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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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社会城乡关系的特点及其原因城乡关系问题是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它能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文化等联系起来。
毛泽东在深入研究和科学分析近代中国国情,尤其是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武装夺取政权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理论,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一、自从1840年英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闭关自守的清廷大门,随后,其他的东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便接踵而来侵人中国。
它们既争夺又勾结,采取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侵略手段,残酷地压迫和掠夺中国人民,用征服者的铁蹄和刺刀,在古老的中国辽阔土地上刻下了一幅幅血迹斑斑的图画,并与中国反动腐朽落后的封建势力相勾结,把中国由一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封建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他们长期占据着城市,控制着“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而近代中国的城市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具有浓厚的消费性.因此,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势力便凭着他们所掌握的全国政权,依靠其强大的反革命武装,以消费的城市作为反革命的堡垒和据点,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使中国在政治上主权丧失,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主义压迫。
在经济上,财富被掠夺,尤其是农村成了外资掠夺的原料产地,农民成了外资的原料供应者。
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力的生活,这样,城乡差距便不断扩大,城乡对立空前严重。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正确地指出:“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里资产阶级统治的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域里面(那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那是极其对抗的矛盾。
”①这种情况表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
城乡关系土木151 廖瑞康1516100149城乡关系是广泛存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普遍联系于互动关系,是一定社会条件下政治关系、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等诸多因素在城市和乡村两者关系的集中反映。
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
但是,目前我国的城乡关系问题却引起人们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尤其自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收入、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的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了我国城乡关系出现严重的失衡现象,使得城乡关系呈现了“断裂”状况。
这种“断裂”状况就表现为:城市作为表征现代文明的载体与农村表征作为传统文明的载体之间缺乏联系、互不沟通。
具体来讲,城乡发展不协调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城乡发展不协调的主要原因,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随着近年来制度的改革,政策的颁布,经济的增长,城乡收入差距的趋势可以说是愈演愈烈。
其原因可概括为两个方面:1. 历史因素:新中国继承的是经过多年战乱的积贫积弱、百废待兴的烂摊子。
1953年中共中央又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党要在相当长得一个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然而在工业化道路过程中,国家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直接表现形式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一系列的“左”倾错误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造成农业生产的长期落后,从而使农村经济停滞,甚至倒退。
2. 制度及政策因素:(1)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力度不同导致城乡收益不同。
(2)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力度不同导致城乡收益不同。
(3)分配与再分配中对农业的投入少、索取多。
(4)政策上重工轻农。
二,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大。
城乡消费差距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两者消费环境的差异,城乡居民消费的基础环境存在巨大差别,而且这种差别在短期内难以改变。
我国农村邻里关系现状、问题及其成因本篇论文目录导航:【题目】奉贤区城市化过程中乡村社会治理研究【第一章】城市化背景下乡村邻里关系问题探究绪论【第二章】农村社会治安管理理论视角【第三章】我国农村邻里关系现状、问题及其成因【第四章】国外邻里互助基本经验【第五章】我国建立和谐邻里关系的意义及对策分析【结语/参考文献】和谐农村邻里关系构建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第三章我国农村邻里关系现状及成因第一节我国农村邻里关系的现实状况首先,邻里交往变少了。
