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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高瑞泉观念的力量及其实现作者简介：高瑞泉,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41)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年第六期观念史研究的兴趣和动力，主要很可能来源于这样一种共识：观念有其固有的力量。
换言之，观念具有内在的动力性为观念史家们所公认。
“观念并非一种纯粹的智力上的构想；其自身内部即蕴涵着一种动态的力量，激发个体和民族，驱使个体和民族去实现目标并建构目标中所蕴涵的社会制度。
”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对于观念力量的信念，是出于对精神力量的信仰，所以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开头就说：“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对于精神力量的信仰是研究哲学的第一个条件。
人既然是精神，则他必须应该自视为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切不可低估或小视他本身精神的伟大力量。
”不过，本文在这里讨论观念的力量及其相关问题，并不是简单地重复或者无条件地肯定观念论哲学家对精神力量的信仰，也不会像黑格尔那样把“精神力量”的展开局限于对“宇宙本质”的认识。
如果那样，我们就重新陷入存在与思维的关系的哲学争论之中，甚至可能重回形而上学的旧辙。
因为在承认观念之力量的哲学家中间，并不存在哲学宗旨上的统一性。
以最著名的几位观念史家为例：在洛夫乔伊看来，就像许多历史例证所表明的，“一种信念的功用与效力是一些独立的变项；而错误的假说常常是通往真理的道路”；而按照阿维赛·马加利特说的那样，“以赛亚·伯林相信观念是有力量的，语言并非‘只有语词’。
观念，至少某些观念，是‘发自心灵的物质’，而非只是头脑的产物”。
洛夫乔伊与伯林的哲学基本立场不尽相同，各自与黑格尔的观念论亦意趣相异。
前者是与新实在论对立的“批判实在主义”，后者有时被视为“情感的哲学家”，其本人则声称“我依然是经验主义者，我只能认识在我经验之内的事物，只能思考在我经验之内的事物；我不相信超越个体的实体真的存在”。
因而坚持其经验主义的多元论立场，并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尤其是黑格尔式的唯心论)的真理论划清界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历程及启示研究》2023-10-29contents •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安排•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历程•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启示•研究结论与展望目录01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背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在我国传播，对我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批判的声音。
这些批判声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人群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010203研究意义有助于揭示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为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支持。
有助于深入了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我国的传播历程和影响，为正确认识和评价新自由主义提供参考。
有助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有益借鉴。
02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研究现状学术界关于新自由主义的研究不断深入，涉及领域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对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批判，学者们普遍认为其具有负面影响，尤其是在经济领域。
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历史分析法、文献综述法和案例研究法等。
010203文献综述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发展和传播的探讨，以及对其在西方国家的实践进行评价。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和传播，探讨其对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启示。
文献综述中还涉及到对新自由主义批判的研究，包括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缺陷、实践问题和政治立场等方面的探讨。
03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安排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分析，了解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历史背景、理论观点和影响，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文献研究法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分析不同阶段的社会背景、思想观点和代表人物，揭示其发展规律和特点。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研究与学科互动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深入发展，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在深化原有的研究领域、研究课题的同时，也在传承与创新中呈现出更为多姿多彩的样貌。
思想史研究逐步探究思想背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聚焦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复杂历史图景。
具体而言，在观念史研究、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结合研究以及报刊史研究等五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新成果，极大地丰富了近20年来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内涵，也拓展出诸多新议题与新理念，在大陆、港台、日本、欧洲、美国等地区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史研究范式。
