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视角2014年07月21日07:04 来源：文汇报作者：字号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 160□钟祥财若干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探索成果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
十月革命以后，前苏联决策者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结合当时的国内外形势，逐步确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体制设计和理论依据方面基本参照了前苏联的模式，但在实践过程中，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暴露出一些问题，引起我党领导集体和经济学者的注意和思考，并产生了若干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探索成果。
如，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是否完全排斥商品生产？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个观点恐怕值得研究。
”他次年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有计划，但计划只能计划那么几类，社会经济生活是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如果只强调计划性，就会把灵活多样挤掉，搞得简单、呆板。
他说，“我们一定要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灵活性超过资本主义，使我们人民的经济生活丰富多彩，更方便，更灵活”，为此“一定要有下面那样多的小计划，和中央的计划互相调整。
但只是计划调整还不行，还要利用价值规律。
”1958年，毛泽东指出:“进入共产主义要有步骤。
我们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的生产，一方面发展商品生产。
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
”他强调，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1962年“七千人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修改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工作报告时，增加了这样一段话:“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决不能不严格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
”再如，怎样激发企业的积极性？毛泽东等人提出过适当放权的主张。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路径摘要：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系统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国家会面临不同程度的合法性困境，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合法性困境主要表现在：腐败侵蚀着合法性基础，经济高速发展后可能出现的“政绩合法性困境”，民主制度供给的有限与民众政治参与不断扩大之间的矛盾对合法性的挑战。
坚持科学发展，以绩效性维护合法性，整合意识形态，建立共同的价值体系，强化社会共享的信仰，加强宪政与法治，强化法理型权威，是重塑我国政治合法性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转型期；政治合法性；意识形态；法理型权威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全党必须牢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执政地位具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体现在行动上，就是要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大力解决体现民众根本利益的种种重大现实问题，以取得民众的认同和支持。
但是，当代中国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导致政治合法性危机的产生，因而，解决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危机，对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一、政治合法性的内涵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史的主思想，许多就是对政治合法性问题的探讨。
霍布斯的利维坦，卢梭的公意说，洛克的契约论，盂德斯鸠的法的精神等实际上都是关于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哲学探讨。
不过学术界公认的，第一个真正把政治合法性当作一个核心概念来进行解读的是德国政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在韦伯看来，任何形式的统治都必须有其合法性根据，人们服从的基础不仅包括习惯、个人利益、理想动机或休戚相关的纯粹情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统治合法性的信仰。
任何礼会关系中的社会行动都受到行动者自己对于合法性秩序的信念支配，只有当人们认为统治具有正当理由的时候，才具有合法性。
怎样看待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共五则范文）第一篇：怎样看待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有哪些特征？答：1、政治改革基于社会利益关系中的利益矛盾2、政治改革是对于政治权利关系和政治权利关系的调整。
3、政治改革由政治权利主体发起和领导。
4、政治改革是有计划有步骤的政治变革。
5、政治改革是渐进而缓慢的过程。
6、政治改革以和平的方式进行。
你如何看待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是关系到中国能否长期保持社会和谐，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
其中，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走势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就此我主要谈两个方面。
第一，我们要立足中国现实，客观地全面地认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走势。
多年来，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中国的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似乎中国至今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因为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提出改革的任务，就在于当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造就了思想解放的氛围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在民主政治推动下起步的。
我们国家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党是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这就决定了在我国搞改革开放，搞现代化，没有民主是不行的，不能有序地推进民主也是不行的。
联系三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可以注意到，我们党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有战略，又有策略。
从战略与策略相结合的角度讲，至少有以下五点是值得注意和重视的：一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并且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推进。
