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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家宪政主义之争近年来，在思考中国社会转型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一种制度的建设或转变，绝不仅仅是更换权力机构或法律条文那么简单。
背后还有社会文化及共同信念的强大影响。
正因为如此，近日见秋风、易中天、袁伟时等学者在媒体上争论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演进的作用，感到意义非凡。
如果问这场争论“谁输谁赢”、“谁更正确”，笔者会站在易中天和袁伟时先生这一边。
概而言之，秋风主张的“儒家宪政主义”，即认为儒家文化构建了一个自由和谐的中国传统社会、未来中国的民主宪政也依赖于儒家文化复兴的观点，是他从历史文本中寻章摘句，按照自己的逻辑由概念到概念地编织而成的。
相比之下，易中天和袁伟时先生认为，儒家文化作为专制政治的基础，整体而言阻碍了自由民主在中国的实现，其观点有大量事实与常识作为补充，无疑更令人信服。
说起秋风，笔者认识他将近十年了。
圈内人对他的评价是：读书、写作效率极高，思想跨度大，从最初的经济自由主义跨到了今天的儒家宪政主义;有人说他博大精深，也有人说他思想退化。
笔者不能同意秋风对儒家文化和中国传统社会的美化，但同时认为，凡是认真深入的研究，总能给人启发。
秋风给我的启发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现实与儒家治理秩序有若干暗合之处，其成功与局限或许也来源于此。
试举几方面表现如下：第一，儒家在理论上坚持一元领导，皇帝的地位不容挑战;同时昭告天下：他们的使命是替天行道，为人民服务。
在古代，皇帝被称为天子，是人间的最高统治者，每个人都必须服从。
但根据儒家学者解释，皇帝的统治必须合乎天意。
所谓天意，就是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仔细想想，这与当前的政治现实有异曲同工之处。
第二，在权力结构中，人分三六九等，按地位高低享受不同待遇。
儒家治理秩序的最大特点是人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个人恪守自己的礼节与责任。
在皇权专制下，君主或上级的权威不容置疑，以下犯上是不行的;但另一方面，它对执政者的要求非常高，要求上级比下级更英明，更体恤民情，更有社会责任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关于儒家政治思想的认识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儒家以其独特的思想，凸显了其对中国政治的独特价值。
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学说“仁政”，以及以德治国的方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为人处世原则，对中国古代的社稷安稳以及社会的长治久安，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政治思想体系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儒家政治思想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影响。
本文通过对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了解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和儒家政治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影响，探索儒家政治思想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发，以求得社会进步、时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儒家政治思想的产生：儒家学派诞生在战火纷飞、群雄争霸的春秋时期，其创始人为思想家、政治理论家、教育家孔子。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
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孔子提出“仁者爱人”，要求统治者体察民情，反对任意刑杀和苛政，提倡广泛理解和体贴他人，以此调整人际关系，稳定社会持续。
提出“克己复礼”，要求人们的行为符合“礼”的准则。
其中的“礼”，专指西周时候的等级名分制度。
为了能够实现“礼”，孔子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就是按照周礼的制度把当时已经混淆的社会等级秩序矫正过来。
另外，孔子还提倡“为政以德”，要求统治者爱惜民力，用“德”教化百姓。
在百家争鸣的大社会背景下，儒家思想成为当时影响力较大的一派，儒家政治思想产生于儒家思想之中。
孔子奠定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基础。
孟子对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战国中期，生产力迅速发展；各国为争霸竞相改革，政治变革大为得势，思想阵地极为活跃，百家争鸣的局面方兴未艾，以捍卫孔学的孟子，著书立说，批判各家，参与争鸣。
复兴儒学的两大传统——“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的重建（蒋庆）蒋庆（2008·曲阜孔子文化节·孔子学术会堂·讲演）一、何谓“政治儒学”传统（一）“政治儒学”的创立形成“政治儒学”创立于孔子晚年道不行，作《春秋》垂新王大法；（新王即孔子，84年余至曲阜孔庙仍受时学影响深怪曲阜孔庙孔子像为帝王冕旒像，后习《春秋》始知“孔子为王”之义，乃理解孔子为高于俗王之圣王，即孔子为人类道德价值之王，一切人类行为必须遵从孔子所定之新王大法。
孔子以《春秋》鲁国242年历史代表一部人类史，以《春秋》孔子所定之王法作为治理所有人类之万世法；“代表”即《春秋》所谓“托”，《春秋》托事明义，即托鲁国242年历史以明人类理想政治之义；所托之事即鲁国242年历史，所明之义即人类理想政治。
）形成于公羊学对《春秋》经义的独特解释；（公羊家谓：《春秋》有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春秋》无通辞而诡其实以明其义、《春秋》乃美人芳草记号密码、《春秋》为孔子王心独断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诗》《书》《论语》等经典学生可助而赞辞，以协助老师完成经籍之编纂解释，《春秋》则否。
]）辅之以《诗》《书》《礼》《易》诸经的今古文经学解释。
（今古文经学中均有”政治儒学”思想，如《毛诗》、《周官》诸古文经亦有丰富深邃之政治儒学”思想，吾人今日欲全面复兴儒学，固不当取消“家法”而混同今古不讲，然亦不可偏执“家法”而一味以今诋古；关键在知“家法”之分际，该讲则讲，不该讲则不讲，执中而已。
）。
因此，“政治儒学”可以说创立于春秋，暗行于战国与秦（父子师生口耳相传与抱遗经窜山林避挟书令），形成于两汉。
（二）“政治儒学”的基本特征“政治儒学”的基本特征是：从外在天道的高度，自上而下地确立人类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以及客观地关注理想政治礼法制度的建构，如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建构（王政）与大一统礼乐刑政制度建构（王制）。
