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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法学Peking University Law JournalVol．24，No．1（2012）pp．173－189刑事诉讼中证据调查的实证研究何家弘*摘要关于刑事错案和刑事庭审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存在着审前证据调查的片面性和庭审证据调查的单边化等影响司法公正的问题。
在比较两大法系国家的单轨制与双轨制证据调查模式之优劣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改良我国刑事证据调查制度的进路，包括加强辩护律师进行证据调查的保障，赋予辩护方启动司法鉴定的权利和确保无罪证据获得公开公正的认证。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据调查证据调查是有关人员为了收集证据和审查证据而进行的各种调查活动的总称。
在刑事诉讼中，证据调查包括：公诉方的证据调查，主要是侦查人员的调查即侦查；辩护方的证据调查，主要是辩护律师的调查；法官的证据调查，主要是在法庭审判中进行的证据调查。
证据是司法人员认定案件事实的中介。
证据调查是司法裁判的基础。
正当合理的证据调查制度是司法公正的保障。
一、审前证据调查的片面性近年来，我们对刑事错案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1〕包括典型案例剖析。
例如，我们*〔1〕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文是司法部2009年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刑事庭审实证研究”（项目号：09SFB2027）的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证据学研究所于2005年底成立了“刑事错案实证研究”课题组，在4年时间内通过举办论坛、座谈、研讨会和进行问卷调查、典型案例分析等方式，对我国的刑事错案问题进行了多层面的实证研究。
研究成果包括：刘品新主编：《刑事错案的原因与对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张丽云主编：《刑事错案与七种证据》，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郭新阳著：《刑事错案评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通过多种渠道收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发生的137起错案，包括一些引起新闻媒体关注的案件，如黑龙江省石东玉故意杀人案、河北省李久明故意杀人案、河南省秦艳红强奸杀人案、安徽省刘明河故意杀人案、湖北省佘祥林故意杀人案、湖南省滕兴善故意杀人案、云南省杜培武故意杀人案等。
法学研究中的实证发现以刑事实证研究为例法学研究中的实证发现——以刑事实证研究为例在法学领域中，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法律现象和法律实践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刑事实证研究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通过对大量实际案例和数据的分析，揭示了刑法在实践中的运行规律和存在的问题，为刑法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实证研究方法强调通过观察、实验、调查等手段获取客观的数据和事实，并运用统计学、社会学等方法进行分析和解释。
在刑事实证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会收集大量的刑事案件数据，包括犯罪人的个人特征、犯罪行为的特点、司法裁判的结果等，并对这些数据进行量化分析，以发现其中的规律和趋势。
例如，通过对犯罪人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某些犯罪类型在特定年龄段或性别的人群中更为高发。
这有助于我们针对性地制定预防犯罪的策略，比如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和引导，或者为女性提供更多的保护和支持。
再比如，对犯罪行为的手段、动机、后果等方面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犯罪的发生机制，从而优化刑法的罪名设置和刑罚裁量标准。
如果某种犯罪行为的手段越来越多样化和隐蔽化，那么刑法就需要及时调整对该犯罪的定义和处罚范围，以确保法律的有效性和公正性。
此外，刑事实证研究还可以对司法裁判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评估。
通过分析大量的判决书，我们可以了解法官在定罪量刑时的考量因素，以及不同地区、不同法院之间裁判的一致性和差异性。
