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卫过当的认定:思维误区与方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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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刑法中,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对不法侵害者实施的制止其不法侵害且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损害行为。
这种行为虽然在形式上似乎符合某种犯罪构成,但实质上对国家和人民有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与犯罪形成“正对不正”的鲜明对比,因而被视为一种正当化事由,受到法律的肯定和提倡。
然而,由不法侵害的紧迫性和防卫行为的仓促性特点所决定,防卫场合十分复杂,行为人的主观心理也难以认定。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往往难以对防卫行为的性质做出正确的判断。
特别是由于防卫过当、假想防卫、防卫不适时这三种不当防卫行为在客观、主观构成要件上存在着部分竞合,我们更是难以划清三者的界限,进而影响了对不当防卫行为的定罪量刑,影响了公民对正当防卫权利的行使。
本文立足于刑法基本理论和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在评析、借鉴中外学术界各种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对防卫过当、假想防卫、防卫不适时这三种不当防卫行为概念、构成特征的分析,从客观上、主观上界定了三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提出了判断这三种不当防卫行为的客观和主观标准。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约三万五千字。
第一部分提出问题:在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对防卫过当、假想防卫、防卫不适时这三种不当防卫行为性质的认定存在着极大的争议;第二、三、四部分分析问题:分别论述了上述三种不当防卫行为的概念、构成特征以及各自的存在范围;第五部分得出结论:提出了判断上述三种不当防卫行为的客观、主观标准。
第一部分,由防卫过当类型所引发的思考。
在这一部分,笔者通过对德日刑法理论中防卫过当类型的分析,认为在德日刑法理论界有许多学者混淆了防卫过当、假想防卫、防卫不适时之间的界限,影响了司法实践中对防卫行为性质的认定。
由此,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在正确分析防卫过当、假想防卫、防卫不适时的概念以及构成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统一的标准,以划清防卫过当、假想防卫、防卫不适时之间的界限。
防卫过当认定标准是什么防卫过当需要具备合法性、紧迫性、针对性、防卫故意四个条件,防卫过当情形发⽣后,防卫过当⼈需要为此承担刑事责任,但应当依据《刑法》规定根据实际情况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关于防卫过当认定标准是什么的问题,下⾯店铺⼩编为您详细解答。
⼀、防卫过当认定标准是什么1、认定防卫过当需要具备四个实质要件:⼀是合法性,⼆是紧迫性,三是针对性,四是防卫故意。
2、相关法律依据:《中华⼈民共和国刑法》第⼆⼗条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或者他⼈的⼈⾝、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的不法侵害,⽽采取的制⽌不法侵害的⾏为,对不法侵害⼈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正在进⾏⾏凶、杀⼈、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安全的暴⼒犯罪,采取防卫⾏为,造成不法侵害⼈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防卫过当适⽤的特殊原则是什么1、总的原则要有利于提倡公民同违法犯罪⾏为作⽃争,对防卫过当⾏为不能苛求,因为他是在被迫的⾏为下产⽣的。
在突如其来的侵袭下,被害者通常⽆法从容地分析判断防卫⼿段是否适当,防卫⼈处境⼀般来说较危险,思想紧张,防卫强度和⼿段往往不能由防卫⼈任意选择,再加之防卫的⽬的是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和⼈民利益。
2、从宽处罚原则,刑法规定对防卫过当者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即从宽处罚,有着公正和公利的价值根基,从公正⾓度看,从宽处罚是由防卫过当⾏为的本质所决定的。
防卫过当的本质是较轻的社会危害性,且客观上造成的损害是针对不法侵害⼈,⽽不法侵害⼈本⾝即有过错,因此对防卫过当⼈不可重罚。
认定防卫过当需要具备四个实质要件:⼀是合法性,⼆是紧迫性,三是针对性,四是防卫故意。
刑法规定对防卫过当者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希望以上内容能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可以点击下⽅按钮咨询,或者到店铺咨询专业律师。
