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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时宰相”张居正主持人：刘立志特邀嘉宾刘志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有《张居正评传》等樊树志：中国明史学会顾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熊召政：《万历首辅张居正》编剧梁启超：“明代有种种特点，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主持人：近日播出的历史剧《万历首辅张居正》，塑造了一个呕心沥血的改革家的形象。
很多人都想了解历史上真实的张居正是个什么样子，请做些评述。
刘志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拥有276年历史的明王朝，有过能人辈出、群星灿烂的辉煌，可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却断言:“明代有种种特点，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
”以这样高的评价给予张居正，不仅是看重16世纪的明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宰相之杰，更在于张居正确有过人之处。
明末学者刘芳节自述他阅读张居正遗集的心情是:“手舞足蹈而不能已。
”盛赞这是“千古奇人，千古奇书。
”张居正非有极大的思想魅力，不足以赢得后人如此倾倒。
樊树志（中国明史学会顾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历史人物是复杂多面的，张居正当然也不例外。
他既是无所畏惧的改革家，自诩“嫌怨有所弗避”；也是一个权势显赫的首席大臣，惯于玩弄权谋术数的政客。
刻画这样一个人物，忽略任何一面都不可能接近历史真实。
当时人已经注意到他的两面，《明神宗实录》对他的盖棺论定，一方面肯定他的政绩：“成君德，抑近幸，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另一方面也指出他的过失：“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幸”。
主持人：作为一个雷厉风行的改革家，张居正的成就体现在哪里？樊树志：张居正得到皇太后李氏与小皇帝朱翊钧的充分授权，得到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密切配合，“代帝摄政”，“宫府一体”，得以独断专行。
凭借这样的权力与地位，大刀阔斧推行改革，雷厉风行。
时人把这种久违了的政局，称之为“朝下令而夕奉行”，“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
因此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无论是迫使官员不敢懈怠的“考成法”，还是清理欠税增加财政收入的“清丈田亩”，以及把“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促使赋税徭役货币化，都收到了以往罕见的成效。
《张居正》是历史学家熊召政所著，是一部关于明朝历史人物张居正的传记。
本书全面、生动地讲述了张居正的生平、政治经历和思想观点，呈现出一个具有极强权威性和个人英雄主义特质的形象。
这本书阐述了君臣之间的悖论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危机，并挖掘了张居正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本书中，熊召政对张居正形象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和解读。
无论是张居正充满战略思维的政治手腕，还是他在宽政期间的各类施政举措，都耳提面命地记录在了书中。
同时，作者也揭示了张居正的所有缺点和弱点，包括他所犯的一些错误和不当之举。
通过对张居正这一重要历史人物的分析，读者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到中国明朝时期的历史变迁和难以解决的社会困境。
此外，本书对明朝历史的价值取向和性格矛盾进行了思考，作者认为中国历史的困境即为君臣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冲突，在探讨这些历史中的棘手话题时，熊召政深入人心地剖析了当时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背景。
这种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度洞察力，以及对人性的智慧洞见，正是《张居正》的精华所在。
总之，《张居正》是一部兼具历史性和文学性的传记，展现了一位历史人物的形象和他所处的世界，在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时，它具有不可估量的参考价值。
作者在情感层面上的关注和描写，充满了人性的复杂性和深层的人文精神。
这本书对广大读者有很重要的启发作用，即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时，应该保持正确的价值观和正确的识别能力，才能达成目标和实现自我。
