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氏陶南山馆始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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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紫砂历代名家.名师历代名家.名师【金沙寺僧】傳為明代製作紫砂壺名手。
生卒不祥。
佚名。
明·周高起《陽羨名壺系·創始》:「金沙寺僧,久而譽其名矣。
聞之陶家雲:僧閒靜有致,習于陶缸甕者處,搏其細土,加以澄練,捏築為胎,規而圓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蓋、的,附陶穴燒成,人遂傳用。
」清·吳騫《陽羨名壺錄》有相同著錄。
金沙寺僧之確切年代,較難考查,推斷比供春年代略早,約在成化、弘治(1465-1505)年間。
金沙寺,在江蘇宜興湖父山間湖父鎮西南角,離開蜀鎮約十餘裏,為唐相陸希聲之山房。
宋·孫觀詩雲:說是鴻盤讀書處,試尋幽伴拄孤藤。
傳建炎間,岳武穆曾提兵過此留題。
【供春】明代正德,嘉慶間(1506-1566)宜興制壺名手。
生卒不祥。
亦名龔春,《陽羨砂壺參考·創始》證其為:「姓龔,名供春」。
江蘇宜興人。
吳仕(字克學,號頤山,宜興人。
正德丁卯(1507)發解元,甲戌(1514)進士,以提學副使擢四川參政)家童。
明·周高起《陽羨名壺系·正始》:「供春,學使吳頤山家青衣也。
頤山讀書金沙寺中,供春於給役之暇,蕅仿老僧心匠,亦淘其細土搏胚,茶匙穴中,指掠內外,指螺文隱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半尚現節奏,視以辨真。
今傳世者,栗色暗暗,如古金鐵,郭龐周正,允稱神明垂則矣。
世以其系龔姓,亦書為龔春(人皆證為龔,予以吳岡家,見時大彬所仿,則刻供春二字,足折聚訟雲。
)」。
清·吳梅鼎《陽羨名壺賦·序》:「余從祖拳石公(吳頤山),讀書南山,攜一童子名供春,見土人以泥為缶,即澄其泥以為壺,極古秀可愛,世所稱供春壺也。
」供春所制做過“樹癭”、“龍蛋”、“印方”等壺式。
其中以“樹癭壺”最為名貴。
清末民初,仿製者甚多。
當時陶肆稱頌:宜興妙手數供春,其名壺價值之高,有「供春之壺,勝於金玉」之語。
清·徐皆鳳《重修宜興縣誌》:「供春制茶壺,款式不一,雖屬瓷器,海內珍之。
《癸辛杂识》【别集】【宋】周密●别集上○汴梁杂事罗寿可丙申再游汴梁,书所见梗概。
汴学曰文学、武庙,即昔时太学、武学旧址。
文庙居汴水南,面城背河,柳堤莲池,尚有璧水遗意。
太学与首善阁五大字石刻,皆蔡京奉敕书。
先圣之右为孟,左为颜,作一字位置,不可晓。
北方学校皆然,先圣、先师各有片石,镌宋初名臣所为赞,独先圣太祖御制也。
讲堂曰“明善”,藏书阁曰“稽古”。
古碑数种,如宋初翰苑题名,开封教授题名,九经石板,堆积如山,一行篆字,一行真字。
又有大金登科题名,女真进士题名,其字类汉篆而不可识。
司天台太岁殿,徽宗草书“九曜之殿”。
旧开封府有府尹题名,起建隆元年居润,继而晋王、荆王而下皆在焉。
独包孝肃公姓名为人所指,指痕甚深。
楼阁最高而见存者:相国寺资圣阁、朝元宫阁、登云楼。
资圣阁雄丽,五檐滴水,庐山五百铜罗汉在焉。
国初曹翰所取者也。
朝元宫阁即旧日上清储祥宫移至,??半空。
登云楼俗呼为八大王楼,又称谭(一作潭)楼,盖初为燕王元俨所居,后为巨?谭积有之,其奇峻雄丽,皆非东南所有也。
朝元宫殿前有大石香鼎二,制作高雅。
闻熙春阁前元有十余座,徽宗每宴熙春,则用此烧香于阁下,香烟蟠结凡数里,有临春、结绮之意也。
朝元宫虚皇台亦上清移来,下有青石础二,刻画龙凤团花,极工巧,旧时是朱温椒兰殿旧物。
台上有拜石,方广二丈许,光莹如碧玉,四畔刻龙凤,云雾环绕。
内留品字三方素地,云是宣、政内蘸时,徽庙立于中,林灵素、王文则居两傍也。
汴之外城,周世宗时所筑,神宗又展拓,其高际天,坚壮雄伟。
南关外有太祖讲武池,周美成《汴都赋》形容尽矣。
梁王鼓吹台、徽宗龙德宫旧基尚在。
开封府衙后有蜡梅一株,以为奇,遂创梅花堂。
北人言河北惟怀孟州,号“小江南”,得太行障其后,故寒稍杀,地暖故有梅,且山水清远似江南云。
南门外有五岳观、太乙宫、岳帝殿,极雄壮华丽,宫连跨小楼殿,极天下之巧,俗呼为暖障。
闻汴有大殿九间者五,相国、太乙、景德、五岳,尽雕镂,穷极华侈,塑像皆大金时所作,绝妙。
书法艺术(第三部分)杨守敬是中国近代品高学富书法家。
其书法四体具擅,初学欧阳询,再学颜真卿、苏东坡,融北碑南帖于一炉,书法淳雅朴厚、险峻古茂,作品在日本奉为至宝,被称为日本现代书法鼻祖。
撰有《楷法溯源》、《激素飞清阁评碑记》、《激素飞清阁评帖记》、《学书迩言》等多部书论著作。
(一)书法渊源中国科举取士非常看重书法,首先要求书法楷法遒美。
杨氏青少年亦攻读科举,为应试不得不重视所谓干禄之书,楷书是书学基础,杨守敬早年习书应从字正方圆,体势匀称楷书开始。
1856年,杨守敬18岁赴府院试,三场皆不中,而中者均不出杨氏右。
因其书法草率,而考官冯先生恰恰工小楷,重字学。