比如，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取消了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乡政权，设立了县人大常委会，并由公民直接选举县和县以下人大代表。
事实上，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每推进一步，政治体制改革也深化一步，从来没有停止过。
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
2011-2012年第二学期《形势与政策》科目考查卷中国当今政治经济形势分析一、中国当前经济现状首先当前仍处于08年经济危机的阴影之下而欧洲债务危机使全球经济正走向二次探底，经济危机的持续即调节恢复期一般是3-5年而我们当前正处于危机的尾声阶段，这一时期是消化库存，平复心态，等待产业升级或变革的时期。
而要走出危机最主要的是需要产业变革或升级。
当前2012年应该是危机末期，目前从各种经济数据来看国内商品库存依然严重，房地产悬而未跌，外贸出口正在减速，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以及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等现象。
1、从经济增长的动力看，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镇化的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是2012年发展的重要动力 2012年，我国将发生两大历史性变化：一是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将由中低收入组进入中高收入组;二是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将超过50%。
这将为2012年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促进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重要动力。
2、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看，2008年、2009年发放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银行贷款集中到期,同时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减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还款来源减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应当值得关注。
3、货币金融环境处于较快变化中2009年开始我们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表现是存款准备金率持续下调，贷款的增长不断加快。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看到企业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很快突显出来，这个变化对企业发展环境而言是最直接，最明显的变化，最容易感受到的变化。
这个变化在2012年可能会有一些改变，收紧的过程停止下来，政策的调整从单向转向双向，既有收紧，又有适当的宽松。
但是政策大幅度的放宽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现在通货膨胀的压力还是非常大，就我们社会生产总规模而言，货币供给总量明显偏大。
另外，从经济发展的理念来看，既然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就不宜于以过多的经历追求过高的经济值。
增长幅度过高往往导致市场过剩，导致人们浮躁的心态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利于发展方式的转变。
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摘要: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展开的.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采取了恰当的原则和方法，使中国的改革独树一帜，没有成为制度转轨，而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党和国家的统筹安排、精心组织下，从国情出发,从解决业已成熟的问题着手，由点到面逐步展开,全方位推进,不断走向胜利和辉煌。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现状国体政体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已使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密不可分。
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变革,它的每一次成功,每一项进展,都为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也迫切地要求政治的支持和推动，从而也就为政治体制的改革提出了直接而具体的要求。
既然我们已经认准了改革的大方向,我们完全可以进行一些合理的顶层设计,更主动、更有计划地去解决问题,让人民群众看到决心、增强信心。
从这一方面讲，尽快出台一些能够提振人民信心的举措是很有必要的。
十八大报告用了很大篇幅专门阐述政治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要不要改、改什么、怎么改等重要问题，给予了明确回答。
按照党的十六大设计，现阶段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九方面的内容，但概括的讲，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主要包括：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
最根本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在坚持的前提下予以完善,特别是要搞好“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机构”等一系列自身建设，以及理顺人大与党和其他国家权力的关系。
第二、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其主要任务是: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
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
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制度供给主体及其方式分析内容摘要：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发生过程，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就是政治制度的供给过程，而政治制度的供给主体一般情况下应该是政府，政治制度供给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
政府提供政治制度安排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政治制度的引进与吸收；二是政治制度的创新。
关键词：制度供给公共产品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发生过程，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就是政治制度的供给过程，而政治制度的供给主体一般情况下应该是政府。
在当代中国，考查政治制度的供给主体，必须考虑到执政党因素。
因为我国的政治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政府不过是负责政治改革的执行。
但从规范的意义讲，还是把政府作为政治制度的供给主体。
当然，本文的政府是更广义的政府概念，除了包括一般广义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外，更包括了执政党因素，因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特色和优势。