国内有些学者们对一些大城市进行了调查研究,得出一个普遍认同的结论就是当前邻里关系总体呈现出“表面化”以及“浅层化”的特征。
邻里互动频率低,由“和平共处型”为主的交往方式向“淡漠封闭型”方式转变,农村这个共同生活的地域本身正在逐渐失去促进村民密切交往的功能,村民缺乏参与农村共同活动的动力33.华中科技大学的程俊春对于我国农村邻里交往作了对比性的研究,他发现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农村邻里交往出现了如下变化:(1)农村人邻里的闲暇交往频率变低、交往场所单一化、交往质量下降34.(2)农村人的邻里互助也发生了变化。
日常互助减少、生产互助由“情感型互助”变成了“明码标价”的交易。
其次,邻里之间的交往趋于表面化。
不同于传统社会中我国的农村“远亲不如近邻”的情感维系,在城市化的影响下,我国农村邻里关系的交往越来越趋向于浅层。
笔者,在调查访谈中发现,现如今农村人们的交往内容更多的是“不得不”“没有办法”.例如,作为农村邻里交往的最大的平台“婚嫁”“丧葬”事宜。
以往的出于情感式的交往,现在也成为了人们为了“不被人嚼舌根说闲话”的一种妥协手段。
然而,在日常的交往内容上,人们更多关注对于自己能够获得更多资源的内容,获得情感支持的邻里交往慢慢趋于利益化了。
再次,邻里之间的宽容度降低最后,邻里之间有着众多秘密构成的隔阂。
常小美在《后常庄的邻里互助研究--以丧葬仪式为例》中,将由于城市化而引起的邻里关系的变化形态概括为:“局部强化与整体淡化”.局部强化就是留在农村生活的邻里因为大量青壮年离开农村,从而导致了农村传统生活方式的变革,部分邻里相互需要和相互帮助,建立了比以往更为强化的邻里关系;总体淡化是由于生活方式的变迁(例如通讯技术的发达等),导致农村邻里之间的直接交往活动逐渐减少,这直接影响了邻里关系的建立直接造成邻里之间关系的淡漠。
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乡村振兴一线探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深刻把握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城乡关系变化特征,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三农”工作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2017年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走共同富裕之路”“走质量兴农之路”“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走乡村善治之路”“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
即日起,本报推出“乡村振兴一线探访”系列报道,聚焦广大干部群众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和经验成效。
“取点钱,有急用。
”记者刚进张国利家,就赶上他着急出门。
“再约时间?”之前在村里转,没见银行,也没见自动取款机,这离城镇也远,取钱咋着不得个把小时?“一会儿就好。
”张国利热情相邀,“走,跟我去看看!”出门没多远,张国利进了村头小卖部。
拿出银行卡,在助农金融服务终端设备上一刷,不过几十秒工夫,1000元现金到手。
“以前可没这么方便,取个钱得跑30多里地去旗里的银行。
”一张张数完,张国利嘿嘿一笑,“现在不出村,能取钱、转账,还能申请贷款。
”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马鞍山村,这个助农金融服务点今年上半年产生交易630多笔、金额30多万元。
“银行”搬到了村里头,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太阳能路灯亮起来……这些年,许多像马鞍山村这样的偏远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有了显著变化。
这背后,是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落实,农村面貌焕发新气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为了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来把握和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及我国城乡关系研究进展一、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是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城市与农村、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等之间关系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中心和主要载体,而农村则是城市的附庸和依附。
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不平衡和不协调的关系,这种不平衡和不协调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等方面。
在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城市和农村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论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城市是现代工业化生产的中心,而农村则是城市的附庸和依附。
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是一种对立和冲突的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能消除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剥削和对立,实现城乡的和谐发展。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对城乡关系的演变和变革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为我国城乡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
二、我国城乡关系研究的进展1. 城乡发展的历史变迁我国城乡关系的研究首先要回顾城乡发展的历史变迁,分析中国古代社会主要是农业社会,并以农业为基础,农村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载体。
随着城市的兴起和工业化的发展,城市逐渐成为现代生产关系的中心,城乡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这种历史变迁对我国城乡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2. 城市化进程和农村现代化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和农村现代化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城市化进程和农村现代化是我国城乡关系研究的重要课题,研究城市化进程和农村现代化对于理解城乡关系的演变和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3. 城乡差距和城乡融合在城市化进程和农村现代化的背景下,城乡差距日益加剧,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日益突出。
