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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ARCHIVES & CONSTRUCTION清代名臣阮元的治学与兴教魏怡勤（扬州大学广陵学院，江苏扬州，225009）阮元（1764—1849）字伯元，乾隆二十九年（1764）出生于扬州府城一个以文兼武的世家。
乾隆五十一年（1786），阮元23岁赴江宁（今南京）参加江南贡院乡试，中第八名，成为举人。
乾隆五十四年（1789），阮元25岁以二甲第三名佳绩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先后任礼、兵、户、工部侍郎，鲁、浙学政，两广、云贵总督等封疆大吏，历乾、嘉、道三朝。
阮元一生为官从政有方，并且一直保持学者本色，理政之余不废学问，治学严谨，著述宏丰，尤其对清代经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他一生中从未放松过对文化教育事业的热切关注。
作为清代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阮元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活动不但对当时的兴学育才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政不废学乾隆五十八年（1793）六月二十三日，一则《晓谕阮元任山东学政事》的上谕揭开阮元走出京城担任地方官的序幕：“内阁奉上谕，翁方纲本系连任山东学政，又屡出学差，近来不能约束家人。
着来京供职，所有山东学政着阮元去，钦此。
”［1］七月二十七日，山东巡抚吉庆在上呈《奏为恭报新任学政阮元到省日期及委员赍送交收学政关防等项事》奏折中写道：“新任学政阮元于七月二十四日到省，臣即于是日将学政关防文卷等项委员敬谨赍送交收……”［2］学政为提督学政的简称，又叫督学使者，俗称“学台”，是清代省一级地方主管文化教育的行政官员，官阶三品。
一省有三台，即布政使（藩台）、按察使（臬台）、学政（学台）。
乾隆六十年（1795）八月十八日《晓谕更换各省学政阮元去浙江学政事》的一则上谕档，清晰记载阮元在担任山东学政两年后，照例换任浙江学政之职。
［3］阮元任提督山东学政期间，除了主理政务，还广泛与山东的金石学家们交往，对山东的金石文物作了调研了解。
由山东巡抚毕沅主持，阮元完成24卷《山左金石志》一书的撰写，对乾隆嘉庆时期中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的传承发展作出较大贡献。
20世纪的阮元研究宋巧燕摘要：阮元作为乾嘉学派强有力的殿军和总结者，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20世纪阮元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对阮元思想研究较为全面、系统，多有独到、深刻的见解；阮元学术研究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对阮元学术方法论的研究成绩显著；随着整个学术环境及视野的不断开阔，阮元文化活动研究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阮元是清王朝的大官僚，又是历史上著名的大学者。
他少年早达，身居显宦，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经历了清王朝由盛转衰并逐渐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痛苦过程。
在学术上，他“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
”①他被誉为乾嘉学派强有力的殿军和总结者，是扬州学派的中坚人物。
阮元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对经学、史学、文字、音韵、训诂、校勘、金石、书画、天文、历算、舆地、文学、哲学诸方面皆有精深的研究。
他著述、辑录、编刻的书籍达3000多卷。
阮元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比较冷寂。
