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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第十七辑2000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张晓虹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0年8月2日至6日，在云南昆明云南大学召开。
来自国内外的九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大会共组织大会发言三次，有11位学者作了大会发言;另外还组织了三次分组讨论,分别就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和历史地理与西部开发等专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关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建构，一向是学者们关注的话题。
葛剑雄《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则根据近些年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积累，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学科框架、现实意义、研究水平的提高以及新方法的应用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我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在今后应该与国际接轨，走向世界的观点。
司徒尚纪在《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地理研究的若干问题》报告中认为，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可持续发展也是历史地理学的基本任务。
因此，在21世纪，历史地理学研究应当着眼于人类文明发展与环境变迁的相互关系。
他指出，海洋是21世纪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空间和方向，海洋历史地理研究向来薄弱，理应列入新世纪研究的重点。
冯季昌《论历史资源地理的研究》则提出了历史资源地理的概念，认为此应为历史自然地理的一个分支学科。
王社教的《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几点思考》和李令福的《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主要阐述了历史农业地理的研究现状和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近年来，在地学界方兴未艾的地理信息系统（GIS）研究方法也影响到历史地理学界。
在本次大会上，李孝聪在其《面向21世纪，迈向数字化时代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报告中，就指出如果能借助卫星定位系统（GPS）定位、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完成数字地图，那么对与时间和空间都有关系的研究必将更进一境;但他也指出，在建设地理信息系统时，不可能只有技术的含量，还存在如何处理历史资料的问题，应该看到，以地理信息作为突破口来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可能会是历史地理学的必然。
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研究作者：韩昭庆来源：《江汉论坛》2014年第05期要讨论中国环境史现状及趋势这个问题很困难，因为这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它的研究内容包罗万象，没有明确的主题和清晰的学科边界，目前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来自多个学科和研究领域，除了题目明确标出环境史研究字样的论文或者著作之外，判断哪篇论文或者哪本著作归属环境史很困难。
由于我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二十多年，所以下面主要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包括环境史起源及研究现状、中国历史地理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关系、我对中国环境史研究趋势的看法等三个部分。
一、中国环境史研究现状多数中国学者认为，环境史研究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率先在美国兴起。
按照米歇尔·威廉姆斯（Michael Williams）的说法，其源头可以追溯至美国的资源保护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历史以及学术界的思想史。
濮德培（Perdue C.Perdue）认为，当代环境史研究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始自20世纪早期的法国年鉴学派，另一个是始自20世纪70年代那些研究美国边疆地带发生的环境变迁的学者。
罗德里克·纳什（Roderick Nash）认为，他是美国最先提出环境史术语的学者。
1977年美国环境史学会成立，同年《环境评论》（Environmental Re-view）创刊，这些表明环境史在美国成为一门学科。
环境史作为一个学术用语是从英文直译过来的，1990年代，高岱、侯文惠、曾华璧就开始著文介绍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和环境思想史。
在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起步较晚，上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政府和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环境史应运而生。
1993年，由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和澳洲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ional University）太平洋研究学院合作在香港举办了《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这是第一次以中国环境史命名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后出版的论文集《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共收集论文24篇，这些学者分别来自中国台湾地区、澳大利亚、美国、法国和日本等。
华林甫2000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8月初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将出版论文集），会上专家们就历史地理学领域内各种问题和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运用新兴的G I S技术展开了广泛、深入而饶有兴趣的热烈讨论。
本年度出版的专著和论文集有：谭其骧著《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侯仁之等著《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王北辰著《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7月）、朱玲玲著《文物与地理》（东方出版社2000年4月）、葛剑雄著《碎石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7月）、翁俊雄著《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出版社1999年12月）、景爱著《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0月）、李治安著《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王妙发著《黄河流域聚落论稿——从史前聚落到早期都市》（知识出版社1999年12月）、胡阿祥著《“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阙维民著《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张伟然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鲁西奇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等。
