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书发展简史

评书发展简史

“自古道周书李戏，诸君莫问是假是真。

一遍拆洗一遍新，只若说的赶劲。

一片俱是谎言，费劲才子辛勤。

自古传流到如今，不过是给您消愁解闷。”

一段残诗念罢，咱们言归正传。今天我要给大伙讲一段评书这门古老艺术的发展历史的故事。

评书的历史考据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可溯之源长，可证之史短。”

第一部分 可溯之源

“诌书咧戏，听不腻的曲艺。”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实际上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周书李戏，听不腻的曲艺。”什么意思？周和李分别是姓氏。“周”指的是大周庄王，资料上也有记载姬佗的，那到底是谁呢？实际上指的是一个人，公元前682年10月，姬佗病死，死后的谥号为庄王。是东周的第三帝。牵涉到祖师爷的问题，中国的传统是认祖归宗，连唐太宗李世民都不能免俗，把老子认为李家的老祖宗，那么各行各业的从业者都要给本行业找一位身世显赫的祖师爷。（造酒的祖师爷是杜康；小偷的祖师爷是东方朔，东方朔偷桃；木匠是鲁班，也叫公输班，和墨子是师兄弟。）评书艺人世世代代口耳相传，认定大周庄王是本行业的祖师爷。

周庄王年间，连年荒旱，老百姓非常困苦，太后又患重病。这时左丞相肖彭向周庄王奏道：“大王要想江山稳固，太后病好，必须大赦天下，减免三年赋税，广施仁政。”他还推荐了姓梅、衡、胡、赵的四个人，编了些“安邦治国，发奋图强”内容的东西，到各地去演唱。不到三年光景，果然国泰民安，五谷丰收，太后的病也好了。周庄王大喜，封四位说书人为“四大善相”，并分别授名为：安乐堂、喜乐堂、欢乐堂、永乐堂。每人又赐尚方宝剑一口，堂印一颗，圣旨一道，可以到全国各地说书。不管到了哪个州衙府县，碰到贪官污吏，有先斩后奏之权。四大善相授封后，又到各地去说书，结果没有几个人来听书，只有几个六十多岁的听众。问其原因，一位老汉说道：“因为挂着尚方宝剑和圣旨，谁敢来听书呀！我们这把年纪了，是不怕死的。”后来，为了宣扬周庄王打鼓劝善的德政，便用扇子代替了尚方宝剑，手帕就是当年周庄王的圣旨，醒木就是那颗堂印。

也有说是派了梅子卿、清云风、赵亨利、胡鹏飞四位丞相传徒授艺，大兴此道。这便是后世“梅、清、胡、赵”北四门的来历。因此上，黄河以北的鼓书艺人都供周庄王为祖师爷。其实这也仅仅是一个传说，或许有点历史常识的人去查一下历史资料，肯定查不到这段历史。但北方艺人分“梅、清、胡、赵”四个门派却是没错的。最上方写着“大周庄王姬佗”的名讳，左右是“至圣先师”与“文昌帝君”，下边另起一行写得便是“梅、清、胡、赵”四人的名字，很有意思。

（“胡”“赵”两门传人一直不多，近现代艺人大都属“梅”、“清”两门，彼此来往甚密，长期以来联穴演出，互通有无，因此业内流传有“梅清不分”、“清家弦子梅家唱”的说法。乐亭大鼓、木板大鼓艺人多属“清门”，如白云鹏，年轻时曾在河北乡间行艺，多演木板大鼓、竹板书等，艺名白玉鹏。后进入大城市而改歌京韵大鼓，终成一代宗师。而西河大鼓因流传地域广泛，从业人数众多，所以四门均有涵盖，如“清家门”的赵玉峰、张起荣、田荫亭、马连登、程福浓、赵连甲、田连元；“梅家门”的李庆溪、赵庆山、李庆海、杨田荣、王田霞、单田芳等。）

说书的这几样的道具因为是皇家所赐，所以也就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光芒。扇子，手绢，醒目三样道具各有几套说词。

醒木

醒木也也叫醒目、响木，是一块长方形的小硬木块。尺寸不一，一般长约一寸，阔约半寸。上面抹边，共二十条边线，十个平面。放在桌上外露九个平面，所以也叫“九方”。关于九方的传说，众说纷纭。

一种说法是评书早年创造于和尚，由和尚说讲佛经故事劝善发展而成，和尚募化十方，因为是评书的创始人之一，听评书不给钱，所以评书艺人不挣和尚钱，只能募化九方，用九方木。另一种说法与此相反，俗话说和尚嘴大吃八方，但听评书也得给钱。评书艺人能吃九方——连和尚都吃，所以用九方木。看来前者是近乎情理的。

