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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20世纪初庚款留学生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摘要：“庚款留学”是中国近代留学史上奇特的一幕，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庚款留学群体大都学有所成，回国后，他们中的许多人投身于教育事业，成为我国近代教育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
他们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方法推动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影响巨大。
关键词：庚款留学教育影响一、庚款留学生出现的历史背景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华。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加之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在内的十一个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付各国战争赔款共计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达9.8亿两，因事发中国庚子年，史称“庚子赔款”。
1905年前后，针对美国19世纪末以来的排斥华工政策，中国沿海各地掀起了广泛的抵制美货运动，使美国的在华利益受到损失，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受到损害。
1906年，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提醒美国的政府应当采用一种“从知识上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来控制中国的发展。
①1906年3月，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白宫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建议，用清政府的“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学和资助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
在明恩溥、詹姆士等人的推动之下，罗斯福总统的咨文中关于资助中国教育的内容出台。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从1909年起，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以“先赔后退”的方式还给中国政府，并和中国政府达成默契，以所退庚款发展留学教育，美国的这一举动后来被部分相关国家仿效，这就是所谓“庚款留学”或“庚款兴学”。
“庚款兴学”一方面表明美国想在政治上、经济上控制中国，但另一方面庚款留学也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回国后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特别是对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其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二、庚款留学生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一）引进西方进步的教育理论，开展教育试验和改革。
留日学生影响近代中国打开文本图片集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界意识到原先“蕞尔小国”的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已经走在了原本是其文化母国的中国前面，于是，赶紧派人向日本学习。
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1906年就有大约8600人。
这样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
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
或者叫，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
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
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等等。
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的绝大部分元老、共产党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日本留学。
日本书籍的翻译也随之进入高潮。
民国建立前15年间，共有956本日文书译成汉文；同一时间内，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民国成立后15年间，日译汉的书有1759本。
日文以汉字构成，大量译书尤其是翻译教科书刊行中国，对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可想而知。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白话文运动，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运动，则源于明治时代的日本。
前面说到的大量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这一文化资源，对于中国文体的演变，发挥了直接的作用。
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也都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