吴传钧、施雅风二院士主编《中国地理学九十年发展回忆录》已经问世（学苑出版社），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已经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华林甫汇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也已面世。
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可观，仅就笔者寓目的二三百篇而言，已经涉及到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各个领域。
下面择其主要而概述一年来的研究进展。
一、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地理”一词从何而来？什么时候中国才有？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中国科技史料》第4期）一文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近五年来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状况综述摘要：文学地理学是由中国本土学者提出并发展起来的一门文艺学与地理学、地域美学相交叉的研究文学的学科，也是批评与研究文学的一种新方法。
作为一个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新兴领域，文学地理学在我国有着极强的生命力。
本文从学科建设、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地理分布与文学区研究、个案研究和宏观跨界研究几个方面对中国文学地理学近五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大致呈现出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发展现状，并对其未来的发展做出展望。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文学地理学是由中国本土学者提出并发展起来的一门文艺学与地理学、地域美学相交叉的研究文学的学科，也是批评与研究文学的一种新方法。
简单来说，文学地理学就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研究和探索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流派和文学现象。
本文将传统的历史文学发展与中国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及民居文学进行了融合，由近代学者提出之后，文学地理便凭借着自身的特点和学科深受力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稳步攀升。
自近代时由学者梁启超首次提出后，文学地理学便在国内学术界不断升温，逐渐成为了文学跨学科研究中的热门领域。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文学地理学研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只是近来才被作为一门学科而正式确立。
曾大兴在《文学地理学学术史略》中指出文学地理研究在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其发展在中国历史长河当中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在公元前544年到1905年是片段言说阶段，而在1905年到2011年是系统研究阶段，而在2011年至今是学科建设阶段。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是综合性、跨越学科边界的，其研究思路总是能够突破人为的设限，完成文学与地理学科的良性互动，扩展和丰富比较文学的研究范畴，促进文学与地理学知识领域之间的互补、互证和互识。
近五年来，文学地理学的发展日趋成熟，无论是在理论构架还是方法运用上面以及实证研究层面，吸引了许多专家学者投身于文学地理的研究当中，创造出了令人惊喜的研究成果。
历史文化街区更新研究的国内外文献综述目录历史文化街区更新研究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1)1.1 国内研究概况 (1)1.1.1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更新研究 (1)1.1.2历史文化街区的复兴研究 (2)1.1.3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2)1.2 国外研究概况 (3)1.2.1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政策研究 (3)1.2.2历史文化街区的价值评估研究 (3)1.2.3文化遗产价值及其开发利用研究 (3)1.2.4社区参与 (4)1.3 国内外研究述评 (4)参考文献 (4)1.1 国内研究概况1.1.1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更新研究学术界对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更新展开了大量的研究。
宋晓龙（2000）等学者提出了“微循环式”保护更新理论，认为街区的保护更新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辩证概念。
刘琼（2002）认为应该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有机更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让历史文化街区重新焕发出有机生命。
阮仪三（2004）等学者总结了当前我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的模式，提出北京的“南池子”模式、上海的“新天地”模式、桐乡的“乌镇”模式、苏州的“桐芳巷”模式和福州的“三坊七巷”模式。
同时，1982年和1986年国务院分别批复了第一批和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单。
各地政府纷纷出台一系列政策，学术界对历史文化街区的政策研究也越来越多，1996年，在“历史街区保护国际研讨会”上颁发的《屯溪老街历史文化区保护管理暂行办法》，正式让街区保护更新进入人们视野，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热点之一。
张兵（2001）认为应当寻找将遗产纳入到一种规划政策手段，这种政策手段处于一个较为理性的变化过程。
金洁（2005）则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探讨“政府-学者-社会-居民”管理模式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过程中的积极运用。
吴良镛（2007）认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要在深入研究国内外城市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政策创新。
台湾学者林正雄（2009）重新审视了台湾历史街区的保护政策，认为文化资产保存法和都市计划法在执行过程中面临的诸多挑战。
《历史地理知识与历史教育的交叉研究》课题申报：《历史地理知识与历史教育的交叉研究》一、研究背景和意义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致力于研究人类活动背后的地理背景和环境条件。
历史教育则是传承和弘扬历史文化的重要途径。
两者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本研究旨在探讨历史地理知识与历史教育的交叉关系，深入研究这一交叉领域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应用，为推动历史教育的发展和提升学生历史素养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本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夯实历史教育的理论基础：通过研究历史地理知识与历史教育的交叉关系，可以为历史教育提供新的理论基础。