精品文档一，对于明朝而然，短时间内收到了成效，客观上延续了几十年的王朝生命。
1，促进明朝的经济恢复：一条鞭法查出大量隐瞒的土地、大大增加了纳税的土地量、改变赋税制度，减轻农民负担。
农商并重、减轻商税、货币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对封建国家人身依附关系松弛。
严格控制政府庞杂的支出等经济政策减少了皇室的耗费和国防费用的支出。
2，、考成法整顿吏治，大胆任用新人，大力整顿了积弊已久的庸官冗员。
为后来推行其一系列社会改革计划,并取得卓著的政绩奠定基础。
3，维护了领土完整，加强国防力量, 巩固边防, 修睦民族关系，为后来袁崇焕防御清朝的进攻打下了基础。
“陆续在北方及辽东地区采取了整饬边屯，命置将领，操练边军，筑墙立敦等一系列军事防御措施，逐步建立起一个较为完备的军事防御体系。
”《张居正改革时期构筑北边防御体系述论》，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04期，作者展龙。
二，对后代的政治制度有借鉴意义：经济：“一条鞭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税制改革，它上承唐代“两税法”，下启清代的“摊丁入亩”，堪称中国赋税史上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试论张居正税制改革》，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04期，作者闫旭娇。
政治：考成法用行政监督赋税的缴纳，做到了“公私积贮，颇有盈余”从而稳定了国家的经济和财政税收。
张居正用考成法来逐步有效的解决了腐败问题，为后世的改革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对当前的打击腐败问题也有借鉴意义。
改革思想：张居正和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两大著名的改革家。
王安石施行新法，在罢相后，新法长期得不到认可。
张居正通过遵守祖训为名减轻变革阻力，在神宗以后，其变革就得到了后人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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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宅并非辽府考陈礼荣荆州日报社 434000[内容提要]:我国著名改革家、政治家张居正去世之后,明神宗于万历十二年四月断然决定对其荆州故宅实施籍没抄家的暴戾举措。
在强加给他的种种罪状中,头一项即为“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
这一罪状,不仅是当时据以判定其“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的诛心之论,同时也给我国史学界留下了一个数百年间争讼不休的话题,乃至迄今仍有人藉此作为指斥张居正贪污、枉法,“在反对别人腐败的同时,自己却也在腐败”的口实。
本文以历史文献和地方史志为依据,并结合实地考察,意在廓清以构陷与诬蔑而强加给张居正的所谓侵夺废辽王府“攘以为第”的罪名,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关键词]:澄清构陷与诬蔑张居正侵夺辽王府第罪名引言明朝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下旬,明神宗朱翊钧诏令对已故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被籍没抄家。
随即缇骑如狼,差衙似虎,酷吏拷掠,阖府遭劫……一时海内震惊,朝野狐疑。
为了对天下人有个交待,明神宗乃于当年八月丙辰,藉都察院等衙门参劾张居正的奏章,为其“罪过”作出如下最后裁定:“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
私占废辽地亩,假以丈量,庶希骚动海内。
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
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
”⑴由此发轫,荆州张宅即为侵夺辽王府邸之说,始为滥觞。
时隔不过60年,明王朝便在内外交困的战乱中崩溃坍塌,灰飞烟灭。
时至清朝顺治年间,由浙江学政佥事谷应泰总纂的《明史纪事本末》刊刻成书。
在该书《江陵柄政》一节中,谷应泰未经翔实考辨,就武断专横地写道:“(隆庆二年)十二月,废辽王。
大学士张居正故隶辽王尺籍,至宪(火节--合为一字,下同),颇骄酗,多所凌轹,居正衔之,而又羡其府第壮丽。
会告王谋反,刑部讯治。
侍郎洪朝选案验无谋反状,仅坐以淫酗,宪(火节)锢高墙,废其府,居正攘以为第”⑵自此,荆州张宅即因“羡其(辽王)府第壮丽”,“攘以为第”之说,几成定论。
到了20世纪40年代初,复旦大学著名史学教授朱东润先生在撰《张居正大传》时,曾对此事作过详细的考证与辨析。
古代政治家张居正的生平事迹张居正是明代最有权威的一个首辅，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不可多得的政治家1582年6月，张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对派重新聚集，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改革基本失败。