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在日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文化反哺”在中国产生了广泛、深刻和持久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
同样不争的事实是，这种极其强劲的“文化反哺”并没有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很明显的成效。
中国留学生的发展历程及其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李喜所内容提要：由容闳奠基的中国留学教育大致有一个半世纪多一点儿的历史。
其间最耀眼的是形成了三次留学潮：即清末以留学日本为主流的留学运动；五四前后留美、留欧、留俄、留日交相辉映的出国留学洪流；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直接推动下，中国留学生遍布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国留学牵动了千家万户，涌现了史无前例的留学大潮。
近150年来，出国的留学生总数在百万以上，形成了一支学贯中西的新型知识群体，直接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中国先进文化的构建。
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教育、国防以及文学艺术等领域的现代化进程，留学生都举足轻重，贡献良多。
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呈现一种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
关键词：中国留学生现代化一、中国留学生的发展历程留学是一种异国教育，即别国的学生留在某一国家学习。
唐朝时期，日本来华的遣唐使常带一些青年学生来中国读书，为了系统而深入地研讨中国文化，这些遣唐使回国时总要留下不少青年继续学习，习惯上就称他们叫“留学生”。
久而久之，留学生就成了中国人出国学习的一个约定俗成的专有名词，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其中虽然也有“留洋生”、“游历生”、“洋学生”等各种称呼，但只有“留学生”一词被普遍认可。
要溯源中国的留学生，出现的并不晚。
早在汉唐时期，随着印度佛教的东来，常有一些高僧往印度研习佛学经典，开创了中国留学的先河。
但毕竟人数少，影响也有限，没有形成气候。
宋元明时期，极个别的中国青年通过特殊的渠道，也有涉足海外求学者，来华留学的外国人也偶尔有之，但相关记载甚少，描述他们的足迹相当困难。
清代前期，一些青年往欧洲学习神学，和传教士关系密切，不过人数少得可怜。
比较正规意义上的出国留学，或者说把留学作为教育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则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才逐步形成的。
也就是说，中国的留学教育只有一个半世纪多一点儿的历史。
1847年，容闳、黄胜、黄宽在美国传教士布朗（Rev·S·R·Brown）的帮助下由香港马礼逊学校往美国留学。
清末绍兴留日学生与绍兴近代教育*◎何慧燕摘 要：清末大批绍兴学生赴日留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绍兴留日学生学成回国后，回到家乡投身于教育事业。
他们或在管理岗位，或在教师岗位，运用日本留学时学到的先进教学理念开展教学改革，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宣传先进的民主主义思想。
成为当时发展新式教育、促进绍兴近代教育发展的主要力量，为绍兴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贡献。
关键词：留日学生 绍兴 近代教育1896年，《时务报》创刊，李瑞棻奏请在京师设立大学堂，也就在同一年，清政府首次派遣唐宝锷等13人赴日本留学。
1898年，随着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被作为一项国策得以确立之后，各个省和一些政府部门开始向日本公费派遣留学生，除了公费留学生之外，也有很多人自费前往日本留学。
这股留学日本的热潮在1905——1906年期间达到高潮。
据日本人实藤惠秀在著作《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的统计，“1901年以后，留日学生年年增加；1905年年初就有三至四千学生在日本”，“1905年及1906年都约有八千人”。
1在中国各个省份当中，浙江地处东南沿海，且自古以来与日本交流较为频繁，因此赴日留学学生的人数较多，位于全国各省的前列。
而在浙江省范围内，绍兴素来人文厚重，较早接受日本明治维新和欧美文化思想的影响，因此大批学子东渡日本留学。
他们学成回国后，很多都成为在绍兴、浙江乃至全中国都非常有影响力的名人，如：鲁迅（周树人）、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经亨颐、何燏时、许寿裳等等，在各个领域为当时中国的发展发挥作用。
其中有不少留日学生学成后，回到家乡绍兴，从* 课题项目：2017年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科研项目（ N2017004）《清末留日学生与绍兴近代教育》[中图分类号]G527 [文献标识码]事教育事业。
他们或在管理岗位，或在教师岗位，运用留学时学到的先进教学理念开展教学改革，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宣传先进的民主主义思想，教授学生科学文化知识。
他们通过身体力行，积极参与到家乡的教育事业中，来达到其教育兴国的目标，以实际行动促进了绍兴近代教育的发展，为绍兴培养出了大量优秀人才。
高等理科教育 2005年第4期(总第62期)中国近代留学教育走向、学习内容及历史意义分析Ξ张彩丽 刘瑞丽(兰州大学 国际政治系,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 中国近代的留学教育为赴欧美、日本、苏联三种走向;在学习内容的选择上,经历了首先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继而引进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最后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复杂过程。
