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环境规制中利益主体的互动及其代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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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原毅军;苗颖;谢荣辉【摘要】By employing panel data of China's 30 provinces during the period of 1999 to 2011 , this paper applies DEA model , to measure the efficienc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 Further we use the panel data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 The results show that during 2000 to 2011 , the efficiency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anifests a gradually increasing trend with some fluctuations . Especially after 2006 , this increasing trend tends to be steady . When it comes to the regional level and provincial level , there shows a large difference . The results of panel data regressive analysis indicate that there are many influencing factors which would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efficienc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 Specifically ,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FDI are both posi-tive factors , whil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tensity and education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efficiency .%本文选取1999~2011年中国30个省份的相关面板数据 ,首先运用DEA模型对中国环境规制的绩效进行了测算 ,继而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规制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表明 :2000~2011年间 ,全国样本的环境规制绩效虽有波动 ,但总体呈逐年增长趋势 ,特别是2006年以后 ,增长趋势趋于稳定 ;就区域和省际层面而言 ,则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面板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 ,影响环境规制绩效的因素较多 ,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促进环境规制绩效提高的积极因素 ,而环保力度和受教育水平则不利于规制绩效的提高.【期刊名称】《工业技术经济》【年(卷),期】2016(035)001【总页数】6页(P92-97)【关键词】环境规制绩效;DEA模型;Malmquist指数;人均GDP;FDI;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受教育水平【作者】原毅军;苗颖;谢荣辉【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大连 116024;大连理工大学,大连 116024;大连理工大学,大连 11602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424.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生态环境保护与代际公平的关系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上,生态环境的保护已经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议题。
而其中,代际公平的概念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那么,生态环境保护与代际公平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紧密的关系呢?首先,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是代际公平。
简单来说,代际公平指的是当代人与后代人在资源利用和环境权益方面的公平性。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在使用资源、享受环境带来的好处时,不能损害后代人使用资源和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
生态环境保护对于代际公平的实现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包括空气、水、土壤、森林、生物多样性等等,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如果我们在当代过度开发资源、破坏环境,比如过度砍伐森林导致水土流失、大量排放污染物使得空气质量恶化、过度开采矿产资源造成资源枯竭,那么未来的世代将面临资源匮乏、环境恶劣的困境。
他们可能无法享受到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源,也可能因为资源短缺而难以维持正常的生活和发展。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如果我们只追求眼前的经济增长,而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那么这种发展模式必然是不可持续的。
短期内,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但从长远来看,会给后代人留下沉重的负担。
比如,一些地区为了发展工业,大量引进高污染企业,虽然在当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却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使得后续的治理成本极高,甚至有些损害是无法修复的。
这样一来,后代人在发展经济时,就不得不花费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来解决我们这一代人留下的环境问题,从而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机会和空间。
生态环境保护也是保障代际公平的道德责任。
作为当代人,我们有责任为后代人留下一个美好的世界。
我们不能仅仅考虑自己的利益和需求,而应该以长远的眼光看待问题。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把地球的资源消耗殆尽,把环境破坏得无法恢复,那么我们将如何面对子孙后代的质问?这种行为不仅是对后代人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亵渎。
为了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代际公平,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 代际公共品供给视角下的环境规制研究] 代际视角摘要:从代际维度看,环境规制的成本主要发生在当代,其影响却超出了一代以上人的范围,因此,环境规制不仅是一种一般性公共品的供给,也是一种代际公共品的供给。
由于环境规制的成本与收益在代际间的不对称,通常具有正的代际外部性,因而在现实中往往出现供给不足的趋势。
关键词:代际公共品;环境规制;代际外部性:F062.6 :A :1003-3890(xx)05-0017-04一、问题的提出环境保护不仅是直接关系到当代人的生存与发展的代内问题,也是涉及到后代人生存权利与切身利益的代际问题。
我们不是大自然的最后一代子孙,“我们不只是继承了父辈的地球,而且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
”因此,我们应当尽可能地降低人类__ 发展的资源成本和环境代价,以保证我们自身及后代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
环境规制是一个复杂的现实问题,有效的环境规制的实现需要政府、企业和公众等多方面的合作。
从代际维度看,环境规制的成本(包括政策制定成本和执行成本)主要发生在当代,由当代社会的政府、排污企业和其他公众负担,而环境规制的影响却超出了一代以上人的范围。
因此,环境规制绝不仅仅是一种一般性公共品的供给,它也是一种代际公共品的供给,当代的政府、企业和其他公众都是环境规制这一代际公共品的供给主体。
严格意义上说,代际公共品发生效用的“时滞”较长,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将很难清楚地界定时间上的代际关系。
但是,在具体意义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可以人为地以等量的时间划分作为代际划分的依据,可以将“代”定义为n 年,在本文对环境规制问题的研究中,以人口学意义上的“代”作为衡量时间的单位,即每10 年成为一个代际关系。
二、代际公共品供给理论的发展Todd Sandler (1976)和Kerry Smith (1978,1982)等人首先提出代际公共品的概念,即代际公共品是在代际间分享的公共品,例如国家公园、高速公路等[1]。
