整自身财政支出偏向，取得有利于提升政绩的政策取向：诸如高速公路等基础建设等类型的公共物品，地方政府无疑存在财政支出偏好，这是由于这类公共物品能吸引外来投资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短期内具有立竿见影的经济效应；而资源环境类的公共物品，虽然在长期而言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但在短期内对地方经济难以起到直接推动作用，地方政府对此的偏好不强。
很显然，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框架下地方政府的偏好问题，必须提出一套适合于中国国情理论分析框架。
为研究主体功能区政府偏好对公共财政支出偏向的影响，我们在政府异质性偏好的假设下构建了本文的理论模型。
遵循Ferruccio[12]基本思路，我们假设存在多个异质性的主体功能区政府Li，i =1， 2，…， n。
根据国土资源空间划分的功能区域，我们假设存在四个类型的主体功能区政府：L1代表优化开发区的地方政府，L2代表重点开发区的地方政府，L3代表限制开发区的地方政府，L4代表禁止开发区的地方政府。
假设每个功能区政府Li提供两种类型的公共物品：基础建设类公共物品G1i和资源环境类公共物品G2i。
不同主体功能区政府Li对公共物品存在异质性偏好，用参数ηi表示地方政府Li对公共物品G1i的偏好，用参数εi表示地方政府Li对公共物品G2i的偏好。
当参数ηi和εi等于1时，地方政府Li对公共物品G1i和G2i的偏好达到最大；当这两个参数大于1时，地方政府Li对公共物品G1i和G2i的偏好逐渐减弱。
在这里，WLi代表地方政府Li所在主体功能区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τ1i和τ2i代表主体功能区政府Li为提供公共物品G1i和G2i分别向居民征收的实际税率。
在我们的假设中，居民消费了三种物品：私人物品Xi，公共物品G1i和G2i。
我们用wi来表示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用Umi来表示居民的效用函数，可定义如下：在这里，Xi表示居民消费私人产品的数量。
我们采用了CobbDouglas的函数形式设定了居民效用函数的表达方式，具体的表达如式（4）所示：其中，αi代表功能区i的居民对私人物品Xi的偏好系数，βi和γi分别代表居民对公共物品G1i和G2i的偏好系数。
我们将公式（1）和（2）代入到式（4）中，得到居民的效用函数Umi：其中，wi表示功能区i的居民可支配收入。
我们假设居民消费三种物品，相应在每种物品上的消费支出为：私人物品Xi支出Xi，公共物品G1i支出WLiτ1i和公共物品G2i 支出WLiτ2i。
在假设消费物品价格上升的前提下，居民面临着效用Umi的损失。
为了使居民效用Umi保持在原有水平，我们假设将居民收入wi增加一个相应的份额，在对效用Umi的损失做出补偿的情况下分析居民的最优抉择。
我们将这种分析思路归纳为：通过上述推导，我们可得到以下结论：不同主体功能区公共物品G1i和G2i的供给量，不仅与功能区居民的偏好系数βi和γi有关，而且与功能区政府Li对公共物品G1i 和G2i偏好ηi、εi存在很大关联。
上述模型推导得到的结论，较好地解释了不同主体功能区政府偏好是如何影响公共财政支出偏向的。
我们知道，对国土资源空间划分不同类型的功能区域，决定不同功能区域所承担的职能也不尽相同，政府在公共财政资金支出偏好的选择上也应有所侧重：优化发展区的主要任务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优化该功能区的空间结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布局为主，所以公共财政支出的选择要以经济建设为重点；重点开发区域是在坚持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基础上，通过资源环境的改善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因而公共财政支出的侧重点在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低碳发展模式；限制开发区的发展重点在于提供生态产品、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方面，以及优化农业生产布局和品种结构方面，禁止开发区域则定位于维护国土生态安全、保护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上述两类功能区公共财政支出均要以资源环境保护为选择重点。
基于上述研究，我们可将主体功能区政府偏好归纳为两大方向：第一个方向的政府偏好是功能区政府如何配置公共财政资金来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称为“经济建设偏好”；第二个方向的政府偏好是功能区政府如何引导公共财政资金配置达到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利用的目的，称之为“资源环境偏好”。
整个研究过程表明，在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的进程中，不同主体功能区政府要根据所承担经济社会职能的不同特点，在“经济建设偏好”和“资源环境偏好”之间寻找平衡点，通过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提升公共财政资源配置效率，最终实现国家的主体功能区战略。
3 数据说明沿袭上一章提出的理论分析框架，我们以基础建设类和资源环境类公共物品为研究对象，构建一套测算主体功能区政府财政支出偏向的指标体系，判断不同功能区定位与政府的财政支出偏向是否一致，需要说明的几点是：第一，本文选取广东省作为样本进行研究，主要原因如下：①《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这一国家战略强调珠三角要完成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优化广东省国土空间布局，凸显本研究具有的现实意义。
②广东省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山地丘陵多平地少，全省人口密度较大，可供开发后备土地资源有限，但生物多样性和生境敏感区特色突出，这种自然资源禀赋状况与整个中国较为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