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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损害责任的的产生和开展国际损害责任是对传统国际责任的突破和开展，它的产生和开展不是偶然的。
20 世纪中期以来，由于工业化的开展，高科技拓展，如核能的和平利用，航天航空，远洋石油运输，跨界河流开发等活动造成的他国国民人身、财产及环境的跨国界损害越来越多，规模及影响日益扩大，而这些活动潜在的危害性也很突出，如核电厂出现泄漏、爆炸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油轮作业时发生事故造成海水污染，严重影响海洋生态资源。
这些产生损害责任的行为，如果简单、粗暴地制止，或放任自由、肆意而为，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所以，需要有一种国际制度对做出社会效益的行为国和遭遇危害的受害国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
二、国际损害中国家责任确实定在传统国际法中，国家责任是以国际不法行为的发生为前提的，国家承当责任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证明国际不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二是国家主观上有过错。
过错原那么是国家承当传统国际法中的国家责任的根底。
当今社会、经济高度开展，高科技水平日新月异，国家运用高精尖力量从事还没有被国际社会和法律明确禁止的危险活动时，如果行为过程中对别国造成严重损害，行为主体也不承当任何法律责任，对领土主权的滥用就不可防止，对受害国就会造成极大的损失。
因此，我们需要新原那么对国际法不加禁止之行为引起有害后果之国际责任重新定性。
实际上，国际损害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由它引起的国家责任是一种国际赔偿责任。
所谓“国际赔偿责任〞就是一种因特殊侵权行为而导致的损害赔偿责任。
针对国际损害行为这种特殊的侵权行为，需要根据以下三种归责来确定相应国家的责任：1. 无过错责任在行为本身为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时，行为者主观上往往无过错，但结果实际导致其他国家利益的损害。
认定行为主体有过错责任，那么受害国利益无法得到救济，有违公平原那么，加之当今的国际损害行为多为潜在高度风险的高科技领域，造成损害的因素和途径相当广泛，受害国有时很难证明行为主体存在过错。
中日国家赔偿制度比较研究的开题报告
标题：中日国家赔偿制度比较研究
背景：作为中国和日本两个亚洲大国，两国在历史、文化、经济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两国之间曾经发生了多起冲突和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伤害。
在这些冲突和战争中，双方都曾对对方进行过赔偿，因此中日两国的国家赔偿制度值得深入研究。
目的：本研究旨在比较分析中日国家赔偿制度的异同，总结经验教训，为两国的赔偿实践提供参考。
问题：中日国家赔偿制度在哪些方面存在异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两国的赔偿实践都有哪些经验教训？
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分别对中日国家赔偿制度和相关案例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
论文结构：
第一章：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问题
1.2 研究目的和方法
1.3 论文结构
第二章：中日国家赔偿制度概述
2.1 国家赔偿制度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2.2 中日国家赔偿制度的发展历程
2.3 中日国家赔偿制度的法律基础和实施机构
第三章：中日国家赔偿制度的异同比较
3.1 赔偿范围和标准
3.2 赔偿程序和监督机制
3.3 赔偿对象和金额计算方式
3.4 赔偿责任和义务
第四章：中日国家赔偿案例分析
4.1 中国向日本提出的赔偿要求
4.2 日本向中国提出的赔偿要求
4.3 典型案例分析
第五章：中日国家赔偿制度的经验教训5.1 中日国家赔偿制度的成功经验
5.2 中日国家赔偿制度的不足之处
5.3 对完善中日国家赔偿制度的建议第六章：结论
6.1 研究结论
6.2 研究贡献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参考文献。
刑事赔偿论文司法赔偿论文-浅论我国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赔偿范围和国家免责规定的完善摘要:刑事赔偿,又称刑事司法赔偿,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由国家给予其经济赔偿的制度。
它是国家赔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刑事赔偿制度的确立对保障我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现行刑事赔偿法律制度正逐渐显露出其滞后性,改革完善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提高刑事赔偿的标准,扩大刑事赔偿的范围, 重构我国刑事赔偿制度成为司法实践的迫切需求。
关键词:刑事赔偿;归责原则;赔偿范围;国家免责刑事赔偿,又称刑事司法赔偿,是指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由国家给予其经济赔偿的制度。