其实，醒木是评书艺人的演出许可证。醒木不是自备，是徒弟学艺功成，在出师时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由师傅传授给徒弟。徒弟当众接过醒木，才能自己独立演出，师承的门户不同，其醒木的尺寸大小也不一样。如果评书艺人到某地卖艺糊口，遇同行盘道论门风，也从醒木开始。用“醒木一块为业，说书以作生涯，走遍江湖会名家，而今请问阁下”来提问，艺人应回答：“此木周祖留，文武分龙虎，我辈上场用，其名曰醒木”。

这里我们顺带着讲一下“盘道”与“反盘道”的问题。

盘道——左手拿起扇子，说：“扇子一把抢枪刺棒，周庄王指点于侠。三臣五亮共一家，万朵桃花一树坐下。”然后把扇子放下，再拿起手绢，往左边一放，接着说：“何必左携右搭，孔夫子周游列国，子路沿门教化。柳敬亭舌战群儒，苏季子说合天下。周姬佗传流于世，古今学演教化。”拍醒目开书。

反盘道——艺人依然是左手拿开扇子，说：“一块醒目为业，扇子一把生涯。江河湖海便为家，万丈波涛不怕。”说到这，拿开手绢，放左边，右手拿起醒目，“醒目能人制造，未嵌野草闲花。文官武将亦凭它，如在三臣门下。”拍醒目开书。

据《江湖丛谈》（云游客著）中介绍，评书艺人有醒木词：“一块醒木上下分，上至君王下至臣。君王一块辖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传儒教，天师一块惊鬼神。僧家一块说佛法，道家一块劝玄门。一块落在江湖手，流落八方劝世人。湖海朋友不供我，如要有艺论家门。” 醒木词说明这块醒木的七种用途，除说书人用外，还有君、臣、文、武、儒、释、道用它。过去老艺人对醒木有“七木归源”、“九木归源”、“十三木归源”等不同的说法，

扇子

评书演员用的扇子就是普通的纸折扇。演员用它代替刀枪武器、毛笔等，虚拟动作或景物。表演武打时的刀枪架式必须用扇子。如遇同行来盘道考核，把扇子拿起递过来，说：“扇子古时有，指点分文武，假笔可代书，兵刃借它舞。”演员应回答：“扇子原本古有，刀枪棍棒凭它。文武九流各有时，惟我不分冬夏。”这两段词也说明折扇在评书演员手里的用途。

手帕

与其它 “手帕”是一大块素白手帕，一般手帕也可以代替。表演当中，折叠可代替书信、书、表、摺本用，也可以当手帕用，摸拟擦汗、擦眼泪，但不能真擦。一般评书演员在场上还另有一块实用擦汗的毛巾。

茶具、烟具、鼻烟等，本是演员自己用的，必要时可以借当道具用。表演剧中人喝水时，可以真喝，演员要喝水时，也可以安排让剧中人喝水。烟、鼻烟虽能借当道具用，但不能真吸真闻。只能在间歇时演员吸烟。新书的剧中人物吸烟，只能空手模拟或用扇子当烟袋模拟。

第二部分 可证之史

一 评书的源头

“评书”的概念是什么？张次溪在《人民首都的天桥》里说：“评者，论也，以古事而今说，再加以评论，谓之评书。评书要“有话有评”，“话”是描述故事人物，“评”是发表说书人自己对于事物的意见，或褒或贬。所以，从前书馆门口的楹柱上，常常标示两块木牌，一书“谈今论古”，一书“醒世良言”。评书就是通过讲古论今，阐述道理。

评书因所处地域不同而名称各异。北方叫做评书，江浙一带以及福州叫做评话，湖北、四川等地仍叫做评书。我们所讲述的是北方评书，因为就普遍意义而言，评书主要是指北方评书，评书艺术的历史源远流长，普遍认为，评书“起自春秋，兴于唐宋”。史书上第一次出现“说书”二字，是在《墨子·耕柱》篇，“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这里的说书二字并非是我们后世所说的评书，而是对古代留传下来的文化典籍进行研究。