这对于规范司法裁判、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发现某些地区或法院在类似案件的处理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就需要进一步探究原因，加强司法指导和监督，确保法律的统一适用。
然而，刑事实证研究在法学领域的应用也并非一帆风顺，面临着一些挑战和争议。
首先，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是一个难题。
刑事案件的数据往往涉及个人隐私和司法机密，获取这些数据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而且数据的质量和完整性也难以保证。
其次，实证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也需要引起关注。
我国刑事冤假错案成因及预防机制研究引言：刑事冤假错案是指由于司法机关的失误、不当行为或犯罪证据不足等原因，导致无辜的人被错误判决或无辜被冤枉。
这些冤假错案严重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破坏了社会的公正和法治；因此，研究冤假错案的成因及预防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一、成因分析：1.司法考验不足：一些司法机关成员缺乏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观念，无法正确鉴别证据材料的真伪和客观性。
2.侦查工作不规范：侦查人员不严谨地收集证据，甚至出现拷问、威逼等行为，以获取虚假证词。
3.证据保全不完善：一些司法机关在保全证据时存在过失，导致证据被篡改、破坏或丢失。
4.证据审查不慎：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未认真审查，导致证据未能得到充分呈现，产生错案。
5.律师辩护不力：一些律师在审判过程中缺乏正确的辩护策略，无法保护被告方的权益。
二、预防机制探究：1.提高司法机关职业素质：建立健全司法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加强人员选拔和培训，提高其专业水平和法律知识水平。
2.优化侦查工作流程：提升侦查人员的专业能力和侦查工作的标准化程度，确保证据获取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3.加强证据保全措施：加大对证据保全工作的监督力度，建立完善的证据系统，确保证据得到安全保管。
4.完善审判制度：建立科学公正的审判制度，加强审判人员的法律综合素质培养，提高对证据的审查能力。
5.强化律师辩护权益保护：督促律师履行辩护职责，提高辩护质量，为被告方提供充分的辩护。
三、案例分析：1.清白典型案例：XXX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起冤案，被告人在初审时被判无期徒刑，经过多年的申诉，最终证明其清白。
2.案件重审案例：XXX案件在被告人多次上诉无果后，因新证据浮现，经过重新审判，被告人终获得了无罪判决。
结论：为预防我国刑事冤假错案的发生，需要政府、司法机关和各界人士共同努力。
政府应加强监督和管理，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确保司法工作的公正与透明。
司法机关要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观念，规范办案流程，确保证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中国无罪案例汇总及分析（不存在犯罪事实类型）案例一：被追诉人无诈骗故意，无任何违法犯罪事实，属于全案没有犯罪事实的绝对无罪案例情形。
实质上，此案就是彻彻底底的错案。
实证案例：邹检刑二刑不诉〔2021〕Z12号、开检刑不诉〔2021〕25号。
案例二：涉案犯罪行为属他人所为，与被追诉人涉案行为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致使被追诉人在全案中不存在违法犯罪事实。
伤者被打伤的事实客观存在，但属他人所为，与被追诉人无关，且不属于共同犯罪范畴。
实证案例：方检刑不诉〔2021〕107号、邛检一部刑不诉〔2020〕30号。
案例三：行为要件不符而无罪。
被追诉人有实施部分涉案行为，但其涉案行为仅仅限于技术施工范畴，且没有直接实施指挥施工的行为，更没有直接实施非法占用农用地的犯罪行为，致使其涉案行为不属于犯罪的范畴。
简而言之，形式上看，其行为要件符合；但从实质性上，其行为要件不符合，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涉案行为，核心是其涉案行为是否牵涉直接“占地”行为。
实证案例：伊检刑不诉〔2021〕101号。
案例四：行为要件符合，但因社会危害性要件不符而无罪。
侵犯法益是事实，但主动还钱的涉案行为，直接导致其涉案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进而无法认定为犯罪的范畴。
实证案例：蒲检二部刑不诉〔2021〕Z2号。
