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行业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和社会支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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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归属感社会认同与归属感是个体在社会中建立联系、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重要因素。
对于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来说,社会认同与归属感的建立尤为关键。
本文将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文化认同、劳动经历以及互动关系等方面探讨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和归属感,并探讨促进其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途径。
首先,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是农民工社会认同的重要基础。
农民工作为城市劳动力的重要来源,占据着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一角。
然而,由于农民工的身份背景和雇佣形式等因素,使得他们在社会地位上存在一定的不平等。
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往往导致农民工在社会中获得的认同感有限,因此,提升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为他们争取应有的权益,是提升他们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基础。
其次,文化认同对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归属感具有重要影响。
农民工因为来自农村,往往在城市中面临文化差异和环境压力。
为了融入城市社会,他们需要逐渐适应城市生活的文化特点。
同时,保持对自己农村文化的认同也是农民工建立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
因此,社会应该重视农民工的文化需求,提供相应的文化支持和教育,帮助他们巩固自身的文化认同,从而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农民工的劳动经历也是他们社会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民工经历了艰苦的劳动,为城市的建设和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些劳动经历不仅是他们个人的历程,也是他们对社会的付出。
社会应该重视和尊重农民工的劳动经历,通过建立劳动保障机制、提供工作机会和培训等方式,使农民工感受到社会认同和支持,增强他们的归属感。
最后,农民工在城市中的互动关系对于他们的社会认同和归属感具有重要作用。
农民工往往面临着较少的社交机会和社会网络,这会给他们的社会认同和归属感带来一定的困扰。
因此,城市社会应该加强对农民工的关怀和支持,帮助他们拓展社交圈子,获得更多的社交资源。
同时,这也需要农民工自身积极参与社交活动,主动融入城市社会,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
综上所述,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归属感是建立在改善农民工社会地位、促进文化认同、重视劳动经历和加强互动关系等因素基础上的重要问题。
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社会认同与地位提升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社会认同与地位提升近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农民工成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
然而,长期以来农民工在社会地位上的较低认同和有限提升,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本文将探讨农民工的社会地位问题,分析其与社会认同以及地位提升之间的关系。
一、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现状农民工作为城市劳动者,面临着许多社会地位的挑战。
首先是职业认同的问题,农民工长期从事体力劳动和低技能工作,在职业地位上受到贬低。
其次是待遇问题,农民工常常面对较低的工资、缺乏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等不公平待遇。
再者是社会地位认同的问题,由于户籍限制、文化差异、社会融入障碍等原因,农民工在城市中常常被边缘化,缺乏社会认同感。
二、社会认同对农民工地位的影响社会认同是个体对自身在社会中地位以及社会角色的意识和认同感。
对农民工来说,社会认同的提升对于改善其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社会认同可以增强农民工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使其对自身价值感到肯定。
其次,社会认同可以促进社会的多元融合和和谐发展,减少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提升社会整体的发展水平。
最后,社会认同可以激发农民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推动经济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三、提升农民工地位的途径为了改善农民工的社会地位,需要倡导和采取一系列的政策与措施。
首先,要加强对农民工的法律保障,建立健全农民工权益保护机制,保障其合法权益。
其次,要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和教育,提高其技能水平和工作能力,使农民工能够适应城市化进程的需要。
此外,要积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农民工的二元地位,鼓励其在城市中落户并享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待遇。
最后,要加强公众意识形态的引导,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和偏见,加强社会对农民工的认同和支持。