杨氏从此苦练书法,第一启蒙老师为朱景云。
咸丰七年(1857),杨氏私倩江陵朱景云,学习书法及诸儒之学。
朱景云弱冠即有书名,尝以笔润自立,维持生计。
朱先生精力绝人,平旦据讲坛,终日无倦容,每至夜漏三四下而不休,鸡鸣时才就寝。
杨氏家境并不宽裕,尝以苦楝纸、古墓砖练字。
一纸而书数遍,正写、反写、红写、墨描,惜纸如金。
又以门前井水当墨,石板为纸,即书即干。
六年如一日,临契帖,习正书,从楷书欧体入手,得其稳健遒实之致。
光绪辛卯年(1891),杨氏得知恩师病故,亲自撰写墓志铭——《清故岁贡生文敬朱先生墓志铭》,云:“先生之声若洪钟,先生之容若千丈松,先生之不达兮,岂命之穷!经师易得兮,人师难逢。
正则云亡兮,冥行焉从。
铭此幽宫,告我童蒙。
而真正对杨氏书风产生影响是潘存。
同治二年(1863),杨氏在京师从潘存,杨氏与潘存为亦师亦友,多年与之朝夕观摩,深得资益。
潘存谓:“学书须从斩钉截铁入手,方不穉弱。
”潘存曾指教摹《郑文公碑》,杨氏知学碑从六朝人手。
(二)书法理论1.书法著作《评碑记》、《评帖记》:既为金石学之作,又为书学之著,其全称为《激素飞清阁评碑记》和《激素飞清阁评帖记》。
杨守敬在同治六七年(1867、1868)著,简称《评碑记》四卷、《评帖记》二卷, 最为珍贵难得。
歙县历史名人毕升(生卒年不详)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家。
据我省文物工作者考证,他是歙县人。
他的后代(现住在歙县的毕家村)保存下来的活字胶泥字现珍藏在我省博物馆里。
他是北宋中期的一个普通平民知识分子,当时人称他布衣。
他总结了过去雕版印刷的经验,经过反复试验,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制成了胶泥活字。
活字印刷术的的发明,不仅促进了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而且对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汪道昆(1525—1593)字伯玉,号南溟、太函,歙县人,是我国明代中后期文坛上一位较有影响的诗人、散文和杂剧作家。
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中进士,后相继任义乌县令、襄阳知府、福建副使、兵部左侍郎等职。
在义乌当县令时,主张加强防备,教民习武,以防止倭寇入侵,为后来积极进行抗击倭寇的斗争奠定了基础。
他在福建任职时,与当时的爱国将领戚继光一起召募“义乌兵”,大败入侵的倭寇。
晚年出任兵部左侍郎时,曾采取积极措施,改革弊政,提出了不少有关加强国防实力的建议。
嘉靖、万历年间,汪道昆在文坛上名声甚高,被列入“后五子”之内。
所著《太函集》收集了他创作的各种体裁的诗歌约一千五百余首。
作有杂剧《高唐梦》、《五湖游》、《远山戏》、《洛水悲》,以及《唐明皇七夕长生殿》等五种。
此外他还写了一些散曲。
许国(1527—1596)字维桢,歙县人,明大臣。
曾乡试第一,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中进士。
许国一生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为官,很受帝王宠幸。
隆庆间,明穆宗赐他一品服出使朝鲜。
历任太子出阁、入侍太子的右赞善、礼部左侍郎、礼部右侍郎等职。
万历十一年(1583年),被任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不久,又加封太子太保,改授文渊阁大学士。
万历十二年,因云南平叛“决策有功”,晋升太子太傅。
明神宗曾在歙县营建许国石坊(即八角牌楼),作为对他的“加恩眷酬”。
许国在阁九年,廉慎自守,但他遇事好发脾气,“数与言者为难,无大臣气度”,因而常常遭到攻击。
走进位于江苏南通的“杨氏竹艺馆”,浓浓的艺术气息迎面扑来,一件件花样纷呈、工巧艺美的现代竹艺作品琳琅满目,目不暇接,满载着杨振明的故事:往日作坊里,他那解衣盘礴、全神贯注、忘情投入的神情面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铿锵声响,恍若他就在眼前。
他的作品繁多,样式多变、创意新颖、做工精巧,令人惊叹不已。
杨氏竹艺馆早已成为南通非遗珍品里的一枚闪亮名片。
杨振明,1957年生于江苏省南通市,自幼喜爱绘画和手工;1979年考入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民间艺术研究和创作,以竹艺壁挂、蜡封版画等新颖作品令Let the Old Bamboo Grow New Vitality ——Yang Zhenming's Modern Bamboo Art竹虽旧材 其命维新——杨振明的现代竹艺文 ·图 朱敏(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学院院长)人瞩目;1982年,其《网中鱼》《孕马》等十多件作品参加全国首届壁挂艺术展,并在《美术》《美术丛刊》等报刊发表;1988年始,他专职从事“现代竹艺”创作,系列作品曾荣获“第五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工艺美术最高奖银奖,被誉为“填补空白者”;2005年其雕塑作品《无题》、刻绘金属浮雕《过时的记忆》等在“第九届世界华人艺术大会”荣获金奖。