编自 互联网金融一“多元现代性”视野下的观念史对于近2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而言，一个较为深刻且被学界广泛接受的观念转变，是“多元现代性”理念的兴起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日益开放以及与世界交流的不断深入，曾一度支配20世纪80年代思想界的“从传统走向现代”一元化线性史观开始为研究者所反思并逐步得到修正。
对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思想观念多元化及其内在张力的分析，对于现代理念与传统价值之间复杂关联的深度阐释，奠定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视野。
大致来说，“多元现代性”理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逐步确立，包含学术界对于以下两个认识论意涵的接受。
第一，过往研究者大多习惯于将近代中国的历史，理所当然地视为“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进程。
实际上，近20年来的思想史研究表明，近代中国对于“现代性”的探寻与实践，不应等同于对历史上欧美国家“现代化”的简单模仿，而应将其视为一个包含多重意义、有其自身种种面相的“复数”概念。
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罗荣渠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逐渐建立起“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并为学术界所广泛接受②。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由许纪霖、陈达凯组织国内部分人文社科学者撰写的《中国现代化史》一书，可以视为对这一观念演变的起点之一：“现代性问题的提出，为中国思想界反思启蒙，反思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提供了一个元理论层面的思考焦点。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潮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李赣教材：张俊才、李扬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潮》；吴秀明、李杭春、施虹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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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桂钿著：《秦汉思想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汤用彤著：《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
“20世纪中国”资料汇总目录一、20世纪中国的逻辑争辩与逻辑观二、20世纪中国园林史学研究的历程、观念与方法中国园林史学史初探三、20世纪中国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四、中国戏剧现代化的艰难历程20世纪中国戏剧回顾五、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论纲六、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史观与20世纪中国的历史创造兼评弗兰克贡德的《白银资本》与“全球体系史观”七、20世纪中国合唱创作思维研究八、在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情境中的吕斯百九、20世纪中国社会史的人类学研究庄孔韶《银翅》笔谈20世纪中国的逻辑争辩与逻辑观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和思想碰撞，这在逻辑学领域中也有所体现。
本文将探讨20世纪中国的逻辑争辩与逻辑观。
一、引言20世纪的中国，历经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的建立等历史阶段，逻辑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发展。
与此同时，关于逻辑的本质、应用和价值等方面也引发了深入的争辩。
这些争辩不仅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动态，也对后来的逻辑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逻辑的本质与定义在20世纪的中国，关于逻辑的本质与定义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在西方逻辑的传入和影响下，中国学者开始对传统名辩之学进行现代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关于逻辑的定义和范畴出现了多种观点。
例如，有的学者认为逻辑是关于推理的规律和规则的科学，有的则强调逻辑在论证和反驳中的作用。
这些不同的观点反映了学者们对于逻辑本质的不同理解和侧重。
三、逻辑的方法与应用在20世纪的中国，逻辑学的发展和应用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一方面，学者们引进了西方的逻辑方法，如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等，并尝试将其应用于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实际问题中。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则强调传统名辩之学的价值，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独特的逻辑方法和智慧。
这种融合东西方逻辑的尝试，为中国逻辑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逻辑的价值与意义在20世纪的中国，关于逻辑的价值和意义也有着广泛的讨论。
一些学者认为，逻辑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可以为人类思考和交流提供必要的规范和工具。
研究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一个不可或缺的向度，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既包括20世纪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关系的变化，更包括中国人的思想与20世纪世界性的主流思潮的关系。
