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作文素材之时评例文：为何四分之三的网友选择遇到腐败也不举报？

从郝和平的手机看贪官的虚伪和贪婪国家药监局被查出了3个贪官：原局长郑筱萸、药品注册司原司长曹文庄和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

郝因受贿百余万元和私藏枪支罪，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日前，承办郝和平案的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的检察官披露了有关案情，其中提到一个细节，就是郝和平用旧手机“钓”新手机。

这个伎俩实在卑劣，看后让人鄙视和憎恶。

据介绍，郝司长开会时有个习惯动作，先从兜里掏出一个旧的诺基亚手机放到会议桌上。

而案发后，检察官在他家里搜出20多个新款手机，许多连包装都没打开，简直可以办个“手机博物馆”了。

可是，开会时他为什么要把旧的手机摆上桌呢？一是表明他廉洁自律，这是虚伪；二是为了甪旧手机“钓”新手机，这是贪婪。

有些见缝插针的企业老板对他说：“郝司长，您怎么还用这么老式的手机啊？”于是，便给他送上新的。

检察官说，这叫“钓贿”。

郝司长除了会用旧手机“钓”新手机，还会用假名牌手表“钓”真名牌手表。

他花100多元买假名牌手表戴在手腕上，开会休息时撩起袖口给人炫耀：“看看我花一百多块钱买的名牌，戴上不也挺好吗？你们谁要，我还有一块送给您戴……”这一招也灵，一个上海老板心领神会，给郝司长送上4万元，让他买块真名牌手表戴。

看看郝和平用旧手机“钓”新手机、用假名牌手表“钓”真名牌手表这两件事，使人感到贪官虚伪而又贪婪，是伪君子，真小人。

我国古代有个故事，把贪官索贿的嘴脸勾画得活灵活现：下属得知某贪官生肖属鼠，在贪官生日时行贿一只纯金老鼠，贪官笑纳后对下属说，内人属牛，某月某日是生日，索贿之意明白无误。

今日之郝和平，有点像那个索贿的贪官，但郝更为狡猾，更为老练，索贿甚至连一句话都不用说，成几千元一个的新手机有人送上门来，至于名牌手表，郝司长说的几句话也冠冕堂皇，滴水不漏，4万元买手表钱悄然到手了，不像古代那个愚蠢贪官，厚着脸皮说老婆属牛，赤裸裸地索贿。

郝和平这个贪官似乎和那些张扬、显摆、明目张胆索贿的贪官有所不同，很讲究方式方法，也低调，不像沈阳市原市委书记慕绥新，名牌西服革履、名牌手表，一身名牌在人前显摆，引起记者对其收入与消费不符的怀疑，为日后案发留下伏笔。

高三政治时事评论作文3篇时事政治是高三政治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学生更需要做好时事评论的写作，下面是店铺给大家带来的高三政治时事评论作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高三政治时事评论(一)时事评论背景：湖北省纪委近日通报了10起侵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典型案件。

其中，有一起案件格外引人关注。

通报称，“2011年1月至2015年8月，赤壁市低保局工作人员宋云志、李磊平在低保动态管理审批过程中，审核检查不细不实，把关不严，导致将1161名已死亡或有车有房人员列入低保对象，发放金额400余万元。

”时事评论观点：对于这种违规违纪行为，该通报用了一个专业术语——“错保”，意思是错误地发放了低保。

对于“错保”出现的原因，也解释为“审核检查不细不实”“把关不严”。

看到这样的解释，我和大多数网友一样，只想说“呵呵”。

低保发放过程中出现个别错误，我们可以理解，毕竟任何工作都允许有容错率存在。

但是，千余人被错误地列为低保对象，还说是把关不严，这道“关”摆的是“空城计”么?司法界有一句话：“一次错误的判决，胜过十次犯罪”。

低保发放也是一样的道理。

低保对于低收入者来说就是保命钱，而对于政府来说，是释放政策善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一个途径。

把低保发放给真正的低收入者，可以让他们改善生活，看到未来的希望。

然而，当低收入者连这一点温暖都得不了、摸不到，甚至错误地将低保发给有房有车一族，就不仅会让政策打折变质，更会让低收入者感到绝望。

从道理上讲，低保就该发放给真正有需要的低收入者，各级政府部门必须清醒认识并做到这一点。

而从实际操作来讲，我们也不能忽视，低保户的资质认定，是一门“技术活”。

在我国家庭财产普遍不够透明的情况下，难免会出现有些人看起来朴素，实际上却有车有房;有些人花钱大手大脚，实际上却没有什么积蓄的情况。

也因为如此，就必须有一套低保认定和事后追惩的机制，不能仅靠开一张证明就层层加以认定。

这种过分依靠证明和表格来认定低保的方式，本身就充满了诸多漏洞和巨大的寻租空间，在层层审查的过程中，也很难有及时发现错误和修正错误的机会。

警示官员-—头上三尺有“网民”那个被网民“搜索”出来的南京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原局长周久耕，终于被立案调查了。

