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
现在，人们习惯于把我国的传统文化称为“儒家文化”，甚至把东方一些接受我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也纳入“儒家文化”的范畴。有人也许会问，“儒家文化”这一概念是否能够概括我国传统文化的一般内容？要说明这个问题，就必须搞清儒家文化的内涵，以及它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什么是儒家文化？回答这一问题的先决条件是要搞清什么是儒家思想，因为儒家文化应该是社会在儒家思想指导下自觉实现儒化的必然结果。儒家思想严格地说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不过，儒家学派的思想并非与史俱来，它是在我国的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几千年之后，由春秋末期伟大思想家孔子所创立的。这样一来，用“儒家文化”来概括传统文化的全部历程似乎产生了一定的困难。但是我认为这种顾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正是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在这里，太史公准确扼要地指出了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当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也颇为自诩地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正是这种出自对传统文化的由衷景仰和狂热追求，才产生了他创建儒家学派的根本动力。
但是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所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从而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夫子也不能不把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这时，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以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英者云集，皆为显学。儒家学派出自改良主义的立场，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坚持在保存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推行“仁政”，统一天下。而法家学派却出自激进主义的要求，坚决主张“以战去战”的暴力革命，认为“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史记·商君列传》)他们在政治实践中，奖励耕战，毁弃诗书，彻底与传统文化决裂。在战国时代那种“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的殊死竞争的情况下，法家学派这种纯粹功利主义的思想体系在斗争中确实是实用的，秦的统一中国就是明证，而儒家那种固守传统的温和政治主张就未免显得有些“愚远而阔于事情”了(《史记·孟子苟卿列传》)。
不过，人类历史却出人意料地复杂，秦王朝仅持续了短暂的十四年，始皇帝一系万世的美梦就彻底破灭了。“燔烧诗书，坑杀儒士，上小尧舜，下邈三王”的蔑弃传统文化的法家理论，何以在取得那样旷古未有的辉煌胜利之后，又如此迅速地破产了呢？这种令人吃惊的历史现象引起了一些有责任心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认真思考。汉初的思想家陆贾最先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在与汉高祖刘邦讨论长治久安之术时，驳斥了刘邦“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的狂谬态度。他正确指出，“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陆贾站在儒家学派的立场上，认为法家的暴力革命固然可以推翻一个旧制度，然而，那种文化虚无主义的思想方法却无助于巩固和发展一个新政权。这种“逆取顺守”的儒家理论确实使西汉开国之君刘邦茅塞顿开，有所领悟，可是当时客观与主观上的情况却注定要使历史再走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有趣的是，在汉初选择治国安邦的政治指导思想时，入选的并不是儒家思想，而是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这种选择并不出人意外，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那些逃过暴秦统治之后，又经历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的劫余之人，面对残破的家园，崩溃的经济，普遍的社会心理只能是休养生息，共同去争取起码的生存条件，他们还无暇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去构筑地主阶级的宏伟大厦。因此，在这一历史时期，儒家思想遭到冷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黄老思想指导下的汉初政治，经历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五朝，历时仅54年。然而这一时期却是我国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页。其所以重要，就在于在几千年的我国文化史上，堪称黄老文化的时期仅此一次。它很象一个历史上的过客，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从此就永远隐没在历史帷幕之后，再没有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但是它却为我们留下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与法家文化截然相反的黄老文化何以同样短命？
众所周知，黄老思想是促成汉初社会大繁荣一一“文景之治”的根本原因。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鉅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上》)这种社会繁荣景象在古代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然而这种不可多得的好光景为什么不能持续下去呢？关键原因仍在于黄老文化与法家文化同样严重地脱离了传统的文化背景。黄老思想的核心是无为而治，即在政治上的分权主义和经济上的自由化。政治上的分权主义违背了传统的大一统思想，从而由于政治上的姑息放纵态度使地方割据势力猛然抬头，成为统一国家的对立物。这种政治指导思想的直接恶果就是汉景帝时期七个同姓王国的旨在反对中央政府的公开武装叛乱。而经济上的自由化在恢复和发展汉初国民经济时，确实曾奏奇效，但是由于违背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促使当时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一反常态的变化。
孝文帝五年，除盗铸钱令，使民随意铸钱，于是拜金主义的狂潮席卷了整个汉王朝。“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汉书·食货志下》)，这正是当日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
可是我国古代社会是个以农业立国的文明体系，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层级结构、管理系统都是封闭凝固而单一的，所以它经不起商品经济的冲击和摇撼。当时，经济上的自由化虽然活跃了商品交换，鼓励了竞争，促进了社会的全面繁荣，但是由于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改变，不仅诱使农民弃农经商，使一家一户的封建小农经济趋于萎缩，导致了自耕农的大批破产，严重地动摇了封建秩序赖以存在的基础，而且商人阶级的崛起改变了昔日的阶级结构，形成了对官僚政治的潜在威胁。如果让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历史很可能偏离传统的道路而改弦易辙。总之，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社会出现了失控现象。这种失控现象不仅使统治阶级惊恐万状，而且也使纷纷破产的小农嗷嗷待哺。历史发展到这里，出路何在？就成了当时朝野上下最为关切的大问题。面对现实，或者承认商品经济的合理性，由封闭型的社会系统向开放型的社会系统过渡，为此，就必须断然与传统文化决裂，继战国时代之后再进行一次更为深刻的革命，摧毁刚刚建立起来的封建社会结构，最大限度地发展商品经济，或者从民族的思想武库中找出一个更为行之有效的思想武器，使社会在一种平稳的状态中沿着传统文化的大道延续下去，二者必居其。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继汉景帝为帝。他站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上，在我们民族的发展史上做了一次命运攸关的抉择。他继位之后，首先进行了指导思想上的重大变革，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被统治阶级冷落了数百年之久的儒家思想上升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毅然废弃了推行半个多世纪的黄老政治，从此在历史上掀开了儒家文化的新篇章。儒家文化经历了二千余年的风风雨雨，步履艰难地向前发展着，无论是多次外来文化的挑战，还是本民族其它思想的浸润，都没有改变其固有的内涵，相反，在其发展的途程中，它不断地吸收和容纳来自各方面的营养，充实自己，渡过—次次危机，并使中华民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走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前面。只是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文明的兴起，这种古老的文明才逐渐式微，似乎丧失了固有的生机。
人们一定会问，我们民族的历史何以选择通过儒家思想来表现自己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呢？这是否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在二千多年前的汉初，我们还没有能力选择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而且历史也没有提供为此而必备的客观条件，所以我们只能在传统文化中寻求我们民族所能够接受的东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抉择，正是迎合了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人们通常把这种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理解为儒家思想最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所以才最终被确立为封建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政治指导思想。但是抛开民族文化谈这个问题，就无法解释法家和黄老思想为什么如此短命，而儒家思想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