我是竹艺馆的常客,喜欢欣赏他那些颇具创意的竹艺作品,看他亲手做竹艺,也常带学生来参观学习,在他的“非遗知识”现场教学课上,听他“现身说法”讲他的“竹艺经”。
82对现代竹艺研究颇有心得的“杨氏竹艺馆”馆长杨振明。
件竹艺作品不是一蹴而就,得花几天甚至几十天时间,费时费工费力,有点“吃力不讨巧”。
尽管可以借助电锯、电刨等现代化工具,自己也发明了一些小工具,但毕竟主要靠手工,靠手劲和体力。
你有那么好的绘画功底、雕塑创作经验,还是另谋生路,做老本行,一心画画、搞装潢,那可是实现价值、见效快的事,也“来钱快”。
他听了笑笑,送了我8个字:“人各有志,殊途同归。
杨守敬翰墨三境界杨守敬《仁轩书札》释文:仁轩大兄足下:得书,问刘裕伐南燕,先过大岘,后至东莞。
而东莞在大岘之南,於形势不合,此《通鉴》之误。
《宋书·武帝记》但言进军琅邪及梁父、莒城二戌,莒城即在东莞之东南,而后言公既入岘,初无先入岘而后至东莞之文。
《晋书》载纪则明言:其夏王师次东莞,超遣其左军段晖、辅国贺赖卢等六将,步骑五万进据临朐,俄而王师度岘云云。
是刘裕先过东莞,而后入大岘,至审。
《通鉴》采之,先后倒置,遂乖地理。
今本《十六国春秋》又从《通鉴》采辑,亦因其误,不足据也。
足下虽未能核其致误之由,然致疑於形势不合,可谓善读书者矣。
大抵《读史兵略》亦未能订正此误。
凡汪梅村所治《汉志》、《水经》,多所谬误,余撰《晦鸣轩稿》,曾痛诋之。
今以一部呈览,知足下有心人,必不以老学究相疵也。
即颂晚佳,不庄。
守敬顿首十九日灯下杨守敬《行书研朱饮酒五言联》杨守敬书法名誉传播四海,起自日本,正是四十不惑之后。
而弱寇(20岁)之前,他却是一位文章灿烂而写字潦草的学生,故几次考试“屡不得”榜。
他的同学告诉他,你的文章再好但字迹潦草,是不得中榜的,因为主考老师是一位小楷大家。
于是从18岁起,杨守敬勤奋练字,一生不辍,经历了摹《碑》、临《帖》、学《书》三个阶段。
总结他一生学习书法的经历经验,有益启迪后学,,我们把它归纳为“杨守敬翰墨的二个境界”。
境界一:尊《碑》。
以考证为上,玩其书法次之。
杨守敬找到因书法草率而落榜的原因后,自此与宜都学友黄士翰、黄士琳,枝江学友曹廷杰一起切磋笔技,重字学工小楷,四人常以双钩楷帖为好,杨守敬毕竟经商出身,常以一纸而书数遍:正写、反写、红写、墨描,惜纸如金。
杨守敬家临清江,堂右有一井。
一日,四人以井水当墨,石板为纸,即书即干,潇潇洒洒,好不尽怀。
自是时时不愁练笔缺纸。
1862年杨守敬24岁时考中第八十名举人。
杨守敬以摹《碑》为学习书法的根本。
认为《碑》“皆古人精意所留”。
古人称碑体为楷法,“楷法之称”最早始于《晋书·卫恒传》。
明代官窑制度与实际应用发布日期:2015-06-30 原文刊于刘明杉瓷器烧造制度及其应用的变化,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迁。
按功能划分,明代瓷器主要有祭祀用瓷、赏赐用瓷、生活用瓷、宗教供瓷、陈设娱乐瓷和外销瓷六大类。
嘉万以降的瓷器,无论从烧造制度、生产方式、消费对象和销售模式,还是从艺术风格和使用功能上看,都与前期有天壤之别。
明初朱元璋以儒家礼制规范社会成员的等级,依据各自的身份享受相应待遇。
明中期以后,守成与革新、正统与异端、遵利与非礼等社会矛盾相互交织。
随着中央皇权控制力的削弱和商业时代的到来,各阶层民众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发生飓变,出现了崇奢拜金、雅俗不分、上下无辨、贵贱无等的社会现象,对明初礼制造成严重冲击。
金钱作为物质财富的主宰,显示出强大的威力,社会成员生活水平的高低,更多的不再取决于身份等级,而是财产的多少。
在此背景下,文人士大夫的用物观发生了很大改变,由宋以来传统金石学对古物年代、真赝辨伪及名物制度等研究角度,转移到器物自身上来。
对瓷器的品鉴,集中在造型、釉色、胎质、工艺技法、陈设方式等方面。
他们的审美价值观,带动了“观物、用物、论物”的社会风尚。
一、明代官窑制度的兴衰为使初步安定的社会“各守本业”,明太祖创建了一系列以重农抑商的农本思想为基础的政治措施。
对从元代继承而来的匠籍制度也作了调整,这是其“国初之充裕在勤农桑,而不在行钞法”[1]理念的体现。
明初在景德镇常设了专事御用瓷器烧造的机构“御厂”,宫廷下达烧造任务后,委以中官定夺样制,悉数解京,还有专门生产政府公用或朝贡贸易瓷的官窑窑场。
“若供役工匠,则有轮班、住坐之分,轮班者隶工部,住坐者隶内府官监”。
[2]轮班制是指工匠分班定期轮流赴京服役,“洪武十九年夏四月丙戌朔定工匠轮班。
初,工部籍诸工匠,验其丁力,定以三年为班,更番赴京,轮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轮班匠,议而未行。
