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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陈独秀对资本主义认识的转变本文主要是从陈独秀对资本主义的态度转变过程方面进行论述,详细说明其思想前后的差异,并分析他这一思想转变的原因。
一、从宣扬资本主义到猛烈批判资本主义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宣扬资本主义的自由观与民主意识,但巴黎和会的现实使陈独秀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击碎了他向西方学习的梦。
到了“五四”时期,陈独秀开始接触并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同时,陈独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猛烈地批判。
首先,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性。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各阶级的认识都仅仅停留在表面。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陈独秀主要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并分析资本主义的剥削性,撰文说明“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大海中,没有一滴水是带着正义人道色彩的。
”(P321)“五四”时期及建党早期,陈独秀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的。
“现代分配方法底缺点在那里?为什么改造?缺点就是剩余价值,工人血汗所生产所应得的,被资本家用红利底名义掠夺去了”(P133)陈独秀分析资本主义的剥削性是由于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资本家占有了机器土地及其他生产工具,所以世世子孙都是资本家;因此自近代资本主义发达以来,劳资两阶级日益分明,而且资本主义底势力日见雄厚,劳动阶级日见压迫,除忍受安命以外几乎无路可走了。
”(P136)资本主义的剥削性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生产资料分布不均。
陈独秀认为:“封建主义时代只最少数人得着幸福,资本主义时代也不过次少数人得着幸福。
……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
”(P178)其次,批判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中国遭受外来侵略的原因。
“有许多人一面反对军国主义而一面却赞成资本主义,这真算糊涂极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法一天不废,侵略的军国主义如何能够废掉。
”(P133)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与国家结合就成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断地扩张造成了世界被瓜分。
陈独秀堪称远见卓识的“最后见解”2008-12-15 12:44孙其明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已步入人生晚年的陈独秀，对涉及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重新进行了深入思考。
当时，他思考得最多的是关于民主政治的问题，尤其是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有关的民主政治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陈独秀晚年对民主政治所做的宝贵探索，主要反映在他当时所写的一部分文章和书信中。
但在陈独秀生前，上述绝大部分文章和书信并未公开发表，直到陈独秀逝世六七年之后，才由陈独秀的学生和香港自由中国社分别结集在大陆、香港出版。
1949年香港版被定名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论文和书信）》，又名《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
[1]本文旨在对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政治，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所作的思考和探索做点分析，以此求教于学术界的同行们。
一陈独秀晚年对于民主政治，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的思考和见解，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当时他所写的《给连根的信》、《给西流的信》、《我的根本意见》、《致S和H的信》、《再论世界大势》、《被压迫民族之前途》等书信和论文中。
陈独秀提出的基本观点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重新认识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充分肯定其历史作用，强调民主政治对于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具有的普遍真实的价值。
自从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对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国家实行的民主政治制度，始终存有争议。
绝大多数人虽然也承认以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代替中世纪的封建专制有进步意义，但同时又总是猛烈地抨击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伪善的，认为那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和对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欺骗等等。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看法实际上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主流或传统的观点。
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也曾受到过这种观点的影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大加批判。
然而，到了晚年，陈独秀开始意识到，上述传统观点存在偏见，并开始重新思考，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看法。
监狱与研究室——陈独秀追求人生的双重场所陈独秀（1879—1942）是一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重大影响而又十分特殊的领袖人物，一方面，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乃至随后的革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由于他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退让的右倾政策，以及组织托派组织，并成为托派领袖，在1929年被中共中央被开除出党。
