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朗读者》：读解人性的多维命题

电影《朗读者》：读解人性的多维命题作者：平方园来源：《今传媒》2017年第05期摘要：电影《朗读者》改编自德国著名作家哈德·施林克于1995年撰写的小说《生死朗读》，该小说由导演史蒂芬·戴德利改编为电影，并赋予其全新的想象。

相比于小说文本的含蓄内敛，影像的表达则更为直观、深刻。

本文透过爱情与背叛、真实与掩饰、角色与身份、朗读与救赎的多维命题去读解影像中映射的人性密码。

关键词：《朗读者》；爱情；救赎；人性；密码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5-0104-03《朗读者》作为德国著名作家哈德·施林克的小说，被翻译为多种语言而畅销全球，也是首部刊登《纽约时代》且占据排行榜冠军的德语书籍。

世界文学奖给予小说版本的《朗读者》这样的评价，以文学上的精打细磨同时引人入胜的形式表述了对德国历史的拷问，具有高度精神上的独立性和人性上的理解力，并将其融汇在强大的叙事中。

以上足以说明小说本身具备的影响力，以至拓宽了电影版本的受众范围。

小说和电影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介，表达方式也存在一定差异。

相比于小说，电影利用影像、镜头、视听语言巧妙地完成时间与空间的转换。

根据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朗读者》作为2009年度奥斯卡电影节最受欢迎的影片之一，获得了美国学院奖的充分肯定，同时英国演员凯特·温莱特因出演该片被授予美国学院奖和金球奖的最高奖项。

除演员精湛的演技与出色表演外，故事的发展、人物关系的设置、以及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语境下透视出的复杂人性堪称完美。

除此之外，二战、纳粹、集中营、奥斯维辛…这些词汇构成欧洲民众心中不可抹去的文化记忆，更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影响深远的历史伤痛。

影片《朗读者》再次挑拨人类内心的底线，将人性深处的伤疤与痛楚进行赤裸裸的展现，重构纳粹的残忍与罪行，抛开宏大叙事主题，巧妙借助小人物的情感表达重构不堪回首的历史，力图寻找历史与当下语境和解的平衡点，淡化战后成长起来的群体审视历史的态度。

影片以集中营工作的女看守汉娜和米夏的恋情为主线，赋予多重身份建构，并通过身份背后影射的爱情与背叛、真实与掩饰、角色与身份、朗读与救赎等多重命题，去重新读解人性。

一、爱情与成长“只有一样东西能让一个灵魂如此完整，那就是爱情”来自于出游时米夏发出的感慨，也是少年米夏初尝爱情味道的认知。

认识汉娜之前，十五岁的少年米夏有着消极的自我价值认同，“我认为自己做什么都不在行”，直到汉娜的出现，与其之间的爱情建构逐渐改变了米夏对自我的认知，可以说，汉娜是米夏打开自我，重构意识的启蒙导师。

米夏从汉娜的身上学会了如何承担责任，走出自我禁锢的世界，打开身心的封闭状态，愈来愈自信，成绩有所长进，完成由男孩到男人的华丽蜕变。

可以说，跨越代际的恋情对米夏的成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然而，米夏对汉娜萌动的最初的好感来源于汉娜似母亲般的行为投射，雨中温情帮助，性爱悉心教导，对自卑，内心封闭的米夏来说，绝对是一次奇妙体验。

小说文本对此部分有所描述“当我浸泡在浴缸里，温暖而舒服，我就想起我的小时候妈妈经常这样给我洗澡”，导演巧妙借助影像的隐喻功能将此细节准确生动再现。

影片中，汉娜为米夏洗澡搓身的行为展示，显然与小说的表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米夏在浴缸里的感受与记忆中母亲给自己洗澡的感觉相吻合，暗示米夏潜意识里对于母亲的依赖。

“弗洛伊德提到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恋母情结’，这是一种儿时对母性柔情眷恋的固执，正常人选择对象的态度总会保留有一些“母体原型”的痕迹”[1]。