此义有三：⑴、天道是政治秩序合法性自上而下的最高外在标准，此区别于以内在心性自下而上作为人类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标准；⑵、政治儒学虽承认政治礼法制度与心性有关，是体现“心之德”之具（载体），如礼之本是仁是和是敬等（仁、和、敬即是“心之德”），但认为政治礼法制度毕竟是心性之外客观的经验之物，不从心性中直接产生或推出，必须自心性外客观地经验地建构。
儒家宪政论纲康晓光中国政治发展的“八字方针”：“承续道统，吸纳民主”。
或问：何以承续道统？答曰：立儒家精神为宪法原则！又问：何以吸纳民主？答曰：以宪政吸纳民主！一、当下中国的合法性危机1、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危机近代以来，一系列军事上的失败使中国人逐渐丧失了对自己文化的信心。
先是军事，后是经济和技术，再后是政治和社会制度，最后是价值观，直至对自己的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绝望。
学习西方列强，由浅入深。
起初还有自信，自觉或不自觉地坚持“中体西用”，最后是完全绝望，彻底抛弃自己的一切，转而无条件地学习西方，“全盘西化”。
中共的胜利导致马列主义主导了中国大陆半个世纪。
邓小平改革开放，中国大陆转而学习资本主义的西方。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自觉地拒绝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
毛泽东时代，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来自马克思主义。
1其实，官方意识形态的衰败早在邓小平的改革启动之前就开始了。
初期，合法性或意识形态的衰落体现为少数先知先觉者对体制的背叛。
而他们随后开展的改革行动，则进一步带来了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合法性或意识形态危机。
邓小平发动的市场化改革带来了深刻的政治后果。
第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后果。
《共产党宣言》承诺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但是如今中共却在反其道而行之。
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背离导致马克思主义权威性丧失。
第二，现1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是可以认识的。
谁认识了呢？马克思！马克思通过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证，指出人类必然地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必然要埋葬资产阶级。
但是，单靠无产阶级自己还不行，还要有先锋队也就是共产党来领导才行。
这样一来，这种学说就把共产党的领导权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确定下来。
由于历史是一个进步的过程，所以最后的阶段也就是最好的境界。
这也意味着，共产党实的政治实践要求抛弃马克思主义。
浅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摘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深刻影响了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历史和现实。
历史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注重民主参与，如民主决策和官民合作。
现实中，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了公民政治参与模式，强调个体自律和公共利益。
传统文化对现代公民政治参与也存在限制，如影响人们的政治意识和行动。
需要在发展中找到平衡点，挖掘传统文化潜力，推动现代公民政治参与的转化。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公民政治参与有启示作用，既有积极的引导作用，也存在消极的束缚影响。
在传承的基础上，应适应时代需求，提升公民政治参与的质量和效率。
【关键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公民政治参与，历史影响，现实影响，理论探讨，现代转化，作用，启示，积极影响，消极影响1. 引言1.1 背景介绍在中国政治文化的长期影响下，作为公民的我们如何参与政治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深深根植于我国的历史之中，影响着公民政治参与的方方面面。
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可以更好地认识我国政治体制的独特性，为提升公民政治参与能力提供有益启示。
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历史影响进行分析，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政治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在当今时代的政治实践中开拓出新的路径和方向。
1.2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旨在探讨这些传统文化因素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和意义。
通过对历史影响、现实影响、理论探讨、现代转化以及推动公民政治参与中的作用进行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并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提供借鉴和启示。
通过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进行评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促进政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通过本研究，可以为深化我国的政治改革和现代化进程，推动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论民主政治与儒家文化的兼容性李红芹1华中师范大学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 儒家文化包含着民主政治的一些元素，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儒家的终极理想与民主政治并不矛盾。
儒家参与政治和影响政治决策的作为近乎于公民社会的政治社团的功能，儒家对合理的社会秩序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现代民主社会的公正与和谐诉求。