研究城乡差距和城乡融合成为我国城乡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要深入分析城乡差距的形成和发展,探讨城乡融合的路径和途径,促进城乡的和谐发展。
城乡关系是我国经济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
城乡关系是否协调,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社会能否健康发展。
目前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从根本上破除,城乡关系走向协调、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许多制度性障碍依然存在。
60多年城乡关系的演变表现出五个基本特点,其变迁轨迹给我们许多重要启示。
城乡关系演变之历史轨迹(一)改革开放前的城乡关系1.1949—1952年:开放的城乡结构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长期形成的相互对立的畸形的城乡关系,如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成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央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中央政府采取了在经济上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政策,允许富农经济存在,允许农村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城乡私营工商业可以自由发展[1]。
同时,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广大农民无偿分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整个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
这一时期有较多的农村人口迁入城市,城市人口的比重由10.64%上升到12.46%,城市人口从5765万增加到7163万,增加了1398万人。
在这一时期,城乡结构是开放的,城乡之间的迁移相对来说比较自由,城乡关系的发展基本上是正常的。
2.1953—1957年:城乡二元结构初步形成1953年,我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央政府开始限制农村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流动合作化从组织上配合统购统销制度,城乡二元结构初步形成。
1953年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后,由于国家投资增长过快,积累与消费、市场与计划(实质上是个体农民与国家)、农业与工业的矛盾突然以农副产品供应短缺的形式表现出来[2]。
从1953年起,我国出现了粮食供应紧,人口的迁移出现了一定的盲目性,“盲流”造成了对城市稳定的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工业化建设的需要,1953年11月19日政务院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从12月初开始在全国对粮食等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国家规定农民消费和积累的定额后,其余的全部征购走,也就是从农民手中收购“余粮”,造成农民种粮没粮吃,乡村粮食不足问题史加严重,同时也加速了城乡隔离的制度设计。
论乡村三重关系“ 摘要:乡镇与村庄之间具有三重关系:一是乡镇党委与村党支部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二是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在村民自治事务范围内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三是乡镇政府与农民在政府依法行政事务上的管理和被管理关系。
第一重关系体现党的领导原则,第二重关系体现村民自治原则,第三重关系体现依法行政原则。
乡村三重关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其中任何一个关系、一个原则来否定其他两个关系、两个原则,都会造成乡村关系的失调。
从我国乡村治理的现实需要出发,为建设良性互动的乡村关系,关键在于融三重关系为一体,有机配合,互相促进。
一、基层视野中的乡村关系问题乡村关系有丰富的内涵。
本文所要分析的“乡村关系”,主要是指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所形成的地方治理结构。
所谓地方治理(localgovernance),就是地方多元主体协同公共管理的过程,而治理结构主要是指治理主体之间的制度性关系。
基层视野中的乡村关系问题,主要是基层干部就村民自治新形势下乡村关系所提出的疑问或“怎么办”。
基层反映的问题不少,比较突出的是如下几个方面。
1、政策落实的组织路线难保证,政令贯彻的渠道出现淤塞。
过去,村级干部由乡镇选拔、培养和任用,这是乡镇政府执行上级政策的一个组织措施或者说“组织路线的保证”。
村委会干部实行村民直选之后,村干部的乌纱帽掌握在村民群众手中。
村干部执不执行上级的政令,还要看村民的脸色。
因此,对于像计划生育、收费、追款这些得罪人的事情,许多村干部采取回避的态度,使政令渠道出现了梗阻现象。
一位被访的镇委书记说:“在过去,如果村干部办事不得力,镇里可以停他的职,现在不能这样办,要村民来罢免。
而一些不明事理的村民,就是喜欢那些敢同政府对着干的人。
”一位被访的副镇长说:“完全否定乡镇政府对村级干部的管理权,是有负面影响的,政令不通就是综合表现。
有的人借村民民主来抵制镇政府的政策执行和管理。
例如我们镇,政府对村里征地款的分配和使用,就存在失控问题。
乡村振兴和三农关系乡村振兴和三农关系,是当前我国发展中重要的课题之一,其关系到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稳定和和谐。
乡村振兴是指通过实施科学发展观,以农村经济发展为核心,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乡村振兴的目标是要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水平。
要实现乡村振兴,三农是重要的基础和关键环节。
三农是指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总称,也是乡村振兴的主要对象和主要力量。
乡村振兴与三农关系密切。
首先,乡村振兴需要农民的积极参与和支持。