在刘向所著的《列女传》中，出现“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主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于邪色，耳不听于淫声，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矣。”一段，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人很重视“胎教”，让失明的艺人每天晚上给腹中胎儿读诗歌、讲道理，充满祝福，孩子一出生就会长得漂亮而且品德高尚，可见现代评书的起源非常实用性。在《国语·周语》和《左传·襄公十四年》中也记载了“瞽者”，也就是失明艺人以奴隶的身份给天子讲故事、献曲、诵诗，而且他们给天子解闷只是其目的之一，另一个目的是对天子进行规劝，所以就奴隶的身份而言，他们是非常受宠信的。《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的“俳优”也是与“瞽者”相类，只不过他们是为宫廷演出的民间艺人。还有专家认为古代说书源于先秦时代的“成相”、先秦民间流行的“赋”和汉代的“乐府诗”及“稗官小说”，它们都是秦汉时期在民间流行或官府采集民间的带有故事性的口头文学样式。“古代说书”与古代民间的说故事、笑话和叙事诗歌的歌唱有一定渊源关系，像脍炙人口的《揠苗助长》、《庖丁解牛》、《鹬蚌相争》、《自相矛盾》、《滥竽充数》、《刻舟求剑》、《守株待兔》等，这些民间故事孕育着一些现代评书创作的基本因素。

二 评书的发展及鼎盛

唐宋时期的“说话”与“俗讲”

隋代是中国曲艺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时期，评书艺术到了有“可证之史”的阶段。当时出现了一个著名的“笑话大王”侯白，所说的故事明显地孕育着评书的因素。作为评书源头的“说话”到了唐代中叶极为兴盛，遍布于民间、宫廷和寺院。这与当时市人小说的发达有一定关系，唐代的民间说书又称“市人小说”。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了他在大和末年观“市人小说”的情况。《高力士外传》中有唐玄宗退位后常与高力士一起听说话的记载，说明当时的说话艺人已经进入宫廷。

“俗讲”是唐代寺院中盛行的一种“说话”形式，为了增加信徒听僧人讲经的兴趣，僧人在讲经时会穿插一些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一些当朝英雄的事迹。慢慢的又将之画成图画，照图讲述，成为俗讲的底本，就是后来的“变文”，近代从敦煌石窟中发现很多。慢慢的“俗讲”也流入民间。

经历了战乱动荡的“五代十国”，北宋王朝统一了中国，安定的局面促使中国曲艺艺术呈现出大发展的状态，让宋代的“说话”非常繁荣。北宋京城汴梁的瓦肆伎艺中，已有说《三分》、《五代史》等讲史题材的“说话”艺人。到了南宋，则形成了银字儿、铁骑儿、讲史、说经“四家”，说书艺人们表演“说话”的题材开始分门别类，“银字儿”就是灵怪、烟粉、传奇故事，“铁骑儿”就是战争、公案故事，“讲史”就是历史故事，“说经”就是唐代的“俗讲”，这时已经广泛的流行于民间。

明清时期，评书艺术形成

元明两代“说话”开始向长篇发展。元代统治者对中原文化的迫害的政策，直接使“说话”的发展陷入低潮。文化的管制，让艺人不能说当代的事情，只能以史寓今，将百姓的心理愿望寄寓在历史题材的故事中，慢慢发展了长篇“平话”。“平话”是与诗话、词话相对而言，是只说不唱的平铺直叙的话本，已经非常接近现代的“评书”。 到了明代，北方评书已臻于成熟。从那时起，评书的发展过程出现了四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在明末清初。那时，评书名家辈出，柳敬亭是其中的佼佼者。关于他的生平经历，沈龙翔《柳敬亭传》载云：

“敬亭名逢春，字敬亭，面多麻，人皆以柳麻子呼之。本姓曹，泰州曹家庄人也。李公三才开府泰州，缉地方不法，长吏以逢春应，时年十七八岁一恶少耳。开府轻其罪，乃出亡，云泰兴，佣于某，久之意不乐，遂去。游四方，至宁国，醉卧敬亭山下，垂柳拂其身，遂慨然曰：‘吾今姓柳矣，即号敬亭可乎？’于是名逢春，号敬亭焉。偶闻市中说弹词，心好之，辄习其说，遂以说闻。”

这里的“说弹词”其实就是说书，因此，柳敬亭后来被誉为大说书家。他从师莫后光，颇得真传，擅长说《水浒》、《三国演义》、《精忠岳传》等，技艺卓绝，炉火纯青。周容《春酒堂文集·杂忆七传柳敬亭》载云：“癸巳借敬亭于虞山，听其说数目，见汉壮缪，见唐李郭，见宋鄂、蕲二王，剑戟刀槊，钲鼓起伏，髑髅模糊，跳掷绕座，四壁阴风旋不已，予发肃然指，几欲下拜，不见敬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