至是,工部侍郎秦逵复议举行,量地远近以为班次,且置籍为勘合付之,至期,賫至工部,听拨免其家他役,著为令。
(转)老慈溪县紫砂器“玉成窑”考老慈溪县紫砂器“玉成窑”考宁波天一阁虞浩旭先生在1997年2月14日《宁波晚报》上发表的《玉成窑之谜》一文以后,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解答;同年8月21日《宁波晚报》发表《梅调鼎与玉成窑》一文,明确指出:“……梅调鼎晚年借用(慈城)林家大园一隅作为窑址。
玉成窑聘请名工制坯,名家刻字。
玉成窑产品以紫砂为主,也旁及文房用品,如笔筒、水盂、笔洗之类,制作精良,多数刻有调鼎落款。
刻者以篆刻家山农居多,因山农也是慈溪人,并有东石、曼生等名家刻件。
玉成窑产品都是非卖品,办窑时间不长,传说只开了几炉就停窑了,所以数量不多。
”以后,这一说法到处传播,时间一长似乎有点肯定了。
《四明茶韵》一书也这样说:“……据说,梅调鼎曾借用慈城林家大园以作为窑址,玉成窑停窑后仍复为林家大园,其位于慈城西南角,上世纪50年代初后期,该地曾开办粮机厂,如此云云而已。
”[注一] 一百年之前的慈溪玉成窑果真是这样吗?没有根据的传说可靠吗?最近笔者化了一点时间,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对此问题分析、考证如下:一、现存世的梅氏紫砂壶及有关史料现存世的梅氏紫砂壶能确定真品的仅6把,大都是海上画家唐云(1910—1993) 曾收藏的,目前从因特网上也可查得。
宜兴市丁蜀镇中国陶瓷城的邵惠雄先生有一网站叫“半壶紫砂”,网站收集了历代名壶共476把,图片也很清晰。
现下载4张梅调鼎壶的图片,介绍如下:1、博浪椎壶,高8.5厘米,口径4.6厘米,清韵石制,赧翁铭。
壶身铭:“博浪椎铁为之,沙抟之。
彼一时,此一时。
赧翁铭。
”嘴下印“韵石”,底印“林园”。
此壶现藏上海博物馆。
2、汉铎壶,高9.2厘米。
清韵石制,赧翁铭。
此壶身如钟,壶身刻铭:“汉铎”两大字,下刻释文:“以汉之铎,为今之壶,土既代金,茶当呼荼。
”署“赧翁”刻款。
底钤“日岭山馆”印款。
此壶由海上画家唐云先生收藏。
3、柱础壶,高8厘米,口径5.8厘米。
清韵石制,赧翁铭。
此壶呈赭褐色,把梢印“韵石”,底印“曼陀华馆”。
麦谷邦夫《梁天监十八年纪年有铭墓砖和天监年间的陶弘景》,《日本东方学》第一辑,中华书局,2007年8月,80-97页。
1986年,在江苏句容县朱阳馆旧址以西的一个农户墙壁中,发现了十四种(十六块)记有梁天监纪年的墓砖。
调查者陈世华曾作了初步研究(文见《东南文化》87-3)。
朱阳馆旧址也曾发现一块墓砖“□年造甕”,这十四种墓砖的内容如下:梁天监十八年梁天监十八年造甕(二种)梁天监十八年造甕十九八年造甕十九年立虚墎 华阳□□幽馆 修上清□真 7太上道君之臣(三种)陈世华已经根据《茅山志》卷八南。
宋元祐初,中贵人罗淳一学道山中。
尝意隐居之藏有丹沙异书绳悬一空棺,内有一剑并盂镜各一而已。
其壙甃甓环绕,相次成文,隐起甓上。
其文曰:华阳隐居幽馆,胜力菩萨舍身,释迦佛陀弟子,太上道君之臣,修上乘之六度,修上清之三真,憩灵岳以委迹,游太空以棲神。
书迹神妙,当是隐居手书。
墓既开,道士辈遂摹此符文以示世人。
”墓砖上的阙文,藉此大致可以弄清楚。
对于“幽馆”,陈世华认为是陶弘景修仙之所,而麦谷邦夫则认为此乃墓室的委婉说法。
“玄武延□”,陈世华认为是“玄武延年”或“玄武延寿”之类,麦谷邦夫依据《真诰》上的行文,认为此当作“玄武延躯”,并怀疑还有“青龙秉气”、“上玄辟非”、“虎啸八垂”这三种墓铭。
麦谷邦夫是著名的道教史专家,组织学者研读《真诰》多年,其成果曾在《东方学报》陆续刊登,后结册成书,近来中文本亦已出版,虽然取得的成果尚未能令人十分满意,但《真诰》难读,世所共知,麦谷先生此举,足以为《真诰》的解读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
此是题外话,回到陶弘景墓砖,麦谷先生觉得“天监十八年”和“幽馆”之间,有一个不易理解之处:陶弘景去世于大同二年(536),在此十七年之前的天监十八年(519)便开始为自己修建“幽馆”,这其中莫非有什么曲折或深意?由此罅隙挖掘开去,麦谷先生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南齐永明十年(492)五月,陶弘景厌倦了官宦生活,辞官隐居茅山,并与弟子们耗费七年时间在积金山西麓建造了华阳上下馆,作为专心修道的场所。
关于石湾窑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下)21世纪佛山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建筑陶瓷生产销售和科研的产业基地,这是始于唐宋,盛于明清的广东石湾窑的延续和发展。
石湾窑在中国陶瓷史上起步较晚,却以独具特色的民窑后来居上,影响深远。
由于文献匮乏,石湾窑历史的研究至今还有不少难点和疑点,学术研究远远落后于产业的发展,弄清历史脉络,还原事实真相,有待各方面人士继续共同努力。
下面,我就近年来学习中的一些思考,就教于各位专家、学者和关注石湾窑的朋友。
