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2006年11月总第48期第6期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THE JOUR NAL OF HARB IN CO MMITTEE S C HOO L OF THE C C PNov,2006Serial No.48No.6#经济探求#我国三大都市圈的发展比较刘欣(中共哈尔滨市委党校,哈尔滨150080)摘 要:都市圈是中国城市化最有效率和效益,最切合实际的模式。
它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促进地区之间共同发展。
目前,在我国主要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唐三大都市圈,各都市圈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和竞争优势。
关键词:珠江三角洲都市圈;长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唐都市圈;发展模式;竞争优势中图分类号:F061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8520(2006)06-0016-03收稿日期:2006-07-09作者简介:刘欣(1969-),女,黑龙江哈尔滨人,经济(工商)管理教研部副教授。
一、珠江三角洲都市圈狭义珠江三角洲都市圈即指原广东位于东南沿海的珠江三角洲都市圈,广义珠江三角洲都市圈(简称/大珠江三角洲0)包括狭义珠江三角洲都市圈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区内的深圳、广州、珠海等是作为我国开放较早、开放度较大的地区,已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发展制度。
而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信息、旅游中心,澳门则是一个具有特色的中小城市,旅游博彩、出口加工、地产建筑、银行保险是其主要支柱产业。
11/四小龙0发展模式。
珠江三角洲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来自我国香港、台湾和澳门的资本推动,珠江三角洲经济是典型外向型经济。
我国出口前四位的城市有三个在珠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经济主要靠外贸,产业以家电等轻化工业和新型服务贸易的第三产业为主。
由于其发展模式类似于/四小龙0发展模式一)外向型的出口加工,因此通常称珠江三角洲都市圈发展模式为/四小龙0模式。
但是,由于受到南岭阻隔,经济腹地狭小,对周边地区辐射带动能力还不够强;尤其在加入W TO 后,随着内地尤其长江三角洲的市场化进程加快,国际资本流向已有所改变,市场因素将代替地缘和人缘因素,一些外商异地搬迁;在20世纪80年代后主要依靠国家的优惠政策发展的优势也逐渐减弱。
世界五大都市圈世界上最著名的都市圈为纽约、伦敦、东京、巴黎及北美五大湖等五大都市圈。
这些都市圈各种要素集聚度高、国际交往能力强，汇聚了大量财富和先进生产力都市圈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向周围辐射构成的城市集合。
从经济发展层面上讲，都市圈是一个集社会、经济、技术为一体的网络化经济空间。
它建立在区域市场整合的基础上，也是产业集聚与扩散共同作用的产物。
都市圈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对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纽约都市圈形成与发展的最主要动力是基于其地缘优势的外向型经济基础纽约都市圈位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平原，世界五大城市群之首，北起缅因州，南至弗吉尼亚州，跨越了10个州，其中包括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5个大城市，以及40个10万人以上的中小城市。
该区域总面积约13.8万平方公里，占美国陆地面积的1.5%。
圈内人口达到650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20%；城市化水平达到90%以上，集中了美国70%的工业。
纽约都市圈的演化经历了大致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70年之前的孤立分散的城市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伴随着交通与工业的发展，大量的城外人口聚集到城市，城市规模迅速膨胀，但各城市间的联系较少，显现出彼此独立发展的状况，地域空间板块结构极其松散；第二阶段是1870年后到1920年初的单中心城市体系形成阶段，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和横贯大陆铁路网的形成，城市数量急剧增加，区域内的城市化水平提高，各城市的建设区基本成型，整个区域逐渐形成了以纽约、费城两个超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发展轴线；第三阶段是1920年到1950年的多中心城市群雏形阶段，城市发展不断向周边郊区扩展，超越了建成区的地域界限，逐渐形成了大都市圈；第四阶段是1950年以后的大都市圈发展成熟阶段，随着城市郊区化的出现，城市群的空间范围在扩大，且沿着以纽约、费城两个超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发展轴线扩散，圈内各城市的形态演化以及枢纽功能走向成熟。