有关报道称,专案组根据举报以及外围调查,已经初步掌握了其涉嫌严重违纪的证据。

另有消息说，周久耕涉嫌贪污受贿，数额高达200万元。

此外，他本人还在江宁拥有总面积近400平方米的3处房产.关于这3处房产来源是否合法,办案人员正在全力调查。

恐怕周久耕怎么也想不到，一句伤害民众情绪的不当言论，一盒单价150元的“南京九五至尊”香烟和戴在腕上的昂贵名表（怀疑），竟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其实，岂止是周久耕，恐怕中国的绝大多数官员也都没有想到，不管他（她)是“清”的，还是“贪”的。

周久耕的败露，再次让中国的官们领略了“网"的强大威力。

清者坦荡，自会为网络监督叫好；浊者胆怯，虽然怨恨但也只能暗自叫苦,从此活得更加小心,不敢在人前“露富”。

这就叫“威慑力”吧.周久耕的“香烟门"，令笔者想起一件与烟有关的旧事。

近20年前,一桩南方某市副市长的受贿大案竟是由一个小小的打火机“牵”出水面的。

在一个饭局上，酒足饭饱的副市长用自己的打火机点燃了一支香烟。

邻座的“瘾君子"想借火点烟，可怎么也打不着。

副市长笑着拿回打火机亲自给烟友点了火，并说明“这个港商送的打火机只认我的指纹”。

大家连连称奇。

事后“有心人”进行了查核，发现这种在境外量身定制的小玩意儿价值竟在7000元以上（彼时2000元就可立案），于是立马举报。

而后该副市长的确因受贿等罪行被判重刑。

与今天所不同的是,那时没有无处不在的“网”和火眼金睛的网民,而“事后监督”的报道只介绍了犯罪事实和处分情况，只字未提那个神奇的打火机。

类似的一件件典型案例不能发挥应有的儆戒作用,贪腐官员反而前赴后继，这种尴尬显然与监督的严重缺失和软弱无力密切相关。

已故香港知名社会活动家徐四民先生曾经在政协会议上猛抨愈演愈烈的贪腐之风。

他对某些地方十官八贪、余下两个要么同流合污要么淘汰出局的官场风气深恶痛绝，认为除制度建设、道德规范外，遏制贪风的最快捷有效办法就是充分发挥传媒的舆论监督功能，让官员知道“头上三尺有传媒”,时时盯着他们,让他们不能贪、不敢贪。

行贿者逍遥法外带来的思考中国青年报近日报道了这样一则荒唐事件，2007年1月底，震惊全国的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腐败窝案相继作出一审判决，阜阳中院先后三任院长尚军、刘家义、张自民被判入狱。

记者日前赴阜阳调查获悉，尽管腐败窝案判决已经一年有余，但一些行贿者却毫发无损，仍然戴着买来的“乌纱帽”.行贿15次的何涛仍连任界首市人民法院院长，多次行贿的李松涛被任命为颍上县人民法院院长。

这起行贿者逍遥法外的荒唐事件，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其一，行贿是不是一种犯罪行为？按照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行贿数额达1万元以上的可以构成犯罪.我国刑法对“行贿罪"也作了处罚规定：犯行贿罪,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作为执法者,理应知法守法。

采取行贿的手段而坐上法院院长的位置，这是对法律的莫大讽刺.何涛和李松涛都是国家执法人员，知法犯法，更应加重处罚。

其二,人大对法院院长有“决定权”吗？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或其常委会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对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或机构和国家行政机关、军事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的组成人员及有关人员,有选举、任命和去职的权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人民法院院长是由人大提名选举产生。

荒唐的是，这样的明确规定，在阜阳却走了样。

报道称，“任命何涛是由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名的，人大只是走了一个程序，并没有决定权。

”这种操作程序，不仅明显违法，而且否定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否定了人大的法律地位.其三，法不责众带来了什么？为什么在阜阳行贿者没有被追究法律责任？据报道，阜阳市纪委称涉及人过多，“如果大换血，将导致一些部门瘫痪。

"可用阜阳当地干部的话说却是，“阜阳干部多得是,远远超编."因此很显然，阜阳纪委的理由站不住脚.不“大换血"，表面上看出发点是为了避免“一些部门瘫痪"，让法院能正常运转，但这是牺牲法律换来的“成果”。