四、农民工地位提升的意义和影响提升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首先,农民工地位的提升可以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减少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存在,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农民工问题与城市社会稳定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引发了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务工的潮流。
然而,农民工问题却成为了城市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
本文将对农民工问题与城市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首先,农民工问题对城市社会稳定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
农民工作为城市中最底层的劳动力群体,他们承担着辛苦的工作,却获得的待遇却较低。
由于长时间的工作之余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农民工容易感到归属感的缺失,进而导致心理压力的增加。
其次,农民工问题也与城市社会的贫富分化密切相关。
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中从事着低收入的体力劳动,他们的收入远低于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
与此同时,城市中的房价、教育和医疗等资源价格不断上涨,使得农民工们难以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
这种明显的不公平对农民工来说是一大压力,也是撕裂城市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农民工问题也与社会治安有着紧密联系。
由于经济不稳定和生活压力的加大,部分农民工可能会选择犯罪行为以解决经济困境。
此外,农民工在城市中面临的诸多困难和挑战也会对他们的心理状况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导致一些人陷入违法犯罪的泥沼。
针对农民工问题与城市社会稳定的关系,我们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解决。
首先,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的关注力度,通过提高农民工工资、增加社保待遇等方式,确保其获得应有的权益。
其次,应加强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提高其技能水平和就业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城市工作环境。
此外,为了缓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压力,政府应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设施,减轻农民工的负担。
在社会层面上,我们也需要加强对农民工的社会支持。
各级社会组织可以发挥作用,为农民工提供心理咨询和援助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在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
同时,企业也应该承担起责任,优化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和待遇,提高其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
最后,农民工问题与城市社会稳定的关系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问题,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共同努力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农民工权益保护与社会经济稳定的相互作用分析在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农民工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他们为城市建设、工业生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
然而,由于农民工群体的特殊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他们的权益保护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对农民工权益保护与社会经济稳定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
首先,农民工权益保护对社会经济稳定具有积极影响。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他们的劳动贡献对于社会经济的稳定运行至关重要。
如果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保护,他们将会面临较高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困境,这将影响到他们积极性和工作稳定性。
相反,如果农民工能够获得合理的工资待遇、社会保险等权益保护,他们在工作中将更加有动力和创造力,从而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其次,社会经济的稳定也为农民工权益保护提供了坚实基础。
作为广大农民工的生活来源,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稳定的工作机会对于他们权益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
只有当社会经济能够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和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农民工才有可能实现自身权益的保护。
因此,社会经济稳定为农民工权益保护提供了基础保障。
此外,农民工权益保护与社会经济稳定还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
农民工的权益受到保护,可以增加他们对工作的满意度和归属感,从而提升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生产力。
这种积极性和生产力的提升,将为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带来正面的影响。
而社会经济的稳定和良好环境,又能够更好地保护农民工的权益,形成良性循环。
然而,农民工权益保护与社会经济稳定之间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与挑战。