米夏正是把汉娜投射为对母亲形象的想象，沉浸于自我臆想式的情感抚慰之中，和汉娜的情感从最初母亲般投射，到之后两人一起出游时爱情真正得以建立。

影片对米夏的成长背景没有多做交待，与家庭的成员之间的关系采用隐喻的表达方式，以极具日常化的吃饭情景来看，家庭成员之间交流甚少，以父亲为话语中心，整个家庭笼罩在以父亲为代表的权威之中。

也就不难发现，少年米夏视汉娜为情感依托对象的根源，对家庭的反抗与情感的皈依，正是汉娜的出现填补了米夏的精神空洞，更在精神上成为米夏的向导。

从另一层面来看，朗读也在不同意义上建构着两人微妙的情感关系。

一方面，汉娜享受着和米夏的肉体之欢，另一方面以爱的的名义来换取米夏的“朗读”。

对汉娜来说，朗读和做爱实际充当着同样的功能，带来身心的愉悦和快感，诉诸于功利之外的纯粹嗜好，也就为纳粹时期汉娜聆听年轻识字女性朗读的根源埋下伏笔。

与此同时，朗读也是搭建情感的纽带，汉娜背负历史罪名的汉娜游离于不同时间空间，形成孤僻与极端的性格，生活在自我建构的精神空间之中，无视他者进入与离开。

进一步来讲，此种性格也在无形之中散发着诱人魅力与气质。

十五岁的米夏正值青春期，虽然有着圆满的家庭，但并没有从中得到少年应得的圆满关爱。

所以，两个孤独的个体在彼此之间相互取暖，各取所需，再加上汉娜举足投足之间透漏着的女性气质，使得稚嫩的少年米夏深深迷恋。

然而，战争和身份却使得原本简单的爱情背负太多压力，纳粹的阴影时刻笼罩在汉娜的心理无处释放，形成强烈的自保状态。

即使处于亲密的情感关系中，也不能完全袒露心迹，也就决定了她性格的极端和爱情关系中的疏离。

二、真实与掩饰“一切的道德观念都完全的先验地在理性中有其根源，而且，在最高度的思辨理性中之为真，这些道德观念不能从任何经验中得到，因为只是从偶然的知识中被得到，正是它们的根源的纯粹性，才使得他们堪称我们的最高实践原则，而且正当我们增加了任何是经验的东西，也就损坏了它的真正影响力。

”[2]由此可见，真是人性中最纯粹最无杂念的品质，“真，善，美”成为社会上不可忽视的道德力量。

影片中，不管处于任何语境中，汉娜都以真实的状态出现在公众视野，文盲身份设定与真实自我再现交互糅杂，使得人物形象愈加立体、饱满。

在爱情滋润下的汉娜，真诚爱着米夏，三十六岁的汉娜依然会像恋爱中的小姑娘般任性，耍性子，情绪变幻无常，患得患失，与公共视野中中年妇女形象的建构相悖，人性中应有的平和，理性被替代为感性和不可理喻。

其中，汉娜对米夏的爱亦是真诚而纯洁的。

汉娜的扮演者温丝莱特从人性的角度理解她的感情“因为害怕暴露她的不识字，她可能从来没有让任何人走进她的生活。

对她来说，能够落在如此的境地，感受此种性质的亲密关系，在她的极限世界里被朗读声覆盖，从情感上她比男孩更需要对方。

她真诚地爱这个年轻的男人。

她不觉得不合适、色情、不舒服或者错误。

她对他非常温柔。

”[3]这说明在爱情面前汉娜呈现出来的是真实的自我。

另一方面在法庭上受审的汉娜，对于法官的提问，她如实回答，没有一丝的隐藏，与坐在后排的其他大多数曾在集中营工作过的同党，汉娜表现出了人性中最为真实的一面。

法官问：你为什么不把他们放走？汉娜回答：因为看守他们是我的指责，我不能这么做。

汉娜无疑是正直的，没有隐瞒自己的罪行，这里的坦率无非是一种承担，一种面对。

此外，在电车上班的汉娜，认真工作，忠于职守，也是汉娜对于工作最为真实的一面。

人性真实的背后，与之相矛盾的是隐藏在心里却不为人知一面。

影片中汉娜在罪行面前呈现出来的是坦率与真实。

然而，正是对于知识的敬畏和潜藏在内心深处的虚荣，让她承担下原本并不属于自己的罪行。

法庭上，汉娜放弃自己书写的权利与证件字迹进行对比辨别，而在众目睽睽之下独揽下滔天罪行，看似是对自我尊严的维护，看似是智者的行为选择，实则为了内心的虚荣，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