(接上期内容)三、关于阳江窑与石湾窑过去的文献多认为石湾窑明代从阳江迁来,此说已被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田野考古发现的成果所推翻。
1954年在阳江石湾村发现北宋窑址,1957年佛山石湾镇发现唐宋窑址,1963年广东省博物馆到佛山石湾大帽岗现场复查并采集标本。
1979年广东省博物馆《佛山石湾、阳江石湾古窑关系初探》一文明确肯定:“从调查所得的材料来看,阳江窑不是南宋,而是北宋;佛山石湾窑的年代不是明代而是唐代和北宋。
两地陶瓷器的胎质、釉色和花纹亦有根本上的差异,可见所谓南宋阳江窑明代才迁于佛山石湾的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
”(1)尽管否定了佛山石湾窑迁自阳江的说法,但佛山石湾窑与阳江石湾窑之间尚有需进一步澄清的纠葛。
佛山石湾窑的始烧年代早于阳江石湾,但在北宋两窑并存时期,阳江石湾窑的工艺水平看来要高于佛山石湾。
上述1979年广东省博物馆《初探》一文对佛山石湾窑宋代遗物的描述是:“半陶器采用陶土或瓷土制胚,胎土细密,经过提炼。
胎质可分灰胎、灰白胎、淡黄胎、砖红胎四种,火候较高,吸水性不大,硬度较强。
后两种胎质火候不高,吸水性大,有些放在水中即行提起,能听到嗞嗞的声音,硬度不强。
”“半陶瓷器的纹饰极为简朴,归纳起来有附加堆纹、雕塑、弦纹三种。
”(2)而对阳江石湾宋代遗物的描述是;“瓷器的胎质采用瓷土制胚,胎土经过反复淘洗和提炼,纯净细密。
胎质可分白胎和灰胎两种。
白胎火候一般都很高,硬度很大,瓷化程度很好,不吸水,灰胎火候较低,有轻微的吸水性,但也有个别不吸水的。
宋版《陶渊明集》、《陶靖节先生诗注》递藏源流李 坚在国家图书馆藏琳琅满目的古籍善本中,有两种引人注目的藏品:南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和宋汤汉注南宋刻本《陶靖节先生诗》。
两书在现存各自的版本系统中,都是最早、最好的版本,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和资料价值,所以藏书家历来珍视两书的聚合。
对于藏书史上这两种著名的宋刻陶集,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藏书家周春购买汤注陶诗的曲折经历,以及黄丕烈“陶陶室”的典故,对两书的整个递藏源流,却提及不多。
焦从海先生《陶陶室藏宋版陶集聚散流传考》(载《文献》1985年3期)介绍了这两部宋刻本在黄丕烈以后的收藏情况,但未提及黄丕烈以前两书的所属,而且焦从海先生对其所援引的资料出处并未详加说明。
陈杏珍先生《宋刻陶渊明集两种》(载《文献》1987年4期)在着重考证版本的同时,简介了两书的递藏情况,但因这不是文章的重点,故陈先生只作简略陈述,并未涉及细节,也未列举相应的资料。
本文拟就现有资料,向读者展现两书的尽量完整、详细的递藏线索和具体情形。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
陶渊明是晋宋之际的伟大诗人,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
他的诗风平淡自然,富有理趣,“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陶渊明集》十卷,晋陶潜撰,南宋刻递修本,1二册。
半叶十行十六字,白口,左右双边。
版框高20.4,宽14.6厘米。
卷首有汪骏昌跋。
卷一后有墨笔题“正德巳卯仲冬廿日”一行,书末又题“陶陶室藏靖节集第一本”。
书中盖有“文彭之印”、“文寿承氏”、“毛晋之印”、“汲古主人”、“黄丕烈”、“百宋一廛”、“士礼居”、“陶陶室”、“阆源父”、“杨绍和读过”、“宋存书室”、“海源阁”等印。
《直斋书录解题》、《郡李坚,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1黄丕烈、杨以增等均认为此书是北宋刻本,误。
书中的“构”字已避讳,加上书中刻工方成、施章、洪茂、王伸等,绍兴年间曾参予明州本《文选》和两浙东路茶盐司本《唐书》的刊刻。
陶庵梦忆[明]张岱著自序——陶庵梦忆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
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
作自挽诗,每欲引决。
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
然瓶粟屡罄,不能举火,始知首阳二老直头饿死,不食周粟,还是后人妆点语也。
饥饿之余,好弄笔墨,因思昔人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
以笠报颅,以篑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苎报絺,仇轻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粻,仇甘旨也;以荐报床,以石报枕,仇温柔也;以绳报枢,以瓮报牖,仇爽垲也;以烟报目,以粪报鼻,仇香艳也;以途报足,以囊报肩,仇舆从也。