20世纪初，有“扬州学派殿军”之称的刘师培，在他的文学批评中继承了阮元的“文笔论”思想，曾著《广阮氏文言说》②，对阮元“文笔论”立论基础的“文言说”加以论证，所著《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很好地贯穿了阮元的“文笔论”思想，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梁启超、钱穆二人的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及王国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③一文，对阮元的学术成就及哲学思想都有概括的论述。
之后，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有《阮元的思想》一文，论述了阮元的学术研究方法和文化史观念；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④第6章，论述了阮元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治学方法和哲学思想；1962年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的《艺林丛录》第三编收入桐花《阮元在粤二三事》、宇翁《阮元与学海堂》和《阮元、曾钊、陈澧》；1974年台湾王萍的《阮元与〈畴人传〉》⑤一文，论述了阮元在编纂学上取得的成就。
20世纪港台和国外学者对我国清代实学思潮中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戴震、章学诚、颜元、毛奇龄等都有较深入的研究，但对阮元的研究却相对薄弱。
阮元的成就都有哪些这些成就分别在什么方面本文导读：徽派朴学阮元作为徽派朴学发展后期的重镇巨掣，其治学师承戴震，守以古训发明义理之旨。
乾隆五十一年(1786)，阮元举乡试入都，时年二十三，得与邵晋涵、王念孙、任大椿相交(见《揅经室二集》卷七《南江始氏遗书.序》)。
其时戴氏亡故已十年，而王念孙、任大椿皆戴震之门人弟子，邵则为戴氏论学的“同志密友”，他们对于阮元的影响极大，阮元之训诂学，得之王念孙较多，从此奠定他为学的基础，终于成为徽派朴学极有潜力的后劲之旅，其后徽派朴学盛行江浙、名噪扬州、蜚声鲁豫、远播西南，得阮元之力尤多。
阮元论学之旨，虽以汉学的经史训诂为根底，但主张实事求是，“尤以发明大义为主”，“余之说经，推明古经，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
”(《揅经室集.自序》)。
一方面，以文字训诂、考证辨伪探求经书义理、恢复经典原貌的做法即为“实”的方法。
另一方面，阮元的“实”又具有“实学”、“实行”、“实践”、“务实”等带有时代特点的新的含义。
阮元将格物与实践统一起来，开始关注“家国天下之事”，真切反映出徽派朴学后期发展方向的转变。
《清儒学案.仪征学案》评价阮元：“推阐古圣贤训世之意，务在切于日用，使人人可以身体力行。
”阮元研究范围自经史小学以及金石诗文，巨细无所不包，尤其提倡以勘明大意为理念。
其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讲求“因古训以求义理”，认为：“圣贤之言，不但深远者非训诂不明，即浅近者亦非训诂不明。
”(《揅经室一集》卷二《论语一贯说》)或言：“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
”(《揅经室续集》卷一《冯柳东三家证异文疏证.序》)并有鉴于宋、明理学家们争论“仁”字的含义，运用归纳的方法，把孔子、孟子所有论述“仁”字的文句集中起来，加以排比，写成《论语论仁论》及《孟子论仁论》，用孔孟论述“仁”字的原意去纠正后世对“仁”字的曲解，从而避免了离开实事而空谈心性的误区。
同时这体现了所谓的“以古训明义理”。
在文字训诂方面，阮元遵循高邮王氏之法，大都由声音贯通文字，从而总结出它的通例。
从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浅析阮、康南北分派关键词：南北分派；阮云苔；康南海；经学清代金石学、文字学的兴起，对书法界产生强烈冲击，换言之，清代经学中兴，对整个清代书坛有着巨大影响，因为金石学和文字学都是经学的附庸。
