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土文獻與古代文學的關係：在我国，出土文献的材料很多，如甲骨文、曾侯乙钟、玉器、青铜器、石鼓文、楚帛画、秦石刻、壁画、陶瓷、汉简、汉画像石（砖）等都属于出土文献。
近十年，公之于众的出土文献的数量也惊人，其中最重要的有湖南湘西的里耶秦简（1 万余枚）、湖南长沙走马楼的三国吴简（一次出土就多达10 万余枚）及2008 年入藏清华大学图书馆的战国简（2388 枚），上博简。
这些都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1925 年王國維曾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中說：“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
有孔子壁中書出，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古器出，而後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
惟晉時汲冢竹簡出土後，即繼以永嘉之亂，故其結果不甚著。
然同時杜元凱註《左傳》，稍後郭璞註《山海經》，已用其說；而《紀年》所記禹、益、伊尹事，至今成為歷史上之問題。
然則中國紙上之學問賴於地下之學問者，固不自今日始矣。
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現有三：壹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冢書；三則今之殷虛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
此四者之壹已足當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發現之金石書籍，於學術之大有關系者，尚不與焉。
故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見時代’，自來未有能比者也。
”近几十年，随着考古事业的大发展，大量的出土文献震惊了当今学术界。
运用新出土的文献材料，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来说，其意义不容置疑。
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先秦诗歌。
学者大多利用出土文献对《诗经》《楚辞》进行了校读、训诂、考论等。
二出土文献對《诗经》研究的意義：2001 年以来《诗经》的研究论文，发现篇名直接含“出土文献”的论文就有8篇，至于运用出土文献研究《诗经》的其他论文，难计其数。
⑴李春艳、时世平《出土文献对〈诗经〉训诂的作用》重述了出土文献对《诗经》训诂的证、正、增、辨四个方面的作用，并提出了出土文献对训诂实践的五个启示：一是依据故训，不轻改旧说；二是尊重本文，不轻信假借；三是通晓语法，往复求通；四是古代社会生活与古代文献互相发明；五是实是求是，不钻牛角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