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弱化的因素与对策——以汶川大地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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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慈善组织看我国慈善事业的不足及发展建议作者:谢霓来源:《海峡科学》2010年第09期[摘要]汶川大地震后,我国的慈善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当然也暴露出慈善事业的诸多问题。
该文以慈善组织为切入点观察慈善事业的发展问题,同时介绍和借鉴其他成熟慈善组织的运作经验和慈善理念,如美国的纳税“劝捐”和香港的“小政府,大社会”都极富借鉴意义。
并根据该文已分析的慈善事业中有关慈善组织的问题,尝试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建议和指明适合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慈善事业慈善组织基金会公信力监管慈善的发展是现代文明的发展成果,也是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杠杆,更是温暖满人间在法治社会中的重要标志。
慈善在现代社会不再是同情心的偶然发作,也不再是富人所背负的道德枷锁,它已经成为一种事业。
它通过合法的社会组织,以社会捐献的方式,来实现和保障整个社会民众的的基本生存权利。
现代慈善事业与传统慈善活动相比,出现了捐献者与受助者走向分离,但是这与政府的征税再用之于民不同,它是传统直观的人与人之间的想互帮助的复杂化,也带来了救助范围和种类的扩大化和多样化。
慈善组织充当了中介体,这是社会分工与提高效率的必然结果,这种中介体的出现使捐献者与受助者在一定条件下分离,使他们在心理、人格方面的不平等得到严格的控制,捐献者少了高高在上的施舍者色彩,受助者少了处于落魄地位的羞耻感与报恩的负担。
所以慈善组织的出现是现代慈善的重要标志,更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是将会被永远记录的灾难性悲剧,这个事件充满了泪水与痛苦,但同时多难兴邦,这个事件不仅仅展现着当代中国的社会进步,彰显着人性的光辉,更促进了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成为我国完善慈善制度尤其是慈善捐赠制度的契机。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慈善事业开始了在萌芽阶段之后较为迅速的发展,也得到了社会各界非普遍关注。
其中广大志愿者的不远万里奔赴支援,广大企业的亲自前往捐款送物,“捐款门”事件的关注程度,不仅表现着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同时也暴露出了中国慈善捐赠方面的诸多问题。
我国救灾程序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汶川地震为例摘要: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我国自然灾害的发生越发频繁,这对以政府为领导,NGO和其他社会组织为重要补充的紧急救援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其不断提升应急力和判断力。
以下将以2008年汶川大地震为例,重点介绍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政府展开的救援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同时对NGO和相关媒体的行动也作出大致概括。
关键词:救灾现状特点问题汶川地震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立刻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开展紧急救援工作,在救援中及时信息公开,减少了民众的恐慌,让灾区的损失降到最低点。
同时在这次救灾过程中,民间力量也活跃其中。
这三者在地震后的相互协调配合,构成了灾区紧急救援的整体行动。
1.政府的应急管理在地震发生后,政府迅速组织人力物力,开展救援行动。
具体来说,其行动主要有以下特点:1.1反应及时①信息发布迅速。
政府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向公众公布消息。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地区发生7.8级地震。
14时46分29秒,新华网便将该消息发布出来、,随后在中国政府网也相应公布。
②决策指挥快。
地震发生后,胡锦涛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温家宝总理也赶赴灾区指导救灾工作。
12日下午,中国地震局新闻发言人张宏卫也通报,中国地震局已启动一级预案。
这些都是在地震发生两小时内作出的决议,有效迅速的决策为将损失降到最低提供了可能,尽可能地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③救援快速展开。
地震发生13分钟后,军队应急机制便全面启动,解放军和武警全面出动展开救援行动。
截止5月13日上午7:56分,参加抗震救灾的人民子弟兵已过万人,另外成都军区调派民兵预备役万余人。