案例五：无证经营是客观事实，但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被追诉人涉案行为不属于法定许可方可经营的范畴。
实证案例：景检刑检刑不诉〔2021〕Z1号。
案例六：不知者不为罪，不明知而不得入罪，这是常识。
但此类案件办案人员的习惯性思路就是推定被追诉人主观上是明知的，而被追诉人有时很难证明自己主观上不明知。
这就是刑法及司法实务的魅力所在之处。
实证案例：舟检刑不诉〔2021〕10号。
案例七：因发生经济纠纷，被追诉人采取自力救济方式进行维权，但被办案人员认定涉嫌犯故意毁坏财物罪而被刑事拘留。
正可谓：往前一步是犯罪，退后一步是合法维权行为。
一般而言，主动向法院起诉是更明知的选择。
对刑事案件证据的审查与判断问题探讨【摘要】证据是刑事案件中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和依据，对认定犯罪事实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审查与判断证据是确保准确批捕犯罪嫌疑人的前提条件，是正确认识案件事实的主要方法。
本文通过分析刑事案件证据与审查判断的基本概念，结合实际工作，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改进措施，以期通过本文的阐述为有效提升办案人员业务水平，提高刑事诉讼效率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刑事案件;证据;收集;审查判断１．刑事案件证据与审查判断的基本概念什么是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
”这一定义，体现了崭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质证据观。
刑事诉讼法证据是指以法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证据必须是和案件有内在客观上的必然联系的、反映案件真实情况的、能够证明案件真相的事实，有存在和表现的具体形式的事实。
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
至于证据的种类各国不尽一致。
英美证据法一般将证据分为三种基本形式，即，口头证据、书面证据、实物证据。
有的证据法理论将司法认知也作为一种证据形式。
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法通常以证据方法确定证据的种类，通常有：人的证据、物的证据、书证。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证据有下列七种：(一)物证、书证；(二)证人证言；(三)被害人陈述；(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五)鉴定结论；(六)勘验、检查笔录；(七)视听资料”。
审查判断证据也即评定证据的真伪，就是指司法人员对于收集的证据进行分析、研究和鉴别，找出它们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客观联系，找出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从而对案件事实作出正确认定的一种活动。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所有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告人和被害人、辩护人双方的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经过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等等。
实证研究法在刑事案件分析中的应用引言实证研究法作为一种科学研究方法，近年来在刑事案件分析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本文将探讨实证研究法在刑事案件分析中的重要意义以及其应用的可行性，并举例说明其在不同领域的具体运用情况，并提出一些建议。
实证研究法的重要意义实证研究法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强调对事实的观察和定量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客观地了解和解释现象，尤其是在刑事案件分析中的应用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首先，实证研究法可以提供客观可信的证据。
在刑事案件中，审判的结果需要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实证研究法能够帮助我们采集和分析与案件相关的数据，提供客观的证据，避免主观臆测的情况出现。
其次，实证研究法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犯罪行为和犯罪动机。
通过对案件中涉及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和对比，可以揭示犯罪行为背后的动机和心理特征，有助于我们进行更全面和深入的犯罪心理学研究。