下面是跟大家分享的张居正事迹，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明朝名臣，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万历初期的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进行了“万历新政”，使原已垂危的大明王朝生命得以延续，具有重大的历史功绩。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
祖籍安徽凤阳。
明太祖封先祖张关保到归州，为归州千户所。
张居正曾祖庶出，无法承世袭官职，迁到湖广江陵。
张居正生于公元1525年5月24日，卒于公元1582年6月20日。
5岁入学，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了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湖广巡抚顾璘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练几年，才未中举。
16岁中了举人，23岁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领翰林事。
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后迁任内阁次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
隆庆六年，万历皇帝登基后代高拱为首辅。
当时明神宗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
前后当国10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
他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练兵，加强北部边防，整饬边镇防务;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南方少数民族叛乱;严厉整肃朝廷上下。
在张居正功成名就之时，他把矛头对准了曾给他带来巨大利益的阶层;;文官集团。
张居正除了推行一条鞭法，使得税收统一收钱不收物，节省了很多土地，更实行考成法，其具体实施方法类似于今天的考勤，比如一位知府(五品)，年初时就要写好一份计划，不能太少，写好后自己留一份，给张居正一份。
如计划过少，就要退回重写。
计划通过后，以后的一年里这位知府就要为完成计划而努力。
如果到了年末，核对后发现这位知府有什么事没有完成，那知府就会被贬职降为知县。
谈“史”与“论”的结合摘要：在历史教学中，贯彻“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证据意识和思维能力，是历史理解和历史解释的重要方法，是学科素养实现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史实史论实证“史”与“论”是历史学基本的元素，“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是历史学科基本的学习方法，也是历史学科实证素养的要求。
“史”指“历史史实”或“历史史料”，“论”指“历史结论”或“理论”。
“论从史出”是指任何历史结论必须经过对历史史实的认真研究才能得出，没有史实基础的历史结论是不能成立的，没有史料证明的历史结论也是得不到认可的；“史论结合”是指用史实或史料去实证历史结论，用历史结论去统率史实，使“史”与“论”密切结合，形成逻辑严密的历史认识、理解、阐释等。
华东师大教授聂幼犁教授认为历史学科有四种专业意识，即证据意识、历史意识、多元意识和发展意识。
其中“证据意识”是历史教育的首要意识。
“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就是证据意识。
在历史教学中，贯彻“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证据意识和思维能力，是历史理解和历史解释的重要方法，是学科素养实现的重要途径。
历史史实是构成历史学科内容的基础元素，在历史课程实施的教与学活动中，任何探究活动、任何历史素养的培养都要建立在对历史史实的理解与阐释基础之上。
傅斯年说，历史学就是史料学。
梁启超也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缺，则无复之可言。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史料或史实对历史研究学习的重要性，其根本体现了历史学科的实证特色。
在教学实践中，如何培养“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方法素养呢？一、培养实证意识历史实证意识是指教师要引导学生形成证据意识和习惯，对任何历史结论要能通过史实进行论证，对任何史实要通过分析基础上形成一定结论。
对教材众多的史实，我们不是为“史”而学“史”，学“史”的价值在于得出一定认识，形成一定的历史理解和解释，从而形成或论证相应结论，实现史实的证据价值。
这种从“史”到“论”或从“论”到“史”的学习过程，就是培养学生形成各种能力和素养的过程，尤其是历史实证素养。
修身正己才能治国来源：南方周末2006年2月23日作者：梁小民明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选择了正确的改革路径：通过考成法加强中央集权，然后进行以一条鞭法为核心的经济改革，使国库充盈，百姓赢得更多经济自由。