中国五大都市圈一、珠三角都市圈珠三角城市群，是指位于中国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区域的9个地级市组成的经济圈，这9个地级市是指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肇庆市、江门市、中山市和东莞市。
它是三个特大城市群之一，是我国乃至亚太地区最具活力的经济区之一，珠三角城市群已超伦敦都市圈居世界第三。
珠三角9个城市分为三个组团：广佛肇，深莞惠，江中珠。
在三个经济圈中，“广佛肇”组团经济总量最大，产业互补性最突出，优势也最明显。
实际上珠江东岸并不只是“深莞惠”三城，而是港、深、莞、惠四城，东岸一体化也将香港这个区域内唯一的国际化大都市纳入进来。
珠三角通过粤港澳的经济融合和经济一体化发展，共同构建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南方地区对外开放的门户，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区域，全国科技创新与技术研发基地，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辐射带动华南、中南和西南地区发展的龙头，我国人口集聚最多、创新能力最强、综合实力最强的三大区域之一。
二、京津冀都市圈京津冀都市是指以北京、天津两座直辖市以及河北省的保定、廊坊、唐山、邯郸、邢台、秦皇岛、沧州、衡水、承德、张家口和石家庄为中心的区域。
该区域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中国北方经济的重要核心区。
无论是从产业部门还是工业行业的区位上分析，京津冀都市圈具有优势的部门与行业的覆盖面与涉及的领域都是非常全面的。
其体系完整的程度是其他区域无法相比的。
国家即将出台的《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的有关报告对北京、天津和河北8市的产业结构和布局进行了规划。
区域发展规划按照“8+2”的模式制订：包括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和河北省的石家庄、秦皇岛、唐山、廊坊、保定、沧州、张家口、承德8地市。
北京重点发展领域是，以微电子、计算机、通信、汽车制造、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生物工程等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以科研、文化、教育为主的创意文化产业，以及以金融、保险、商贸、物流、会展、旅游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
国内外学者关于⼤都市的理论都市圈的概念1959年，⽇本经济学家⾼野在研究⼤城市郊区化和卫星城镇问题时，从商业⾓度提出了“⼤城市圈”的概念。
随后，⼀些国家和地区也从不同⾓度对城市群体现象进⾏了定义和划分。
但⽆论怎么定义，其中的⼀个核⼼思想就是经济发展载体系统的区域整体观和系统观。
⽇本关于都市圈的研究在60⾄80年代多集中在对都市圈内单⼀要素（如产业和⼈⼝）的分布演变和成因分析上。
80年代以后。
这⼀阶段的研究逐渐转向对都市圈空间结构变化的综合总结。
如京板神都市圈内部三⼤城市的⼈⼝和零售业分布和由此决定的城市中⼼性空间变化，得出在城市核⼼地区中⼼性降低的同时，都市圈⾛向均衡发展。
简⾔之，⼤都市圈(Metropolis Sphere)是指在⼀定地域范围内以经济较发达的中⼼城市为核⼼，以具有⼀定结构、功能的具有内在经济联系的城镇群体为中⼼城市的强辐射空间，所形成的⾼度城市化的经济地域。
因此，⼤都市圈⼀般应具备以下6个基本条件：(1)⼤都市圈内必须⾄少有⼀个经济较为发达并具有强辐射能⼒的中⼼城市；(2)中⼼城市必须有⼀定的辐射腹地空间；(3)⼤都市圈内应具备⾼度发达的基础设施束；(4)⼤都市圈内中⼼城市与基地城镇之间应有密切的经济联系；(5)⼤都市圈不是⾏政区的简单迭加，⽽是经济区、社会区、⽣态区的综合集成；(6)⼤都市圈内应有较⾼的城市⼤都市带的概念(国外，国内)“megalopolis”⼀⼀词最早来源于古希腊。
公元前4世纪，希腊⼈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规划了⼀个机关报的城邦，他们希望其发展成为希腊最⼤的城市，故将其命名为“Megalopolis”。
赋予megalopolis以现代含义的是美国城市地理学家⼽特曼（Gottmann）1957年发表的著名论⽂《⼤都市带：东北海岸的城市化》以及随后的⼀系列著作。
他使得“megalopolis”⼀词⽤来表⽰城市化发展历史进程中特定现象的专有名词—⼤都市带。
Gottmann关于都市带的主要学术思想包括：1、都市带的特征：①从空间形态上看它是在核⼼地区构成要素的⾼度密集性和整修地区多核⼼的星云状结构。
中国都市圈指标体系1.引言1.1 概述都市圈作为一种城市发展模式，在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是由若干个相互关联且空间上紧密相连的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所组成，形成了一个更大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系统。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中国都市圈逐渐崛起并成为国家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都市圈的发展具有明显的特点。