我国环境规制的失灵及治理一、基于治理结构、行政绩效、产权安排与环境治理失灵的分析我国环境规制的主体是国家环保部及地方的环境管理部门。
政府进行环境规制的主要目的在于纠正企业、组织和个人行为给环境所带来的外部性。
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多元、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
它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日益多样化的政府组织形式下保护公共利益,如何在有限的财政资源下以灵活的手段回应社会的公共需求[2]。
威廉姆森在《治理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和意义》中将治理概括为一种组织制度设计,其功能是用来弱化组织内部某种冲突,减少交易成本,进而使组织处于有效运转状态。
环境的治理结构不仅包括环境规制机构内部权力的运作关系,也包括环境规制机构外部的权力关系。
具体来说,环境的治理结构体现了环境规制机构内部组织关系以及环境规制机构与企业、公民的组织关系。
我国环境规制机构包括中央环境管理部门和地方各级环境管理部门。
1982年中央的环境保护局还只是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下属的机构,直到1988年,国家环保局从原国家城乡建设环保部独立为国务院直属局。
1993年,升格为副部级直属局。
1998年,升格为正部级直属局,更名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8年环境委员会和国家环保局统一到环境保护部,从而使中央环境保护部直属国务院,环保部门由政府直属机构进入”内阁”序列,并被赋予环境政策、规划和重大问题方面更多的统筹、协调职责,使环境保护部门参与宏观决策能力得到了加强。
但是相对于其他”强势部门”来说,其在决策中的话语权和统筹协调能力方面还处在相对的弱势地位。
而且我国的环境规制体制是双重的管理体制,容易造成权力分散、功能弱化:一是中国的地方各级环保管理机构在业务上受国家环保部的领导,但是作为一个职能部门,其真正的管理领导权属于本地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各地环保局的人事任免和财政来源都完全依赖各地政府。
地方环境规制中利益主体的互动及其代际影响摘要:地方政府及其辖区内的利益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地方环境规制的实际效果,关注地方环境规制过程中相关利益主体的选择与互动,探讨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有效对策,有利于防止地方政府环境规制行为的扭曲和失灵,是实现环境资源配置的代际公平的现实要求,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地方政府排污企业社会公众代际环境规制一、问题的提出环境保护,不仅是关系到当代人的生存与发展的代内问题,也是涉及到后代人生存权利与利益的代际问题。
我们应当尽可能地降低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成本和环境代价,保证我们自身及后代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
地方环境规制主要指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公众的环境权,依照国家相关的法律制度和行政政策对企业环境污染行为的管理和监督,是政府规制的一项重要内容。
地方政府及其辖区内的相关利益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最终实际效果,也决定了社会整体性的环保目标能否最终得以实现。
因此,关注地方环境规制过程中,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选择与互动,探讨地方环境规制的有效对策和建议,是我们打破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困局的迫切要求,也是实现环境资源配置的代际公平,维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代际的维度考虑,环境规制的实现成本(包括政策制定成本和执行成本)主要发生在当代,由当代社会的政府、排污企业和其他社会公众负担,而环境规制的实际影响却跨越了一代以上人的范围。
因此,环境规制绝不仅仅是一种一般性的公共品的供给,它也是一种代际性质的公共品供给,——其成本分担于当代的政府、企业与公众之间,而收益却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外溢性,后代人虽然没有对环境规制的执行支付费用,却可以无偿地消费环境规制所产生的正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当代的政府、排污企业与社会公众作为环境规制的供给的成本负担者,都是环境规制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
环境规制本身有着显著的成本与收益的代际间溢出,因此决定了地方层面的三方利益主体在供给过程中将有相应的策略选择,而三方利益主体的这一互动,又对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过程产生了反作用,最终影响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代内和代际效果。
多元主体协同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创新与路径1. 引言1.1 概述在当今社会和经济发展中,随着科技进步和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产业结构也日益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点。
随之而来的是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与协同成为推动生态产品创新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多元主体包括企业、政府、非营利组织以及个人等各种相关利益相关者,他们通过共同合作与协调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风险共担以及价值创造。
因此,深入研究多元主体协同对于推动生态产品创新和提高其价值实现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1.2 背景过去的几十年中,生态产品已经成为许多行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生态产品不仅仅满足消费者需求,还通过整合各种资源和参与方对其进行适应性创新和演进。
然而,在传统的生态产品开发模式下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资源分配不均衡、信息不对称以及单一主体无法满足复杂需求等。
这些问题阻碍了生态产品的进一步改进和发展。
1.3 研究意义在当前经济和社会环境下,多元主体协同对于生态产品创新和价值实现机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研究多元主体协同能够揭示各参与方之间合作、协调和决策的模式与机制,从而为生态产品创新提供理论指导和可行路径。
此外,通过探索多元主体协同对生态产品创新的影响,可以引导企业和组织在实践中更好地把握合作伙伴选择、关系管理以及风险控制等关键要素,提高整体效能和效益。
综上所述,本文旨在通过深入研究多元主体协同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创新与路径,探讨其对生态产品创新的影响,并总结出相关研究成果与启示,以期为未来工作方向提供参考。
2. 多元主体协同的定义与重要性:2.1 多元主体的概念多元主体是指在一个生态系统内涉及的各种不同类型和性质的个体或组织。
这些多元主体可以包括企业、社会组织、政府机构以及个人等。
它们以不同的角色和职能参与到生态系统中,共同为实现特定目标而合作与协调。
2.2 协同合作的价值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具有重要的价值,因为通过集思广益和资源共享,能够促进创新的产生,并且有效解决复杂问题。
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1.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深入探讨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环境法规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一种手段,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越来越大。
本文首先界定了环境规制的概念,分析了环境规制在我国的实施背景。
随后,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探讨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
在理论上,本文基于外部性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了环境规制对资源配置、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影响。
实证上,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以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考察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本文还考虑了环境法规对不同地区和行业影响的差异。
本文提出政策建议,为政府制定环境监管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2.文献综述环境法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学、环境科学和公共政策等多个学科。