防卫过当认定标准在我国刑法中,对于防卫过当的认定标准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防卫过当是指在正当防卫的基础上,因过度防卫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害或者严重损害他人权益的行为。
对于防卫过当的认定,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下面我将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
首先,对于防卫过当的认定,需要考虑被告人的主观故意。
主观故意是指被告人在实施防卫行为时,是否存在明显的过度防卫意图。
如果被告人在防卫过程中明知对方已经没有攻击威胁,仍然继续实施打击行为,那么就可以认定为防卫过当。
此时,法院可以通过对被告人的行为动机和心理状态进行分析,来判断是否存在主观过错。
其次,还需要考虑防卫行为的客观情况。
客观情况是指在实施防卫行为时,被告人是否存在过度防卫的行为表现。
例如,被告人在对方已经没有攻击能力的情况下,仍然持续使用致命武器进行攻击,导致对方严重伤亡,这就属于明显的防卫过当行为。
因此,法院在认定防卫过当时,需要对案件中的客观情况进行全面综合分析,以确定是否存在过度防卫的行为表现。
此外,还需要考虑防卫行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必要性和合理性是指在实施防卫行为时,被告人是否存在合理的防卫需要和手段选择。
如果被告人在对方已经没有攻击能力的情况下,仍然继续使用过度的武力进行防卫,那么就不能认定为合理防卫。
因此,法院在认定防卫过当时,需要对被告人的防卫行为进行必要性和合理性的评估,以确定是否存在过度防卫的行为。
最后,对于防卫过当的认定,还需要考虑案件中的具体情况和社会公共利益。
在实际刑事审判中,法院需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和社会公共利益,来确定防卫行为是否属于过度防卫。
例如,在面对严重暴力袭击时,被告人为了保护自己或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过度防卫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法院需要权衡被告人的防卫行为和社会公共利益,来确定是否认定为防卫过当。
综上所述,对于防卫过当的认定,需要综合考虑主观故意、客观情况、必要性和合理性以及具体情况和社会公共利益等多种因素。
论防卫过当的界定防卫过当是指在正当防卫的情况下,防卫人因情绪激动、过于急躁等原因,将防卫的手段使用过度,造成不必要的严重后果的行为。
防卫过当的界定涉及到防卫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及防卫手段的合理性和适度性等多个方面,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复杂性。
具体来讲,防卫过当的界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1. 袭击的严重程度:袭击者使用的武器、攻击的方式、攻击的目标等都是界定防卫过当的重要因素。
如果袭击者使用的是轻微攻击手段,而防卫人使用了致命武器,或者袭击者只是轻微侵犯防卫人的人身安全,而防卫人使用了过于严重的手段进行反击,那么就可能构成防卫过当。
2. 作案人的行为动机:如果袭击者并没有实施或者企图实施暴力犯罪行为,而防卫人却出于私人恩怨、仇恨等动机对袭击者进行过度反击,就可能构成防卫过当。
这时候,防卫人使用防卫手段的目的已经不是为了自我保护,而是为了报复或者制造伤害。
3. 防卫时选用的手段:防卫人在实施防卫行为时需要选用必要而合理的防卫手段。
如果防卫人使用的防卫手段过于激烈,超出正当防卫的必要范围,则构成防卫过当。
例如,在被口头侮辱或者轻微侵犯的情况下,防卫人不应该过度使用致命的武器进行反击。
4. 防卫的紧急性和切实性:防卫人采取的防卫行为需要符合紧急情况下保护自身安全的需要。
如果防卫人在严重威胁已经消失的情况下还采取过度的防卫手段,则构成防卫过当。
因此,对于防卫过当的界定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同时需要结合法律规定进行考虑。
防卫人应该在保护自身安全的同时注意合理、必要、适度地使用防卫手段,充分发挥正当防卫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正当防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引言正当防卫作为一种法律原则,允许个人在面临不法侵害时采取适当的自卫行为。
然而,正当防卫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本文将全面、详细、完整地探讨这些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问题一:定义模糊子标题1:主观判断•并没有明确的标准来界定何为“不法侵害”,使得判断依据主观化,容易出现个人主观情绪等因素影响判断结果。
子标题2:合理性限制•正当防卫的行为必须是“必要”和“无过当”才能被认可,但这两个词的界定也缺乏明确的准则。
•由于合理性限制的存在,正当防卫面临着很大的法律风险。
问题二:应对不对等力量子标题1:武装情况•在面对武装侵害时,个人往往没有与之匹敌的武力装备,使得正当防卫的实施受到限制。
子标题2:自卫能力•大多数人缺乏专业的自卫技能,导致在危急时刻无法有效应对,容易受到侵害。
问题三:社会不信任和误解子标题1:打击报复•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正当防卫的名义进行报复活动,破坏了法治社会的正常秩序。