但这位一代名臣未能修身正己，“身后一败涂地”，祸延子嗣及部属。
中国历史上变法者下场好者并不多，不过原因并不相同。
商鞅是不懂得妥协和让步，王安石是新法在实施中被扭曲了，张居正则在于个人品性。
在张居正主政前的几十年和主政后的几十年，明朝社会动荡，民不聊生。
张居正扶植小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推行新政的十年中，社会较为安定，经济也有较快发展。
以后的史学家对他还是肯定者居多。
当张居正进入明朝的中枢出任内阁首辅时，明朝已走过了两百年的历程，封建王朝所固有的弊病都显现出来了——吏治腐败、官场黑暗、苛捐杂税、民不聊生。
在他的同僚们歌舞升平、吟风弄月时，他深深感到帝国的危机。
所以，当他在隆庆六年（1572年）成为内阁首辅之后，就决心为国尽忠、力挽狂澜。
他的新法在前五年中着重伸张法纪、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即进行政治改革。
在后五年中重点是改革赋税、发展经济，即进行经济改革。
在封建专制体制之下，张居正只有牢牢掌握了权力，其新法才能较为顺利地实施。
因此，这种先政治后经济的变法途径是正确的，也是在他任职期间，新法有成效的基本原因。
张居正的新法并不是改变旧法，而是“为祖宗谨守成宪”，恢复朱元璋时代政治的控制力和官僚体制的活力。
他的《陈六事疏》中提出“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核心仍在于加强集权和政令畅通。
他最有名的政治改革方案就是“考成法”了。
其内容是，中央六部与都察院将所应办之事按道路远近、轻重缓急，规定出完成期限，并在三套账簿上记录在案，分别为部、院存底，六科监察部门以备注销和呈内阁查考。
中央六部与都察院对承办官员每月检查一次，完成一件注销一件。
未完成者要如实申报，否则以违背论处。
六科监察部门检查六科执行情况，每半年上报一次，并对违限者提出处分意见。
史家和编史在中国文化传承中的作用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历史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历史学的发展中，史家和编史家们的作用不可忽视。
他们通过史书和编年史的写作，将历史及其价值观念传承下来，在社会和文化发展中给予指导作用。
一、史家的作用史家是历史学的代表人物，主要负责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归纳和分析工作。
贡献了不朽的史书，保存着珍贵的历史遗产，对后代有着重要影响。
《史记》是中国史书中的经典之一，是中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著作，被誉为史学的鼻祖。
其作者司马迁以严谨的态度，负责人的精神，详尽地记载了从上古到到秦朝的历史。
在他笔下，历史成为了人类思想的基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唐朝，有着“史家三杰”之称的权德舆、魏征、张爱玲，他们分别著有《资治通鉴》、《隋书》、《新唐书》，成为唐朝历史文献的重要代表。
他们通过各自的史书，保留了唐朝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并影响了后世。
二、编史在中国文化传承中的作用编史是史家工作的重要方面。
编史是将历史资料搜集、整理、归纳和分析后，按照时间顺序编写的一种史书形式，其水平往往关系到史学的发展和历史资料的保存。
我国历史上，编史工作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春秋左传》即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编年史之一，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创举。
南北朝时期，刘宋历史学家范晔主持编写《历代名贤碑》，将近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名人凝聚在一起，成为中国编史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明朝时期，张居正担任南书房学士和东厂之长，主持编写“正史”，奠定了中国后来编史的基础。
随着时代的变迁，编史的方式和方法得到发展和创新，我国古代的编年史，如《资治通鉴》、《古今注》等史书也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史学和编史在中国文化传承中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历史和文化资产的保护和传承上，同时也与中国传统文艺、哲学、政治等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历史和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见证，同时也是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第28卷第3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6年5月 Vol. 28 No.3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May 2006──────────收稿日期：2005-12-05 作者简介：展龙（1976-），男，甘肃靖远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化史。