这将有助于深化人们对历史教育的理解，使历史教育更加系统和科学。
2. 提升历史教育的实践水平：研究历史地理知识与历史教育的交叉关系可以为历史教育的实践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通过将历史地理知识融入到历史教育中，可以使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并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和地理认知能力。
3. 增强学生历史素养：历史地理知识的学习可以帮助学生建立对历史的感知和认知。
通过历史地理知识的学习，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历史事件的脉络和背景，提高对历史的理解和感悟能力，培养学生的历史素养和人文情怀。
4. 推动地理教育和历史教育的融合发展：历史地理知识与历史教育的交叉研究将有助于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发展。
通过将地理知识应用到历史教育中，可以丰富教育内容，增强学生学科间的综合能力，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学习和合作。
二、研究内容和目标1. 研究内容：（1）历史地理知识与历史教育的理论基础研究：对历史地理知识与历史教育的交叉关系进行理论探讨和分析，明确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影响机制。
（2）历史地理知识在历史教育中的应用研究：研究历史地理知识在历史教育中的应用方式和效果。
通过设计教学实验和案例研究，探讨历史地理知识如何融入历史教育实践，提升学生的历史学习效果。
（3）历史地理知识对学生历史素养的影响研究：通过开展问卷调查和实地考察，分析历史地理知识对学生历史素养的影响因素和程度。
2000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综述华林甫2000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8月初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将出版论文集），会上专家们就历史地理学领域内各种问题和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运用新兴的G I S技术展开了广泛、深入而饶有兴趣的热烈讨论。
本年度出版的专著和论文集有：谭其骧著《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侯仁之等著《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王北辰著《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7月）、朱玲玲著《文物与地理》（东方出版社2000年4月）、葛剑雄著《碎石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7月）、翁俊雄著《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出版社1999年12月）、景爱著《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0月）、李治安著《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王妙发著《黄河流域聚落论稿——从史前聚落到早期都市》（知识出版社1999年12月）、胡阿祥著《“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阙维民著《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张伟然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鲁西奇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等。
吴传钧、施雅风二院士主编《中国地理学九十年发展回忆录》已经问世（学苑出版社），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已经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华林甫汇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也已面世。
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可观，仅就笔者寓目的二三百篇而言，已经涉及到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各个领域。
下面择其主要而概述一年来的研究进展。
一、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地理”一词从何而来？什么时候中国才有？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中国科技史料》第4期）一文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作者根据中、日两方面的背景资料和依据，提出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看法，认为这一名称于1901～1904年随日本近代学制而传入我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渐有介绍，1935年3月1日被《禹贡》杂志用作英文刊名，开始扎根于学术界。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
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晋阳学刊》第6期）中提出的观点。
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回归到研究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轨道，“现实的历史地理学的命名有悖于科学规范”，而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
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无疑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最近二十年来，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但在学科理论、区域、专题和时段上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有待于今后不断加强。
李令福《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初探》（《陕西师大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代发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
曹树基的书评《以人为本的历史农业地理学》（《清史研究》第3期）认为：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现代地理学发展方向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也莫能外。
在区域研究理论上，鲁西奇继1996年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该年第6期）后，本年度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地区多样性包括景观的多样性和历史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性，政区、移民、地理环境、经济类型、城市发展以及地方特权、方言、风俗是影响多样性区域之生成、演变的重要因素，地区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架构和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此外，关于历史地理学理论的论文还有葛剑雄《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文汇报》11月4日）、毛曦《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刘锡畴《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院学报》第1期）等。