再次，实证研究法可以为刑事案件的预防和打击提供科学依据。
通过对历史案件进行统计和比对，结合前沿科技手段的运用，可以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犯罪模式和趋势，提供科学依据来指导公安机关和司法机构的工作。
实证研究法的应用实例本部分将以几个领域为例，介绍实证研究法在刑事案件分析中的具体应用。
首先，实证研究法在犯罪心理学领域的应用。
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言行举止、人际关系等方面进行观察和调查，结合心理测试和心理分析，可以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特征进行分析和研究，为案件侦破和预防提供科学依据。
其次，实证研究法在刑事证据分析中的应用。
通过对案件现场的勘察和收集相关物证，采用科学的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可以帮助鉴定证据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并提供可靠的依据用于案件审理。
再次，实证研究法在刑事案件侦破中的应用。
通过对案件侦破过程的记录和分析，可以总结出不同侦破方法的优劣，给出针对性的建议和改进措施，为侦破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提供指导。
实证研究法的局限和建议然而，实证研究法在刑事案件分析中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
刑事审判质效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全文共四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第一篇示例：一、引言近年来，我国刑事审判质效不断受到社会关注和批评。
虽然我国的刑事审判工作在不断完善，但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阻碍了刑事审判的公正、高效与公信力。
本文将从多个方面对刑事审判质效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探讨。
二、问题一：审判程序不完善在刑事审判中，审判程序是确保案件审理公平公正的重要保障。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很多地方存在着审判程序不完善的现象，例如庭审不及时、不充分等问题。
这样会导致案件审理时间过长，不仅增加了当事人的等待和成本，也给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
三、问题二：证据收集不规范在刑事审判中，证据是判决结果的重要依据。
有些案件中存在着证据的收集不规范的问题，导致了一些案件无法有效审理或者判决结果失去说服力。
证据的收集方式也影响到法官的判断，直接影响到案件的审理结果。
四、问题三：法官素质不高法官是刑事审判中的主要执行者，其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刑事审判的质效。
但是在一些地方，由于法官素质不高，审判过程中存在主观臆断、不理性等问题，导致了判决结果的不公正，也影响到了判决的效力和公信力。
五、问题四：司法资源配置不均衡司法资源的配置不均衡也是刑事审判质效存在问题的一个方面。
在我国一些地方，由于司法资源过度集中，导致了一些地区的审判效率低下，案件审理时间过长。
而一些地方的司法资源又相对充裕，导致了审判速度过快，影响了案件审理的质量。
六、问题五：司法透明度不足在刑事审判中，司法透明度是保障刑事审判公正的一个重要环节。
然而在现实操作中，司法透明度不够，审判过程缺乏公开、透明，导致了一些当事人对判决结果的信任度不高，也增加了司法公信力的问题。
七、问题六：司法监督机制不健全司法监督机制是刑事审判质效的一个重要保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司法监督机制不健全的问题。
一些地方的司法监督机构缺乏独立性，审理案件时存在被干扰的情况，导致了司法裁判的不公正。
八、问题七：律师参与程度不够律师是司法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其参与度直接影响到刑事审判的公正与公信。
刑事案件分析报告范文
一、案件基本事实
（在这一节中，需要详细描述案件的基本事实，包括时间、地点、犯罪手段、涉及的人物以及犯罪情节的详细描述。
在描述中，需要引用相关证人证言、勘验笔录以及现场勘查报告等相关资料。
）
二、案件证据分析
1.直接证据
（在这一节中，需要对案件中被提供的直接证据进行分析，包
括犯罪工具或者犯罪现场的勘验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
证言、检查笔录、照片、录像、录音等。
需要明确每种证据的证
明力和可信度，并对证据之间的矛盾或者关联进行分析。
）
2.间接证据
（在这一节中，需要对案件中的间接证据进行分析，包括与犯罪有关的证人证言、电子数据、通信记录、银行转账记录等。
需要明确间接证据的证明力和可信度，并对证据之间的关联进行分析。
