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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期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演变引言：郡县制的由来郡县制是古代中央集权制在地方政权上的体现。
春秋初期，秦、晋、楚等国往往在新兼并的地方设县。
县与卿大夫的封邑不同，是直接隶属于国君的地方行政区域，有利于国君对边远地区的统治。
春秋中期以后，设县的国家增多，有的在内地也设置了县，县开始成为地方行政组织。
春秋末期，有的国家又在新得到的边远地区设置了郡。
这时的郡，虽然面积比县大，但是由于偏僻荒凉，地广人稀，地位却比县低。
进入战国后，郡所辖的地区逐渐繁荣，人口增多，于是在郡的下面分设了县。
战国时期，各国先后在边地和内地设置了郡县，产生了郡统辖县的两级地方行政组织。
至此，郡县制开始形成。
西汉前期，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上郡国并行，这也是当时形势使然。
汉高祖刘邦为了维护刘氏家族的统治，耗尽后半生余力，方将异姓王除去，但他同时又大封同姓诸侯王，为后来的诸侯王叛乱埋下了祸根。
经过文景武帝等人的削藩努力，到汉朝中期终于确立了郡作为中国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主体地位。
并且这种地方和中央的行政权力的分野，作为一种政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汉初发生了哪些地方和中央的政治斗争，后来的文景武帝又为了削藩做了哪些努力，这种郡县制和侯国制之间权力的消长说明了什么。
以及这样的结果对后世有哪些影响，是本文所力图加以描述的。
一、西汉初期的政治形势及斗争西汉建立之初，刘邦先后分封了七个异姓王。
这七个异姓王分别是汉二年封的韩王信，汉四年受封为楚王的韩信、被封为淮南王的英布以及赵王张耳（死后由其子张敖继任），汉五年封的梁王彭越，燕王臧荼，以及长沙王吴芮。
“这七个异姓诸侯王的封地占当时汉朝疆域的一大半，太行山以东原六国旧地只有齐国的地方还属朝廷，其他最富庶的地方都在诸侯统治之下。
”[①]当时全国有60多个郡，而汉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只有15个郡。
加上有的诸侯重兵在握，不受朝廷约束，这些诸侯国的存在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
分封异姓王本来就非刘邦所愿，所以从分封之日起，刘邦就在策划如何一一消灭。
地方行政制度的演变一、夏商周地方行政体制1、行政建置《尚书·酒诰》称：“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
”《国语》云：“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
形成“五服”制度。
《周礼·夏官·职方氏》载，王畿之外，有所谓：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
“九服”制度西周的地方行政体制，实行外服诸侯（九服）体制。
中央设卿事寮负责处理诸侯的政务；通过命卿制度加强控制地方。
《礼记·王制》“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
”“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
”“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
”加强对地方的管理。
2、中央与地方关系诸侯都接受王朝的封号爵位，奉王或天子为共主。
诸侯向王室履行义务：第一，诸侯需要定期朝觐王或天子，或应召参加盟会；第二，奉命征伐，藩屏王室；第三，应召到王朝任职；第四，向王室纳贡。
总之，三代，王（天子）的直辖区和诸侯国都是各有其主的统治实体。
诸侯封君“各君其土，各役其民……名为天子之守臣,而实自据为部落”。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以王室（共主）与诸侯国之间松散的联盟形式出现，属于封国式的地方分权。
二、秦汉地方行政体制1、行政建置（从郡县制到州、郡、县三级制）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约1000个县。
郡设守、尉、监御史汉实行“郡国并行”制，又封二十等列侯，侯国相当于县。
封给皇后、公主等的有“汤沐邑”，邑相当于小县。
公元2年，共有郡国103，辖县1587个（《汉书·地理志》）秦朝以内史掌治京师。
汉承秦制，汉景帝时，分置左右内史。
武帝时右内史更名为京兆尹，左内史更名为左冯翊。
景帝时还将秦时的主爵中尉更名为都尉，武帝时更名为右扶风，与京兆尹、左冯翊共称“三辅”，同居长安城中，负责管理京师及其附近地区。
汉代州的形成及发展：中央派丞相史去“刺察”地方，把全国分为十三部州。
刺史以“六条问事”监察郡国。
“刺史班宣，周行郡国，审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