子标题2:媒体误导•媒体对正当防卫案件的报道往往夸大个别现象,使得公众对正当防卫持有偏见,形成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
解决方案子标题1:明确法律界定•需要通过制定明确的法律规定,明确“不法侵害”、“必要”和“无过当”的标准,以减少主观判断的干扰。
子标题2:加强法律教育•加强对正当防卫相关法律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和正确判断能力。
子标题3:完善自卫技能培训体系•建立全面、系统的自卫技能培训体系,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专业的自卫培训,提高自身的自卫能力。
子标题4:加强舆论引导•媒体应加强对正当防卫案件的客观报道,避免夸大和误导,减少社会的不信任和误解。
结论虽然正当防卫在保护个人和社会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值得我们深思和改进。
通过明确法律界定、加强法律教育、完善自卫技能培训体系和加强舆论引导等措施,我们可以不断完善正当防卫机制,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确保正当防卫在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方面的有效性和公正性。
导读:本文详细解读了防卫过当的判刑与处罚准则,包括判刑依据、判刑准则和认定标准。
防卫过当是指在正当防卫时超出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损害。
一、防卫过当怎么判防卫过当如何处罚1.防卫过当,是指在进行正当防卫时,所采取的措施明显超出了必要的限度,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
3.具体判刑与处罚的轻重,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如防卫行为的起因、所保护利益的性质、超过限度的程度及造成危害的轻重等因素来综合判断。
4.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防卫过当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情况,如果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1)将按照刑法典第235条和第233条规定的相应量刑幅度减轻处罚;(2)如果具备缓刑条件,可以适用缓刑;(3)如果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应当免除处罚。
5.对于构成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的:(1)将按照刑法典第234条和第232条规定的相应量刑幅度减轻处罚;(2)如果具备缓刑条件,可以适用缓刑;(3)如果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应当免除处罚。
二、防卫过当的判刑准则在判断防卫过当的刑罚时,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防卫行为的起因:是否是为了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防卫行为。
2.防卫所保护利益的性质:所保护的利益是否合法、正当,且紧迫性如何。
3.防卫过当所明显超过限度的程度及造成危害的轻重: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出了必要的限度,以及由此造成的损害程度。
4.防卫人主观上的罪过形式及当时的处境:防卫人在实施防卫行为时,是否存在故意或过失,以及当时的处境是否紧迫。
5.造成防卫过当的原因:是否是由于不法侵害者突然袭击、防卫工具的选择受限等客观原因导致的防卫过当。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对于防卫过当的判刑,将依法酌情减轻或免除处罚。
三、认定防卫过当的标准1.认定防卫过当,需要综合考虑不法侵害的手段、缓急、参加人数等,以及防卫的地点、手段、后果及主体的体力和心理态度等因素。
2.如果防卫强度和不法侵害强度基本相当,则属于正当防卫。
3.如果防卫强度明显大于不法侵害强度,且这种强度又不是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所必须的,即是悬殊的或是完全多余的,则应认定为防卫过当。
防卫过当认定标准防卫过当是指在正当防卫中,防卫人采取的行为超出了必要限度,造成了对他人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等利益的损害或者过度损害的情形。
在我国法律中,防卫过当是一种犯罪行为,涉及到犯罪认定和量刑等问题,因此认定防卫过当是否存在,对于维护人权和司法公正至关重要。
防卫过当的认定标准是什么?如何判断防卫是否过当?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考虑到多个因素,包括防卫行为的性质、情况、必要性、合理性等等。
下面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1. 防卫行为的性质和情况一般来说,防卫过当应该是指防卫人采取的行为超出了必要限度,导致对他人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等利益的损害或者过度损害。
这就要求我们在认定防卫过当时,要对防卫行为的性质和情况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估。