首先，中国都市圈呈现出高度的人口集聚和资源集约利用的特征，这为经济活动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市场需求。
其次，都市圈内城市之间紧密联系，形成了密集的交通网络和便捷的交通条件，推动了经济的高效协同发展。
此外，都市圈还具有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提供了便利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吸引了大量的人口和资本流入。
鉴于中国都市圈的重要性和特点，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都市圈指标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这样的指标体系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帮助规划和管理都市圈发展。
同时，这也有助于更好地评估都市圈的综合竞争力、可持续发展水平以及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因此，本文将探讨中国都市圈指标体系的重要性，并阐述建立这样一个指标体系的必要性。
通过对都市圈的概念和发展特点的研究，可以深入理解都市圈的内涵和影响力，为后续研究和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指导。
1.2文章结构【1.2 文章结构】本文将按照以下顺序展开讨论。
首先，在引言部分将对文章的概述进行介绍，明确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接着，在正文部分，首先将介绍都市圈的概念和发展历程，进一步了解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角色和意义。
随后，重点关注中国都市圈的特点，探讨其与国外都市圈的比较和区别，以及中国都市圈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最后，在结论部分，将强调都市圈指标体系的重要性，阐述为何建立中国都市圈指标体系是必要的，并探讨其带来的潜在价值和应用前景。
通过以上结构的安排，本文将系统地展示出中国都市圈指标体系的研究问题、背景和意义，为读者提供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视角，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中国都市圈指标体系的重要性和建设的必要性。
《从上海到上海大都市圈：中国式现代化的都市圈规划探索》阅读随笔目录一、内容概述 (2)二、背景分析 (2)1. 城市发展与现代化背景 (3)2. 上海大都市圈概况 (5)3. 中国式现代化与都市圈规划关联 (6)三、上海大都市圈规划探索 (7)1. 规划目标与愿景 (8)2. 战略规划布局 (9)（1）经济布局 (11)（2）交通布局 (12)（3）生态环境布局 (13)3. 关键领域与举措 (15)（1）科技创新 (16)（2）人才培养与引进 (17)（3）政策支持与资金保障 (19)四、中国式都市圈规划特点分析 (20)1. 强调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相结合 (21)2. 注重区域协调与资源共享 (23)3. 坚持生态优先与可持续发展理念 (24)4. 强调创新与科技引领 (25)五、上海大都市圈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建议 (27)1. 经济发展压力与转型升级挑战 (28)2. 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矛盾 (29)3. 人口规模与城市建设平衡问题 (31)4. 政策落实与执行效率提升途径 (32)六、结语与展望 (33)1. 总结心得与体会 (35)2. 对未来上海大都市圈发展的展望与建议 (36)一、内容概述本书首先回顾了上海大都市圈的历史沿革与发展现状，指出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之一，其都市圈规划对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从战略定位、空间布局、交通网络、产业协同、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多个方面，系统阐述了上海大都市圈规划的思路与举措。
在实践与探索部分，本书总结了上海大都市圈规划的实施成效与经验教训，并提出了未来发展的展望与建议。
通过本书的阅读，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上海大都市圈规划的丰富内涵与实践意义，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二、背景分析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都市圈作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模式之一，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其都市圈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世界五大都市圈Prepared on 21 November 2021世界五大都市圈世界上最着名的都市圈为纽约、伦敦、东京、巴黎及北美五大湖等五大都市圈。