清代前、中期书坛笼罩在经学的氛围之中，不仅如此，我们从清代书家的名单中发现，经学家占有很大比例，金石学家更是不计其数。
所谓经学，就是诠释、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
经学不等于儒学，却是儒学的主体和灵魂。
“经学”一词最早见于《汉书·兒宽传》载：“兒宽治《尚书》，事欧阳生，曾从孔安国问学，后见汉武帝，“语经学”，汉武帝很高兴，提拔他作中大夫，迁左内史。
”1根据这一记载，经学至迟在汉武帝时代已经形成。
经学形成以后，历经两千余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宋学三大派系。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相对而言。
今文经在西汉时占据优势，当时的经典皆用隶书书写。
古文经出现于西汉末年，盛行于东汉。
汉武帝末期，鲁共王坏孔子宅，发现用古籀文字书写的经籍数十篇，为了与通行的经典相区分，人们便把用隶书写的经籍称为今文经，而称秦统一中国以前的经书为古文经。
林久贵先生在其文章中总结到：阮元学术重心在经学，其经学研究，一方面在对古名物、典制的考证，力图还古名物、典制本来面貌，具有典型的乾嘉朴学之风；另一方面在对经学领域诸重要范畴的阐释，努力廓清千百年来重重误说，推明原始儒家经义，倡导新的经学观念及新的经学研究范式。
阮元治学“以新知为主，不惑于陈言”，极力“推明古训”，复兴“古学”，还经文本来之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文献考证精神；同时，又强调“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揅经室集·冯柳东三家诗文疏证序》）、“有训诂而后有义理”（《揅经室集·西湖诂经精舍记》），把训诂看作义理之学的基础，希望通过对一些“古人最称说之恒言要义，而后人置之不讲”（《揅经室集·释顺》）的文字的训释，推阐经典所蕴含的先秦儒家学说和圣贤之道。
^r g i文陈定伯刘海军图吴光荣工艺家/M吴光荣：品味壶意在趣不在理W u Guangrong: Taste Ceramic Tea-pot Focus on FunratherthanTheory很多人关注吴光荣是从1997年才开始的。
当年，故宫博物院提出，希望收藏他的5件紫砂壶作品。
在那个朴素的年 代，缺乏名利观念的吴光荣开始还应允不下来，后来经商量后才挑了3件（包括 夫人许艳春的丨件）作品。
殊不知，这3件作品成了故宫博物院自新中国成立以 来，首次正式典藏的当代紫砂壶艺作品。
从此，吴光荣紫砂壶名贯宜兴和紫砂界。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早在1994-1995年，他的作品就被各大报刊报道 过，被认为是“开创了紫砂壶艺新境界”。
而他的作品也因新颖、奇特得一雅 称——“吴壶”。
“吴壶”到底独特在哪里？他又是一位怎样的紫砂陶艺家呢？“吴壶”破局之难紫砂茗壶,作为泡茶的专用器具，兴起于明中期，大约有500年历史。
因与 茶文化密切相关，紫砂壶艺一开始就饱含文人倡导的人文性，尤其注重神韵。
在紫砂壶艺发展中，因为文人和书画家的介入，再经过数百年的洗礼提 炼，让它具备了丰富的人文内涵。
这点，在“曼生十八式”中表现明显，其命名 及题铭就表现出器型与人文内涵较高的契合度，形成了温雅、敦厚、蕴籍的审 美意向。
然而，现代社会经过飞速发展，紫砂壶在重获青睐的同时，遭遇了与现代 审美相抵触的尴尬，不可避免地凸显了一种过去时的老套和陈旧。
作为一个传统艺术门类里的艺术家或工艺家，他们当下要追求什么？承 担些什么？依照老式茗壶依葫芦画瓢就可以了？这只是传承，而非真正的发展 和创造。
作为一个艺术家.把握时代脉搏，感受时代精神.在继承传统的基础 上，把时代气息融人自己的艺术创作，让传统艺术焕发出时代光彩，这才是他 们的根本使命。
无疑，吴光荣就是最早自觉担负起这一使命的紫砂行者。
而本就小小的、具备实用功能的紫砂壶，艺术创造空间有限。
更重要的 是，数百年来，前人已经在人文、艺术化方面下足了功夫，创新何其之难。
浅谈宋版佛经梁春醪吴荣子国家图书馆馆刊第2期（1998.12出版）页261-293页261摘要本文以探讨宋代佛教发展与印刷术的关系为目标，进而理解宋朝的社会及经济状况，宋代的佛教着述，印经概况，宋人印经之原由，以及一些宋版佛经。