网络监督功不可没最近曝光率很高的石家庄团市委副书记王亚丽、广西来宾市烟草专卖局处长韩峰等人，都是因为网络舆论的揭露和穷追猛打而身败名裂。

网络的反腐功能进一步彰显，网络的力量让那些不干净的官员心惊胆战。

网络监督是继传统媒体监督后的新兴舆论监督，它的主要特点----公开、及时、不受他人左右、敢说真话、敢讲实话等等，体现了现代文明和现代制度的本质。

网络监督没有什么清规戒律，没有“刑不上大夫”的束缚，没有看人下菜的毛病。

这就使得本来很难发现的问题被发现，本来潜伏得很深的贪官污吏被揭露，本来不可能曝光的丑闻被公开，本来被封住口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难怪有的官员叹息：“没有互联网有多好！”网络监督弥补了制度监督的缺陷。

在管理和监督官员方面，有人大政协的政治监督，有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党内监督，有看似严密的法律监督，还有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等等。

这些监督发挥运用得好，确实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但是，当王亚丽、韩峰等人通过网络监督露出马脚后，人们再一次发现，其实新兴媒体的监督有着其独特的作用。

它的理念、手段、技术和不可阻挡性，让政府的反腐倡廉目标更加接近。

假如没有网络的灌水、拍砖，纪委和检察院可能还不会对他们认真调查，王亚丽说不定还会继续她的仕途，韩峰的前途可能也不可限量。

这对老百姓是多么大的灾难。

网络监督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要更加积极地保护网络舆论监督，要爱护敢说真话的网友，不让说真话、说实话、说有利于人民幸福尊严话的网民受到类似“跨省追捕”的打击和报复，不让新兴的民主形式被某些人以“法律”的名义扼杀。

贪官污吏和昏官庸官对网络监督有一种本能的抵触。

他们不但怕网民从他们的穿戴、吃喝、娱乐以及不慎透露的日记里找出腐败的证据，更怕上级领导和纪律监察机关从网络上发现情况，对他们进行查处。

因此，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挑网络监督的毛病，给网络监督罗列罪名，把网络监督置于他们可以管控的范围里，从而最终达到封锁网络监督的目的。

网络上的民众监督并非十全十美，也有侵犯他人隐私权、发泄情绪、道听途说等问题。

贪官坐牢治好“三高”有“四讽”白某因受贿43万元，被广州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

2018年8月，白某入监狱服刑。

昨日，他和女儿、侄女一起闲话家常。

“你看，我手上脸上的老年斑都没有了。

”白某主动把手伸出来让人看。

白某说，他“在位”时经常应酬，吃得身体发福，出现了“三高”，到监狱后，生活有规律，加上地方偏僻，空气较好，体重从140斤减少到了126斤，体能也比以前好了，连上几层楼都不会喘气。

“三高”也消失了。

（6月12日广州日报）笔者毫不怀疑贪官的说法。

官员“三高”现象的确比较普遍。

据2018年8月5日楚天都市报报道，襄樊市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九成处于亚健康状态。

至于原因，白某说了，经常应酬，吃出了病。

是的，对县处级官员来说，只要愿意，吃公款是家常便饭。

中午有吃喝，晚上有吃喝，深夜也还有吃喝——吃夜霄，或在KTV包房里喝啤酒。

至于贪官，除了公款吃喝以外，贪腐、过夜生活虽然无碍，其实还是有点儿紧张，更加容易患上“三高”。

一者，贪官养情人、包二奶怕老婆发现，“后院起火”，又怕纪检部门发现，官位不保，享受并紧张着，血升易升高；二者，情人、二奶要名份、深喉逼着拿钱，性福并恼火着，血压容易升高；三者，贪污受贿是违法乱纪的行为，一旦东窗事发，后果不堪设想，兴奋并恐惧着，血压也容易升高。

所以，贪官亚健康和患有“三高”不是炒作，而是实情。

那么贪官坐牢为何又能“治”好“三高”呢？因为病是吃出来的，同时，也是吓出来的。

贪官进牢房坐牢以后，失去了患“三高”的生活环境和条件。

首先是无官一身轻，用不着勾心斗角，防这防那，悠闲自在；其次，公款大吃大喝没有了，暴饮暴食不存在了；再者，最重要的是，没有了腐败机会，心里恐惧和压力没有了；第四，按时作息，定时就餐，生活有规律，不像当在台上贪官，经常深夜还在过夜生活，生活没有规律。