这些都市圈各种要素集聚度高、国际交往能力强，汇聚了大量财富和先进生产力都市圈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向周围辐射构成的城市集合。
从经济发展层面上讲，都市圈是一个集社会、经济、技术为一体的网络化经济空间。
它建立在区域市场整合的基础上，也是产业集聚与扩散共同作用的产物。
都市圈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对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纽约都市圈形成与发展的最主要动力是基于其地缘优势的外向型经济基础纽约都市圈位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平原，世界五大城市群之首，北起缅因州，南至弗吉尼亚州，跨越了10个州，其中包括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5个大城市，以及40个10万人以上的中小城市。
该区域总面积约13.8万平方公里，占美国陆地面积的1.5%。
圈内人口达到650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20%；城市化水平达到90%以上，集中了美国70%的工业。
纽约都市圈的演化经历了大致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70年之前的孤立分散的城市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伴随着交通与工业的发展，大量的城外人口聚集到城市，城市规模迅速膨胀，但各城市间的联系较少，显现出彼此独立发展的状况，地域空间板块结构极其松散；第二阶段是1870年后到1920年初的单中心城市体系形成阶段，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和横贯大陆铁路网的形成，城市数量急剧增加，区域内的城市化水平提高，各城市的建设区基本成型，整个区域逐渐形成了以纽约、费城两个超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发展轴线；第三阶段是1920年到1950年的多中心城市群雏形阶段，城市发展不断向周边郊区扩展，超越了建成区的地域界限，逐渐形成了大都市圈；第四阶段是1950年以后的大都市圈发展成熟阶段，随着城市郊区化的出现，城市群的空间范围在扩大，且沿着以纽约、费城两个超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发展轴线扩散，圈内各城市的形态演化以及枢纽功能走向成熟。
大都市圈模式仍是最优选择作者：马海邻来源：解放日报添加日期：11年04月12日——专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住房和建设部城乡规划司《2007年全国设市城市及其人口统计资料》显示，2007年我国共有655座城市，其中100万以上人口的58座，50万-100万人口的82座，20万-50万人口的232座，20万以下人口的283座。
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各约占1/3，大城市和小城市共占1/3。
2008年，全国城镇人口达到6.066亿，城镇化水平是45.68%。
按照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来计算的话，到2020年可以达到60%左右。
按照估算，城市化水平只要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有1000万-12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GI）2008年的研究报告认为，到2025年我国将有大约10亿人居住在城市，城市化水平达到73%，将出现219座百万人口大城市（2008年118座）；24座5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2007年8座）；15个平均人口规模达到2500万的超级城市（目前0），或是11个平均覆盖人口超过6000万、相互之间紧密联系的“城市群”或“都市圈”（目前0）。
1988年，我国提出“小城镇、大战略”发展目标，目前城市结构呈现“大城市发展不够、中小城市数量过多”的状态。
当前正值“十二五”规划制定期，从已呈现的倾向观察，城市化布局将继续加深“扁平化”——即城市能级雷同且难以提高、“离散型”——即城市之间空间距离疏远的结构失衡，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比较了世界各国的城市结构模式，基于我国的地理条件和能源、粮食安全的考虑，提出未来我国的城市结构必须以大都市圈模式为主，即在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以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都市圈为核心的人口、产业高度集聚的城市群。
问：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小城镇，这样的政策选择是否有其必然性，有其不得不为的原因？袁志刚：经过前一轮的经济高速发展，环境问题和能源缺口问题凸显出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从2006年开始进行了宏观调控，到2008年年中，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放缓趋势，然后与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叠加。