种种罪案,从种种果报中见之。
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
今当黍熟黄粱,车旅蚁穴,当作如何消受?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
不次岁月,异年谱也;不分门类,别志林也。
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矣。
昔有西陵脚夫为人担酒,失足破其瓮,念无所偿,痴坐伫想曰:“得是梦便好!”一寒士乡试中式,方赴鹿鸣宴,恍然犹意非真,自啮其臂曰:“莫是梦否?”一梦耳,惟恐其非梦,又惟恐其是梦,其为痴人则一也。
余今大梦将寤,犹事雕虫,又是一番梦呓。
因叹慧业文人,名心难化,正如邯郸梦断,漏尽钟鸣,卢生遗表,犹思摹拓二王,以流传后世。
则其名根一点,坚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陶庵梦忆陶庵梦忆(卷一)钟山——陶庵梦忆钟山上有云气,浮浮冉冉,红紫间之,人言王气,龙蜕藏焉。
高皇帝与刘诚意、徐中山、汤东瓯定寝穴,各志其处,藏袖中。
三人合,穴遂定。
门左有孙权墓,请徙。
太祖曰:“孙权亦是好汉子,留他守门。
”及开藏,下为梁志公和尚塔。
真身不坏,指爪绕身数匝。
军士辇之,不起。
太祖亲礼之,许以金棺银椁,庄田三百六十,奉香火,舁灵谷寺塔之。
今寺僧数千人,日食一庄田焉。
陵寝定,闭外羡,人不及知。
所见者,门三、飨殿一、寝殿一,后山苍莽而已。
壬午七月,朱兆宣簿太常,中元祭期,岱观之。
四朝闻见录宋叶绍翁目录甲集乙集丙集丁集戊集杂事附刊附录作者简介叶绍翁,字嗣宗,号靖逸,龙泉人。
约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前后在世。
曾任朝廷小官,其学出自哲学家叶适。
擅长七言绝句诗,属江湖派。
主要作品《四朝闻见录》,属笔记体小说,记述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轶闻趣事。
著有诗集《靖逸小集》,游园不值一诗为其代表作之一。
诗曰:“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甲集得婴儿。
先两月,母梦文殊而孕动。
二帝北狩,六军欲推王而立之。
仗剑以却黄袍,晓其徒曰:“自有真主。
”其徒犹未退,则以所仗剑自断其发。
其徒又未退,则欲自伏剑以死。
六军与王约,以逾月而真主不出,则王当即大位。
王阳许而阴实款其期。
未几,高宗即位于应天,王间关渡南,上屡嘉叹。
王祭濮园,尝自赞其容,曰:“熙宁六载,岁在癸丑,月当孟夏,二十有九,予乃始生,濮祖之后。
性比山麇,貌同野叟;随圆就方,似无惟有。
惟忠惟孝,不污不苟;皓月清风,良朋益友。
湛然灵台,确乎不朽。
”“不污不苟”,盖自叙其推戴事也。
尝游天竺,有“山禽忽惊起,冲落半岩花”之句(按,二句是刘禹锡《甘棠馆诗》)。
葬西湖显明寺。
子孙视诸邸最为繁衍,盖恭孝之报云。
○潘阆不与先贤祠潘阆居钱塘,今太学前有潘阆巷(原注:俗呼为潘郎)。
阆工唐风,归自富春,有“渔浦风波恶,钱塘灯火微”(一作“渔浦风浪急,龙山灯火微”)之句,识者称之。
唯落魄不检。
为秦王记室参军,王坐罪下狱,捕阆急甚。
阆自髡其发,易缁衣,持磬出南薰门。
上怒既怠,有为阆说上者曰:“阆不南走粤,则北走胡尔。
惟上招安之。
”上旋悟。
时阆已再入京,敕授四门助教。
阆以老懒不任朝谒为辞,自封还敕命。
时文法疏简犹若此。
未几,论者谓阆终秦党,语多怨望,编置信上。
至信上,勺道旁圣泉,题诗柱《上,曰:“炎天□□热如焚,恰恨都无一点云。
不得此泉□□□,几乎渴杀老参军。
”(按,《后村诗话》云:“信州道旁有泉一泓,甚清,有诗牌云:‘炎炎亭午暑如焚,却恨都无一点云。
杨氏陶南山馆始末考程显静【摘要】The Library of Yang’s Tao Nan Sha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s of the collection for books.Because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are finite,its time,location and continuation of the purchase are not affirmed clearly by the Chinese academic circle,and it is a mystery case.This essay make a exhaustive expounding and pro-ving for its purchase'time,detailed location 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prosperity and the decadence by using the record of the document known and the latest modern field investigation of the result,and it is to clarify the historical truth a-bout The Library of Yang’s Tao Nan Shan.%陶南山馆是杨氏除海源阁之外另一重要藏书之地,囿于史料限制,学界对其购置的时间、地点及存续情况一直未有明确认定,是海源阁藏书研究的一个历史悬疑。