国家刑事赔偿制度是一项重要的人权保障制度,联合国人权国际公约对此也有所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确立了我国的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赔偿范围以及国家免责的情形。
该部法律自1995年1月1日起正式以来,对保障我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现行刑事赔偿法律制度的有关规定在设计上不合理,执行中存在着不少问题,正逐渐显露出其滞后性,改革完善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提高刑事赔偿的标准,扩大刑事赔偿的范围, 重构我国刑事赔偿制度成为司法实践的迫切需求,笔者就此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我国刑事赔偿法律现行规定(一)归责原则的规定我国没有对刑事赔偿作单独的立法,而是与行政赔偿统一规定于《国家赔偿法》之中。
《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论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摘要 2010年我国《国家赔偿法》修订后，学者热议的公共设施致害赔偿仍然没有被纳入国家赔偿体系。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目前的国家赔偿制度还不能适应公有公共设施的设置、管理实践的发展，认为采用民事赔偿是更适当的选择。
关键词公有公共设施国家赔偿救济途径一、分析外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大部分日本学者在研究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这个问题的时候，会举出1916年日本德岛游动圆木事件作为典型案例。
而恰恰在这个判例中，法院是依据日本《民法》第717条的规定来认定市政府应当进行赔偿。
大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小学管理权中所包括的对小学校舍及其他设备的占有权，不属于公法上的权力关系，只是纯私法上的占有权，且这一占有权与私人占有地位相同。
”日本在其《行政事件诉讼法》也规定，对违法行政处分所生的损害，请求赔偿之诉讼，应循通常的诉讼程序而为之。
也就是说应适用民事诉讼程序。
德国的国家赔偿制度具有一定的历史，其国家赔偿制度在世界范围看也是比较完备的。
但现在德国公民要求国家赔偿的请求权的主要依据仍然是其民法典第839条的规定。
根据德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公权力机关行使权力的技术性设施发生事故，视为公权力机关的义务损害行为而承担赔偿责任，而对违反交通安全义务、客货运输、治疗、供水及供给能源等行为则都按私法规范处理。
在这样的规定之下，德国多数的公共设施致害案件都是采用民事责任来解决的。
只有少数涉及公权利行使的技术性的设施致害，例如因交通信号灯故障导致的事故等，才会适用国家赔偿法。
德国《国家赔偿法》还规定了解决国家赔偿争议的三种诉讼途径，其第一种即是依据该法第2条、第9条以及第14条第3款的规定，金钱赔偿争议案由普通法院审理。
这意味着“国家赔偿争议案由普通法院受理的，无论所争议的标的价值的大小，均由州法院为第一审法院……具体地说，是由其行为引起金钱赔偿请求的公权力机关所在地的州法院民事庭管辖”。
我国台湾地区则明确规定以民法为国家赔偿法之补充法，“诸如损害赔偿之范围，过失相抵之原则，以及非财产上损害赔偿等项，均可适用民法之规定，使本法在适用上完整无缺，并免重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课程考试试卷（课程论文）论文题目浅议国家赔偿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课程名称国家赔偿法完成时间 2012年1月10日专业年级 2011级法律硕士（非法学）浅议国家赔偿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李启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硕士教育中心，湖北武汉 430060）摘要：2010年修订的《国家赔偿法》增加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内容，这对公权的限制以及公民人权的保护具有重大的意义，贯彻了宪法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民权利的精神，体现了法制的进步。
本文从近些年的现实案例出发，对国家赔偿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问题作一浅显而有意义的探讨。
关键词：国家赔偿法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优越性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执行职务行为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其精神损害，应承担金钱赔偿，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精神补救的义务以抚慰当事人的一种制度。
一、国家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现状我国于1995年颁布了《国家赔偿法》，这是首次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内，奠定了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基础。