世界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出口，东部地区受到的影响更大。
对于经济对外依存度较大的东部地区来说，外部环境在短时期内不太可能恢复景气，出口难以复苏。
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彼得·戴蒙德判断，美国经济复苏的速度将会很缓慢。
加之节能减排、转型压力、环境制约等种种因素，内外各种因素相加，以及宏观政策的偏好，东部地区面临纵向和横向的限制。
横向是土地进一步扩大、能源消耗和排污受到严格限制，空间上受到严格制约；纵向是城市能级无法提高。
在东部地区发挥优势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的转移，就成为下一步经济增长的来源。
另一个考虑是解决农民工进城问题。
东部城市的人口密度还能再提高吗？户籍制度改革很难。
经济越是发展，户籍的含金量就越高，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也就越困难。
分析一下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现象，以往收入主要来自工资和福利，现在由资本收益导致的差异显现出来了，这一块的不平衡性大到有可能导致中国社会裂变。
去年的富士康跳楼事件是一个警示。
在大城市里，居民如果没有上代传下来或早年购置的房子，即使硕士、博士，找到比较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轻松安居乐业，更不用说收入较低的民工了。
所以，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布局向中西部倾斜，可同时解决另一个压力：农民工的市民化。
操作最容易的是就地城镇化。
抓住了一个最基本要素——土地。
把农民的宅基地腾空，集中起来，由政府去重新规划、招商引资或建设基础设施。
问：既然上述城市化布局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为什么它不是最优选择？袁志刚：“扁平化”的城市结构，将造成严重的后果。
首先，我担心大量中小城市、小城镇建设，很可能重演过去30年的城市化过程中一些错误：产业同构，生产能力重复建设，甚至恶性竞争；大规模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短期内能带动GDP和就业，但城市化完成后，如果没有产业充实进去，对我国有限的土地资源就是极大的浪费。
其次，扁平化、离散型的城市结构，将更加高能耗。
运输路线太长，人均占有的铁路、公路长度将大幅度上升，将来GDP的很大一块将消耗在物流运输上，意味着能耗增加，能源问题会更突出。
第三，环境问题，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河流的源头都在西部，西部一旦大量发展工业，大量砍树，排放污染物，下游的水质和空气就会受到无法逆转的影响。
已经有报道，“长江的肾脏”鄱阳湖出现了污染的苗头。
另外，西部多为崇山峻岭、丘陵地带，环境自净能力也远远比不上临海的东部，西部居民首当其冲。
第四，城市规模小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崛起，不利于人力资本升级。
而第三产业将是吸纳我国就业人口最大的蓄水池，人力资本提升则是我国产业升级、发展方式转型的基础。
第五，如果产业空心，服务业需求又产生不了，新城建完热闹过后，被市民化了的农民可能生存比在东部城市更加困难。
第六，集中土地、建城、招商引资这一切做法都是以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为基础的，我最担心的是，如果没有大量就业，房产与土地财政之间的互动形成不了，一旦一个环节破裂，“地方债”就危险了。
中小型城市爆发式、群体性增长，主要是以制造业的差异化产品为主，由于地方政府过度追求GDP总量而采取粗放式的增长。
如果我们学者不呼吁，这种状况不改变，结果不容乐观，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必须走日本模式，发展特大都市圈。
问：大都市圈模式优于中小城市模式吗？现有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都市圈，尤其长三角城市圈，是否够得上大都市圈的能级？袁志刚：我们的基本判断，我国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全国内在分工协作不够，城市功能层次不明显，加上产业结构同构，功能建设重复，资源集中和配置效率低下，无法形成大都市圈的空间结构，最终导致全国产业结构的国际竞争力低下。
长三角城市圈的内在联系还是太少，国际大都市尚未有完备的金融配置功能，影响了能级上升。
梳理一下世界城市结构，美国采取的是全国城市分布较为均匀的结构，东中西城市都有相应的功能布局，都市圈分布也较为均匀，没有出现单一的具有绝对经济比重、功能覆盖全国的特大都市圈。
这是由于美国有着平原面积广阔的地形，国土面积的70%以上都是平原，人均平原面积约为1.5万平方米。
日本土地资源结构与中国相似，比较易于利用的土地面积（平原）只有国土面积的20%，人均平原面积仅830平方米左右，只有美国的3%。
日本的城市结构是特大都市圈模式，大城市比美国要多。
伴随着上世纪50年代欧美产业的第一次转移，日本走上了工业化与城市化道路，其三大都市圈的形成背后有深刻的原因，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快速推进，随着日本的许多产业向四小龙转移，“雁形效应”日益凸显，在1950-1980年间，日本的城市人口增加了3000万，其中70%集中在三大城市圈（东京、名古屋、大阪）。
只占全部国土面积10.4%的三大城市圈在1970年集中了占人口总数43.5%的人口。