不过，这其实只是外在条件和环境变化，贪官坐牢之所以能“治”好“三高”，还缘于其心态和家庭情况好。

贪官坐牢如度假早已不是传说。

公仆当心被”网"住暴露无遗因一句“猛话”和一盒烟引火烧身的南京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原局长周久耕,被判刑入狱了；因离职前连夜签署调令遭曝光的河北省武安市教育局原局长冯云生，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了;因“借用”百万豪车招质疑的内蒙古阿荣旗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刘丽洁，被迫引咎辞职了。

2009年这三起著名的官员落马案件，彰显了网络的巨大力量，一方面增强了人们利用网络开展反腐斗争的信心，另一方面则对官员们产生了强烈的震慑作用。

由此，公仆们进一步看清网络监督的威力,萌生了敬畏之心,那些本来就“有事”的人更是担心遭遇“人肉搜索”，害怕像周久耕那样一不留神就被“网”住“扒个精光”，无所遁形。

将心比心，由于长期缺少实质性的监督,众多官员已经把“封闭”做官当作了行事的常态，让大家一下子进入随时可能被“人肉搜索”的透明“玻璃柜”，心理的难受劲可想而知。

但是，难受归难受,现实归现实,社会已经步入发达的网络时代,对官员的监督只会越来越严密，不可能发生逆转。

因此,面对这一大势，公仆们只能接受、不能回避，只能适应、不能抵制。

否则就难免陷入被动，不断惹来麻烦。

其实，公众人物无隐私，官员必须透明行事，在发达社会早已成为一种公认的通行法则。

正是这一法则的通行，随时提醒包括各级官员在内的各类社会公众人物，不得肆意妄为,时时处处检点自己的言行；也正是这一法则的通行，造就了强制官员遵纪守法的强大群众基础和良性社会氛围，有效抑制了贪腐等恶行的滋生、蔓延、泛滥。

香港已故知名社会活动家徐四民先生曾经就反腐倡廉问题提出建议,认为内地应该借鉴香港的成功经验，除制度建设、道德规范外，充分发挥传媒的舆论监督功能，让官员总有“头上三尺有传媒”的感觉。

笔者在香港客居数年,对此亦有实际体验.说香港10多万公务员,全部被媒体24小时“罩着”、“照着"、“盯着",可能有些过分，但高级官员（包括其亲属），享受媒体“全天候照顾”确是事实.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所谓的“偷步买车”事件，就是被家门口“守候"的记者即时曝出来的，搅起了轩然大波，最终导致了梁锦松辞职。

《南方周末》时评选粹解“毒”于丹，不如解读“于丹现象”十博士联手批驳于丹的书《解“毒”于丹——告诉你未被糟蹋的孔子与庄子》日前出版。

该书集纳十位博士观点，逐一批驳了《于丹<论语>心得》和《于丹<庄子>心得》中的错误观点，譬如“孔子是‘快乐’哲学的代言人吗？”“《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吗？”“‘谈笑论生死’是庄子的生死观吗？”他们认为，这些被于丹误读的地方，是对孔子、庄子的糟蹋，会误导青少年。

糟蹋孔子、庄子与否，只有孔子、庄子自己知道，会不会误导青少年，应由社会效应来阐释。

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十博士联手批驳于丹，很大程度只是争夺对经典的解释权而已。

而经典之所以经典，恰恰在于谁都可以对其进行解释。

如果只有一种解释，且这种解释为少数人掌握，这不是好的对待经典的态度，而是解释霸权。

解“毒”于丹当然需要，它是破除解释垄断的一种方式，但它至少会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谁的解释是对的？孔子、庄子已是几千年前的人了，对他们的解释不是要回到古代去，事实也回不去，而是要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进行解释。

这样的话，如果不是垄断话语，任何一种解释都是可以的。

解释本身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

人活着就要解释。

怕就怕因为有一种解释，而排斥其他各种可能的解释。

博士批驳得于丹如此厉害，有垄断话语权的嫌疑。

二是对于丹的批驳脱不了这样一种俗套，即只是站在于丹的反面，将道理说一遍。

就好像一个人说，葡萄是酸的，另一个人说，葡萄不是酸的，是甜的。

其实，双方都只是表达了主观感受，说葡萄是甜的人，如果不说明葡萄为什么是甜的，为什么不酸，对第三方来说，等于没有增加任何知识。

如果先前于丹的书形成解释垄断的话，不在于于丹的书本身，只在于形成解释垄断的机制。

说得明白一点，是媒体、社会将于丹推到如此高度。

对于于丹的走红，央视起了完全的推手作用。

如果于丹的书会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的话，责任也不在于于丹在书中说了什么，对经典进行何种“歪曲“，责任只在于市场没有让各种声音发出来。