）
三、法律适用与裁定建议
（在这一节中，需要根据对证据的分析来判断案件中相应的法律规定，并给出对案件的裁定建议。
需要明确罪名，定罪依据，量刑建议，并对量刑建议进行充分的体现。
同时，需要根据犯罪情节对犯罪嫌疑人的赔偿建议进行充分的体现。
）
四、结论
（在这一节中，需要对整篇报告进行总结，明确建议和判断，说明证据足够充分并已经证明了犯罪嫌疑人的罪行，并对下一步执法建议进行说明。
同时，需要重申该报告是由专家撰写的，对报告的准确性进行保证。
）
以上是本文对于刑事案件分析报告范文的书写格式与内容要点进行的详细介绍，如果需要写刑事案件分析报告，可以按照此格式进行撰写。
第1篇一、案件背景本案是一起因涉嫌盗窃罪而引发的刑事案件。
犯罪嫌疑人李某，男，30岁，无业。
受害人王某，男，45岁，某公司员工。
2019年10月，李某因急需用钱，产生了盗窃王某家中财物的念头。
经过精心策划，李某于2019年11月某日凌晨潜入王某家中，盗走了王某价值人民币2万元的财物。
案发后，王某立即报警，警方迅速介入调查，并于2019年11月20日将李某抓获归案。
二、案件事实1. 犯罪嫌疑人李某在2019年11月某日凌晨，采取撬锁的方式进入王某家中。
2. 李某在王某家中盗走了价值人民币2万元的财物，包括现金、金银首饰等。
3. 李某在作案过程中，未对王某造成人身伤害。
4. 李某在作案后，逃离现场，但被警方迅速抓获。
三、法律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
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四、案件分析1.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李某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入户盗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2. 李某在作案过程中，未对王某造成人身伤害，但盗窃财物数额较大，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李某应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
3. 李某在作案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构成自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李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4. 本案中，李某的犯罪动机为急需用钱，反映出其道德素质较低，法制观念淡薄。
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实证研究与经济分析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实证研究与经济分析作者：何然何家弘文章来源：《政法论坛》200802古今中外，冤假错案总是刑事司法领域中难以驱散的幽灵。
它们若隐若现，时明时暗，啃噬着社会公众的良心，煎熬着司法官员的灵魂。
毫无疑问，它们对于那些当事人及其家人来说是飞天横祸，是灭顶之灾，但是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却也不无好的一面，因为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刑事司法制度的文明进步和良性发展。
因此，那些冤魂才得以“名垂青史”，宛如刑事司法历史长廊两边的座座“祭碑”。
近年来，随着杜培武、李久明、佘祥林、滕兴善等人的冤错案件披露报端，刑事错案⑴已然成为国人社会生活中一个沉重的时尚话题。
公众在谈论，学者在思考。
为何在当代中国还会接二连三地出现冤假错案？这些错案是如何形成的？我国应该如何构建错案预防体系和错案救济机制？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成立了课题组，展开关于刑事错案的实证研究。
⑵自2005年以来，我们通过举办论坛、⑶进行座谈、⑷召开研讨会、⑸进行间卷调查和典型案例分析等方式对我国的刑事错案问题进行了多层面和多路径的调查研究。
在本文中，笔者将主要介绍我们进行的问卷调查和案例分析中与证据问题有关的部分研究成果，并与读者分享我们就这些问题已经进行和正在进行的思考。
一、关于错案产生原因的问卷调查⑹（一）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自2006年8月至2007年3月期间，我们在黑龙江省、辽宁省、河南省、河北省、山东省、四川省、湖南省、浙江省、江西省、江苏省、安徽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等十九个地区发放了关于刑事错案的调查问卷2501份，收回有效问卷1 715份。
调查对象主要为上述地区的公安（厅）局、检察院、法院、律师（法律）事务所、司法局等单位中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