六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正式建立了新中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准许侵害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和荣誉权的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2001 年3 月公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2004 年5 月1 日开始实施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这两个解释对我国民事侵权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做了一些具体的解释。
2009 年12 月26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其中，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中国现行法律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
①2010 年4 月29 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摘要：行政赔偿立法的目的在于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在行政赔偿立法中，核心的问题是确立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
政赔偿归责原则是整个行政赔偿立法过程中的基础，也是行政赔偿立法的关键。
关键词：行政赔偿归责原则；行政侵权主体；违法行为；国家赔偿行政赔偿立法的目的在于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当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侵权行为侵害时，能及时给予受害人以救济和赔偿。
在行政赔偿立法中，核心的问题是确立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
此原则一旦确立，对于确定行政赔偿的范围，行政赔偿义务主体及具体数额关系甚大。
因此可以说行政赔偿归责原则是整个行政赔偿立法过程中的基础，也是行政赔偿立法的关键。
行政赔偿制度内容相当丰富，归责原则最为重要，是构建整个赔偿制度并加以科学贯彻实施的基石。
所谓归责原则，是指致人损害的事实发生后，应依何种根据使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
侵权法上的归责原则，是确定行为人的侵权责任的根据和标准，是贯穿于整个侵权行为法之中，并对各个侵权行为法律规范起着统帅作用的立法指导方针。
一定的归责原则直接体现着国家的侵权立法政策，反映着一个国家的价值取向；一定的归责原则决定着侵权行为的分类，也决定着责任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的担负、归责条件、损害赔偿的原则和方法、减轻责任的根据等等。
行政赔偿选择何种归责原则，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选择。
如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均采取的侵权违法过错原则，英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则采取的结果原则。
而我国《赔偿法》对行政侵权赔偿采用违法原则，而在刑事侵权赔偿即对错捕、错判，则采取结果原则，即无过错原则。
按照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所能给予的行政赔偿是仅就法律明确规定范围内的行政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而不是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侵权行为负责。
作为法的一般原则，有权利即有救济，有损害必有赔偿，但在一定的特殊或例外的情况下，适用一般原则并不恰当，如因个人的原因造成自己的人身或财产损害，即让国家承担赔偿责任，显然有失公正。
国家赔偿制度论文
国家赔偿制度是一项保障公民权益的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通过国家的
赔偿来弥补因国家机关或公职人员的过错行为而给公民造成的损失。
国家
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不仅体现了国家法治化和依法行政的原则，也是
国家保护公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实质手段。
因此，深入探讨并完
善国家赔偿制度是当前法治建设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课题。
国家赔偿制度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和人身自由，使他
们免受任何侵害。
这种保护不仅包括政治和经济利益，更包括了公民的自
尊心和人格尊严。
国家赔偿制度的实施，可以通过向受害者赔偿经济损失、恢复受害者的声誉和地位、惩办责任人等方式，为受害者提供公正和补偿。
