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稿

谢谢你请勿动我的论文多于10000字丢了的话你帮我写ok？thankyou从三言中的僧尼形象看冯梦龙的情教观的驳杂引论明朝万历年间生人冯梦龙所编著的话本小说《喻世明言》（又名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被合称为“三言”，在编整的过程中，冯梦龙实际上在这些文本中注入来自己的思想和观念，把对社会的责任感寄予其中，崇尚真情至情，用三言以醒人、醒世，这也可以解释冯氏为三言定名的本意：“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

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

恒则习之不厌，传之而可久”。

“三言二拍”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日本引得全本善本后，从最初关于冯梦龙生平著作的考证，到对三言二拍篇目中话本与文人创作的拟话本之甄别、篇目的嬗变考据，一直到近一二十年来对其中内容、人物形象等的分析，一直吸引着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目光。

但是，对三言中人物形象的分析，多放在商人地位的升迁，女性形象的分析上，对直接占据三言篇目八分之一的僧尼形象却是近几年来才刚刚开始深入的研究。

这些对僧尼形象的分析有的仅仅局限于对其进行分门别类，忽略了冯梦龙塑造、改造、甚至扭曲强调这些形象的真正用意。

这些僧尼形象中折射了社会思潮和市井细民的价值观，也折射了冯氏本人的社会理想和教化主张，因而焕发出高妙的艺术魅力。

我想透过对僧尼想象的分类与分析，僧尼以背景形式出现境况的分析，进而引出冯梦龙对待宗教和宗教情欲的模糊矛盾的态度，在此基础上论证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即冯梦龙情教观念的驳杂。

下面，本文就从四个层面来分析：一．三言中的僧尼形象和僧尼背景三言中的僧尼形象和僧尼背景一共出现了27次（其中《警世通言》9次，《喻世明言》10次，《醒世恒言》8次），超过总篇目的五分之一。

有的僧尼是作为故事的第一主人公或者是较次要的二号人物，有的地方则作为一种大的僧尼背景支撑着整个故事的进行，这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无论僧尼以何种方式出现在故事中，他们都是连接情节的枢纽，扭转局势的关键。

下面就三言中僧尼形象进行分类分析，对僧尼背景探究其出现的作用。

（一）圣僧、儒僧、侠僧这类僧人是被当做正面形象塑造的，在众多的僧尼形象中，正面形象还是居多的。

而且作为正面形象塑造的几乎全部是僧人，而无尼姑，这一点是很值得注意的。

圣僧身上集中体现了佛教戒、定、慧三学的内涵, 并有普渡众生的美德。

小说释五戒:“第一戒者, 不杀生命; 第二戒者, 不偷盗财物; 第三戒者, 不听淫声美色; 第四戒者, 不饮酒茹荤; 第五戒者, 不妄言造语。

”[1]p310其中第三戒是他们尤其恪守的。

他们能够如出世古佛, 于世俗之外静修多年。

他们能够悟出“欲海轮回, 沉迷万劫。

眼底荣华, 空花易灭。

一旦无常,四大消歇。

及早回头, 出家念佛”的道理, 红尘已然看破。

他们有着预知将来的神通, 完全以度人出世为己任。

这类人物的塑造充满着宗教劝世的意味, 这类作品明显以宣扬佛家思想作为自己的主旨，如月明和尚和明悟禅师（见《喻世明言》第二十九卷、三十卷）。

冯梦龙在塑造、改造圣僧形象上是不遗余力的，但是往往说服力不够，他笔下的圣僧总是莫名其妙的起了色心，随后是悔恨——坐化——转世——被点悟，甚至这已经成为一种套路，一个公式，上面举例的《喻世明言》中的二十九卷、三十卷更是连续运用了这个公式，这一点后面再详谈。

另外，圣僧中有一类甚至还拥有至高的法术，如《醒世恒言》第二十二卷《吕洞宾飞剑斩黄龙》中，黄龙禅师论禅远胜吕洞宾，他在法术上的水平也远远超过素来以法术著称的吕洞宾，还有《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震雷峰塔》里拿了白蛇的法海禅师。

诗僧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他们不仅在禅学上是一方的大师，在诗学上也是声名显著。