- 60 -✧历史学研究✧论张居正的史学贡献展 龙（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摘 要：张居正一生虽主要从事政治活动，但他的史学实践及成就，在明代史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一方面，他先后主持纂修了《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和万历《会典》等大型官书，提出许多改革措施，完善了明代的史馆制度；另一方面，他以内阁首辅的身份，凭借自己的权力，恢复、重建了曾长期废置的起居注。
关键词：张居正；《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万历《会典》中图分类号：K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6）03-0060-05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别号太岳。
江陵(今属湖北)人。
嘉靖二十六（1545）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
明神宗初代高拱为首辅。
张居正一生主要从事政治活动，其史学活动则隐而不彰，加及他“生平不喜著作”[1]，所著《四书直解》、《书经直解》、《通鉴直解》、《帝鉴图说》、《召对纪事》、《张太岳集》等亦多非史学著作。
故此，张居正在史学方面的贡献一直不为人所注意。
实际上，作为“以经术遭逢圣主”[2]的一代“名相”，他的史学实践及其成就，在明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在主持官修史书方面，更值得书上一笔。
据《献征录》卷17、《明神宗实录》卷107、《国榷》卷68载，张居正的修史活动是从参修《兴都志》开始的。
嘉靖四十二年（1563）四月，他充《兴都志》纂修。
不久，进右谕德兼侍读，复预修《兴都志》，后辍。
四十四年六月，续修《兴都志》，充副总裁。
期间，他还参与重录了《永乐大典》。
这些活动不仅显示了他在史学方面的功力，更为他后来总裁大型修史活动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本文拟就张居正总裁《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和万历《会典》等三部重要史书做以探讨，并对其恢复起居注制度及其创新之处予以阐述。
一、总裁明世宗、穆宗《实录》承前代旧制，明代历朝重视纂修《实录》。
自宣德间修《太祖实录》始，总裁官皆由阁臣担任，据《明史·职官志》载：“（阁臣）修《实录》、史志诸书，则充总裁官。
”至隆、万间，张居正任内阁大学士，其总裁官书编纂，就是从世宗、穆宗《实录》开始的。
隆庆元年（1567）六月初一，《世宗实录》始修，张居正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充总裁官。
逾六年，尚未脱稿。
神宗即位后，隆庆六年（1572）九月二十二日，大学士张居正等请修纂《穆宗实录》。
[3]二十六日，开馆始修，张居正仍为总裁官。
至此，两朝《实录》同修。
万历二年（1574）七月十四日，《穆宗实录》先行告成。
十月，由翰林院进呈。
五年（1577）八月，《世宗实录》先后历时十一年亦终归告成，并于本月由钦天监进呈。
神宗初立，张居正遂请修先朝《实录》，这是对旧制的沿袭，同时也表明他重视当代史的编纂，有着强烈的史学意识。
具体在两朝《实录》的纂修过程中，张居正作为“总裁首臣”，也“勤劳为多”[4]，此大体有三：第一、组织领导。
明代自宣德开始，实录馆纂修《实录》，决策者实为总裁官，监修官虽由身居显位的武臣担任[5]，但武臣修史非其所长，其监修不过是形同虚设，徒挂其名而已。
故此，张溶虽承其祖父张辅、父张懋连，亦以武臣身份监修世、穆《实录》，但总领史事者仍是张居正，尤其是他以内阁首辅的身份出任总裁官，使他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一方面，他总结过去官修《实录》存在的弊病，凭借其先前的修史经验和领导才能，制定了灵活、可行的纂修计划。
他在《纂修事宜疏》有言：皇祖历世四纪，事迹浩繁。
编纂之工，卒难就绪。
皇考临御六年，其功德之实，昭然如日中天，皆诸臣耳目之所睹记。
无烦蒐索，不假阙疑；但能依限加功，自可刻日竣事。
合不拘朝代次序，俟《穆宗庄皇帝实录》纂成之日，容臣等先次进呈；却令两馆各官，并力俱纂《世宗肃皇帝实录》，则两朝大典，可以次第告成矣。
[6]展 龙：论张居正的史学贡献- 61 -张居正认为要顺利完成两部《实录》的修纂，首先要立定期限，“依限加功”；其次要打破依朝代顺序纂修《实录》的先例，提出先修成《穆宗实录》，再修“事迹浩繁”的《世宗实录》；最后，建议待《穆宗实录》修成后，“令两馆各官”，全力以赴，“并力俱纂”《世宗实录》。
另一方面，纂修人员的选任，亦多定于张居正。
如万历三年（1575）八月，他“题东阁大学士张四维充《实录》总裁官”[7]。
四年（1576）正月，又以编修黄凤翔充《实录》修官[8]，等等。
所任史官多长于史学，如张四维“有才智，明习时事”[9]，而黄凤翔也长期“教习内书堂”，曾“辑前史宦官行事可为鉴戒者，令诵习之”[10]。
正因为张居正计划周密，用人得当，保证了两部《实录》的顺利完成。
第二、删润定稿。
明制，纂修《实录》“副总裁削之，内阁大臣总裁润色”[11]。
张居正在总裁两部《实录》期间，删润之功尤多，他“按诸司之掌故，网罗旧闻；探内府之秘藏，铺张盛美。
事务阕疑而核实，词皆举要以删烦。