深入考察上述问题，对于我们深刻理解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复杂性与时代特点，会有重大意义。
一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人意识到的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先就是中国在现代世界的地位变化，从“天下”之中心，迅速沦落到可以任人宰割的地步，同时也是意识到西方文化对于中国传统价值的威胁。
用康有为的说法：“窃维国事蹙迫，在危急存亡之间，未有若今日之可忧也……近者洋人智学之兴，器艺之奇，地利之辟，日新月异。
今海外略地已竟，合而伺我，真非常之变局也。
”[1]数年后又说：“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也，曩代四夷之交侵，以强兵相陵而已，未有治法文学之事也。
今泰西诸国，以治法相竞，以智学相上，此诚从古诸夷之所无。
”[2]换言之，当时引领中国思想潮流的人物充分意识到，中国所面临高瑞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200062）[收稿日期]2016-08-30[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研究”（07JZD00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高瑞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摘要]研究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需要一个“中国与世界”的视角，包括注意世界史的重大事件所引致的思潮反应；注意现代化进程在20世纪呈现的全球化特征，以及中国思想界提出的诸种方案。
它意味着把复杂的社会思潮及其互相争鸣，看成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通过研究此进程来透视中国的现代性。
这种考察中国思想的视野，有助于我们发现，中国思潮尽管各有诉求，但是在一点上极为相似，即都从中国具体的历史文化或政经国情出发，对全球化浪潮提出了批评性的回应。
它以中国经验证明了，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表现为同质化倾向的同时，造成了本土意识的高涨、对传统纽带的重视和认同意识的冲突。
“中国与世界”的视角，有助于我们超越知识生产的不对等关系，从而发现，中国思潮无论与西方思潮关系多么密切，凡是能在中国成为思潮者，通常总是在中国获得了植根性的；后者又总是或多或少地迫使外来思想发生变形。
更有一种反向的“影响”：以批判西方思想为缘起的中国思潮，也会奇妙地利用西方思想不同派别的冲突，以建构自己的理论。
[关键词]中国思潮；世界；全球化；现代性[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79（2016）06-0059-09中国与世界：20世纪思潮研究的视角（第38卷・总第214期）2016年第6期双月刊（Vol.38,Serial No.214）No.6,2016Bimonthly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NINGBO DOI:10.16444/33-1228/d.2016.06.008的变局，既是国家存亡危机，又是文化危机。
从现代世界历史的视角看，中西文明的大规模交汇之际，恰好是中国国运衰微，而西方列强正在走向其顶点。
通过追求富强而实现“救亡”目标的中国人，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前所未知的世界，只是在形式上与中国古代的某个历史阶段（如战国时代）颇相类似。
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一个有着数千年辉煌历史的文明大国，忽然成为一个衰弱、分裂、备受列强欺凌的对象。
从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视角看来，中国被迫进入了所谓的现代世界体系，而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平等的体系。
”在这个体系里，中国不但受欧美、而且受到同属东亚国家的日本的欺凌。
20世纪中国“救亡”——追求富强——实现现代化，就其最基本的社会心理而言，动力来自于国家独立、民族平等的目标。
这一民族主义的动机，贯穿了20世纪。
为了追求民族自救，中国人曾经努力学习西方——一种从西欧北美迅速扩展的现代文明，因而客观地派生出另一个动机：实现现代化。
它意味着以西方的现代性在中国的实现为目标。
在20世纪，这个目标不但成为中国社会和民众的强烈期待，而且上升为国家意志。
因而，我们可以说，民族生存和文化复兴的目标，与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实质上有高度重合的一面；同时又有冲突的一面，因为遍布世界的现代化运动，呈现出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趋势。
就是这一点，决定了开放的中国，其重要的思潮之产生、流变，都不能不与20世纪世界史的轨迹，尤其是主导了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的欧美国家的知识生产发生密切的关联。
因此，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一是需要注意世界史的重大事件——尤其是转折性的事件所引致的思潮反应；二是需要注意现代化进程在20世纪呈现的全球化特征，及其中国思想界对其的回应。
就对中国思潮具有重大影响的世界史进程而言，战争与革命无疑占据了首要地位。
甲午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等重大历史事件，都成为思想史的某种转折点。
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些重大事件在引起中国思潮转向的内里，通常总有某种外来思想作为学理的支持，因而有某种世界性。
简单说来，甲午战争引发了激进的政治改革思潮，进而导向政治革命，内里有进化论和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众多西方思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方面进一步激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一方面也引发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这与西方社会对现代性的反省包括柏格森、倭肯等对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批判有关。
俄国革命对于中国的意义更是人尽皆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它是继进化论传播以来，对中国社会发生影响最为深远的重大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高歌猛进，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峙，以及20世纪晚期的苏东解体、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遭受挫折，都强烈地影响了中国思想界。