首先,由于农民工的特殊身份和劳动力异地迁徙的特点,他们在社会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面临着权益保护的困难。
其次,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差异较大,一些地区的社会经济稳定性不足,在保护农民工权益方面存在不足。
因此,为了更好地实现农民工权益保护与社会经济稳定的相互促进,我们需要加强政策制定和落实,提高权益保护机制的有效性,确保农民工能够获得公平的待遇和机会。
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身份认同农民工是指从农村到城市工作的农民,他们为了改善生活状况而离开家乡,到城市从事各类劳动工作。
在城市里,他们常常面临着各种困境和挑战,其中之一就是社会认同和身份认同的问题。
本文将探讨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认同和身份认同,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一、社会认同的形成社会认同是指个人与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之间的情感联系和归属感。
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同时拥有农村和城市两个身份,社会认同的形成与这两个身份密切相关。
首先,农民工在农村时与家庭、亲戚以及乡邻间有紧密联系,形成了与农村社会的情感纽带和群体认同。
他们熟悉农村的生活方式、传统价值观念,并在农村中根深蒂固地树立了自己的身份认同。
其次,农民工在城市中以劳动者的身份存在,与其他农民工、城市居民以及雇主之间建立起不同程度的联系。
他们通过工作和生活的经历,逐渐适应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形成了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
二、身份认同的塑造身份认同是指个人对自己所处身份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评价。
对于农民工而言,他们既是农村的一员,又是城市工人的一份子,身份认同的塑造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
首先,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受到家庭和社会的期望和压力的影响。
在农村,他们被视为家庭经济支柱和乡邻的希望,为了家庭的生计而外出打工。
在城市,他们承受着工作、生活的艰辛,但也渴望通过努力改变命运,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
这些期望和压力会影响农民工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和评价。
其次,社会环境和社会群体的评价和认可也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产生重要影响。
一方面,农民工在城市中常常面临着歧视、不公平待遇和较低社会地位的现实,这些负面评价会对他们的身份认同产生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一些城市居民、雇主和社会组织对农民工的价值和贡献给予了正面评价和认可,这有助于激发农民工对自身身份的积极认同。
三、影响农民工认同感的因素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和身份认同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以下为几个重要的因素:1. 就业和工作条件:就业和工作条件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和身份认同具有重要影响。
农民工的城市化过程中的身份认同与社会关系演变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在城市中,农民工群体往往容易遭受身份认同的困扰,同时也面临着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演变。
本文将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变化以及农民工社会关系的演变两个方面,探讨农民工在城市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困境和难题。
农民工在迁徙到城市之初,身份认同大多依然是农民身份。
由于来自农村的他们具有明显的农业背景和生活方式,在城市中往往被视为“外来人口”、“低端劳动力”等不受重视的群体。
这种身份认同的转变不仅与城市居民的刻板印象有关,也与农民工自身对于工作的认同感有关。
由于工作条件艰苦、待遇较低等因素,农民工在城市中往往缺乏对自己工作的价值认同,进一步降低了他们的身份认同感。
然而,随着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时间的延长,他们逐渐适应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并开始与城市居民建立起一定的社会关系。
这对于他们的身份认同来说是一种重要的转变。
通过与城市居民的交流和沟通,农民工逐渐消除了与城市居民之间的隔阂感,开始认同自己作为城市一员的身份。
同时,一些农民工通过努力工作,提高了自己的技能和素质,逐步转变为技术工人、管理人员等更高级别的职务,从而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感。
在农民工社会关系的演变中,他们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和变化。
在农村时期,农民工往往与家人邻里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和互助关系。
然而,随着迁居城市,这种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农民工与家人的分离导致他们对于家庭责任的感受和承担也发生了变化,同时城市的竞争压力也使得他们更加注重个人发展,社会关系更加疏远。
此外,城市中其他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一方面,由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存在差距,他们在融入城市社会时往往面临各种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这同时影响了他们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农民工之间也存在着一些竞争和矛盾,例如住房、工作等资源的争夺,这进一步增加了农民工社会关系的复杂性。
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研究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大量的农民工涌向城市,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农民工的生活困境和城市归属感问题。