本文综合已知文献的记载和最新发布的现代田野考察结果,就陶南山馆的购置时间、具体地点以及兴亡存废情况做了详细的论证,澄清了杨氏陶南山馆的相关历史事实。
【期刊名称】《山东图书馆学刊》【年(卷),期】2015(000)001【总页数】4页(P89-92)【关键词】陶南山馆;购置时间地点;存续情况【作者】程显静【作者单位】齐鲁师范学院图书馆,山东济南 25001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258.83陶南山馆,也称陶南山庄、陶南别墅、华跗庄、花园、眉园等,是杨氏除海源阁之外另一重要藏书之地(杨氏论及藏书时,多以陶南山馆称之,因此本文除个别非以它名称之者外,也把杨氏在肥城的地产庄园统以陶南山馆称之)。
据杨氏后人杨敬夫说:“余曾祖父指示,书分两份,以十分之四藏于聊城故居,十分之六藏于陶南别墅”[1]。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陶南山馆的藏书比海源阁还要多,是研究杨氏藏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世事沧桑,燕飞王谢,后人对陶南山馆的兴建时间、地点、规模及如何衰落凋敝等具体情况知之甚少,查诸各类文献都无明确记载,而杨氏家族对陶南山馆的详情也一直语焉不详,留给后人许多悬疑。
本文综合已知文献的记载和最新发布的现代田野考察结果,拟就陶南山馆兴亡存废之始末考辨查实如下。
考陶南山馆的购置,应在咸丰四年间,即1854年,根据就是杨保彝《重修陶南山庄眉园记》一文。
虽然该文对陶南山馆的购置时间所言甚明,但仍屡屡遭到学界忽视,各种观点都指向购置于1854年以前,有的认为是1853年,有的认为更早。
但笔者认为这些观点大都注入了太多的猜想和推测,未见扎实的依据。
重新研读该文中的关键段落,对于确定购置陶南山馆的起因和时间非常重要。
文中写道:“余生三年,维咸丰甲寅丁寇乱。
江河南北,莠民蜂起。
时吾先祖端勤公帅南河,奉命治军江北,积劳甚病。
及发逆北窜,迭陷几疆,神京震动。
吾父学士公奉吾祖母太夫人家居。
密通寇氛,人心傈傈。
吾父谋所以安亲纾难及避乱之策于外王父傅秋屏先生。
先生曰:‘事危矣。
子父子谊应徇(殉)国。
然明德达人,不可无后。
吾闻距吾郡百里古肥子国有地,境僻而山匝,土沃而民纯。
所谓桃源者似矣。
子盍奉母挈子往居之,而后驰纾父难也可’。
学士公从之,陶南山庄之卜筑于是焉”[2]。
从以上文字可知,陶南山馆的购置完全是避难之举。
1853年3月,太平军攻陷南京,改名天京,建立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5月即率师北伐,一度攻至天津,京师震动,朝野惶慌。
这时,杨绍和正候缺在家陪伴老母,自然担心家人以及海源阁图书的安全,鉴于“发逆北窜,迭陷几疆”的危难形势,于咸丰四年问安亲避难之计于他的岳父傅秋屏先生。
傅秋屏原名傅声,后改名绳勋,字接武,号秋屏,山东东昌府人,官至浙江巡抚、江苏巡抚。
咸丰元年(1851)因病辞官回籍。
傅秋屏仕宦多年,政治经验丰富,当即亲授“安亲纾难及避乱之策”于外子绍和。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动乱多生的国家,历来不乏避难的智慧。
孔子早就说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民间对此也有训诫曰“大乱居乡,小乱居城”。
杨绍和听从他岳父的建议,遂在肥城购置庄园土地,这就是陶南山馆建立的由来,没有这个由来,就没有陶南山馆的购置,这是一个重要的关节点。
当然,尽管形势危急,但从问计到实地考察,到最后完成购置还是需要一定时间,其间杨绍和也肯定会以书信或亲赴清江浦以请示他的父亲杨以增,但是陶南山馆购置时间应在1854年间无疑。
今有学者认为陶南山馆的建立应在杨以增时期,甚至还应早于杨以增,根据是江标曾在《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目》一书的跋语中写道“吴中藏书,甲申(1644)之后,几无全帙,百宋一廛中之物更稀如星风,岂知琅嬛福地,别在陶南”[3]。
但是此说不妥,因为所引江标跋文实作于光绪十三年(1887),此时陶南山馆已建立多年,前后的时间顺序根本不对,当不以为据。
道光九年(1848)底,杨以增调任江南河道总督。
自上任以来、特别是进入咸丰年以来黄河连连出事,杨以增为河患连年疲于奔命,他因治河的功与过,几年间迭遭革职与复职的揉搓。