每一次留学教育都涌现出一大批著名人物,他们不仅在中国科学技术和经济文化等方面建功卓著,且其中管理、外交、翻译等方面的人才还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演变、教育现代化的推进产生了至深至大的影响。
关键词 中国近代 留学教育 走向 学习内容 历史作用中图分类号 G64819 文献标识码 A 一、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历史走向及其原因(一)1872年:走向欧美,原因:洋务运动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是在19世纪70年代初形成。
当时正是清朝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的沉重打击下,被迫放弃“天朝上国”的至尊观念,不得不勉强做出从“剿夷”到“抚夷”、“师夷”的角色转换姿态。
由于洋务运动本身迫切需要一批外交人才和技术人才,曾国藩、李鸿章接纳容闳的建议,联名上奏清廷,于是才有从1872年开始的将120名聪颖幼童分批逐年派往美国留学之举,从而开近代中国留学教育之先河。
此后不久,洋务派为了培养组建近代海军所需的军事人才,又以福州船政学堂为中心,选派青年学生和下级军官赴欧洲学习。
据不完全统计,洋务派于1872～1896年派往留美、日、法、德、英等国去学习军事技术、自然科学等科目的幼童达200多人。
这样,便形成了由洋务派主持控制的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出国留学高潮。
(二)1901年:转向日本,原因:洋务运动的破产与清政府教育结构的重大变革甲午战争的惨败不仅惊醒了中国人旷日持久的洋务梦,而且使朝野上下惊奇地发现,当初本来处于与中国类似处境的日本,在学习的道路上已经远远地跑在了前面。
于是,伴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产生了一个研究日本、学习日本的热潮。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作业题目：姓名：班级：学号：分数：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浅谈近代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摘要】：留学是国际教育交流的重要途径。
无论是古代日本、朝鲜、琉球留学生负笈中国，还是近代中国留学生西赴欧美，东渡扶桑，均是中外教育交流史上的大事。
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发端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兴盛于甲午战争至抗日战争之间，与整个中国近代史相始终，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影响深远。
【关键词】：近代教育、留学生、归国19世纪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强接连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
70年代以后，列强对华侵略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重大时刻。
有志之士都在思索如何救国，抵抗外敌。
教育作为振兴民族的大业，如何改革教育，成为无数人考虑的问题。
中国的八股取士已经不能满足江山社稷的需要，而短时间内又不可能创造出来一种新的方法，所以向那些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是眼下最明智的选择。
“师夷长技以制夷”渐渐付诸行动。
当然一项活动的开展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付诸实践才是王道。
在留学生的问题上，有一个人不能不提，他对中国近代留学生派遣做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中国长期封关锁国，风气未开，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仍以考科举、入仕途为唯一正途，对于进洋校、学西学都嗤之以鼻；且不少人认为美国是极荒凉野蛮的地方，视出国留学为畏途。
但是有着“中国留学生之父”之称的容闳，排除万难，为近代留学生教育，甚至是近代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批30人在上海招考时，未满定额，容闳不得已亲赴香港，在英政府所设的学校中，遴选数人，才得以补足。
1872年8月11日，经过学习准备的30名留美学生，由监督陈兰彬率领，从上海启航出洋。
在此后3年中，清政府又先后遣送了90名幼童赴美留学。
此即为清末幼童留美，也是中国首次有组织的留学活动的由来。
但是，天佑不测风云，幼童留美后，分散寄居于美国家庭中，入小学念书，并逐级升学。
清末四川留日学生与四川教育近代化的开题报告清末四川留日学生是指在清朝末年，前往日本留学的四川籍学生。
这批留日学生不仅在学习知识和技能方面受益匪浅，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成为了四川教育近代化的推动者和倡导者，对四川省各个领域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文将从留日学生的来源背景、学习情况及回国后的贡献三个方面来探讨四川留日学生与四川教育近代化。
一、留日学生的背景和情况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政治局势紧张、社会矛盾尖锐等原因，四川教育体系陷入停滞状态。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大批四川学生前往日本，获得了新的知识和经验。
留学归来的学生成为了近代化的推动者，他们将在日本学到的现代化理念带回了祖国，并将其付诸实践。
据统计，1899年至1940年期间，四川留日学生已达5,000余人。
这些学生中，最早的一批留学生多为士绅子弟，后来逐渐扩大到平民子弟。
留日学生的学习内容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农业、商业、工业、教育等方面的知识。
留日学生大多选择了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立教大学等著名高校。
二、留日学生的贡献1. 推动新式教育的发展留日学生回国后，积极投身于新式教育的发展中。
他们在各地设立学校、开办教育机构，推广新式教育，传播现代文明。
比如，黄炎培，留学于清华学校和庚子赔款设立的北京同文书院，回国后在成都创建了“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并且任校长。