在有效问卷的调查对象中，男性1199人，女性467人，49人性别不详；汉族1659人，侗族1人，回族7人，满族6人，壮族1人，41人民族不详；高中文化以下的56人，大专学历的356人，本科学历的1094人，硕士学位的120人，博士学位的1人，88人学历不详；854人的第一学历为法律专业，669人的第一学历为非法律专业，194人的第一学历专业情况不详；195人的最高学历是法律专业，218人的最高学历为非法律专业，304人的最高学历专业情况不详。
我们在调查问卷中设计了21个问题，内容包括：如何理解刑事错案；哪些情况可以构成刑事错案；刑事错案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在刑事诉讼的哪些环节容易出现刑事错案；证据错误与刑事错案的关系；如何看待错案追究制度；怎样避免刑事错案的发生；如何对刑事错案进行救济等。
下面，我们主要介绍错案原因和证据错误这两个问题的调查结果。
（二）造成刑事错案的原因在调查问卷中，我们设计了一个关于错案原因的多选题：“根据您的工作经验，您认为，错案发生的主要原因有哪些？”选项包括：A法律规定不明确；B 当事人的过错；C其他行政机关干涉；D迫于舆论的压力；E上级机关或领导干涉；P现有的办案设备和技术手段落后；C办案人员专业素质不高；H办案人员徇私枉法、刑讯逼供；I及时破案，有案必破等工作压力。
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中，上述选项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调查对象的认可。
其中，选择“办案人员专业素质不高”的人数为1074人，⑺占63％；选择“法律规定不明确”的人数为951，占55％；选择“上级机关或领导干涉”的人数为866，占50％；选择“办案人员徇私枉法、刑讯逼供”的人数为771，占45％；选择“现有的办案设备和技术手段落后”的人数为716，占42％。
另外，有405个被调查者认为“当事人的过错”也是造成错案的主要原因，占24％；而选择“舆论压力”的调查对象只有373人，⑻占22％。
有关这个问题的具体数据见图1：（附图略）（三）证据问题与刑事错案的关系在调查问卷中，我们还设计了一个专门分析证据与错案之关系的单选问题：“您认为在实际办案中证据方面出错对错案形成的影响大不大？”调查对象可以在很大、较大、较小、很小、没有这五个答案中做出选择。
对于这个问题，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证据方面的错误会对错案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其中，认为影响很大的人数为1031，占60．1％；认为影响较大的人数为538，占31.4％。
二者共占调查对象总数的91．5％。
不过，也有4个人认为证据方面的错误对错案的形成没有影响。
另外还有11名被调查者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具体数据见图2：（附图略）二、关于七种证据与刑事错案之关系的问卷调查⑼（一）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在2007年1月至3月期间，参与本课题工作的7名法学硕士研究生分别到北京市、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西藏自治区等地进行调研。
他（她）们采取了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从而增强了问卷调查结果的可靠性。
本次调查共发放140份问卷，收回139份。
在139名被调查者中，法官33人，约占24％；检察官66人，约占48％；律师和警察各20人，各占14％。
调查对象的年龄跨度较大，20岁至29岁之间的45人，约占32％；30岁至39岁的69人，约占50％；40岁以上的25人，约占18％。
在139名被调查者中，女性44人，约占32％；男性95人，约占68％。
在问卷中，除一般性问题之外，我们还分别就七种法定证据与刑事错案的关系设计了若干问题，但是由于篇幅限制，我们将主要介绍对刑事错案影响最大的两种证据——证人证言和被告人口供——的调查结果。
（二）问卷调查的结果1．您认为，在司法实践中证据问题对错案形成的影响大不大？选项：A很大；B较大；C较小；D很小；K没有影响。
这是一个单选题。
在被调查者中，选择“很大”的有66人，占47．48％；选择“较大”的有55人，占39．57％；选择“较小”的有12人，占8．63％；选择“很小”的有4人，占2．88％；无人选择“没有影响”，但是有2人没有回答该问题（见图3）。
（附图略）不同职业的法律工作者对该问题的认识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虽然调查对象大多认同证据问题对刑事错案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但是这种认同感在法官、检察官、律师中似乎较警察更为强烈一些。
例如，在20名接受调查的警察中，选择第一种答案的有6人，占30％；选择第二种答案的有6人，占30％；选择第三种答案的有7人，占35％；无人选择第四种和第五种答案，但有1人没有回答。
在20名接受调查的律师中，选择第一种答案的有6人，占30％；选择第二种答案的有11人，占55％；选择第三种答案的有1人，占5％；选择第四种答案的有1人，占5％；无人选择第五种答案；也有1人没有回答。