在经济学理论中,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外部性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和政府干预理论来解释。
外部性理论强调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主张通过政府监管将环境成本内化。
公共产品理论从环境资源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角度探讨了政府管制的必要性。
政府干预理论侧重于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特别是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
在国际上,对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环境规制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
研究表明,适当的环境法规不仅不会阻碍经济增长,而且可以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例如,Porter和Linde(1995)提出了Porter假说,该假说认为合理的环境法规可以刺激企业的创新,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竞争力。
在中国,关于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相关研究迅速增加。
国内学者主要关注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政策有效性的评价。
例如,张晓亮等人(2012)发现,环境法规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作用在技术密集型行业更为明显。
环境规制与企业行为间的关联机制研究一、概述随着全球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人类对环境保护意识的逐渐提高,环境规制已成为政府和企业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又称环境管制或绿色政策,是指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以规范企业行为,减少环境污染,从而达到保护生态环境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在这一过程中,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其经营活动与环境保护紧密相连。
研究环境规制与企业行为之间的关联机制,对于深入理解环境规制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以及如何制定更加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将从企业行为的角度出发,探讨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的创新、竞争力、社会责任等方面,并分析企业在面对环境规制时应采取的策略。
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期望能够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有益的参考,共同推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发展。
1. 背景介绍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企业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大量的环境污染物,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各国政府纷纷出台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措施,对企业进行监管和约束。
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往往会忽视环境保护,导致环境规制与企业行为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本文将探讨环境规制与企业行为之间的关联机制,以期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在全球范围内,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已成为制约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每年有700万人因环境污染导致的疾病和死亡。
环境污染还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全球气候变暖等一系列生态问题。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各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环境问题,需要通过政府干预来保护环境。
环境规制政策成为政府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
环境规制是指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法律、法规、标准等政策措施,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限制和引导,以实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环境规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资源配置、技术创新、市场竞争力等多个方面。
《多元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出路》篇一一、引言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逐渐加强,环境治理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焦点。
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上,多元主体参与环境治理成为了必然趋势。
然而,由于多种原因,多元主体参与环境治理过程中仍存在诸多现实困境。
本文将就这些困境进行深入分析,并探讨相应的出路。
二、多元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现实困境1. 政府主导,其他主体参与度不足当前环境治理中,政府依然是主导力量,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责任感不强,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公众参与度有限。
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政策引导,很多企业和个人在环境保护方面缺乏积极性和责任感。
2. 信息沟通不畅,协作机制不健全多元主体参与环境治理需要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社会公众等多方协同作战。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各主体之间的信息沟通不畅,协作机制不健全,导致治理效率低下。
3. 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诸多问题。
如法律法规的执行力不足,违法成本较低等,导致一些企业和个人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遵守意识不强。
4. 资源投入不足环境治理需要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投入。
然而,由于资源投入不足,导致一些地区的环境治理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三、多元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出路1. 强化政府引导作用,激发多元主体参与积极性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和激励机制建设,激发企业、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参与积极性。
通过制定优惠政策、提供资金支持等措施,鼓励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环境治理。
2. 完善信息沟通机制,加强协作建立完善的信息沟通机制,加强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公众之间的沟通与协作。
通过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信息资源的互通互享,提高治理效率。
3.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加大执法力度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提高违法成本。
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通过法律手段保障多元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合法权益。
4. 增加资源投入,提高治理能力政府应加大环境治理的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