高中政治时事评论经典范文3篇时事评论背景：近期，医生拿药品回扣的现象，经央视披露引起广泛关注。

事实上，药品回扣的利益链条，比媒体展示的“切片”要长得多。

从严重程度上看，2013年葛兰素史克商业贿赂案是更具标志性的事件，该案涉及回扣总金额每年高达数亿元。

时事评论观点：人们不满吃回扣现象，主要是因为它助推高药价，让患者成了埋单的冤大头。

然而，我国政府20多年治理医药商业贿赂的现实证明，不调整医疗行业的利益格局，药品回扣问题会陷入屡禁不绝的怪圈。

原因不难理解，主要是我国长期以来医药不分、以药养医。

从医院的角度看，这是一种错位的“补偿”机制。

多数公立医院收入主要来自于3个渠道：政府财政补助、按项目收费的医疗收入和药品加成收入。

政府财政补助一般占不到10%，而医疗服务价格又偏低，医院只能做大药品加成收入。

收入偏低的医生，获得价值回报的需求最终传导到药价上，“用贵药、开大处方”就成了难以遏制的偏好。

从药品市场的角度看，这是基于医药利益捆绑下的价格合谋。

药品经营企业多如牛毛，但产品同质化严重，加上生产、流通环节较乱，在激烈竞争中把药价推高，成为一种相互默契的现实选择。

如此一来，药品回扣就有了生存空间，也无法通过规范招标来扼杀。

政府通过集中采购来降低药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被异化，中标价是只招不采的“空价”，药价仍虚高。

在这种情况下，只对药品回扣进行手术刀式的清理，难免死灰复燃。

从根本上讲，还是要推行医药分开，让医院的价值归医院，药品的利益归药品。

医药分开后，药品市场会按照优胜劣汰规律，淘汰一批劣质药品生产和经营商，这有利于提高药品质量和监管水平。

而医院和医生的收入，则可以通过引入社会力量办医等市场机制来倒逼，逐步提升到合理水平。

事实上，不少发达国家都实行医药分开，大医院一般不设门诊药房。

比如美国，医生开了处方，患者要到社会药房买药，医生处方受到药房药师、保险系统监管，跟医生收入没关系。

德国、日本的情况也类似。

压缩贪官的潜伏空间从1991年到2009年，走过19年贪腐之路，某某某某市委原常委、某某县委原书记汤成奇，近日被一审判处死缓。

贪污3901万余元、受贿350余次，这一腐败个案再次让人思索：从开始贪腐到受到查处，少数贪官的“潜伏期〞为何那么长？与漫长潜伏期相伴的，是汤成奇平坦的仕途。

从镇长助理到镇党委书记、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再到副市长、市委常委……每一步都是“带病任职〞。

而且，汤成奇的腐败还是“全能型〞，既涉及土地征用、建筑工程承接、国家专项补助资金拨付，也涉及职务升迁、工作调动、就业等人情往来。

照理，潜伏期就是贪腐期，时间越长越容易留下线索、露出马脚。

但为什么汤成奇这样的少数贪官，却能够一次次逃脱“被发现〞，从小蝼蚁变成了大巨贪？究其原因，一方面，潜伏期能让他们积累政治资本，产生晕圈效应，群众与相关机构因此放松警惕。

汤成奇创造“某某速度〞、博得“经济能人〞名头，都可能成为掩盖阴影的光环。

另一方面，长期的潜伏也让他们有更从容的时间编织关系网络、掩盖犯罪证据，甚至会因不断上升的权势获得更大便利。

汤成奇通过“皮包公司〞套现权力，可为例证。

还要看到，经济、政治体制的转型仍在探索之中，政府仍有“万能政府〞的色彩，这使权力的影响在一些该退出的领域内不降反升，使领导干部插手一些该放下的事务不减反增。

这给一些心怀鬼胎者提供了肥沃的腐败土壤，也是贪官的作案手法愈发隐蔽、“反调查〞能力越来越强的重要原因。

有着漫长潜伏期的贪官，并不只汤成奇一个。

某某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自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上任开始卖官，潜伏10余年；某某省某某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落马时，贪腐时间已长达20年。

《法制晚报》曾分析，1991年至2004年审判后经媒体公开的200个典型腐败官员案例中，60%的贪官潜伏期都在5年以上。

与“贪腐一两年，铁窗一辈子〞相比，这些长期逃脱惩罚的贪官，为害尤烈，会让人心存侥幸，刺激更多贪腐行为出现。

而贪官的潜伏期越长，破坏就越大，我们的执政资源也就流失得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