他们体现了僧众佛性的追求,以禅学研究为乐事，以普度众生为己任。

像《警世通言》里的陈可常（第七卷《陈可常端阳仙化》）。

他可以做为典型的儒僧代表，他相貌清秀，文史俱通，这种正面形象的僧人往往都有一个传奇性命运化的身世，例如陈可常出生时，其母就梦到有金身罗汉来投怀[2]p95。

《喻世明言》第二十一卷的入话故事里也穿插了一个诗僧故事。

有趣的是,小说中此类能诗善词的僧人颇多。

他们或用诗词化导凡心,如佛印劝东坡急流勇退的长歌就十分玄奥,“字字如联珠,行行如贯玉”(《恒言》卷11)[3]p134 ;晦庵和尚(《明言》卷31)作《满江红》,劝人乐天知命,云“得意浓时休进步,须防世事多番覆”[1]p337,词颇慷慨之音,且以设问和反问句法警醒世人。

或以诗词参禅悟道, 光华寺普能和尚(《明言》卷37)写的悟道诗,“觉来悟定胡麻熟,十二峰前月未西”[1]p405,妙通佛性,颇得禅境。

出家人以慈悲为怀,普度众生、助人向善本为义中之事,然而小说中僧尼却不仅限于此,他们甚至表现出侠义的精神特质。

如“杨谦之客舫遇侠僧”(《明言》卷19),李姓侠僧是此类形象的典型,他为人豪爽直率,仗义疏财,且有始有终。

不仅送盘缠给本分廉洁的杨公,甚至让有法术的侄女李氏陪护杨去俗尚妖法的蛮僚错杂之地就任。

[1]p224“黄秀才徼灵玉马坠”(《恒言》卷32 )之胡僧也是颇通法术,能预知吉凶,且乐于为世人指示迷津,救拔苦海,他及时救了因走投无路企图自杀的黄生,并资助他进京会试,最后又百般设法使黄生得以夫妇团圆[3]p361。

（二）世俗化僧尼这类别的僧尼身上有着浓浓的人性。

他们没有普度众生的信念，也不能做到“四大皆空”，无法恪守“五戒”，不能看破红尘，守身行善,又不能弘法度凡，他们既没有圣僧诗僧侠僧身上的佛性，也没有淫邪僧尼身上的魔性[4]，这类世俗化僧人就是世俗社会中普通的男男女女，也追求口腹之欲，也有生理心理的需要。

很多尼姑本人也并没有作出淫邪出格的事，只是像世俗社会中的冰人一样，收人银钱，与人牵线，予人方便。

由于僧尼数量大大增加，如何保障基本生活，甚至得到较好的“福利”，这就要看各个寺院的“效益”好不好了，因为僧尼也是人，也需要生活的资用，在明朝商品经济大迈步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大部分僧尼的世俗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倾向。

首先出家的僧尼与官绅权贵的关系十分密切。

与官绅权贵家来往，使僧尼有机会得到更多的布施，而官绅权贵与有名的僧尼来往，本身也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士大夫雅兴”，双方的目的都很功利化，达到了双赢。

甚至一些高僧也难以免俗，使世俗化僧人与前一类高僧有了交集：《警世通言》七卷《陈可常端阳仙化》中的陈可常虽然是罗汉投身，但是纵观他与郡王的交往过程，却不难发现几分尴尬，陈可常称郡王为主人，还经常用诗词来取悦主人一家，这似乎有失方外之士的清高，但若以世俗化的眼光来看，这又是知恩图报的典范，无可非议了。

尼姑身上的世俗化痕迹更为明显，《喻世明言》第四卷《闲云庵阮三偿宿债》中尼姑说道：“多蒙陈太尉家奶奶布施，完了观音圣像，不曾去回复他。

昨日又承他差人送些小菜来看我，作意备些薄礼，来日到他府中做谢”[1]60，这种为了寺院的利益而四处募化，应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尼姑与官绅人家的交往，更象是民间普通百姓间的礼尚往来，因为太尉家奶奶赠送了些小菜，她就想到要备些薄礼去酬谢人家，因此世俗的成分就非常重了。

《喻世明言》第二十三卷入话故事里，尼姑拿出了平日女子给的香火钱，成全了这女子与她心上人的私奔，这颇有入世的热心肠。

（三）淫邪化僧尼如果说前两类僧尼身上体现出的是佛性、人性，那么淫邪化僧尼则突出了魔性。

他们或取色或取财，在正义本分与邪恶淫荡之间没有一丝一毫的徘徊，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赫大卿遗恨鸳鸯绦》(《恒言》卷15) 中，非空庵空照、静真勾引踏青路过的赫监生,设计剃发扮尼,恣意淫乐直至淫死。