我国军队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展开救援,为灾区人民赢得了宝贵的生还时间。
1.2应急预案全面启动,协调有序①全面启动预案。
地震发生后,国家地震局迅速启动一级应急预案,国家减灾委也紧急启动二级救灾应急响应。
公益慈善组织社会信任危机根源与对策作者:刘慧凤来源:《财会通讯》2013年第07期2011年6月,郭美美网络“炫富”引发慈善界地震,此后上海红十字会“餐饮发票门”、无锡尚德公司向中华慈善总会捐赠引起“尚德门”、河南“宋基金”内幕等被披露,将公益慈善机构推向风口浪尖,越来越多的慈善机构和慈善捐款去向被质疑。
公益性捐款的数量迅速下降,这反映了公众对公益机构的信任危机,暴露了公益事业的制度缺失,彰显重塑公众信任的紧迫性。
一、公益慈善组织信任危机成因:会计作为信任机制的缺失(一)会计是一种构建社会信任的机制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是经济人的合作组织。
古典经济学将社会主体行为特征定义为理性,经济学家通过大量实验发现:对人类而言,理性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即使是精神病人也会在选择消费品的实验中表现出理性行为,即对必需品无价格弹性,奢侈品需求有价格弹性。
所以现实中行为主体虽然存在非理性行为,但行为逻辑的主体是理性行为。
简森和麦克林(1994)将经济人的概念进一步具体化为三个要素:聪明狡诘、权衡比较、最大化,并认为,聪明狡诘指个人具有非凡的创造力,能够洞察环境的变化,预见可能的后果和可能的行动机会,并作出选择和反应。
权衡比较是指理性人会在各种偏好和追求中进行权衡,并愿作出选择和替代。
最大化是指个体总在各种限制和约束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公司是经济人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合作组织,会计是组织的利益相关者合作的基础。
资本市场投资者、银行敢于将自己资金投入到一个公司,股东能够委托经理人进行经营管理,其中重要前提是会计的存在。
会计在会计准则的约束下,通过对公司经营过程和结果的连续核算与定期报告生成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监督确保会计信息可靠性,会计信息披露减少了契约各方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有利于抑制受托人的道德风险,避免市场出现逆向选择现象,从而为各方合作提供了一个沟通的信息基础,营造了公司组织的信任机制。
所以,会计促成各有追求的契约参与人(经济人)在特定组织下相互合作,形成一种扩展的人类秩序,体现了会计是具有社会价值的专业技术活动,会计是建构利益相关者社会信任的机制。
慈善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慈善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慈善事业的发达程度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慈善事业可以有效弥补政府社会保障之不足,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之一。
但由于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比较晚,加上人们的慈善意识淡薄,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不合理定位以及慈善组织力量的弱小,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比较缓慢。
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慈善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是慈善法律法规建设滞后。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规范慈善事业发展的综合性的《慈善法》或《慈善事业促进法》等基本法律。
慈善公益组织制度、财务制度以及机构的活动领域、募捐款项、救助项目开发等方面都缺乏相应的法规依据。
即使已经颁布的涉及慈善事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也比较零散笼统且难以得到落实。
事实上,不完善的管理慈善事业的法律法规已成为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桎梏。
二是慈善组织行政性倾向严重。
慈善组织是在行政需求下建立的。
改革开放后经济改革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转型,导致社会各种矛盾突现,而有限的财政无法为所有社会成员缓解社会风险,这时政府不得不寻求第三部门的帮助。
而当时社会力量比较弱小,社会组织不够发达,当时几乎没有慈善组织。
政府只能从内部分化出慈善组织,以便以合法的手段获取慈善资源。
我国大部分慈善组织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半官方的组织。
因而,我国慈善组织受到政府严格的控制。
在登记管理上,实行“分级登记,双重管理”制度,抬高了慈善组织的“准入门槛”,限制了慈善组织的活动范围和领域。
在慈善组织运作过程中,慈善组织接受政府的财政拨款和人事任免,慈善组织的大部分领导是政府部门的离退休干部,极容易造成组织的官僚化,效率低下。
三是慈善组织公信力较低。