赔偿法全文各位读友大家好，此文档由网络收集而来，欢迎您下载，谢谢我国《食品安全法》中惩罚性赔偿责任论文我国《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惩罚性赔偿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它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
2016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这一规定的出台,意味着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食品安全法》中的确立。
一、《食品安全法》中确立高倍惩罚性赔偿的价值目标《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对《消法》第四十九条做出了重大突破,由增加赔偿价款的一倍升至十倍。
结合我国食品安全现状,立法者在《食品安全法》中确立如此高倍的惩罚性赔偿,隐含了其如下的价值目标。
1、高度重视公众的生命健康权利。
自古有言“民以食为天”,如果食品不安全,“天”靠不住,公民的生命、健康将被危及,如果公民的生命健康都无法保障。
则我们的国家将以何为本?高倍的惩罚性赔偿彰显了对公众生命健康权益的重视。
2、阻遇食品违法行为的发生。
如果违法行为人的预期责任成本大于其可能从违法行为中所获得的收益,并且这种预期的责任成本具有极高的实现可能性时,则可以有效阻遏违法行为。
《食品安全法》中确立的高倍惩罚性赔偿责任,一方面提高了违法行为的预期责任成本,另一方面鼓励了消费者求偿的积极性,增加了预期责任成本实现的可能性。
3、鼓励公众参与法律的实施。
公众参与法律的实施并不意味着作为平等民事主体的公民之间有互相惩罚的权力。
惩罚性赔偿虽然作用于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但最终并不是受害人有权决定是否对加害人实施惩罚,它只不过是国家提供的一种诉求的权利,要经过司法机关的认定才能成立,实际上是国家公权力对私人之间的一种干预,只不过这种干预具有诱导作用,它可以促使人们积极地行使请求权,帮助法律的实施,以填补国家公权力的疏漏。
浅议我国司法赔偿制度存在的弊端及发展对策摘要：国家赔偿法无疑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司法赔偿制度是伴随着人类社会与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而逐渐产生的。
它作为一种事后补救措施，在维护社会正义，实现法律的价值目标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及产生着不可替代的功能。
在肯定这部国家赔偿制度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而客观地看到，由于这部法律本身存在的一些瑕疵，以及社会各界对它缺乏足够的认识，导致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本文将主要从司法赔偿的基本理论入手，针对当下司法赔偿制度出现的问题，联系我国具体实际，提出完善我国司法赔偿制度的改革构想。
关键词：司法赔偿基本理论弊端发展对策一、司法赔偿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与很多法律制度一样，司法赔偿制度并非自古就有。
根据三权分立理论，司法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在解决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在内所有社会纠纷的终局地位和作用，使其更具神圣性。
任何对某一司法判决的挑战，都会影响整个判决的既判力，动摇和削弱司法权威。
授予司法机关和法官豁免权，可以保证其公正适用法律，自由做出裁判。
但是自1215年英国大宪章和1816年人身保护令以来，保障公民人身自由被确立为基本人权的原则。
这一原则主张只要不妨碍他人自由，或违反人身自由法律原则的根本目的，人身自由就不受限制。
这样，对刑事犯罪的合理怀疑而采取恰当方式对人身自由加以剥夺即为合法，但受到刑事犯罪指控而被拘留、逮捕和审判之人有权获得最低限度的保护。
由于司法行为的复杂性，“合理怀疑”、“恰当方式”和“最低限度保护”的界限经常被突破，故意或过失侵犯人身自由的司法行为时时发生。
于是，出现了英国1455年的冤狱赔偿案例、1898年德国再审无罪赔偿法和1904年羁押赔偿法。
我国法律制度源远流长，内容丰富，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为人类的政治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自1995年1月1日起实施。
国家赔偿责任规定及根据研究论文国家机关怠于履行职责的行为，即不作为行为，是否需要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怠于履行职责行为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机理是什么？如果需要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是否所有怠于履行职责的行为都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在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方面，如何划分怠于履行职责与作为侵权行为二者之间的责任承担界限？这些问题是讨论怠于履行职责行为与国家赔偿责任关系的重要内容。
一、现行法的规定宪法和法律对这个问题的规定是怎样的呢？《宪法》的规定是：“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国家赔偿法》在一般规定中明确：“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有权请求赔偿。