东京大都市圈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聚集体，以8.51%的国土面积集中了全国31.6%的人口（2000年）。
每个都市圈都有一套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三大都市圈之间的经济贸易活动不多，都市圈内部的人口需求基本上可以吸纳掉都市圈内制造业的产品，1980年日本全部货物的平均运距只有73公里，全部货运周转量只有5000万吨公里，这样一方面大大提高土地使用的集约化程度，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对交通、进而对能源的依赖。
再看“亚洲四小龙”，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出现“两两分离”的现象。
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向制造产业链的前端发展，提高它们整个产业链中的附加值份额，逐步发展成为制造业的研发中心、产业创新和产业质量推进中心、中间产品和零部件中心；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向三次产业的后端发展，尤其是加快发展制造业的现代化和高端服务业。
这里面的基本背景就是制造业向中国内地转移，从而“四小龙”有了产业提升和城市功能提升的机会。
从城市空间布局来看，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城市经济，它们的城市空间布局也进一步朝着强化特大都市圈的方向发展。
目前，亚洲内部的第四次产业大转移正在进行，制造产业由中国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和亚洲发展中国家（如越南等）转移，这一转移必将对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造成重大影响。
我国虽然幅员辽阔，但适合人类居住和耕作的土地不多，主要分布在东部平原、四川盆地等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区，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和都市圈形成需要的平原地区基本上都在东部。
目前我国的中央政府把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看作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在平原面积小（只占12%）、绝大多数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情况下，还必须保证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被突破，那就只有更高效地利用不多的城市化用地，不能继续搞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的“小城镇战略”。
另外，我国不仅城市化和工业化所需的平地资源少，人均平地资源更少，只有尽可能地把人口都高度集中在平原地区，搞大都市圈战略，通过土地的集约化利用才能保障城市化所需的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和工商业用地，才能不断地降低城市中的人均占地面积、大幅减少道路占地的面积，以腾出更多的土地用于农田保护。
同样，大都市圈式的城市空间结构是最有利于能源节约的，因为它的公共基础设施的外部性最强。
即使像美国这样一个平原面积辽阔、资源丰富的国家，如果各类能源价格上升，出于能源安全的考虑，许多大城市（如纽约）的人口集聚也会快速提高。
更何况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均资源非常贫瘠的国家，更需要利用大都市圈的战略来节约各类能源消耗。
我们的城市结构就应该更多地考虑城市布局与交通的节能问题，即形成都市圈内部交通为主的模式。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缩短城市间的贸易运输距离，节省交通运输的能源消耗量。
从市场选择的角度来看，在东部沿海地区就应该建立起更加完善的产业结构，形成一个产业体系完整、贸易物流便捷的都市圈内大循环，都市圈内的产出基本可以由内部的需求来消化，不需要太多的运输距离。
只有这样我们的能源消耗量尤其是交通运输消耗量才能大幅降低。
另外，推动土地、户籍等制度的改革，让人口更多地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和集聚，尤其是建立全国性的土地指标交易市场，允许以“地票交易”等市场行为来把大量的农地用地置换到中西部地区，让东部地区更密集地使用城市用地。
我国必须学日本模式，把大多数人口和产业都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这三大都市圈内。
问：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应该还有一个“幸福指数”的考虑，大都市的城市病越来越严重，很多人想回归相对悠闲宁静的小城市。
虽然大都市圈模式效率更高、更节约资源、发展前景更好，但它能克服自身的难题吗？还有户籍问题，土地制约……袁志刚：我没有办法提出具体的建议，但是，上海世博会展示了人类对于所居住城市的管理能力，是可以提出很多极限挑战的。
你看香港，港岛九龙之间隔着一条维多利亚海港，通行方式有地铁、渡轮、出租车等多种选择，根据经济条件和时间条件，市民可以自由选择，坐船是最慢的，也是最舒服的，当然也是最便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