一．乱世之中求真理，探索之路获赞誉对于陈独秀而言，其个性刚烈、执著，待人坦诚爽直，但脾气暴躁，素行不检，这种性格决定了陈独秀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探索民族解放之路，也决定了他个人最终的命运。
陈独秀早期曾与章士钊等上海主编《国民日报》，章士钊曾经是这样评价陈独秀的，说他是“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了他，“不峻之阪弗上”，越是艰难越向前。
正因为这样的个性，陈独秀在离开章士钊之后，于1904年3月份在安庆创办《安徽俗话报》，并组织秘密反清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
但在接下来的1906年至1911年9月的5年时间里，陈独秀很少出现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活动中。
1914年11月10日，《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四号发表署名“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独秀”的名字开始见诸于刊物。
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认为民权高于一切，民权的价值重于国家。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为众多知识青年所仰慕，但为顽固旧势力所忌恨，其言论被视为异端。
1919年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研究室，一是监狱。
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这篇短文字里行间洋溢着战斗的激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散发反帝爱国传单时被捕入狱，一时成为社会焦点，诸多进步人士为营救他而奔走呐喊。
1919年6月19日，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北洋政府当局被迫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与托派的一点思考摘要：本文关于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以及加入托派组织提供了一点看法，对陈独秀的思想和人生经历提供了了一点看法。
关键词：陈独秀；托派；大革命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
一个被连选五届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最终以这种方式离开了党，不得不让人唏嘘感慨。
其中问题错综复杂，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不管他们的思想曾经陷入怎样的歧途，不管他们是否真的错了，这一批批投入中国革命热潮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牺牲是永远不可以被抹去。
关于陈独秀与托派的问题，我认为必须从思想上予以认识才能在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才可能有所明白，所以我想从陈独秀的思想上先说，然后再分析大革命失败以及之后的种种导致他走向了托派。
一、陈独秀的思想转变与人格魅力陈独秀出生于1979年，卒于1942年。
他的一生经历中国革命的几个重要关节点，而他从戊戌变法开始投入政治运动的热情铸就了一个伟大思想家的诞生。
我不曾了解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有怎样的潜质，我也不知道一个思想家所具备的要素。
但从陈独秀看来，奋斗是一个革命思想家所要具备的品质。
陈独秀最初是康梁派的支持者，二十世纪初几次东渡日本后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从改良走向革命，五四运动时期，受到巴黎和会失败以及十月革命成功的影响，接受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转向劳工运动，再到后来受大革命失败影响走向中国共产党反对派到最后的宣布不属于任何党派。
陈独秀的这一生思想一直在变，从一个侧面反应当时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悲哀，追逐于西方思想潮流反而是禁锢了自己。
陈独秀应该说走在那群知识分子的前头，同那个时代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陈独秀经历了中国风雨飘摇饱受压迫摧残的七十多年，但与那个年代许多知识分子不一样的是，陈独秀从康梁派走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后甚至走的更远。
从学习精神来说，陈独秀不停的批判与学习是值得提倡的，但作为一个革命家，他的这种精神特点却为他后来的人生境遇埋下了伏笔。
陈独秀四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的台前幕后郑瑞峰、彭学涛、郑雅婷《炎黄春秋刊外稿》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国共两党采取党内合作方式被共产国际认为是中国大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
但陈独秀从一开始就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1922年4月，他致信维经斯基提出了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六点理由。
但是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经过1922年8月杭州西湖特别会议、1923年6月中共三大，陈独秀被迫接受了党内合作的方式。
事实证明，陈独秀是有先见之明的，他为了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以解除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束缚，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又四次建议退出国民党。
邓泽如、张继、谢持等国民党右派排共浪潮，迫使陈独秀第一次提出退出国民党1923年10月，鲍罗廷作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来到广州。
按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鲍罗廷在中国工作的中心是扶助国民党，而不是帮助中国共产党发展。
因此，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鲍罗廷召集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共产党员开会，给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工作定下的基调是：“我们的总任务是从组织上扶植国民党”。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对如何“扶植国民党”感到困惑，根据他对国民党的了解，要与国民党人一起工作而不引起国民党人的猜忌，不至发生矛盾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陈独秀希望能够与国民党真诚地合作下去，为此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要小心谨慎，生怕因共产党人的言行不慎而与国民党人发生纠纷。