”上述三个立法的表述是有差异的。
《宪法》使用的是“侵犯”，《国家赔偿法》使用的是“行使职权”，而《行政诉讼法》则表述为“具体行政行为”。
就《宪法》的“侵犯”概念而言，其内容更为广泛，可以是作为行为的侵犯，也可以是怠于履行职责行为的侵犯。
就《行政诉讼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规定来看，也是可以包含作为行为和怠于履行职责的。
按照行政法学的通说，具体行政行为有两种行为形态，作为与不作为。
但是，《国家赔偿法》中使用的“行使职权”这个概念，恐怕是难以包含怠于履行职责或不作为行为的。
就行使职权的本意来说，当然必须是要行使和有行使职权的形态和形式，不行使职权，没有行使职权的形态和形式，是不能称之为“行使职权”的。
按照法律规定和理论界定，不作为行为有两种：一是拒绝，二是不予答复。
即使把拒绝行为看作是行使职权的一种形式，那么，不予答复行为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在行使职权吧？在理论上，对于怠于履行职责行为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不作为或怠于行使职权。
既然是不作为或怠于行使职权，就不能说是在行使职权，更没有行使职权的形态和形式。
难道不是吗？如果认为仅仅是概念上的分析还不够的话，我们再来看看《国家赔偿法》对于国家赔偿范围的具体规定。
《国家赔偿法》关于行政赔偿的范围规定为：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这里的“行政强制措施”、“拘禁”、“剥夺公民人身自由”、”使用武器、警械”、“行政处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等，都是作为行为，有作为行为的具体形式。
而所谓“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以及“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虽然可以涵盖怠于履行职责行为，但是，“造成”损害的前提却有“行使职权”的限制。
也就是说，《国家赔偿法》中规定的“造成”损害，只是一个后果概念，不是一个行为概念，更不是一个怠于履行职责行为的概念，行为的概念仍然是“行使职权”。
是行使职权的行为造成损害的后果，这才是《国家赔偿法》的本意。
《国家赔偿法》关于刑事赔偿的范围规定为：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
这里更为明确，“错误拘留”、“错误逮捕”、“已经执行”、“刑讯逼供”、“殴打”、“唆使”、“使用武器、警械”、“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等，全部都是作为行为，完全没有怠于履行职责的规定，甚至连预留怠于履行职责行为的“空间”都没有。
可见，怠于履行职责行为是否能像作为行为一样，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这个问题在现行立法规定中，就行政赔偿而言是不明确的，就行政赔偿与司法赔偿的关系而言是不一致的。
二、司法解释的突破和遗留的空白尽管立法对此是不一致、不明确的，但是司法解释又是怎样规定的呢？最高法院在1997年的一个有关行政赔偿的司法解释中，专门对于《国家赔偿法》有关行政赔偿范围规定中造成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造成”）进行了解释，按照这个解释，此处的“其他违法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害的，违反行政职责的行为。
这里，把“违反行政职责的行为”作为了造成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之一种，也就是把怠于履行行政职责行为列入了行政机关“行使职权”“造成”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的范围。
这种扩大解释的做法，表露出最高法院的意图：行政赔偿范围中的行政行为，不仅有作为行政行为，也有怠于履行职责行为。
四年后，最高法院在给四川省高级法院的一个批复中更加明确的指出：由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从这两个司法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几点：其一，行政机关违反行政职责的行为，属于行政赔偿范围的行为。
这种违反行政职责的行为，虽然在概念上或理论上应当可以包含行政机关积极的超越职责权限的作为行为，也可以包含行政机关消极的不履行或怠于履行职责的行为。
但是，在制度规定层面，仍然有不明确之嫌。
而在其后的司法解释中，这个问题得到了明确的解释，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确属行政赔偿范围无疑。
其二，司法解释对行政赔偿的规定，实际上是扩大解释了《国家赔偿法》有关“行使职权”行为的范围和形式，把不行使职权或怠于行使职权的不作为行为也划入了“行使职权”行为的范围，使得《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向着《宪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靠拢和一致起来。
人们愿意看到这种结果的心态，使得这些超出司法解释权限的司法解释没有受到人们的质疑和反对。
其三、抛开所有疑问不论，即使我们承认司法解释已经将全部的怠于履行职责行为纳入了国家赔偿的范围，但仍然也只是怠于履行行政职责行为而已，其中，从来没有涉及到过国家赔偿的另外两部分：刑事赔偿中的怠于履行职责和非刑事司法赔偿中的怠于履行职责，即刑事不作为和非刑事司法不作为行为。