本文旨在探讨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问题,以期为改善农民工的生存环境和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一、定义与概述城市归属感可以理解为对城市的自我认同感和情感依恋程度,是指一个人对自己所处的城市的认同、感情和责任感。
农民工城市归属感问题在当前城市化和工业化蓬勃发展的趋势下日益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社区感知和认同:由于农民工来自不同地区和文化背景,不同的社区和街道对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因此很难融入到城市社区中,缺乏社区感知和社会认同。
2、就业不稳定:农民工的就业以临时工和零工为主,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保障,导致他们无法稳定居住在城市,也难以建立对城市的情感依恋。
3、住房困境:由于城市房价高昂,农民工只能选择低廉的租房或者集体宿舍,生活环境差,而这种不稳定的居住状态又会对他们的城市归属感产生负面影响。
二、原因分析1、社会身份认同不确定:由于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差异较大,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身份认同感不强。
他们无法完全融入城市社会,很难根据传统的价值规范去认可和接受城市社会。
2、城乡差异的障碍:农民工来自农村,他们的习惯、思想和认知都存在城乡差异,与城市人交往和沟通时,语言、文化和思维习惯都会产生误解和障碍,因此无法真正理解和接受城市文化和习惯。
3、城市生活环境的影响:城市具有多样化、开放和多变的特点,这种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都需要一定时间的适应和熟悉,因此如果农民工无法和城市生活环境产生共鸣和认同,就会产生情感上的隔阂和疏远感。
三、解决途径解决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问题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包括政策、法律、文化等多种方面。
1、政策倡导:政府应该准备推出针对农民工的优惠政策,包括就业安置、住房保障、社会保险、医疗教育等,以鼓励农民工加强对城市的依恋和认同感。
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与城市居民关系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然而,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和城市居民关系依然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与城市居民关系,并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首先,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主要体现在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认同和接纳程度上。
由于农民工在文化、语言、生活方式等方面与城市居民存在差异,导致城市居民对农民工持有偏见和歧视态度。
这种认知差异使得农民工被视为"外来者",难以融入城市社会。
其次,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就业和居住状况也是影响其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
农民工普遍从事体力劳动和低端工作,收入较低,居住环境恶劣,难以获得城市居民的尊重。
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职业和居住条件的不公平,直接影响了他们与城市居民的关系。
此外,缺乏教育和技能培训机会,使农民工难以提升自身素质,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融入问题。
由于缺乏职业技能,农民工往往只能从事体力劳动,难以在城市中找到更好的就业机会。
同时,由于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农民工子女也面临着接受教育的困难,限制了他们的发展。
为了解决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并改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关系,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首先,加强法律保障,打击对农民工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
建立健全的监管机制,确保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同时,加大对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培训投入,提升他们的素质和竞争力,增加就业机会。
其次,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构建良好的城乡交流和合作机制。
加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联系,促进资源共享和经济互补。
通过城乡互动的机制,可以减少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为农民工提供更多发展机会。
此外,加强社会支持和帮助机构的建设,为农民工提供更大的帮助。
设立服务中心,为农民工提供就业指导、法律咨询、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的支持。
同时,鼓励城市居民积极参与到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中,增加对农民工的理解和支持。
最后,通过增加城市文化的多样性,提高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认同感。
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认同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民工作为城市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地位与社会认同的问题备受关注。
本文将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三个方面分析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并探讨其社会认同的形成过程和现状。