民主政治的发展可以以儒家文化的开放性为切入口，以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人格平等与参与平等为基础，“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协调发展。
只有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重新认识和挖掘儒家文化的价值功能，才能更好地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 关键词] 民主政治；儒家文化；兼容性[中图分类号] I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824（2008）03-0000-00 亨廷顿认为经济因素、宗教、外部势力的新政策以及滚雪球和示范效应对民主化都有重大的影响。
在对诸因素的分析中，他对宗教的关注是不容忽视的，认为基督教在民主政治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托克维尔也肯定了这种宗教自由精神所发挥的作用。
亨廷顿在《第三波》中这样论述道：“伊斯兰教的政治概念不同于民主政治的前提，并与之相矛盾……回教和儒教对民主发展构成了不克逾越的障碍”。
“儒教民主也许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辞，但是，儒教中的民主则未必是”[1](p373-374)。
由此可见，亨廷顿虽然认为儒教构成了民主政治发展的障碍，也并未排除在有儒教传统的社会中发展民主政治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尽管儒教中的某些成分不利于民主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阻碍了民主的发展，但不能由此就断定儒教与民主是不相容的。
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儒家的终极理想与民主政治发展并不矛盾。
一、儒家文化的源起、发展、陨落与复兴西周贵族政治崩溃之后，有一批熟谙并热心于西周文化精神的卜、史一类人物散落民间，以私人身份从事相礼和教学的职业，这批人就是最早的“儒”者。
儒而成为学，始于孔子[2](p2)。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为了巩固和壮大自己的势力，都纷纷着力于不同程度的封建化改革，社会上各阶级、各集团、各派别就社会制度变革问题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儒家及儒学脱颖而出。
秦统一六国后，采用了国家一元性的社会结构和“法”家的法治思想，以霸道政制取代了王道政治以维护其统治，并实施了“焚书坑儒”。
法家亡秦已在学界达成共识。
汉初，统治者吸取秦朝暴政而亡的教训，选用了道教思想作为其统治思想。
后来，汉朝的后继统治者发现用“道”家思想治国并不十分理想，到汉武帝时期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被尊称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儒教文化也慢慢发展成为一种思想体系，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道德主义的代表。
在儒学中，“仁和”之学是其核心思想：以仁为体，以和为用；以生为本，以诚为魂；以道为归，以通为路。
儒学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宽容精神、理性通达精神，中和协调精神。
它有两个思想特点需要强调：其一，儒家的政教协合之内在的构成要素不是政治与宗教，而是政治与道德。
其二，儒家的政治与道德（教化）的关系，不是合一的关系建构，而是协合的关系处置[3](p278-411)。
孔子和以他为代表的儒家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以完善人的主体道德为完善社会道德的1作者简介：李红芹（1973-）女，籍贯：河南安阳，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基础，将个人修养与对他人、国家、社会应有的义务和责任相联系。
笔者认为，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特点的这种道德普适性与民主的发展并不相悖，它深刻地表现出一种人文关怀与和谐诉求。
1915年，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对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旧礼教、旧道德，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在这个思想发生急剧变革的时期，儒家思想受到强烈排挤，逐渐殒落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马克思主义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
但儒家的社会影响并未因此而消失。
辛亥革命前后，产生了注重道统、崇尚自由民主、相信民主政治普遍价值的新儒学。
其思想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与西方的思想进行了嫁接，主张基本上完全移植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并立足于用西方的思想观念重新解读传统的儒家经典，从中发掘儒家思想文化的普遍价值和永恒意义，同时为民主政治在中国生根发芽提供文化哲学前提。
伴随着市场经济所产生的道德滑坡以及当今世界所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危机为儒家的复兴开辟了新机缘。
为了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为人类生存谋出路，人们开始转向东方中国智慧里寻求答案。
“道德危机”所造成的怀旧心理给儒家的复兴提供了心理基础，而儒学的“天人合一”的理想恰恰迎合了这种需要，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客观的现实基础。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的某些原则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民主政治发展服务。
二、民主政治发展的切入口——儒家文化的开放性儒家文化的开放性为它与民主政治的结合提供了可能性。
作为一种文化，儒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的学问。
它既有哲学的深思，又有信仰的引导，是关乎思想的和信仰的体系。
它是社会人生之学、修德治世之学，用传统的话语，它是仁礼之学，内圣外王之学。
它的内容涵盖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和宗教等方面的学问。
历史上，儒学的“和而不同”、“天下一家”的普世情怀不仅推进了中国对外的睦邻友好的和平路线，也为众多的思想学派和宗教在中国的生存与和平发展表现出了博大的容纳情怀，为形成中国多元通和的生态做出了巨大贡献，正是儒学的这种开放性为民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儒学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它的发展轨迹一样遵循“经权”原则。