宋朝的内忧外患，造成了偏安的局面，而且因此禁忌甚多，人民唯一可以略有自由的是宗教信仰及谈论教义了，因为政府对佛教采取扶植，利用的政策，故此，信徒和僧尼人数日增。
又因为第一次印的大藏经是官刻版，因此，以后的四次私刻大藏经也源用其格式，并请得御序以示郑重其事。
因为信徒和僧尼人数的特增，本来手抄经文就应付不来，因此要多雕印佛经，就是因为多印佛经，而引至印刷术从镂板而演变成活字版，最后，简单介绍作者在台湾及北京所查阅过的宋版佛经共五十种。
一、前言中国历史上有几个社会体制，都在宋朝达到转折点。
其中影响后世最大的，要算刻书和佛教了。
然而，佛教和刻书为甚么会在宋朝结了不解缘呢？佛教早在晋、唐时期已开始在我国萌芽生长。
印刷术方面，在晋唐时期已有人雕版印书。
可惜当时并不十分普遍。
到了宋朝，不但佛教开花结子，而且也因为利用了印刷术而使佛教传播容易，变成了在它发源地的印度续渐衰微的同时，在中国却演变成为深入民间，而且从此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深远。
同时，又因为多刻印佛教经典及其它书籍，印刷术从镂板而演变成活字版。
李致忠（注1）认为「....毕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无疑是雕板印刷术宋代得到充分发展的必然结果。
」就是因为佛教与刻书结上这不解缘，本文目的想探讨一下宋代所刻印的佛经；理解宋朝的社会经济状况；佛教在宋代发展的情形；宋代佛教的着述及印经的概况；宋人印经的原因。
然后，再概括讨论一些所见宋代印刷佛经的原本。
二、宋朝的社会经济状况宋朝统治中国三百多年，却并没有真正的一统全国。
开始时，北宋被辽、西夏、及金所──────────────────────────────注1 李致忠，（宋代刻书述略）见《历代刻书概况》（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1991年）页71。
论阮元的经学思想陈 居 渊 乾嘉之际,经典考据无疑是学界的主流,然而相对于乾隆时期的学术而言,嘉庆时期的纯粹经典考据学已显退潮端倪,学者在重塑经学传统的努力中,他们对它曾提供的学术形象与价值取向有了新的感悟,他们在对先行者的总结与比较中扬长避短,体现出异同交织的独特追求,经学发生了易帜,由经典考证转向人生理想的探求,生活于乾嘉之际的阮元的经学思想,便是其中最具代表的一个。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
阮元早年登科,宦途显赫。
由翰林而出任浙、赣、豫巡抚和两广、云贵总督,为清廷特别倚重的南方大僚。
在任职期内,提倡学术自任,他是乾嘉后期对考据学潮流正面加以理论指导的著名学者。
阮元积极提倡经学研究,组织编纂《经籍纂诂》,创建了学海堂、诂经精舍,培养了许多从事经典训诂研究的学者,他撰写《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组织汇刻《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在一定程度上总汇了乾嘉考据学在训诂、校勘、解经等方面的成果,带有总结乾嘉学术性质的意义。
阮元不仅有宏富的考据学成果,而且在经学思想方面也有重要建树。
一、重塑经学典范阮元不是乾嘉学的直接倡导者,他的汉学研究成果,较之惠栋、戴震等乾嘉前辈学者也略为逊色。
然而由于他的政治地位及当时在学界的声望,乾嘉以来经学研究必崇汉儒,至阮元更为坚挺。
刘寿曾说:“学术之兴也,有倡导之者,必有左右翼赞之者,乃能师师本传,赓续于无穷,而不为异说訾言所夺。
文达早膺通显,年又老寿,为魁硕所归仰,其学盖衣被天下矣。
”(《传雅堂文集》卷一《沤宦夜集记》)因此高扬汉帜也就成为阮元经学思想的源渊所自。
阮元曾反复自述其对汉儒的尊崇: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
汉人之诂,去圣贤为尤近。
……有志于圣贤之经,惟汉人之诂多得其实,去古近也。
汉许(许慎)郑(郑玄)集汉诂之成者也。
……舍经而文,其文无质;舍诂求经,其经不实。
为文者尚不可以昧经诂,况圣贤之道乎?(《研经室二集》卷七《西湖诂经精舍记》)这说明阮元以训诂字义以明义理的治经方法,与惠栋、戴震以来专事诂经的传统一脉相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