一方面源于自我文盲身份的自卑，其次是知识怀有的敬畏。

这种敬畏就像尊严一般值得被尊重。

然而，汉娜又是知识缺失者，她无法判断自我选择是否正确，面对罪行的承担，她只能拙劣地选择掩饰来隐藏自我“文盲”身份。

“崇高是在规模和程度上都能激起敬畏之感的（太令人敬畏的伟大），它吸引着人们去接近它（以便用自己的力量衡量它），担当人根据自己的估计与它作比较而使人显得微不足道时，其带来的恐惧性又是威慑性的。

（比如在我们头上的雷霆，或是一座高俊荒蛮的山岭）。

[1]”再次，源于对自我形象的维护，不想自我文盲的身份展示在公众之内，成为毁害自我的一剂毒药。

影片中，律师身份出现并掌握着事实真相的米夏，在法庭上并未站出来为汉娜洗清罪名，此举动不仅有悖于职责，也对之后并不圆满的生活埋下了伏笔。

对于米夏的沉默和掩饰暗示着对汉娜深情的爱。

作为汉娜的恋爱对象，一方面愤怒于汉娜的不辞而别而产生恨意，另一方面源自捍卫汉娜自我尊严的考证，作为爱人，米夏清楚地明白尊严对汉娜的重要意义。

三、角色与身份影片在角色设置上，给予角色多重身份设定。

汉娜作为一位普通妇女，纳粹集中营看守，双重身份给汉娜戴上了“施害者”“罪犯”“婊子”的一系列头衔。

无可厚非，汉娜也是一名受害者。

二战中，有许许多多像汉娜一样的平凡人，他们并非十恶不赦的坏人，却在有意无意之间被做恶。

这不仅是历史悲哀，也是人性悲哀，这一个个个体只是纳粹集中营中被操纵的一颗螺丝钉，缺自主选择的权利，只有无条件服从。

在规则面前，反抗就是自我毁灭，只有绝对的服从。

汉娜作为集中营的看守，看管犯人是自己的职责，她们也只是做好“本职工作”而已。

然而，任何与纳粹有关的元素都逃脱不了人民唾骂，单纯的求生之道换来永远无法退去的罪名。

从这种意义来讲，汉娜并非杀害任何人，却由于自己的“恪守职责”却导致成千上万的无辜者死亡，也正是“角色意识”的悲剧，为了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汉娜却成为历史的罪人。

影片中，汉娜称：先来者要为后来者腾地方来解释为何要把一批批年轻的女孩眼睁睁看着去送死，在汉娜眼里，扮演好看守的角色是最重要的，这种“高尚的使命感吞噬了道德的判断”，也是影片力图实现的最大的宽容的理由。

与此同时，汉娜另一身份建构，体现在与米夏的情感关系上，尽情享受爱情带来的温情。

此外，作为一个有轨电车的售票员，尽职尽责，以至于到最后由于业绩突出，被提升到司机办公室工作。

不同的身份建构带给她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命运，前者的尽职导致背上“罪犯”的罪名，后者却是当今社会倡导的工作必备的素养。

所有的结果必然引出一定的诱因，汉娜作为一名文盲，她是无意识的，所以只能是一个牺牲品。

影片中，对米夏的身份建构也毫无例外。

少年时期的米夏沉迷于和汉娜的恋情中，他是一位“称职”的恋人。

作为学生，他以逃课来换取与汉娜的亲密接触。

学校，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的存在，然而，米夏从一个公共的空间的逃避却乐意沉浸到两人的私密的狭小空间中去，可以说是米夏更倾向于情感中所承担的角色认同，对于“学生”的身份自己是逃脱的；作为律师，因为私情和道德，没能做到公正公开；作为儿子，父亲去世之后都没有回家，只是不想回来这座让他悲伤难过的城市，对于父亲的赡养他是缺席的，他没有履行作为一个儿子自己应尽的义务。

此外，他本身还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但是他拥有着的是离异的家庭，女儿独身居住国外，对于女儿的成长没有履行作为父亲最基本的父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