至于像自由主义这样主要是西方舶来品的思潮，更加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思想界的变动的影响。
譬如严复之与约翰・密尔，胡适之与杜威，殷海光之与海耶克，都表现出某种对应的关系。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考察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对“平等”、“社会主义”等问题的态度转变，一定不能离开西方思想界的背景。
只有既看到《观察》系自由主义者与拉斯基和费边社代表的左翼自由主义的师承关系，同时又看到冷战结束以后社会主义运动在全世界的受挫和保守主义盛行，才能真正理解建国前后的自由主义与改革开放以后的自由主义何以不同。
二除了战争、革命等重大政治事件对于中国思潮的影响以外，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视角看中国思潮，更为基本的是需要注意20世纪遍布世界的现代化运动。
不妨说，把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看成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通过研究此进程来透视中国的现代性，就包含了考察中国思想的全球化视野。
“‘全球化’作为一个用于理论分析的概念到1968年几乎还不存在。
”[3]作为学科的人文主义，随着全球化的继承扩展到非西方世界，后者的历史学都往往成为“欧洲史的主导叙事的变种”。
其中包含着某种进化论的历史主义，按照这种路径，最初在欧洲现代性进程中发生的一切，之后都会在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历程中慢慢展现出来。
现代化（moderbization）、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现代性(modernity)三个词，虽然属于同一系列，但是在中国流行的时间表上还是有次序可寻的。
“现代化”出现最早，但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才成为一个妇孺皆知的词语，这是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那种无与伦比的迫切和热情相应的。
人们通常说的“改革开放”，就是要改变冷战时期半是出于被迫、半是由于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所导致的封闭状态，去迎接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与国际接轨”口号的流行，表现出拥抱全球化的热情，由此也形成了广泛的社会改革的动力。
中国的改革没有走“休克”式的道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不仅是一种政治谋略的产物，在更深的结构层面，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独特选择。
观念世界中的变化，则是在“全球化”成为关键词的同时，“本土化”以及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被一些好学深思的学者所关注。
更深地折射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如何开掘传统资源、展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那样的问题意识。
中国的经济起飞以及其种种社会后果，和后现代理论的传播，从实践和理论的角度，共同激发了现代性研究或现代性批判。
换言之，与几乎全民族拥抱“现代化”相比，“全球化”在中国并非是毫无质疑地被接受的；而“现代性”一词，在中国一开始就是毁誉参半的观念。
围绕着“现代性”所展开的是对现代现象的总体性反省，既然它关系到历史、现实和未来，就合乎情理地形成着一个范围更广、影响更为深远的争论，并且有希望因此产生重大的理论成果。
“现代化”、“全球化”和“现代性”作为汉语词在流行中时间的顺序，并非先后更替的关系，而毋宁说是思想在逐渐走向更高的综合的过程。
如果说“现代化”曾经主要用于表征西欧北美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追求现代发展的过程的话，“全球化”曾经被理解成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同质化现象，而“现代性”则是对这一过程和现象的本质批判。
现代化和全球化都处于现在进行时态之中，“现代性”成为关键词，表示对于中国人而言，“现代化”和“全球化”都有了更复杂的意蕴。
换言之，现代性研究将现代化、全球化诸概念包含在自身。
几乎人所共知的现实是，“现代化”并非单一的西方化，因为“全球化”同时引发了“本土化”。
与经验世界的联系，迫使“单一的现代性”让位于“多重现代性”的概念。
而正是对多重现代性的肯定，成为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的现代性”之观念前提。
十分明显，研究“中国的现代性”，不但包括了对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之反省和未来之规划，而且包括了在“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本土）化”。
当全世界都被中国的崛起所震动——对于某些人或秩序说是“搅乱”——的时候，“中国的现代性”研究被期望有超出国界的意义。
三现代性研究是人们对现代现象的理论反思。
而“中国的现代性”这一概念的提出，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学者的文化自觉，意味着中国学者对中国经验的认知提高到总体性的程度。
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中国现代现象的思考必须安放在全球化的语境中。
因为正是全球化，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发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成为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如何看待全球化，如何以中国经验来影响全球化，可以说是中国的现代性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像许多学术讨论的热点问题一样，围绕着“全球化”的本质、历史和走向等诸多问题，国际学术界充满着争论。
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全球化早在500年以前就开始了最早的一波：西班牙开始了“世界体系”，随之开创了现代性。
但这是一个失败的世界体系。
替代它的是从荷兰开始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它是另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
[4]而杰弗里・耿（Geoffrey Gunn）曾经把16到18世纪称为“最初的全球化”（first global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