政治制度供给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政治制度的供给者或决定者一般是指政府，提供政治制度是政府的重要功能。
政府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人类之所以要建立国家、创设政府，就是要保护产权，规范利益竞争，提供制度安排。
那么，为什么政府能够成为政治制度的供给者呢？（一）政治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美国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在理论上率先对公共产品的定义进行了严格界定，并提出了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两个经典性特征。
根据产品在消费上是否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可以把产品分成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两类。
排他性是指一个人消费了一定单位的某种产品后就排除了其他人也同时消费这一定单位的产品，比如，你在饭店消费了一瓶人头马的酒水，这瓶人头马就不能为其他消费者享用。
竞争性就是指一个人消费了一定数量的某种产品，就一定减少了其他人消费这种产品的数量，你多我就少，消费者在这种产品的消费上具有竞争关系。
通常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产品被称为私人产品，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被称作公共产品。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和趋势摘要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1980年开始至今的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功的建立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暴露了许多问题，本文就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进行详细阐述的同时，也展望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趋势。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现状；趋势在九十年代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反省和总结我国计划经济、文化大革命以及领导干部任用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当时的政治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开始了自上而下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三十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我国已经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我国的政治体制已经能够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持久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我国在党政体制、法制建设以及其他社会基本制度建设中都取得了完善和发展，但是，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由于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只能依靠自己在实践中不断摸索，这就造成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中难免出现一些问题。
（一）政治体制改革中取得的成就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完善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对国家机关的领导以及相关工作人员有选举、决定和罢免的权利，同时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其还拥有着对国家大事的最终决定权。
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不断强化人民代表大会最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并且建立了一整套的包括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刑法、社会法和诉讼法在内的法律体系。
同时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建立了公开征集机制、听证会机制等一系列拓宽民主立法渠道的有效机制。
在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方式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
2、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会议的进一步完善在我国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会议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随着多党合作制以及政协工作的不断完善，其在团结我国各阶层人民群众，完善和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浅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摘要：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管理体制在基本的政治原则、制度内涵、运行机制、外部环境都是大致相同，在局部地区对原有体制进行重构和改革的成效、结果与在中央层次的改革成效、结果不会相差太大。
在少数有条件的地方进行改革，即使改革出了问题，影响范围较小，风险、成本、后果也是可控的。
改革造成的损失也可以由上级党委、政府乃至中央迅速进行弥补。
当地方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已经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即使高层次的改革出现了问题，由于地方层次经过改革已经具备完善而行之有效地制度和规范，地方政府也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化解来自上层乃至中央层面决策失误，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层面的问题和矛盾。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中央；地方；路径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1-0010-02“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有危险”[1]。
这是我国当前的一个事实。
但政治体制改革究竟应当怎么改，党内外、国内外一直都有各种不同的声音。
不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深刻教训，还有前苏联改革失败后的惨痛结局，已经让党内外主流群体在我国改革路径上有一个大体的共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2]，要在党的领导下自下而上地从基层地方开始，在中央和地方的良好互动中依序、渐进地推进和展开。
而不能让另外一种观点主导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即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寄希望于掌握着中央最高权力的强有力的个人或集体进行总体性、全面性、没有约束和节奏的完全放开和推进。
应该说，持另一种观点的人，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还受我国长期存在的封建社会时期权力本位思想、早期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生活下形成的管控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理想化的、想当然的观念的影响。