然而，国民党内有一批人不愿意让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对共产党人所参与的工作，要么抵制、要么横挑鼻子竖挑眼。
特别是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后，一些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逐渐聚集起来，结成团伙。
如北京的石瑛，汉口的张秋白、刘成禹，上海的谢持、张继、叶楚伧，广州的邓泽如、冯自由等人，开始进行从国民党内排斥共产党人的活动，一些针对共产党人的所谓“检举案”不断被炮制出来。
1924年3月，国民党右派冯自由、刘成禹等人最先制造出《警告李大钊等不得利用跨党机会以攘窃国民党党统案》，力图将共产党人排挤出国民党。
关于陈独秀，360百科是这样说的，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庆同，字仲甫。
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5年9月15日，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
曾当选为中央局书记，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等。
1922年11月5日，中共代表参加共产国际大会，陈独秀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停职。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捕。
1942年5月27日在贫病交加中逝世，享年63岁。
这个简短的百科中，大家已经能够认识到陈独秀的贡献，我们把陈独秀的贡献做一简单概括。
一、陈独秀的历史贡献陈独秀的历史贡献至少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
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而且仍然是中国在努力实现的目标。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注意是上海）创办《青年》杂志，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号问世。
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创刊词《敬告青年》，首次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
为了区别于上海青年，从第二卷开始，将《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
不久，陈独秀应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就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陈独秀曾犹豫地说：“因为要办《新青年》，每月出一期，上海那边恐怕走不开。
”“没关系，你正好可以把杂志带到学校里办。
”蔡元培说，“北大还要聘请一大批名流学者任教，正可以帮你编杂志。
”陈独秀随即将《新青年》编辑部迁往北京。
之后，如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刘半农、沈尹默等一大批知名学者纷纷加入《新青年》的阵营，为其撰稿并参与编辑工作。
这样，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以《新青年》为阵地，一个崭新的文化阵营在中国出现了。
破解陈独秀被右倾的三重门作者：张敬华来源：《红广角·党史与文献研究》 2013年第2期（广东）张敬华【摘要】国民大革命后期，陈独秀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
而苏联解密档案资料表明，陈独秀所犯的错误大多与莫斯科的指导有关。
不仅如此，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驻华代表甚至直接做出了一些错误决策。
苏联的国家政策以及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服从的组织关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源。
此外，党内合作的模式从体制上剥夺了中共的领导权。
从另一角度说，在联共(布)中央日趋激烈的权力争斗中，陈独秀可说也成为他们斗争的牺牲品。
【关键词】莫斯科；共产国际；陈独秀；党内合作；右倾一、苏联的国家战略是陈独秀被右倾的深层次原因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联共（布）的幕后操纵下，由共产国际一手促成。
作为当时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迫切需要在东方结盟，以实现其远东的安全和利益。
“由于要对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漫长而持久的斗争”，应该把“一切革命因素调动起来”，①建立反帝统一战线。
这“虽然极不可靠，极不稳定，但社会主义共和国毕竟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生存下去了。
”②基于东方战略的考虑，苏联要利用孙中山的国民党来缓解在华帝国主义对其构成的严重威胁，而孙中山此时也渴望苏联的援助。
于是，在“联俄联共”的前提下，国共实现合作。
国民党“二大”选举、“中山舰”事件以及“整理党务案”被视为陈独秀的“三大让步”，而《汪陈宣言》标志其“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达到顶峰。
可是，右倾何倾，主义又何在呢？1925年末，直奉军阀控制北方政权，苏联支持的冯玉祥的国民军抵挡不住，北方局势发生逆转；而在欧洲也出现反苏联盟。
苏联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随即转向保守，共产国际发出“九二八”指示，要求中共放弃革命领导权。
而陈独秀被迫执行这一政策，造成所谓“右机”错误。
在国民党“二大”选举新中央委员的问题上，鲍罗廷与陈独秀存有分歧。
“关于在将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人数问题曾一度发生争执，中央提出7人，我表示反对，为的是不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③ ，争论的结果是陈独秀退让至4人。
陈独秀的“党内反对派”之路【编者按】作为中共建党的领袖，陈独秀后来走上了一条与其他同志迥异的道路。
五十岁那年，他公然组织党内反对派，公开质疑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路线，最终被开除出党。
1929年，陈独秀正是“知天命之年”。
此前，他早已被排斥于中共中央领导层之外，隐居于上海的一条里弄里。
“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
”每每想起一生的追求与奋斗，竟然还在不定之天，不免涌起惆怅悲凉的心绪。
他不是一个知难而退的人，在使命和理想的驱使下，又在漫漫的征途上求索。
正是这一年，他与中共中央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以致公然组织党内反对派，与中共及共产国际的路线对立，最终被中共开除出党。