农民是农村的主要劳动力和资源拥有者,只有农民真正主体地参与其中,才能形成全社会的共识和合力。
其次,乡村振兴要以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目标。
农村是农业生产和农民居住的地方,要实现乡村振兴,就必须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条件。
最后,乡村振兴要面向农业农村发展,使其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有农业农村发展好了,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才能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
为了实现乡村振兴和三农关系的有机结合,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政策措施。
首先,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力度。
政府加大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投资力度,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含量和科技水平,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其次,积极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放活农地,提高农民的土地流转率,推动农业发展模式的转变。
再次,加强农民的职业培训和技能提升。
开展技能培训和创业扶持,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和创业意识,增加农民收入。
最后,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中,要注重农民的参与和利益保障,提高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总之,乡村振兴和三农关系是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
只有确保农业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建设美丽宜居的新农村。
同时,乡村振兴也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和平台。
希望政府加大对乡村振兴和三农关系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促进乡村振兴和三农关系的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乡村关系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一直以来乡村社会被视为国家政治统治稳定的基础。
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取决于国家治理能力的增强和社会的自治能力的均衡。
国家治理能力的增强不仅表现为国家对乡村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还指国家行使治理能力过程中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互动关系的构建,因此,国家治理能力可用资源汲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制度规制能力等五个指标来测量。
为了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国家向乡村社会汲取资源,并积极发展乡村经济、进行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这就不可避免和乡村社会产生联系,形成了国家权力与乡村社区自治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乡村关系。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国家权力与乡村社区自治力量的此消彼长,乡村关系表现为不同的形态。
本文以国家治理能力为分析框架,以乡村关系的历史和现实形态为研究对象,以国家权力与乡村社区自治力量的消长与合作博弈为主线,从资源汲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制度规制能力等五个层面横向解剖现实乡村关系。
本文认为,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汹涌的现代化、市场化、工业化浪潮冲击下,传统相对封闭、单一的乡村社会变得更加多元、开放,围绕国家建构和乡村整合的目标,一方面国家大力加强乡村治理能力建设,大力发展乡村经济,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加大公共服务供给的力度,实施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国家治理能力不断增强,乡村治理日益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另一方面,国家放权社会,村民自治的实施为乡村自治力量的增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深厚的土壤,30多年以来,“民主的蝴蝶”开始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翩翩起舞,农民从“民主学步”到维权自主,从“日常抗争”到“依法抗争”、“以法抗争”,乡村社会对国家治理形成了越来越强的制衡和倒逼机制。
但是,从整体而言,乡村政治表现为鲜明的“非均衡”特征:在国家内部,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与社会的制度化关系是“非均衡”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国家治理能力与乡村社区自治力量之间力量也是“非均衡”的,由此判断,国家治理能力依然较为薄弱。
因此,乡村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在大力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和进一步向乡村社会赋权的同时,以“多元合作共治”为目标强化制度化建设,把乡镇政府、
乡村社区各类组织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
全文共包括绪论、正文与结论三大部分。
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缘起及意义、相关研究进展、研究思路与文章结构等。
第一至第七章为正文部分,第一章在探讨国家治理能力的概念、构成要件及国家治理能力建设路径选择基础上,提出研究乡村关系的一个分析框架,第二章以国家治理能力为分析框架梳理了乡村关系的历史形态和演进逻辑,第三章至第七章从制度规制能力、资源汲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等五方面揭示乡村关系的现实形态。