因为任何传统都要不断地调整它的表现形式，过去的对今天不一定能用，历史环境造成的变化带来了其表现形式的变化。
在经济全球化和民主化的今天，儒学的复兴更显示了其旺盛的生命力及较强的适应性。
它会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以“权变”原则为指导，调试自己，以一种新的姿态回应和拥抱民主，推动民主的发展和完善。
三、民主政治与儒家文化相兼容的基础——人格平等与参与平等孔子作为儒家的原创性思想家，继承周公以来的思想传统，其思想的重心是对人文社会的关注。
他以道德标准来衡量现实政治状况。
孔子从未认为民众没有政治责任。
他一生也都在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甚至到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程度。
在他看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3] (p321)。
也就是说，即使在极其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孔子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参与意识。
在个人与君主的关系上，他并不认为作为君主的个人高于他的臣民多少。
孔子指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4] (p116)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王道思想。
首先，在君臣关系上，孟子主张以民为本，认为作为一个君主，如果任意残害他的臣民，作为臣民可以起而杀之。
“孟子告齐宣王曰。
君之视臣如手足。
则臣视君如腹心。
君之视臣如犬马。
则臣视君为国人。
君之视臣如土芥。
则臣视君如寇仇。
”意即君臣是一种平行的关系。
他认为“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5](p284-322)他把统治者的道德自觉看成是仁政的前提。
他关心平民疾苦，主张以不忍之心爱民，民众要有恒产，这都含有民主政治可以汲取的成分。
其次，在君、民与国家的关系上，孟子认为先有民后有君，并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
”[5] (p573)他认为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权威并决定天下的治乱，民的存在与权力是天赋予的，即“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
[5] (p68)他主张尊重普通人的权利和意见，提出了天意即为民意，民意即为天意的重要思想: “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
[5] (p381)“罗尔斯作为公平正义原则的特别是原初状态的设计的一个根本的前提，就在于关于人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理想存在物的人性预设”。
[6](p46)这在孟子与君主的对话中就有所体现：在许多场合孟子以王者之师的身份出现，君主是以讨教的态度与他对话，这种以平等身份为前提的对话折射出的是一种人格上的平等。
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权利的尊重有些类似于现代公民权利的萌芽。
荀子则把孟子的思想提到了更高一种境界。
荀子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7] (p458)意即上天生民不是为了君主，人民有自己独立的生活和自由的追求，上天设立君主是为了来服务于民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真正民主思想的体现。
儒家强调人不可剥夺的价值、尊严及平等，体现了人类的基本价值。
可见，孔子、孟子及荀子的合理统治的思想包含着可贵的现代性因素，那就是对合理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追寻。
公民社会所需的参与精神在儒家的思想里得到了充分体现：“儒家的思想观点把参与政治活动和影响政治决策看作是儒学者的一项神圣使命”[3] (p337)。
其作用近乎公民社会的政治社团。
其对人格和参与平等的强调与政治民主是并行不悖的。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人格和参与平等作为两者兼容的基础。
然而仅有平等而达成二者的兼容是不够的，它需要以一定的秩序为依托，藉以保障社会公正的实现。
四、民主政治与儒家文化相兼容的依托——“社会公正”与路径选择孔子将王道政制的基本精神继承下来，而把属于特定历史阶段之外在形式的社会制度（礼)扬弃，提炼出仁的概念，使之由一种外在的社会制度转化成为一种指导社会运作和个人行为的九种基本原则，以作为新制度创生的支点[8](p46)，并以此来规范社会秩序。
就任何一种社会公正而言，对秩序或程序公正的服从，是维持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
亨廷顿也曾把对政治稳定的追求作为其政治秩序论的出发点和归宿，他认为“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
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
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
”[9](p7)孔子处于礼乐崩坏的春秋时期，他也极力希望看到一个有着合理秩序的社会。
这种合理的社会秩序，也是他所提倡的历史王道的基本内涵，他尤其认同周代的政治秩序之礼。
现代民主社会的社会公正也体现在公民们能够自觉地构建和维护社会的程序公正，这与儒家的“合理秩序”并不相悖，儒家倡导的“德”与民主强调的“法”可以相辅相成、协调发展。
社会公正依赖于一定的政治秩序，而政治秩序须以文化秩序为基础；政治运作须以社会的文化价值原则为指导[8] (p45)。
因此，妥善处理好政治与文化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民主与传统文化之间需要达成一种妥协，取得一种协调，才能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健康发展。
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但民主不是无本之木。
民主在东方社会的引入需要考虑到当地的环境条件与文化传统，不加取舍地接受西方民主与认为儒家文化纯粹是民主发展的障碍的说法都是比较极端的做法，把二者孤立起来各自发展的观点也是不可取的。
对待传统文化应该批判的接受，对其去粗存精，去伪存真，除其糟粕，吸其精华，争取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才能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建具有本土特色的民主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