学堂的创办标志着四川教育向近代化的转型。
杨春芳则是在重庆成立了“中华图书馆学堂”，以培养图书馆工作人员为主要目标。
2. 促进医学教育的发展同样的，留日学生也在医学教育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将在日本掌握的医学知识和技术带回国内，推动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发展。
最为著名的是，梁思永在回国后曾经担任过多个医学院的校长或教授，主要从事传染病、寄生虫学、组织学、胚胎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同时，他还是建设与改造学校、医院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
3. 推动文化教育的推广留日学生还通过文学、新闻、宣传等途径，推广新思想、新知识，加强人们的文化素质教育。
浅析20世纪中国的日语教育发展浅析20世纪中国的日语教育发展一、在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寻找中应运而生,在自我革新和抵抗防卫中展开的日语教育十八世纪后半,随着美国独立,西洋列强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原料和劳动力市场的视线由南亚向东亚转移。
当中日两国都在西欧的视线中渐渐清晰起来的时候,两国开始了自己"近代化"的历程。
而中国的日语学习、日语教育可以说正是在中国对"近代化"的寻找中应运而生的。
如此可见,中国近代的专业外语教育是在为抵御西方列强侵略、谋求民族自我革新和力图寻找近代文明的发展方式中才被提上了重要地位的。
此后,在维新运动中也广设外语课,借以培养"通洋文"的"博通时务"之才。
虽说外语在当时被视为一种工具,但却是和当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试图救国图存、"以求振兴"这一目的紧紧相连的。
就日语教育而言,中国人当时除了在"东文馆"和学堂等地学习日语,像梁启超、康有为等留学日本以求救国之道的人也逐年增加。
据统计,"1913年至1914年间,留日学生至少有五、六千人,仅次于1906年的最盛时期"。
但此后,随着五四运动和"九一八事变"爆发,"大批留日学生满怀‘国家仇、民族恨’,纷纷回国抗日,留学生锐减至303人（1931年）"[3]。
在八年抗日时期,由于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切工作均围绕这一中心展开,所以"为了使敌工干部在阵前能用日语喊话、呼喊口号、用日文写标语传单、对日本士兵进行劝降缴械的宣传工作,在一些敌工干部训练班和学校里开展了日语教学"[4]。
如上所述,中国近代以来的日语教育,不可避免地是在中国人试图通过"日语"、"日本"这个窗口看"西洋"、学"西方"的前提下展开,而后的日语教学又不得已在防卫战争、抗日战争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延续。
浅析留日学生与中国近代教育发展摘要：清末留学日本运动的兴起，留学生作为中国教育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对封建教育的彻底解体和以日本为蓝本的新型教育体系的建立，起了巨大的催化和促进作用。
本文以留日学生为研究对象，从教学制度、师资力量、教学刊物等方面探讨留日学生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留日学生近代教育影响
19世纪末，甲午战争的爆发，日本的强大引起中国人的反思，发现日本早期派遣的大量留学生对日本的富强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也必须仿效。
由于日本是中国的邻国，风俗相似文字接近，西书已由日本摘要翻译、刊有定本，因此日本作为中国派遣留学生的首选国。
于是，1896年唐宝愕、胡宗滚等13名学生赴日留学，标志着中国近代留日运动的开始。
从1896年派出第一批13人赴日留学，到1919年的20年间，中国赴日留学人员中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教育家，对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这其中的政治家有中国国民党的居正、宋教仁、张继、廖仲凯、胡汉民等；中国共产党的周恩来、董必武、陈独秀、李大钊，王若飞、施存统等，另外的如黄兴、女革命家秋瑾、陈天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林觉民、方声洞、愈培伦等。
军事家如蔡愕、阎锡山、蒋方震、张孝准、蒋介石等。
文学家如鲁迅、巴金、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夏衍、丰子恺等。
因此，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发展与清末民
初培养的留日学生是密切相关的。
一、早期留日教育家——王国维
王国维是早期留日学生中的一员，对20世纪初年封建传统教育体系的瓦解，近代新式教育正在萌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他的教育思想的三大精髓为：教育的宗旨是培养“完全之人物”；知识教育提高到“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的高度；大学是自由研究学术之场所。
他译著的《教育学》，是近代中国学者翻译的第一部外国教育学著作。
他以叔本华、尼采、康德哲学为基础，形成独特的教育理论体系，并用之亦诊释亦批判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
他参与创办主编了近代第一份教育专业刊物《教育世界》。
《教育世界》刊于1901～1903年间，登载了97篇有关日本学制的译文，几乎都是日本办新教育以来所颁布的法令、章程，包括大学、中学、小学、女子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等各个门类。
在中国教育史上，王国维最早引进外国教育理论，最早翻译外国教育学著作，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较完备的外国教育理论体系；他是最早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体育、智育、美育多方面发展的“完全人物”；他是最早试图在近代心理学、伦理学、美学的基础上的中国教育理论的开拓者；他是最早谋划创办师范学堂，堪称近代师范教育的先驱。