我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是很低的,中国社会并不缺少善心,缺少的是对公益组织的信心,这是国际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对中国公益事业做出的评价。
我国慈善机构的决策权往往集中在几个领导手中,缺乏必要的内部监督机制,慈善机构理事会形同虚设,不能发挥应有的决策作用。
我国慈善组织监督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我国慈善组织监督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的多数条款都涉及到慈善组织这一概念。
总体来说,慈善组织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系统完善的监督管理制度的约束。
目前来看,慈善组织监督管理制度在慈善文化氛围并不浓厚的环境下存在着立法不完善、政府作用未合理发挥以及慈善组织自身发展不合理的问题。
对于慈善组织的有效监管要在重视和尊重慈善的法律环境条件下,从健全法制开始,做好与政府慈善工作的衔接,并且需要慈善组织自身的努力来完善其内部的监督管理制度。
只有采取由内而外的监督模式,才能实现我国慈善组织的健康、科学发展。
关键词:慈善组织;监督管理;问题;对策一、慈善组织监督管理概述(一)慈善组织的概念2016年3月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了《中国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该法在2016年9月1日开始施行。
根据该法规定,我国慈善组织是指依法成立,符合本法规定,以面向社会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组织。
此外,慈善组织可以有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等不同的组织形式。
(二)监督管理体制及其法律关系慈善监督管理体制是指慈善主体依法使用各类监管方式、方法对慈善组织、慈善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形成的制度体系,包括慈善监管法制、慈善监管主体、慈善监管方式、慈善监管内容几个方面。
首先是在慈善监管主体方面,政府和利益相关者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
政府以行政权力作为依托,具有权威性,因此其监管也具有执行力。
其次是在慈善监管方式中,随着政府逐渐由管理职能向监督职能的转变,当今政府对慈善组织全面,适度,有效的监督显的尤为重要。
利益相关者一般包括捐助者、受助人及社会公众,其进行的监督方式比较直接。
无论是捐助人、受助人还是社会公众,其都出于对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或者社会公益的维护,在法律保护下,积极的对慈善活动和组织进行合法有效的监督。
最后是在慈善监管内容中,各方慈善监督管理主体围绕着慈善资源的分配和使用进行不同的监管。
论我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危机与重塑摘要: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慈善事业发育程度的重要指标,是慈善组织的生命所在。
慈善事业以自愿和信任为基础,其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慈善组织自身的建设与能否获得公众信任。
然而,“郭美美事件”、“尚德诈捐门”、“中非希望工程”等一系列负面事件致使我国的慈善组织陷入了极其严重的公信力危机,其对中国慈善事业造成的致命伤害一直未见好转。
慈善组织挽回公信力的关键,是加强组织自身的规范制度性与自律性,完善多方监督机制,加快相关法律建设。
关键词:慈善组织;公信力;危机一、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内涵与现状1.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内涵所谓公信,“公”即公众;“信”即信用、信任、信赖。
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就是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程度或慈善组织赢得公众信任的能力[1]。
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是其行为能力的基础,是慈善事业的生命线,体现着慈善组织的宗旨、价值观、诚信和服务水平等,同时也是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一种评价,是公众满意度和信任度的反应。
相关研究表明,捐款数额与社会公信力呈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即公众基于对慈善组织运作能力与诚信品质的信任,才将财富转交给它。
2.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现状目前我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极度下降,受到了各种事件的严重影响。
“郭美美事件”过后,新周刊曾发起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有82%的网友表示不会再给红十字会捐款,15%的人表示待账本查清、每笔捐款去向公布后再作决定,仅有2%的网友表示会继续捐款。