至于大经大法之所存，则特书屡书而不一，参互考订，三易稿而成编；润色讨论，十逾年而竣事”[12]。
正因如此，万历五年（1577）八月《世宗实录》告成时，神宗赞誉他说：“皇祖四十五年《实录》，字字句句都是先生费心看改几次，我尽知道。
”张居正自己亦言：惟我皇祖《世宗实录》……虽皆出于诸臣之手，然实无一字不经臣删润，无一事不经臣讨论。
既更定其文义，复雠校其差讹。
穷日逮夜，冒暑凌寒，盖五年于兹，而今始克就。
[13]世宗一朝“事迹浩繁”，其《实录》能历时十一年完成，其中功劳以张居正为最。
第三、完善《实录》的纂修制度。
明代《实录》馆属临时机构，其中有不少官员同时兼理本职工作，尤其是总裁内阁大学士、副总裁翰林院大学士各有繁忙的职务，难以全心纂修《实录》，从而分散了精力，影响了《实录》的纂修速度和质量。
而且，如张居正所言，史馆还存在总裁官“恐催督之致怨，一向因循”和纂修官相互推诿，“以人众而相捱”[14]的弊端。
故此，张居正提出改革建议：其一，建议史官修史要“事必专任”、“功必立程”。
在张居正看来，《世宗实录》纂修六年，迄无成功，主要原因是“事无专责”，他说：盖编撰之事，必草创修饰，讨论润色，工夫接续不断，乃能成书。
而其职任紧要，又在于副总裁官。
顾掌部事，则有薄书综理之紧繁；直经纬，则见侍从讲读之责。
精神不专，职守靡定，未免顾此失彼，倏作忽辍，是以岁月徒悠，而绩效鲜著也。
今两朝并纂，二馆齐开，若不分定专任，严立限程，则因循推捱，其弊愈甚。
[6]所以，他荐举吏部右侍郎诸大绶、礼部左侍郎王希烈二人专管《世宗实录》；申时行、王锡爵专管《穆宗实录》，让其暂辞部务，全力纂修《实录》。
张居正的这些建议得到神宗批准，“俱依拟行”，保证了纂修工作的有序进行。
其二，立定编纂期限，所谓“定为章程，严其限期”。
他提出：“各馆纂修官务要编成一年之事，送副、总裁看样，月终副、总裁务要改完一年之事，送臣（张居正时任总裁官）等删润。
每年五月、十月间，臣等将纂完丛本各进逞一次。
大约终月可完一年之事，终季可守三年之事，从此渐积累，然后成功可期。
其余副总裁官或部暇相互讨论，或讲俟令其补凑，不必责以限期，恐致两妨。
”在此制度的规约下，两部《实录》预期完成，而《穆宗实录》仅用了两年三个月。
[13]其三，改革征集史料的先例。
万历以前，征集史料通常只令“礼部宜遵祖宗故事，通行中外，采辑事实，送翰林院纂修《实录》”[14]，对史料的整理重视不够。
张居正对此着力予以改革，如选派六名史官分工协作，编纂六曹章奏，以备纂修《实录》[15]；礼部向各衙门征集史料时，要求他们将所存题本、档案、文件等史料查计数目，编好顺序，再陆续送赴史馆[15]；令提学官采辑汇编史料等。
这些规定，保证了《实录》馆所获史料的全面性，也提高了修史效率和质量。
其四，张居正对纂修官亦提出具体要求：首先，包括副总裁各官“每日俱在史馆供事”，不得随意外遣；其次，各馆纂修官要以职业为重，以“公家为急”，不得“别求差假，图遂私情”；再次，在张居正眼里，史职与行政官职虽职掌不同，但“国家用人之理，宗核名实之道，实寓于斯”。
所以，他将整顿吏治的考成法推及史职，提出：“书成之日，分别叙录，但以效劳多寡为差，不复计其年月久近。
如此，庶人有定守，事易考成，在各官可免汗青头白之讥，而臣等亦得以逭旷职素飱之咎矣。
”[6]经过张居正的悉心裁定、调整和改善，充分保证了世、穆《实录》的质量。
清人徐乾学权衡明代历朝《实录》之大概，认为“叙事精明而详略适中者，嘉靖一朝而已”[16]。
至于褒贬任情，颠倒是非者，也多发生在太祖、英宗、孝宗、武宗和光宗等五部《实录》中，而世、穆《实录》则能持平记事，曲辞甚少[17]。
更具意义的是，张居正对史馆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使官修史书史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而且影响所及，终明清两代而不绝。
二、总裁万历《会典》《大明会典》初次刊刻，是在正德四年（1509），凡180卷，结构以官署为中心，附以历年事例，使官与事相结合，是为正德《会典》。
嘉靖年间，又经过两次续修，补充了自弘治十六年（1503）至嘉靖二十八年（1549）间事例，凡53卷，但载在秘府，未及颁行。
为此，隆庆二年（1568）孙应鳌、万历初林景暘等曾奏请补辑所缺事例入《会典》，但因当时“两朝《实录》尚未告成”，史官“披阅校正，日不暇给”，为防止“顾此失彼”，“事难兼理”，重修《会典》第28卷第3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6年第3期- 62 -一事只得推迟[18]。
至万历四年六月，《穆宗实录》业已进呈，《世宗实录》编纂将毕。
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等请修《大明会典》，并就筹备事宜上疏神宗，在疏中他首先讲到为何要重修《会典》：《会典》一书，于昭代之典章法度、纲目毕举，经列圣之因革损益，美善兼该，比之《周官》、《唐典》，信为超轶矣。
顾其书创修于弘治之壬戌，后乃阙如；续编于嘉靖之己酉，未经颁布。
又近年以来，好事者喜于纷更，建议者鲜谙国体，条牴例纷纭，自相牾，耳目淆惑，莫知适从，我祖宗之良法美意几于沦失矣。
今幸圣明御极，百度维新，委宜及今编辑成书，以定一代之章程，垂万年之典则。
[18]在张居正看来，重修《会典》势在必行：一是嘉靖年间两修《会典》，虽补充了正德《会典》所缺事例，但“未经颁布”；主要是由于某些人“鲜谙国体”，却又“喜于纷更”，致使旧《会典》“条例纷纭，自相牴牾”，让人“莫知适从”。
所以，张居正希望通过重修能对《会典》“校订差讹，补辑缺漏”，从而使《会典》真正成为“一代画一经常之典”[19]，“以定一代之章程，垂万年之典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