部分领导干部和群众都过度而盲目地迷信政治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
认为有了最高的权力，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而没有认识到在早期，由于我国处于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简单、意识形态和社会观念一致、权力高度集中和统一、社会自主性缺失的全能型、自我封闭型国家阶段，所以权力运用上，能相对比较容易做到上下令行禁止，协调统一，权力运用的成效可以在短期内让社会成员在预料和期待的范围之内看到。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制度供给分析内容摘要：中国政治改革何以发生，制度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思路。
以制度经济学的视野分析，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过程，其实就是在政治制度需求的基础上政府不断适应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而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过程。
政治制度供给是以新的政治制度安排代替原来旧的政治制度安排的过程，而原来的制度安排之所以被代替，是因为其制度净收益为零或小于零，已经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利益需求，需要产生新的政治制度供给。
政府作为政治制度的供给主体，应该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从社会公共利益要求出发，平衡社会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提供符合社会发展进步要求的政治制度安排。
关键词：政治改革经济分析政治制度供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中国的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也理所当然地包括了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
然而，政治改革在中国何以发生、其发生的内在依据以及政治制度供给的主体是什么？本文采用不同于传统的分析方法，引入了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从政治制度供给的视角来分析中国政治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及改革中政府的角色定位问题。
政治制度供给的经济理论分析以制度经济学的视野分析，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过程，其实就是在政治制度需求的基础上，政府（包括执政党）不断适应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而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过程。
严格意义上讲，政治制度供给是制度供给主体适应社会利益需求的变化，提供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安排，以替代原来的政治制度安排。
原来的政治制度安排之所以被替代，是由于在其制度框架内，利益需求的主体已经很难获得新的利益，甚至其既得利益受到损害或者其利益不能达到最大化。
因此，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安排，以满足利益需求主体的新生利益。
以此分析，政治制度供给则是满足社会利益需求的过程。
政治制度供给受政治制度需求的约束。
就其实质来看，政治制度需求来源于社会利益需求，它反映了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状况；一般而言，政治制度需求受外部条件和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就外部环境来说，比如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国际关系的改变、甚至战争威胁、遭受侵略等外来因素，都可以引起一国政治制度需求的改变。
但根本性的因素还是国内条件，经济变革、经济增长，利益关系的变化，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往往会导致新的政治制度需求发生。
经济是基础，政治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改变了，上层建筑也会随之进行相应的调整。
因此，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变化，必然会产生新的政治制度需求。
当然，社会经济变化对政治领域的影响，并不是以一种直接方式，而是通过一种中介结构来实现的，这就是社会的利益结构。
经济结构的改变，会引起社会利益结构的改变；利益结构的变化，尤其是社会阶级、阶层利益关系的变化，又会要求政治权利和利益的再分配，从而产生对政治制度的需求。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出现了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差别扩大化、利益矛盾复杂化的趋势。
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实际上对政治体系提出了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维护政治稳定和保持政治合法性的制度要求；而政治制度供给只有在社会政治制度需求的基础上才能发生，如果没有政治制度需求，一般不会产生政治制度供给，即使产生了也是一种无效供给，会引起社会的抵制和反对。
从另外一面看，有了政治制度需求，也不一定就能产生政治制度供给，因为政治制度需求者和政治制度供给者往往不一致，具有不同的利益函数。
政治制度供给意味着政治制度的更替。
所谓政治制度的更替，就是以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安排代替原来的制度安排。
从制度需求的角度讲，社会之所以产生对新的政治制度的需求，是因为原来的制度没有了净收益或者不是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中净收益最大的一个，已经不能满足社会成员最大化的利益需求。
因此，社会成员期望通过新的制度安排来保证其利益的实现，政治制度供给则以新的政治制度安排满足人们的利益需求。
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看，制度是有收益的。
人们之所以建立一定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就是因为制度可以为人们服务，使人们从集体活动中获得某种利益或好处；但制度也是有成本的，“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运行和维护都要花费一定的成本和费用”。
因此，政治制度的变革，政治制度安排的选择和政治制度结构的改变并不是随意的，而是人们根据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和选择的结果。
根据张曙光教授的研究，这种成本收益分析的大致内容：是把同一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运行效益和运行成本进行比较。
人们做出的任何一种制度选择都是在当时当地具体条件下，运行收益大于运行成本的制度，即制度净收益大于零的制度。
否则，人们就不会做出这项制度安排或选择该项制度。
因此，制度净收益大于零，这是制度安排的前提和制度选择的必要条件。
然而，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也可能不是一种而是多种，如果其中很多制度安排的制度净收益都大于零，而人们只能选择其中的一项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那么就需要进行第二个层面的收益分析，即对不同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净收益进行比较，选择其中净收益最大的那项制度安排或制度结构。
因此，制度的净收益大于零或最大化，是人们进行制度变革的必要条件。
如果一项制度或制度安排的净收益为零或负，那么这项制度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必须以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来替代它。