结论与展望部分总结了全文思想,对乡村关系的未来提出了“强政府——强社会”的理想模型和实现路径。
第一章提出国家治理能力是研究乡村关系的一个分析框架。
国家治理能力的构成要件包括资源汲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制度规制能力等。
国家治理能力不仅表现资源汲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制度规制能力的增强,还表现为国家与社会之间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互动关系的构建。
由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国家对乡村社区治理能力的强弱对国家政权稳定与否有着重要影响,从本质上看,国家对乡村社区治理的过程就是国家权力与乡村社区自治力量博弈与互动的过程。
第二章以国家治理能力为分析框架揭示了乡村关系的演进逻辑。
以国家治理能力为分析框架,乡村关系在各个历史时期展现出不同的图景。
乡村关系的历史演变表明,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与社会的制度化关系呈现出非均衡的特征,一方面,国家治理能力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乡镇政府与乡村社区自治力量之间力量处于不均衡配置与互动,国家权力与乡村社区自治力量之间互动并非完全表现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互动,国家与社会的制度化关系较弱。
第三章分析制度规制能力中的乡村关系。
在探讨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权力来源、职责内容及运行规则基础上,指出乡村关系的本质是国家权力与乡村社区自治力量的关系,村民自治权是国家向基层社会让渡的部分治权,村委会行使的自治权来源于村民的授权,乡镇政府及村委会有各自的权力边界,村委会在村民自治活动领域内行使自治权,乡镇政府有权指导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事项。
第四章考察资源汲取能力中的乡村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财政体制经历了三次变革,但仅是国家向乡村社区汲取资源手段与方式的变化,其实质和目的均表现
为国家出于宏观经济发展需要而向乡村社区汲取资源。
由于国家财政来源与财政能力决定和制约着国家对乡村社区治理格局的特
性和治理绩效,在国家向乡村社区汲取资源过程中,围绕税费的汲取与上缴,就产生了国家与乡村社区、政府与农民和农村干部与群众之间利益划分、争夺与平衡的问题。
也就是说,乡村两级组织互动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对乡村社区的资源的汲取和乡村社区对乡镇的税费上缴,乡村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基于税费征缴而产生的乡村两级主体利益分配关系,乡村关系主要表现为“行政化”关系的同时,乡镇政府干部与村干部辅之于“原则+情感”的关系。
第五章探讨发展经济能力中的乡村关系。
纵观中国农村经济30多年的发展历程,作为农民与新兴市场之中介的乡镇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经济和社会的转型。
在压力型体制和政绩激励的驱动下,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发展与改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乡村主要经济活动,村委会是在乡镇政府的主导和指导下发展农村经济,乡村社区对乡镇政府有较强的依赖性。
随着乡村社区农业生产及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化及市场化,乡村社区经济组织的兴起,在经济活动领域乡村
关系将更多表现为合作协商关系。
第六章对社会管理能力中的乡村关系进行分析。
随着我国的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再次走到历史性变革的重要关口,各地开展的乡镇机构改革和农村社区建设,以社区作为资源整合的“平台”和服务管理的“抓手”,着力进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推动乡镇政府职能转变。
在这个过程中,乡级管理机构的延伸让国家权力进一步下沉到乡村社区,村
级组织架构的拓展使社会的自主性进一步增强,伴随与开放、流动、分化和多样化乡村社区相适应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形成,乡村关系呈多样化态势,合作共治将
是乡村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
第七章考察公共服务能力中的乡村关系。
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服务正从农民自我服务为主向社会公共
服务为主转变,传统村民自治所承担的公共服务及公益事业将更多地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承担,乡镇政府也将更多地承担村民自治的财政及运行成本。
同时,村委会的工作内容、重点和功能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传统的税费征缴、计划生育向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转变。
在“公共服务多中心体制”的框架下,乡镇政府为村委会提供政策和资金支
持,村委会协助乡镇政府提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乡镇政府与乡村社区社会组织及经济组织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表现为“公私伙伴关系”。
最后是结论与展望。
“乡政村治”时期,是国家治理能力增强与乡村自治权力生长的过程,但是,总体而言,国家治理能力增强与国家制度能力建设发展不同步,二者处于不均衡状态。
国家治理能力的增强使乡镇政府行政功能进一步向乡村社区的弥散化,乡镇政府管控和包办许多原先由乡村社区自治组织完成的事项,许多原先由乡村社区自治组织发挥的自治功能由乡镇政府承担,乡镇政府行政权力在乡村社区无所不能,无所不包,乡村社区自治组织表现为对乡镇政府的依附,受到乡镇政府一定程度上的控制与约束,乡镇政府与乡村社区自治组织之间力量处于不均衡配置与互动,国家权力与乡村社区自治力量之间互动并非完全表现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互动。
因此,在合作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未来乡村关系的理想模式是“强政府——强社会”,通过合理界定乡镇政府行政管理权与乡村社区自治力量的权力、职能和行为边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合法化、程序化、制度化的相互形塑的关系,促进乡镇政府行政管理权与乡村社区自治力量共生共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