（见图4）（附图略）2．您认为，哪一种证据最容易导致刑事错案？选项：A物证；B证人证言；C视听资料；D被告人口供；正被害人陈述；F鉴定结论；G勘验、检查笔录。
这是一个单选题。
在被调查者中，选择物证的6人，占4％；选择证人证言的53人，占38％；选择视听资料的7人，占5％；选择被告人口供的52人，占37％；选择被害人陈述的15人，占11％；选择鉴定结论的25人，占1 8％；没有人选择勘验检查笔录。
（见图5）（附图略）不同的调查对象，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有差异。
这主要表现为多数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认为证人证言和被告人口供是导致错案的主要证据形式，而警察对前六种证据的态度比较平均。
另外，认为被害人陈述最容易导致刑事错案的法官也不少。
（见图6）（附图略）3．您认为，下列有关证人证言情形中哪一种最容易导致刑事错案？选项：A证人不出庭作证；B证人故意作伪证；C取证方法不合法；D证人自身认识发生偏差；E法官认证错误。
⑽这是一个单选题。
在被调查者中，选择“证人不出庭作证”的15人，占11％；选择“证人故意作伪证”的87人，占63％；选择“取证方法不合法”的26人，占19％；选择“证人自身认识发生偏差”的23人，占1 7％；选择“法官认证错误”的24人，约占17％。
法官、检察官、警察和律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选择大体相似，只是在法官和检察官群体中，选择“证人故意作伪证”的很多，而在警察中选择“法官认证错误”者较多。
（见图7）（附图略）4．您认为，可以从哪些方面完善证人证言制度，抑制刑事错案的形成？选项：A加强公、检、法三机关相互制约的作用，保持法官中立；B强化辩护权，提高律师参与率；C建立证人保护制度，切实保障出庭率；D完善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反询问制度及相关配套规则；x采取法官职权控制下的自由选择模式的证言导出方式；P坚持证据裁判主义、审判人员要全面审查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C科学合理的设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抑制其负面作用。
这是一个多选题。
在调查对象中，选择A项的69人；选择B项的52人；选择C项的77人；选择D项的45人；选择E项的21人；选择F项的61人；选择G项的15人。
在不同法律职业的调查对象中，法官、检察官和律师都很重视“建立证人保护制度，切实保障出庭率”、“坚持证据裁判主义、审判人员要全面审查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和“科学合理的设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抑制其负面作用”等问题，但是警察却不太重视这三个问题，特别是对“建立证人保护制度，切实保障出庭率”问题表现出集体忽视的态度。
（见图8）（附图略）5．您认为，以下哪种因素最有可能导致被告人做出虚假的有罪供述？选项：A由于刑讯逼供而被迫做出有罪供述；B被告人出于某种目的自愿为他人顶罪而做出有罪供述；C由于被告人思维混乱而做出有罪供述；D被告人为求解脱而认罪。
这是一个单选题。
在被调查者中，83人选择了A项，占60％；48人选择了B项，占35％；10人选择了C项，占7％；16人选择了D项，占1 2％。
（见图9）（附图略）6．您认为，被告人口供中存在的最突出问题是什么？选项：A被告人口供是以非法方法取得，容易导致错案发生；B办案人员重视口供轻视其他证据，容易导致错案发生；C被告人在自愿有罪供述中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容易导致错案发生；D、被告人拒不认罪，口供难以取得。
这是一个单选题。
在被调查者中，选择A项的45人，占32％；选择B项的65人，占47％；选择C项的18人，占13％；选择D项的28人，占20％。
（见图10）（附图略）三、五十起刑事错案的实证分析⑾（一）案例分析的基本情况在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我们通过多种渠道收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发生的大约100起刑事错案的有关材料，并对这些错案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具体分析。
下面，我们就介绍其中50起涉嫌杀人罪的案件情况，包括黑龙江省石东玉故意杀人案、吉林省任忠故意杀人案、辽宁省李化伟故意杀人案、河北省李久明故意杀人案、河南省秦艳红强奸杀人案、山东省陈世江故意杀人案、安徽省刘明河故意杀人案、湖北省佘祥林故意杀人案、湖南省滕兴善故意杀人案、福建省刘日太故意杀人案、广西自治区邓立强故意杀人案、云南省杜培武故意杀人案、重庆市童立民故意杀人案、甘肃省王学义故意杀人案、陕西省李菊兰故意杀人案、内蒙古自治区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案、北京市谭富义故意杀人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