一、经济地位农民工作为城市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他们的经济地位直接关系到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
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农民工的工资待遇相对较低、劳动保障相对较弱,导致他们在城市中的经济地位相对较低。
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往往面临着更高的生活成本、较低的社会保障待遇和有限的职业发展机会,这使得他们在城市中处于一个较为弱势的经济地位。
二、政治地位农民工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的政治地位与参与政治决策的机会直接相关。
然而,由于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缺乏有效的组织和代表机构,他们往往没有与城市居民平等参与政治决策的机会,这导致了他们的政治地位相对较低。
三、文化地位文化地位是指一个群体在文化领域的认可和尊重程度。
在现代社会中,农民工面临着文化差异、教育资源不足等问题,使得他们在文化地位上相对较低。
部分农民工虽然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但由于缺乏合法的文凭、文化认可等因素,导致他们在城市中的文化地位依然较低。
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是在这些地位基础上形成的,他们的社会认同通常包括自我认同、职业认同和地域认同等方面。
首先,农民工通常具有强烈的自我认同。
由于长期以来受到社会对待的种种不公,农民工经历了一系列的辛酸与磨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他们坚守初心,勤劳努力,对自己的身份和价值深感自豪。
其次,农民工在社会中形成了职业认同。
他们通过辛勤劳动,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职业身份和认同。
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劳动价值,追求劳动回报的公正和合理。
最后,农民工也存在着地域认同。
许多农民工来自农村,他们对家乡的土地、文化和乡情有着深厚的感情。
不同行业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和社会支持的关系文章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城市归属感问卷》对不同行业159名进城务工农民工进行调查,发现农民工总体归属感水平中等偏上;不同行业农民工城市归属感总分及各维度分差异显著;文化归属维度上不同年龄农民工之间差异明显。
农民工总体社会支持水平偏低;女性对支持利用度的水平明显好于男性;不同行业及年龄农民工的主观支持水平差异显著。
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与社会支持关系密切;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对城市归属感状况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标签:城市归属感;社会支持;行业;农民工归属感(Sense of Belonging,SOB)是指一个人融入某一组织或环境并成为其中一部分的经历与感受。
A.H.Maslow指出,作为人的一种高级需要,归属感在个体的社会交往和社会适应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以来,许多农村富余劳动力为了改善自身及家庭的生活境遇,开始进入城镇务工并买房定居,在建设城市同时也成了所在城市的新住民。
一些研究发现,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较低,经济因素成为影响这些人员城市归属感水平高低的最重要内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水平的状况成为左右他们是否定居城市的关键因素;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其行为适应水平较低,内心情感上没有“主人翁”意识,对城市既熟悉又陌生,缺少归属感。
现代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对个体的适应状况有着积极的影响,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其个体的适应状况就越好。
以往研究大多关注农民工主观幸福感、自尊、心理健康等与社会支持的关系,较少探究不同行业农民工的归属感与社会支持的相互作用。
目前,进城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大多以建筑业、制造业或服务业为主,彼此之间有着各自的生活境遇与人际互动、人生期盼和现实诉求。
因此,深入了解这些行业的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状况及社会支持的作用,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农村扶贫工作的开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研究方法1.研究对象采用方便取样的原则,对某市区周边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场所(如房地产工地、企业工厂、便利店、餐饮店等)进行现场调查,发放问卷180份,剔除漏填、错填或随意作答等无效问卷后,获得159人的有效数据,其中,男性87人,女性72人;平均年龄31.25岁(范围17~50岁),所从事的职业涵盖建筑、制造、物流运输、餐饮、服务等多个方面。
按照我国产业划分标准及本研究的目的,将159人的职业情况分成生产(含制造、建筑,48人)、消费(含商业、餐饮,54人)和物流(含运输、服务及其他,57人)3个行业以及25岁及以下(46人)、26~35岁(61人)和36岁及以上(52人)3个年龄段。
2.研究材料(1)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由国内学者肖水源编制,共有10个条目3个维度,其维度分别为: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利用度。
按照量表说明,其总分由各维度得分合并组成,得分越高代表社会支持程度越高。
经研究,该量表具有较好的重测信度和预测效度。
(2)城市归属感问卷(SOCB)以Hagerty&Patusky的归属感问卷(SOBI)为参考,结合国内王萍、周闻燕等人的研究,自编城市归属感(Urban Sense of Belonging,SOB)问卷进行调查。
该问卷一共12道题,每题按0、1、2计分,总分24分;分别考察地域归属、群体归属和文化归属3个方面。
各维度及总得分越高,归属感越强。
3.数据统计采用SPSS19.0进行分析,主要有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及回归分析等。