咸丰二年(1852),因太平军逼近江南,又奉旨督防江北。
咸丰三年(1853)兼任漕运总督。
咸丰四年(1854),又奉旨兼理淮北盐务。
杨以增以老病之躯,效命朝廷与黎民,正如杨保彝在前文中所说,“时吾先祖端勤公帅河南,奉命治军江北,积劳甚病”,这期间,如无太平军北伐危及到他的藏书安全,他哪里还有另建陶南山馆的闲心和闲暇?另外,杨绍和在《楹书隅录续编序》中也说到,“惟继得黄汪二家精校名抄各本,以避兵而储诸山中者,悉未登录”[4]。
其中“避兵”一词甚为关键。
所谓避兵,避的就是太平军北伐。
这次北伐对朝野震动巨大,清廷甚至有避难外迁的准备,民间更是人心惶惶。
所以,陶南山馆建于太平军北伐之后,应是形势使之然。
这是购置陶南山馆的起因,也是购置陶南山馆的时间节点。
关于陶南山馆的所在地点,由于杨氏一家皆未明言,致使后人众说纷纭。
2009年,海源阁研究专家丁延峰先生撰写《杨氏陶南山馆记往》[5]一文,对陶南山馆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考证,指认陶南山馆在今肥城市西南陶山之阳的杨庄,这是最早对陶南山馆比较准确的认定,但也认为其旧址已经颓败无存。
2013年4月16日,《泰山晚报》发布消息,称泰安市文史爱好者发现了海源阁重要藏书处陶南山馆的确切位置在肥城市王庄镇的花园村,而且其旧址仍有遗存。
这一消息的发布,再次引起人们对杨氏陶南山馆的关注。
具体情况是:2013年4月11日,圣君先生撰写《肥城王庄镇花园村陶南别墅考察记》在网络发表,文中就他们一行三人对陶南别墅的考察做了详细的记叙。
他们通过和当地村里领导以及村民的座谈,通过对现有遗址的实地考察,一致认为王庄镇的花园村就是杨氏陶南山馆当年的所在地。
该文叙述:花园村原名杨家庄,后来因为花园出名,称杨家花园,再后来因与附近的杨庄区别,省称花园。
村庄地处肥城西南部的平原地区,和杨保彝所称“左揖泰山,右挟大河;汶泗遴(邻)其南,陶山镇其北”[6]的地形相符,其正北18公里即为陶山。
花园村现有人口3125人,其中杨姓2600多人,但是他们和聊城杨氏并非一支。
据村民讲,他们一般称陶南别墅为花园,花园位于花园村北边,大门朝东。
大门原有二层,现仅存一层,圆拱形门洞,两扇黑漆厚重木门。
大门里有朝南的二大门,惜已经无存。
据村民回忆,二大门也叫南门,门楼比外大门的门楼装饰还精美,上面挂着“陶南别墅”的大木匾。
木匾是在文革破四旧的时候拆的。
当时,村人看着门匾周围的木框雕刻精美,有偷拿回家藏起来的。
杨家花园很大,约占地28亩,有32个角门,这些角门现都不存在了。
花园号称一楼三厅六配房,现在大致的格局还在。
宅院分前后三进或四进院落。
每一进都是正房三间,朝正南的正房两侧都有后退一点的耳配房和东西向的厢房,配房有的是过道屋。
住宅东侧的另一路布置是南北纵向的两个封闭厅榭,称前后花厅关于陶南山馆遗址现存状况,可参见山野散人于2013年5月24日在网上发布的花园村古建筑群的一组照片。
从这些照片看,杨家花园现存房屋基本上是青砖青瓦,青石地基,拱券形门窗,窗下铺有石条。
有的房屋是单檐硬山顶,还有一部分是平顶。
平顶的有可能原先就是这样,也有可能和大门一样是二层拆除的。
在这些有檐的和平顶的房屋中,有的有出厦,有的没出厦。
出厦的有黑色廊柱,下有圆鼓形或方形石础,方形石础上四面刻有吉语或纹饰。
个别房屋山墙前檐头仍存有“百禄是荷”“竹壁松窗”等砖雕。
整个建筑群遗存完全符合地主庄园的风格,没有聊城海源阁那种二层五脊歇山式楼阁的伟岸气势,符合杨氏在此秘密藏书的特点。
但是,除了村民所称文革中摘除的“陶南别墅”木匾以外,圣君先生文中也认为,目前“尚没有寻找到一锤定音的文献文物资料作为证据”。
肥城市王庄镇原史志办主任孔庆珍先生对当地发现海源阁藏书处一事十分关心,随即亲自去该村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并在网络上发表《肥城市杨家花园(陶阳别墅)及其庄主考略》一文,尤其对当地杨氏宗族迁衍和杨家花园的来历发布了许多新的资料。
文中记:“杨家花园的第一任庄主为杨家庄的杨敬伦(二支人,子三)。
该庄主的后裔杨宪雨(退休教师)说:花园的主体建筑始建于1840年之前。
他的这位先祖晚年带领子孙修建了三处庄园,每子一处。
位于村北的这处最大,为其长子所有。
另外两处位于村中(现存一处,尚有原貌),为次子和三子所有。
村北这处后来其长孙(伯元之子)卖给聊城东昌府的杨以增”。
从该考察报告中可以明确三点:第一,陶南山馆的第一任庄主并非杨以增和杨绍和,而是当地另一位姓杨的庄主,名叫杨敬伦;第二,庄园有三座,后来杨敬伦的孙子将村北最大的一座庄园卖给了杨以增;第三,庄园始建于1840年以前。
孔庆珍先生文中又说到:“东昌府杨家买下此庄园后,又在住宅东面新建了前后花厅等建筑”。
说明东昌杨家买下原来杨家的花园后,还对花园别墅进行了扩建。
这次扩建时间孔先生未予确认,笔者考虑不排除杨氏密置藏书院落的可能。
另外,孔先生还记到:“东昌府杨家号称72庄园,仅花园一带就有土地万余亩,花园只是他家的别墅之一。
附近的庄园还有雷庄、于庄”以及济南、平阴的不少庄园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