据2012年6月28日发布的《2011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核心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款物捐赠总额约845亿元,占中国GDP比例为0.18%,人均捐款62.7元。
捐赠总量较2010年相比下降18.1%。
从接收捐赠主体来看,红十字会接收社会捐赠约28.67亿元,占全国捐赠总量的3.4%,同比减少59.39%[2]。
2011年度的捐赠总量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很大的原因还是在于“郭美美”系列事件引发的慈善透明度问责风暴,蔓延半年有余,对公众的捐赠热情确实产生了消极影响。
关于提高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对策分析[摘要]面对我国慈善组织监管不到位、公信力不断下降等现象,本文提出具体改善措施,争取营造更为良性的慈善组织运行模式,为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扫清障碍,提供助力。
[关键词]立法规制透明性法律对策[中图分类号]D6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6-0025-02一、我国古代与近代时期慈善事业的主要发展道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孔子就提出了当政者应该施行仁政,他明确地主张作为弱势一方的民应该得到君王的体恤,获得政府的各种福利和救济,毫无疑问,这是中国慈善理论的一大基石,唐朝末年便是典型的例子,由于唐朝前期文化交流的繁盛,再加上安史之乱影响,佛教慈善事业开始蓬勃发展,后世有诗“南朝四百八十寺”是以为证,然而这种发展导致许多农民弃田出家,逃亡为僧。
实力日益庞大的佛教慈善组织难免冲击到封建制度下中央集权的统治权威。
因而不可避免的,本来由佛寺等民间性质的机构所倡导的慈善组织的管理工作变相地成为政府加强其影响力和控制力的工具,更为直接的说,慈善组织成为了当政者思想上的统治工具。
在这种模式下,慈善组织的所有花费和开销由政府承当,其主要管理人员也是通过政府专门制定委派而产生的,政府摇身一变,从幕后走到台前,掌握了慈善组织的主要话语权。
这种发展模式在后世的沿袭下不断发展并日趋成熟。
有资料记载,有宋一代,统治者为了统治需要,通过各种制度设计出一套完整的社会救济模式,来适应各个阶层人民的福利需求。
虽然其目的最终是为了维护阶级统治,但依旧不得不承认的是,由政府来掌控慈善事业的命脉已经得到公认,并且日益完善,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
清朝末期,鸦片战争爆发,一系列社会变革由此开始,由于处于连年征战、天灾人祸的特殊时期,各个时期的执政当局没有限制的人力物力发展慈善事业,这样一来,到了民国,慈善的主要形式开始了从政府承办转向社会团体举办的质的飞跃。
从体制层面观察中国慈善事业信任危机摘要:四年前发生的汶川地震中,慈善组织所发挥的作用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然而,正值难得发展机遇期的中国慈善事业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其中尤以中国红十字会为甚,其折射出的官民分割的慈善事业二元体制所带来的问题极具典型性,而管理体制的错位是当下红十字会信任危机频现的重要根源之一。
本文从管理体制角度出发,结合红十字会在汶川地震救灾实践中反映出的问题,尝试分析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之根源以及解决之策。
关键词: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管理体制慈善组织1.慈善组织的定义之再探讨先前学术文献中,慈善组织之定义已得到较为充分的阐释与论证。
此处再探讨,主要从文意、学理、法理三个角度进行探讨,层层递进,以求在更广范围内厘清慈善组织的本质。
从文意的角度看,慈善组织即以帮助弱势群体、提升社会福祉为职责的社会组织。
从学理的角度看,慈善组织属于独立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第三部门。
而从法理的角度上,“社会组织”这一组织类别与国际学理上定义的第三部门较为接近。
我国民法根据组织形式又将其细分为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并且根据这个分类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来相应地进行分类管理。
以社会团体为例,其又可分为专业型团体、学术型团体、行业协会和慈善组织等。
但如此依照大类划分开展管理工作,较易导致慈善组织管理上的法律漏洞。
根据中国慈善组织透明报告对公益慈善组织的抽样划分,从法律定义上看,我国现有的各类慈善组织在上述的三个类别中都有涉及。
这一尴尬现状提示决策者应针对慈善组织给出专门的定义和管理办法。
总之,虽然在慈善组织在法理意义上的定义尚不够明晰,但是学理的定义更贴近慈善组织之本质:即建立在成员自愿的基础上,以慈善救助和人道帮扶为目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
其本质即独立于政府和市场的第三部门。
2.国内慈善组织面临的管理体制尴尬―以红十字会为例中国红十字会始建于日俄战争中的1904年,到今天已经拥有完整庞大的分级组织机构和可观的会员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