如《汪大尹火焚宝莲寺》(《恒言》卷39) ,宝莲寺寺僧设计哄骗良家妇女祈嗣,于寺底穿墉穴地,假作送子罗汉,奸淫良女无数。

《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喻世》卷35)中简帖僧更是此辈中的翘楚,他颇有心计,以信帖、钗环离间皇甫夫妇,坐得渔翁之利。

他们还谋财害命,恶炽火坑。

这些和尚贪婪成性,利心比俗人更狠。

《恒言》卷39,写僧家的款待,“赛过吕太后的筵宴,不是轻易吃得的”[3]485,若遇着肯舍的,便说是可扰之家,千般谄谀;若遇着不肯舍的,背后百样诋毁,走过去还要唾几口涎沫，活脱一幅小人嘴脸。

《醒世恒言》第二十一卷《张淑儿智脱杨生》中，杨元礼一行六人，留宿寺院中，但是这里的寺院（宝华寺）无异于匪窝，和尚无异于抢匪，而且竟然把打劫来往行人当成了一份正儿八经的职业，视人命于无地。

（四）僧尼化背景除了众多的僧尼形象，三言中不少篇目还曲折地反映了因果报应、人生无常、生死轮回等佛教意识，以及以佛教寺院作为人物活动的环境。

首先是求子求福的场所，三言中的很多故事开头都是因为求子，随后引出了前世今生、因果报应的一段故事。

警世通言第五卷入话小故事，金家员外和其妻单氏之事，单氏乐施好善，这里佛家便成了回报子女的善地。

警世通言第二十二卷中，因宋敦给死去的老和尚买来棺椁下葬，因此那老和尚托生为本应无子的宋敦延续香火，转世为宋小官，才有了宋小官重病被抛弃时，奇迹般出现的老和尚以金刚经救难[2]p68。

其次是超度的场所，《警世通言》第三十五卷《况太守断死孩儿》中，邵氏为亡夫做超度，这次佛事随后引来了寡妇再怀孕等一系列故事。

最后，也是以背景形式出现最多的地方了，即尼姑庵成为女主人公约会、落难容身，甚至产子的最佳场所，尼姑在三言中最大的正面作用就开始发挥了。

《警世通言》第十一卷《苏知县罗衫再合》中，老尼姑怕女主人公在庵里生活不便有什么是非，还引他到当涂县慈湖老庵中潜住。

在《醒世恒言》第十九卷《白玉娘忍苦成夫》中，尼姑庵再次成为玉娘的容身处，成为尘世间难得的一方净土。

看来，尼姑庵的这点正面作用还是全国连锁，整书通用的。

明代女性的交往范围狭窄，在社会上无法抛头露面，因此在突发性情节中，她们能够依赖的只有尼姑，只有尼姑庵。

二．三言中僧尼形象的嬗变上面几类僧尼形象类型全面，然而僧尼为何从刚传入时的绝对圣人化，在明朝却出现了明显的世俗化、妖魔化倾向呢？这种嬗变还是要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佛教当时的发展情况中找原因。

明朝在佛教史上往往被认为是佛教在中国本土衰微的阶段，明朝佛教在朱元璋制造的敏感政治坏境中，渐渐失去了与外界交流的机会，大多数的僧人领袖都积极地与明朝的统治者合作，对于佛教义理等的研究都墨守陈规，不触时讳，佛家的衰微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明朝的商品经济处于萌芽阶段，整个市场非常活跃，甚至可以说中国人被金钱异化真正是从明朝开始的。

[5]175在这股浪潮中，不少僧人甚至直接插手社会经济生活，利用民众对僧尼的信任，充当起交易的中介人；再者僧尼之所以出家，有些并非出于本人的意愿，或者是为了逃避繁重的劳役，或者因为饥寒交迫，或者出于迷信（寄养寺庵中才能成活），这样一来，僧尼的素质自然是参差不齐的，僧尼犯案的案例也是层出不穷，民众包括文人对这样的错误自然是穷追猛打，一查到底，这也是僧尼形象嬗变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