诸多“最早”的教育活动集于一身，其成就非一般的专门教育家所能及。
二、近代教育改革
从20世纪初人数开始急剧增加的留日群体，对清末的教育改革
体现出强烈的参与意识。
他们对以科举制为核心的封建旧教育给予猛烈的抨击并积极投身到各级新式教育体系中。
1.教育目的
1906年，清廷正式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定为教育目的，其中“尚武”，即仿自日本的军国民教育。
当时，留日学生对日本的武上道精神和军国民教育，无不深有感触。
1902年，留日学生在《军国民篇》首次阐述军国民教育思想。
同年，留日学生蒋百里译《国民之教育》文，进一步阐释了军国民教育理论。
宣统二年，各省教育总会止式提出“请定军国民教育主义案”。
民国建立后，国体虽然更新，但教育体制仍沿袭清末，不过将学堂改称学校，将监督、堂长改称校长。
教育宗旨中，也仍然保留着清末军国民教育的内容。
2.学制改革
1902年，清廷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拟具全国新学堂章程，张乃参照日本制式，拟成《钦定学堂章程》。
但此章程末能切实实施。
1903年，清廷复令张之洞重拟。
张之洞于是年11月拟成《奏定学堂章程》。
该章程亦主要参考日本学制，分三段六级。
三段即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六级依次为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涵儒院。
其后，清廷制定的系列具体的教育法规均模仿日本，如清末师范学堂的学制和课程设计，即以当时日本的高等师范和寻常师范学校规程为蓝本。
清末新学制之所以取法日本，是因为日本教育体制既采自西洋，又保留着浓厚的
‘忠君”色彩，适介清廷既要变革，又欲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故清廷乐于仿效；二是受到留日学生的影响。
清末留日学生大多学习法政和师范专业，归国后又多进入政界和教育界，因此对教育政策的制定影响较大。
张百熙和张之洞的幕僚中小乏留日归国学生。
“钦定”和“奏定”俩个学堂章程，名为二张所奏，但在具体草创过程中，留日归国学生实出力不小。
3.教育师资
1903年，清廷颁布《学务纲要》称：“此时开办学堂，教员乏人。
”为此，1903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在上奏中提出：“亟应多派学生分赴东西洋各国学习专门，以备将来学成回国，可充大学教习。
”由此可见，新学师资的培养是清政府派遣留学生的重要目标之一。
赴日留学生读师范、学教育的占相当大的比重。
1903年4～10月，共毕业175人(不包括其他学校继续深造者，下同)，其中读师范者71人，占40.6%。
1903年10月至1904年4月，共毕业124人，其中读师范者86人，占69.3%。
1904年5月至11月，毕业165人，其中读师范者37人，占22.4%。
这些学生在日本专攻教育、心理、教授法、管理法等课程，通过听课、参观、讨论等活动，贪婪地吮吸办理近代新教育的新知识，回国后，凭借在国内积累的一定的管理和教学阅历，被迅速充实师资队伍中。
鉴于当时留学生回国后，群趋政界，一部分学师范的留学生亦转入仕途，有违清廷派遣留学生的初衷。
清廷乃于1907年明文规定，官费出国留学生将来毕业回国，皆令充当专门教员五年，以尽义务，并奖励出洋学习师范的学
生。
这使得大部分留日学生无论是学工、学农、还是攻医、读经济，归国后都首先从事教育工作。
全国各地各级各类高校，出现了一个数量比较可观、分布十分广泛的留日学生群体，民国以后，仍有部分留学生从事基层教育。
直到20年代以后，中小学师资开始由国内大学自己培养，其中留学生所占的比例才有所下降。
4.教科书的编写与报刊的创办
教科书是教育事业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是教学过程的物质基础。
20世纪初，随着国内新式学堂的兴办，教科书的编写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
留日学生在留日期间组织了译书团体，翻译了大批日本或西方的文化科学书籍，然后把它们输入国内，各级各类学堂以其作为教科书和参考读物（如表1）。
表1 我国早期出版社翻译的外国书籍
这些教科书和国内学堂设置的课程有紧密联系，因此多为各省新式学堂所采用。
留学生编译的教科书一般都在日本印刷后运回国内，还有一部分留日学生将个人所译的教育书籍寄回国内出版。
所有由留日学生编译撰著的新式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尽管从体制到内容都不很完善，但却具有传统教材所缺乏的近代气息，不仅直接适应了新式学堂发展的需要，而且为改造传统教学内容提供了借鉴。
留日学生还翻译出版了日本和西方教育理论书籍，将外国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介绍到中国。
1903年至1905年，出版了熊谷五郎著的《教育学》、富山房编的《教育学问答》、《教育学新书》、高
岛平三郎著的《心理教育学》等，并自编教育学教科书，仅1906
年至1910年，各地就出版了七种教育学教科书，如缪文功的《最新教育学教科书》、蒋维乔的《教育学》等。
留日学生的翻译出版活动，促进了外国先进的教育理论的传播，向国人灌输了教育的新思想，几年间，教育学、教学论、教授法、管理法等新名词喧腾众口；心理、气质、观察、实验不绝于书，有力地传播了近代教育观念，促进了国内教育界对教育科学的研究，促进了清末教育改革和发展。
中国留日学生创办刊物始于1900年11月创刊的《开智录》和12月创刊的《译书汇编》。
1903年以后，各省赴日的学生越来越多，纷纷组织本省留学生的同乡会、同学会，创办具有地区性特点的刊物，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苏报》、《云南》等。
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所办刊物至少有七、八十种之多，这些刊物，对传播西方近代文明包括科技文明都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日本明治初期的启蒙运动着意汲取西方近代思潮，因此欧美各国的学术名著，无论政治、法律、经济、教育、科学、思想以及文学艺术等，皆有日文译本。
“日本几乎是西洋文化的橱窗。
”留日学生置身于迈向近代化的日本社会环境中，外受新知的启发，内忧国势的危迫，“莫不愤然企图改革”。
而改革必须先从思想观念上着手。
因此，他们认为，首要工作就是向国人介绍新知，而介绍新知的最主要手段是翻译日本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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