首先,防卫行为是指采取的针对袭击者的行为,一般情况下应当是属于防御性的行为,而不是主动进攻的行为。
如果防卫人采取了明显的进攻性行为,就不能认定为防卫行为。
其次,防卫行为应当是在正当防卫的情况下采取的行为,防卫过当的认定是建立在正当防卫的基础上的。
如果没有正当防卫的情况存在,或者防卫人采取的行为与袭击者之间没有必要的关联性,也不能认定防卫过当。
2. 过度危害和必要程度的评估防卫行为是否过度危害他人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等利益是认定防卫过当的一个核心问题。
如果防卫人的行为明显超出了必要限度,对他人权利造成了过度损害,就要认定为防卫过当。
评估防卫行为的过度危害和必要程度,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比如袭击者的攻击方式、攻击力度、攻击对象等等。
剧烈的暴力袭击可能需要采取相应的防卫措施,而轻微的攻击则可能不需要采取过度的防卫措施。
在这个评估过程中,还需要考虑防卫人的能力和防卫手段的适当性。
如果防卫人采取的行为明显超出了其所能承受的极限,或者采取的防卫手段明显不适当,也会被认为是防卫过当。
3. 合理性和人道主义考虑除了必要性和合理性原则外,防卫行为是否过当还需要考虑其是否符合人道主义原则,是否合理。
我国正当防卫司法认定中的偏差及纠正正当防卫是指在面临非法侵害的情况下,为了保护自身、其他人或者财产,采取必要防卫行为的行为。
正当防卫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也是国际公认的人权。
在我国,正当防卫行为的司法认定和救济是有法律保障的。
然而,由于相关法律规定不够明确、证据不够充分等原因,我国在正当防卫司法认定中存在着一些偏差,需要加强纠正。
一、认定标准不够明确根据《刑法》的规定,正当防卫必须符合下列条件:①非法侵害必须是正在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②防卫行为必须是必要的;③防卫行为的后果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
然而,在具体的案件中,这些标准往往不够明确,给法院的判决带来不确定性。
比如,什么情况下算是正在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非法侵害?什么样的防卫行为才算是必要的?如何判断防卫行为的后果是否超过必要的限度?这些问题都需要更加明确的法律规定、更加科学的证明体系和更加严密的司法逻辑来加以解决。
二、证明责任不平衡在很多正当防卫案件中,证明责任存在不平衡的情况。
一方面,被侵害方多数情况下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准备把现场的相关证据收集整理好。
例如,当一个人被抢劫时,在短时间内很难准确记住犯罪嫌疑人的特征和穿着。
另一方面,抢劫犯在作案后,通常会立即逃离现场,留下的证据和线索相对较少。
这种证明的不平衡会给判决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甚至可能使正当防卫的事实被否定或遭受歧视。
三、情况的复杂性在一些案件中,情况比较复杂,这就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如时间、地点、人物、证据等各方面的因素。
比如,如果一个人在街上被多个人殴打,如果该人在进行防卫时,伤害了其中的某一个人,那么就可能出现复杂的情况。
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并根据客观事实做出判断。
因此,在正当防卫司法认定中,需要更加严谨、科学和细致的思考和调查。
1、加强对正当防卫法律规定的解读和普及,加强对关键概念的理解和适用。
2、建立完善的证据保全制度,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防卫过当的认定:思维误区与方案选择
作者:梁根林
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2018年第09期
长期以来,我国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制度没有被真正激活,立法者的良苦用心没有被真正的体认。
尽管《刑法》第20条对正当防卫的条件、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区分已经做了非常明確、具体的规定,立法意图与目的亦非常清晰,但是司法实践多年来一直没有完整而准确地予以理解与把握,由此导致正当防卫条款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僵尸条款。
就此,我围绕正当防卫特别是防卫过当的认定与处理着重讲以下几点:
第一,正当防卫如何判断,特别是防卫限度与防卫时间如何把握?我觉得,司法实践中要注意避免四个方面的误区:第一个误区是对防卫人提出“客观冷静的圣人标准”,即以一个客观冷静的与己无关的圣人标准,要求防卫人面对突然而至、猝不及防的暴力攻击,做出客观冷静、精确理智的反应;第二个误区是“事后诸葛思维”,不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站在当事人所处的突发情景,斟酌他面对暴力攻击时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而是以一个事后诸葛亮的标准去苛求防卫人;第三是“对等武装论”,在判断是否防卫过当时,总是要求防卫人采取在总体上或者基本上与不法侵害同样的打击方式,选择同样的打击部位,实施同样的打击力度,造成基本相当的伤害结果,否则,就认定为防卫过当;第四是“唯结果论”,往往认为只要防卫行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结果,特别是死了人,就要按防卫过当论处,甚至直接认定为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司法实践如果不跳出这四个思维误区,正当防卫制度就没法真正被激活。