所以，怠于履行刑事职责和非刑事司法职责行为，在《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中是没有被纳入赔偿范围的，在司法解释中也没有被扩大解释为可以纳入国家赔偿范围。
这样，同样是怠于履行职责行为，行政赔偿是承认的，而刑事赔偿则是不承认的，在非刑事司法赔偿方面，也不承认的。
同事不同理，在国家赔偿责任制度中，出现了怠于履行职责行为的不同“命运”。
这可能缺乏足够的道理。
三、怠于履行司法职责在刑事和非刑事司法方面，是否在事实上也存在怠于履行职责行为现象呢？从理论上讲，我们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司法上是否存在怠于履行职责行为，二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是否有权要求司法机关履行其职责、保护其合法权益。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我认为，国家机关怠于履行职责的行为是以法律上有作为义务为前提的，这就是法定职责的存在。
只要有法定职责的存在，就可能有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发生。
虽然相对于行政的积极功能而言，司法在整体上是消极的、被动的，但是，这种在消极与被动实际上是在启动司法裁判程序上的消极与被动，一旦司法裁判程序被启动，司法裁判的主动性和法定职责存在就是没有疑问的。
况且，在刑事赔偿方面，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主要还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监狱管理机关的行为和赔偿。
这些机关虽然也被定义为“司法机关”，但其在积极主动和法定职责方面，与行政机关的公权力是没有什么实质区别的，相反，倒是与法院的裁判司法相去甚远。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实际上涉及到私权利受司法权保护的关系。
在现行法律制度中，司法权不仅对国家承担义务，在很多情况下同时也对个人权益负有保护的义务，对国家的义务也经常是通过对个人权益的保护来实现的。
完全把对国家的义务与对个人的保护义务割裂开来的认识，是片面的和过时的，已经不适应现代法治的理念和法律制度的内容了。
例如，《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当保障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
”这种保障安全的义务，就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这些司法机关对报案人、控告人和举报人这些个人所负担的法律义务，换句话说，就是对个人承担的法定义务。
如果司法机关没有履行这种保障安全的义务，造成个人权益损害的，就是法律上的怠于履行职责和应当承担因此怠于履行职责行为产生的赔偿责任。
又例如，《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案件，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
”虽然法律在这里规定的是法院“可以”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而不是法院“必须”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也就是说，这是法院的裁量权。
但是，法院的裁量权也必须是正确和正当行使，司法裁量权从来就不应当是可以“随心所欲”的和不可捉摸的。
如果法官受到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诱惑，故意不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一方当事人因此而转移或者藏匿了财产，致使法院的判决成为了“一纸空文”，原告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得保障。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恐怕不能仅仅认为只是法官对国家义务的懈怠而完全忽视了当事人权益的保护职责。
在实践中，司法领域存在的腐败和滥权现象，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严重的。
其中，怠于履行职责行为就是一种主要手段。
以司法、法院、法官应当具有的独立、公正来抹杀或取代事实上存在的违法、滥权、渎职、怠于履行职责等，实际上是在回避我们面对的现实。
这种认识和制度既不客观，也不公正，更不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所以，刑事和非刑事司法方面的国家赔偿范围，除了《国家赔偿法》中规定的部分作为行为外，还应当包括怠于履行职责行为。
只是，这些属于司法方面的怠于履行职责行为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范围，不是全面的和不受任何限制的，而是应当以法律规定司法（同时）对个人权益有保护义务和个人对司法有要求保护的权利为范围界限。
四、怠于履行职责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机理怠于履行职责行为也要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其中的机理又是什么呢？我们在法律上把怠于履行职责视为行为的一种形态，与作为行为相并列。
但在事实上，怠于履行职责行为根本就没有实施任何行为。
这种没有行为的行为实际上只是法律的一种人为拟制，是法律为了解决权利保护和责任承担等问题而设计出来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