三、结果(1)不同行业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状况。
民工的总体归属感及各维度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不论是归属感总分还是各维度分,男女之间差异均不显著。
同时,在城市归属感(F=6.717,p=0.002)及地域归属(F=3.955,p=0.021)、群体归属(F=6.220,p=0.003)和文化归属(F=3.294,p=0.040)上,不同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消费行业人员的归属感总分及各维度分均明显高于生产行业。
另外,在文化归属上,年龄之间差异显著(F=13.46,p=0.001),36岁及以上的人员得分均明显低于26~35岁组和25岁及以下组。
(2)不同行业农民工社会支持的状况。
农民工總体的社会支持水平偏低,与男性相比,女性在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上均普遍偏高,其中在对支持利用度上,二者差异显著(t=2.817,p=0.005)。
另外,在主观支持维度上,年龄之间差异显著(F=3.368,p=0.037),36岁及以上人员的得分明显高于25岁及以下组;行业之间亦差异显著(F=4.602,p=0.011),生产行业农民工主观支持维度的得分明显高于消费行业。
(3)不同行业农民工城市归属感与社会支持的关系。
农民工城市归属感与社会支持总分(r=0.226**)、客观支持(r=0.254**)及对支持利用度(r=0.359**)等之间均呈显著的正相关。
同时,农民工的客观支持及对支持利用度可有效预测他们的城市归属感状况。
四、讨论Hagerty等人认为,归属意味着个体对他人或外团体的认可与接受。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以及人们本土情结的作用,过去的背井离乡往往是个体及家庭遭遇的迫不得已的无奈与痛苦抉择。
按照国际移民理论的观点,不论何种原因迁移他国或他地的人们,都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不适、彷徨、困惑、痛苦和抗争,而地域的认同、生活的适应和文化的融入等等,将成为移居后个体重要的任务和一个漫长、持续的过程。
本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总体归属感水平中等偏上(中位数12),反映出他们具有较高的移居城市的意愿,且女性的移居意愿较男性更高些(女性的得分普遍高于男性)。
另外,在不同行业和年龄层次上,消费行业的农民工移居意愿(归属感得分)最高,其次为物流行业和生产行业。
36岁及以上的农民工尽管在地域归属和群体归属上得分稍好于其他年龄的群体,但在文化归属上却明显不及25岁及以下的农民工。
相关研究表明,与地域归属、群体归属、身份归属等相比,文化认同与归属的实现既是最后也是最难完成的过程,它意味着个体要放弃与生俱来的本源文化而自愿认同和接受移居地的文化与观念,由此带来的心理、精神、信念以及道德观、价值观等方面的冲击和影响很大且无法回避。
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文化归属与认同问题,即使农民工移居到城市、生活在城市,也容易局限在原有的老乡圈子而难以真正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中。
国家及地方政府在有序引导进城农民工落户城市的过程中,在解决他们住房、生活、工作的同时,尤其要注重对年长农民工的精神需求、文化需求、价值需求的满足、更新和建构,使他们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安居乐业。
本研究亦发现,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社会支持的总体水平偏低,表明他们对目前社会给予的相应支持的认可度、满意度并不太高,社会支持力度还有待加强。
同时,在主观支持维度上,生产行业的得分明显高于消费行业;36岁及以上者的分数也明显优于25岁及以下者。
作为一种感受到的支持,主观支持更多地与人的情感、体验相联系。
相对于消费行业人员的频繁跳槽、离职,生产行业人员的流动性较小,工友之间的熟悉度较高,由此获得的人力支持自然好于消费行业的从业者,主观体验到的社会支持也更高。
同样地,36岁及以上的农民工因其务工经历一般都比25岁及以下者更长,积累的人际经验更多,对社会、他人给予的支持也感受更深,从而在主观支持上的状况更佳。
另外,在对支持利用度上,女性的得分明显高于男性,反映出在合理利用已有的或潜在的社会支持及社会资源上,女性的水平明显超过男性,其原因可能与男女社会角色不同与习俗要求差异有关。
传统中的“男外女内”的角色分工及“独当一面”顶梁柱的习俗沿革,导致男性在遇事时往往趋于独自面对与承受,否则可能会招致一些非议。
如此境遇不仅造成男性在支持利用度上的状况不佳,而且也容易导致一些不良心理疾患的发生,给男性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造成消极影响。
相关及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与社会支持之间关系密切,客观支持和对支持利用度两方面在城市归属感上具有良好的预测作用,反映出社会支持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状况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并给他们最终的定居决策构成直接的影响。
作为获得外部的信息、物质等方面的支持,客观支持属于一种外在的、现实的、具体的,且主要来自于国家、政府、部门、社会、当地居民等给予外来移居者物质的、精神的支援与帮助,是移居者能亲身体验和感受到的一种真实存在与获得。
客观支持的力度越大,对各种各类支持的利用渠道或途径越透明、越顺畅,城市移居者(农民工)的归属感就越强,认同感、使命感、责任感、获得感、主人翁感也越高,安居、宜居、乐居的程度将更好。
实际生活中,虽然国家和政府为农民工移居城市提供了大量的政策支持和具体措施并卓有成效,但仍有一些现实阻碍(如高房价)或实际困扰(如不当歧视)制约着他们定居城市的步伐。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在过去的五年里,全国已有八千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在未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改善民生的主要制约因素。
美好生活不仅表现在物质文化生活上,更体现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
只有在切实改善和提高进城农民工的生存、生活待遇及便利的同时,着力解决他们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遭遇的公正、公平、民主、正义等方面的歧视、偏见问题,方能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之间多年形成的不当认知偏差,使移居农民真正在城市中立足、扎根,成为城市名副其实的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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