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谭其骧先生早在1990年历史地理会议的主题报告《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就已指出：“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一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文汇报》1991年1月6日第3版）。
经过十年的稳步发展，历史人文地理已经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成果多、质量高，代表着历史地理学的整体发展水平。
历史人文地理领域广阔，宜分别概述其本年度的学术成就。
1、历史政区研究历史政区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现在有的学者将其赋予“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内涵，或主张以“历史政治地理”取而代之。
在这个领域内，本年度成果不少，但多集中于先秦、秦汉时期。
张怀通《先秦时期的基层组织——丘》（《天津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作为先秦时期重要基层组织的“丘”，源于龙山文化末期在原野中用土堆积而成、人类藉以居住的台地；商代的丘是农渔田猎的基本单位，是军赋的承担者；西周、春秋时代的丘与国野制度相结合，是“野”中的政权组织，丘民耕种公田，缴纳禾、刍、米，春秋末则缴纳牛、马、车，充当甲士、步卒；战国时代因井田制和国野制度的瓦解，国、野两套行政系统混一，丘被乡取代，“丘”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李晓杰《春秋晋县考》（《历史地理》第十六辑）钩稽了春秋晋国较为明确可考的原、温、邬、祁、瓜衍之县、先茅之县等三十二个县，指出这些晋县大多分布在河水及汾水两侧，且多分布于晋国的边地，认为春秋后期其性质已出现了由县邑之县向郡县之县转化的现象。
这是对周振鹤关于县制起源三阶段说的绝好补充。
宋杰《春秋时期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和列强兴起的地理原因》（《首都师大学报》第4期）将当时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划分为中原地带、弧形中间地带、周边地带的华夏与东夷中山诸侯、争霸列强、戎狄蛮夷三股政治势力，认为不同地理区域的自然、社会环境对各国的经济、政治及民风的影响，使弧形中间地带的齐、晋、秦、楚列国得以崛起称霸，超过了鲁、卫、郑、宋等中原地带的旧日望国。
汉武帝设立的刺史部，传统观点认为按州或州部派遣刺史，以致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
汪清《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史学月刊》第3期）认为，“州”、“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武帝将全国除京畿以外所有郡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部”，武帝应是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包括朔方刺史部，但不存在所谓“朔方州”。
他的另一篇文章《王莽时期州制的变化兼论都督制的滥觞》（《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王莽时“州”的行政化倾向被固化，而监察职能被削弱甚至被剥离，“保”区制的设立使州受到更多军事因素的渗入，州呈现了军政合一的性质。
李晓杰《东汉荆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考》（《湖北大学学报》第5期）利用现存的文献史料，以东汉初年荆州刺史部作为具体的考证区域，将其时该刺史部所辖的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等郡的沿革做了通代的详尽考察，使其变迁的分辨率精确到“年”，为进一步从事东汉政区地理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基础。
彭建英《东汉比郡属国非郡县化略论》（《民族研究》第5期）从东汉比郡属国的设置背景、管辖对象、内部结构及其主要功能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东汉比郡属国问题，认为它是东汉王朝管理归降少数民族的一种羁縻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并未实现郡县化。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万昌华《郡县制起源理论的历史考察》（《齐鲁学刊》第5期）、黄金铸《论六朝岭南争取激增无滥置之嫌》（《学术研究》第6期）、郑宝恒《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变迁述论》（《湖北大学学报》第2期）等。
2、历史产业地理研究唐晓峰《鬼方：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认为，早期传世文献上的“鬼方”是殷商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不是如后世匈奴那样的骑马游牧民族，在山、陕北部发现的鬼族遗存证明了这一点；自新石器时代始，今山、陕北部长期以来是原始农业的分布地区，后因气候变化而逐渐演变为半农半牧地区。
李伯重《革命乎？虚像乎？》（《九州》第二辑）从方法论上分析了导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论所使用的“主导法”与“集粹法”的致命弊端，指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不过是空间意识缺乏所导致的一个“虚像”，并力图求得宋代江南农业时空变化的“实像”。
高王凌《中国棉作分布的历史演变》（《九州》第二辑）重点研究了棉花传入中国后、尤其是清代棉花种植的地理分布，将棉花生产分作“自产有余且能大量外销”、“接近自给”、“不能自给”、“极少棉作”四类地区，发现全国约有70%以上人口的棉花需求都是依赖市场获得的，其中又有40%需靠省际交流，因此作者认为“把传统经济说成是‘男耕女织’、‘一家一户自给自足’，显然是不大合适的”。
辛德勇《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使用翔实的史料，探讨了三峡地区原始农业、宋元及其以前和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状况，最后总结出服务现实的三点经验和教训，认为“今后峡区的农业发展，必须借鉴历史经验，走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大农业路子，以充分、合理地利用山地资源”。
李令福《历史时期关中农业发展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探讨了历史时期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关中为例简要分析了两者的相互作用。
戴鞍钢等《中国近代工业地理分布变化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指出其地域分布始终没有突破偏于沿海沿江地带的基本格局，认为这种状况限制了它的社会影响。
此外，同类论文还有王双怀《明代华南的粮食生产及其地域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尹玲玲《明清时期湖北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等。
3、历史城市地理与古城址研究应该说，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本年度的成果以古都研究居多。
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城市是文化的载体，都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风貌的体现，汉长安城法天象地、灿若星辰，唐长安城周易礼制、政通人和，其规划思想反映了从天文到人文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