第二,正当防卫与天理、国法、人情。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法治理念与法教义学有一个误区,认为无论是入罪还是出罪,只要严格依法裁判,形式上有法律根据就行。
我们往往把复杂的定罪思维过程简化为个案事实和法律规定对号入座的三段论演绎推理过程,导致司法实践中机械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思维盛行,排斥天理、人情对国法的渗透与制约。
关于这一点,我想提请大家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我们的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关于“天理国法人情”的那些东西到底是应当予以扬弃的糟粕,还是应当汲取的法文化精华。
我最近拜读了范忠信教授等著述的《情理法与中国人》。
该书有一段归纳非常好,我在这儿念一下,跟大家一起分享。
该书指出:“国法是一个孤岛,天理和人情是两个桥梁,如以天为彼岸,人为此岸,则天理沟通了彼岸,人情架通了此案,国法居中连接两岸”。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糟粕,我们现在学习西方法治与西方法教义学,人家不讲天理,不讲人情。
但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大家都知道自然法,自然法源于古希腊,在十七、十八世纪得到复兴。
自然法讲得最多的是什么?是自然权利、普遍理性与公平正义,并且主张用自然法来审视、校正实定法、人定法。
如果实定法、人定法违反了自然法的基本理念,就可能产生“恶法非法”的合法性危机。
在自然法的终极审视下,当代法治观念不再拘泥于纯粹的规则自治,不是仅仅强调形式理性,而是强调良法之治与良法善治,追求具体法治与个案正义。
这是在形而上的理念层面强调自然法对实定法的终极审视,这种意义上的自然法其实就是我们中国法文化的天理。
在形而下的操作层面,德国、日本发展出来的刑法教义学一方面把自然法的理念,即天理融入到法教义学的价值判断之
中,另一方面则把对人情的关照和关怀融入到定罪思维模式之中,据此发展出区分不法与责任的阶层犯罪论体系,在责任论中不断地吸纳人情对定罪的影响,在心理责任论的基础上发展出规范责任论,在规范责任论范畴内进一步衍生出期待可能性、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等旨在体现“法律不强人所难”这一法谚的新的责任要素。
可见,中华法文化与西方法文化在解释与适用国法的过程中都十分重视兼顾天理与人情,都特别强调解释和适用刑法、处理个案时应当依据国法,上通天理,下达人情。
第三,防卫过当案件的解决方案选择。
方案之一是现实中比较通行且能够接受的方案,即在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不区分不法与责任的理论前提下,对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作整合不法与责任内涵的统一理解,防卫过当是客观上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结果、主观上行为人具有过错或者罪责的不法行为。
因此,立足于鼓励与保护公民行使正当防卫权利,对正当防卫应当从宽认定,对防卫过当则应当从严认定,能够不认定为防卫过当的尽量宽松认定为正当防卫。
但这并非最佳方案。
其实比较理想的方案应当是基于不法与责任的二元区分,即在肯定防卫过当不法的前提下将防卫过当区分为有责的防卫过当与免责的防卫过当两种形态。
有责的防卫过当不仅客观上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而且行为人对此具有罪责,主观上对防卫过当不法行为具有可非难性,因此应当认定为犯罪,只是在处罚时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而免责的防卫过当则是,虽然行为后果上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但行为人于防卫当时不具有合理地把握防卫限度的期待可能性,因而不值得用刑罚对其防卫过当行为进行非难谴责,其防卫过当行为虽然构成不法,但因缺乏罪责,仍然不构成犯罪。
“于欢案”如果按此方案处理,也许更加令人信服,效果更好。
这种方案既维系了正当防卫制度的权威性,又结合了个案的具体情况,兼顾了当事人的特殊情况,把法律规定的一般正义与个案正义很好地予以结合,因而我们的司法实践应当在接受不法与责任的区分的基本思维逻辑的基础上,逐渐尝试按照这种方案处理防卫过当案件。
当然,处理防卫过当案件还有一个更为彻底而有效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借鉴德国刑法第33条的规定,在现有的刑法条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防卫人在反击不法侵害时因惊慌、恐惧、愤怒而防卫过当的,不受处罚”。
尽管我同样认为,如果把现有的法律解释到位并加以正确适用,原本不必在立法上引入类似规定。
但是,在司法实践缺乏充分的正确理解与适用法律的能力的情况下,立法上明确规定免责的防卫过当不罚,也许具有更为明确的规范指引与政策宣示作用,更有利于司法实践妥当地处理正当防卫案件,避免错误地将不该入罪的防卫行为认定为犯罪,从而促进刑事司法个案正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