政治制度供给与当代中国政治改革从上面的分析可知，政治制度供给是以新的政治制度安排代替原来旧的政治制度安排的过程，而原来的制度安排之所以被代替，是因为其制度净收益为零或小于零，已经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利益需求。
而新的潜在的制度安排的期望净收益则大于零，能够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利益。
用公式表示就是：∵OR≤0 ，NR＞0∴NR＞OROR代表旧的政治制度的净收益，NR代表新的政治制度的预期净收益。
此时，旧的制度安排就要被新的制度安排所取代。
用这一思路可以分析当代中国政治改革中新旧体制的转换过程。
我国传统的政治体制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一体制的形成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首先，它适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需要。
建国以后，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中国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是行政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政府掌握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而控制资源的方式则是政治权力的运用和行政命令的推行。
因此，政府（包括执政党）必然要将政治权力牢牢地集中在自己手中，形成了一种相对集权的政治模式。
其次，战争年代集中决策模式的延续。
在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为了适应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和复杂敌情的需要，必须赋予军事指挥员集中决策权和临机处置权。
否则，贻误战机，很难取得战争的胜利。
建国以后，随着大批的军政人员脱下军装，成为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其战争年代惯用的军事集中决策模式很容易沿袭到和平时期的政治生活中，对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产生一定影响。
第三，是苏联政治模式的影响。
前苏联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产生和存在的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对当时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毫无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中国来说，是惟一可以模仿的蓝本。
尽管毛泽东后来一再强调“以苏为鉴”，想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客观的形势使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是学习苏联。
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难以摆脱苏联模式的窠臼。
第四，传统封建专制主义遗毒的影响。
封建专制主义在中国的历史长达2000多年，其糟粕性因素也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被传承下来。
极端地说，专制主义传统已经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到人们的思想、行为和习惯。
历史传统短时期是难以得到根本改变的，会惯性地运行在社会生活领域。
这种专制和集权的传统对建国后的集权政治体制的形成应该有一定的影响。
就像小平同志指出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必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
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起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
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形成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初期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如果说计划经济在历史上曾经适应建国初期的经济状况，发挥了社会主义国家集中资源办大事的优势的话，那么适应计划经济的集权政治体制则有利于保护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打击敌对势力的反抗，维护国家在政治上的团结和统一。
也就是说，这个政治体制形成时期是有制度收益的。
但是，其制度收益是递减的，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变，其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制度成本越来越高，其制度净收益已经愈来愈小了。
从理论上进一步分析，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集权的政治体制结合在一起，实际上是把资源和利益集中在国家和政府手中，国家利用政权和强制性的手段剥夺社会利益，压制社会利益，侵占社会利益空间。
民间和社会利益因为缺少可以和国家抗衡的手段，其自主性越来越小，活动范围越来越狭窄，以致最后成为国家的附庸。
如果说，建国初期的政治体制还能保障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具有一定的制度收益，那么随着和平建设时期的到来，这种政治体制已经成为公民实现自身利益的障碍，其制度收益越来越小了。
因为随着国家和政府垄断了绝大部分政治权力，公民和社会只有听命和服从的义务，没有任何自主、表达、参与的空间。
公民的利益意识受到压抑、追求利益的努力受到批判，可能获得的利益被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变相剥夺，而集权的政治体制则是国家控制公民的一种制度安排。
针对这种制度安排的弊端和缺陷，邓小平在1980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有一段精辟论述，即“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而这诸多弊端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权力的过分集中，“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几个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
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
权力高度集中，个人说了算，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个人决策，独断专行，个人竟可以决定他人的命运、决定单位的命运甚至决定国家的命运，这种政治体制很容易酿成重大错误且难以纠正，形成家长制作风并造成严重的特权、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这种体制不仅不能保障人民群众利益，反而是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其制度收益是越来越少了。
潜在的制度供给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新的制度安排能够给人们带来收益。
传统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已经不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制度收益，人们当然期望政治制度的变革，期望新的政治制度安排和政治体制改革能带来新的制度收益，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利益需求。
针对原有政治体制高度集权的政治弊端，新的制度安排应该是一种相对分权和民主的体制，是一种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机会的体制，是一种不断满足人们政治权利要求的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