这大概是他始料未及的吧。
抵抗最长久的是陈独秀本人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前，共产国际考虑到党内意见的分歧，曾经特别提名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罗章龙、张国焘、邓中夏出席会议。
陈独秀对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问题，向有莫名的抵触情绪。
为此，他当面向中央负责人说：“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他虽拒绝去莫斯科，却对“六大”存有善意的展望。
他一再要求其他五位去参加六大，并对张国焘说，六大可能改变瞿秋白的盲动错误。
他表示将继续为中央刊物写些短文，如今再也不愿意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也懒于为自己辩护，也不会出面去批评别人。
如果六大的成绩不错，将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持合作的态度。
中共“六大”结束时，王若飞从莫斯科写信给他，向他介绍“六大”的情况，劝他不要消极，应站在“六大”路线上重新工作。
此时，他的心情似乎比较平静，很长一段时间内，再没有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评说是非曲直，认为“六大”路线有所进步。
他高兴地说：“幸而六次大会对于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及革命高潮之盲目的肯定，和对于机会主义一样，加以相当的矫正。
”“六大”批评了盲动主义，使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有所期待。
所以，当党内有人鼓动他领头反对“六大”选举出来的中央时，他明确表示拒绝的态度。
摘要:大革命结束后，中共高层领导不断将“左”倾错误推向高潮，为陈独秀理顺思路、反思错误，寻找属于中共自己的革命道路，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可能。
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他以学术政治家的敏感与思维习惯，密切关注着“八七会议”后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发展变化，以一个战斗者的姿态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
他对当时时局的变化的反思，不同程度地为我们党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陈独秀“左”倾错误民主反思1陈独秀反思中共“左”倾错误的时代背景1.1领导干部变动非正常化———共产国际的主导遵义会议之前，共产国际以直属上司的身份，全面影响中共在革命战争中的各项决策和行动，为此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显得尤为重要。
陈独秀能够在中共三大至五大期间坚持和例行中央机关的右倾机会主义离不开共产国际代表大力影响，同样陈独秀悄然离开中共中央核心层同样也离不开共产国际代表的重要意见。
经维斯基说的很明白：“让他留在领导机关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一个很大错误”[1]。
共产国际为扭转中国革命的危机，决定改组中共中央，以更加坚定的姿态执行共产国际决议。
1927年7月12日，鲍罗廷在陈独秀未出席政治局会议的前提下，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的”训令“，改组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为成员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停止陈独秀党内外一切职务。
会后鲍罗廷建议陈独秀到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被陈独秀断然拒绝。
8月4日，罗明那兹与纽曼来到达长沙，在俄领事馆召集临时省委会议，要求与会者签名赞同“打倒陈独秀”，割除“陈不执行第三国际决议”的影响。
代理书记易礼荣表示中国革命连续失败，同志牺牲惨重，党组织多遭破坏情况下，仍有继续保持陈独秀在党内地位的必要性。
革命失败不能说是他一个人的罪过，共产国际和驻华代表也有份。
为了继续保持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决议和行动的影响，共产国际代表促使中共中央解除了易礼荣的书记职务。
[1]这足以说明共产国际在中共决策中的巨大的作用。
陈独秀托派问题始末“八七会议”后从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领导岗位上撤下来的陈独秀,陷于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态。
他觉得心里有无穷的冤屈和蕴怒,他表现得十分消极。
他坚决不与中共新的临时中央领导班子合作,尤其对中共中央要求他去苏联“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明确表示拒绝。
他对大革命的失败,有切肤之痛,当然也有自己的看法。
他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路线,尤其是指导中国革命的方略与手段,不愿意再相信。
对“八七会议”对他的指责,他心中不服,他还坚决拒绝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中央派人屡屡动员劝说,他不为所动。
党内高层已经觉察到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的关系破裂“只是时间问题”。
1929年5月爆发了中苏外交严重冲突的“中东路事件”,两个月后陈独秀就事件的本末、性质与动向以及中央的宣传方针向中央提出了批评性的建议。
以此为契机,或者说为裂口,陈独秀与中共中央的矛盾分歧和对抗公开化、明朗化,日趋激烈,互不相让,最后导致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的彻底决裂,并且在彻底决裂之后,一直厮缠在一起,口诛笔伐,斗争不已。
此间托洛茨基的思想纲领正一步步渗透进陈独秀的头脑,并在行动上顽固地、偏执地表现出与中共中央的严重对立。
1929年8月5日就在中东路事件引发的陈独秀与中共中央关于宣传策略的争论中,陈独秀扩大了论题,也扩大了事态。
他向中央写了一封全面涉及“中国革命问题”的15000字的长信,从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当前中央的政策路线、形势的估计与宣传、关于“民主”等12个方面阐述自己对当前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与思路。
1929年8月28日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代表约见陈独秀谈话,批评了他不应该轻率地、随意地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并提醒他:中央的政治路线并没有原则性的错误。
10月5日中共中央通过决议,明确提出“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苏联的托洛茨基问题第一次直接与陈独秀的“反党小组织”活动挂上了钩,并且有了“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主义”的新提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