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月18日召开的全国劳动关系工作会议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表示，中国要努力实现职工工资每年增长15％，力争“十二五”期间实现职工工资“倍增”。
而此前出台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也提出了一个明确的量化指标,即增长7%以上，达到１0年内居民可支配收入翻番，这也被不少学者解读为中国的收入倍增计划.两个版本尽管在时间和增速上有所不同，但着眼点都是要在今后若干年的时间段内，实现居民收入倍增。
三个背景有三个方面的背景，推动中国政府提出了这一倍增计划。
背景一:近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和职工收入的裹足不前已成为诱发社会问题的要因。
一方面是GDP和财政收入的高增速,一方面是居民收入增长的滞后。
数据显示，２００６~2010年，中国GＤP年均增长11.24%，同期财政收入增速则达21.4８％,但过去5年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为9。
７2％,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只有8.8６%。
剔除年均2.96%的物价上涨幅度,城乡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速度分别仅为６.７6%和5。
9％。
经济快速增长和分配的结构性失衡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改革分配制度以提高劳动者收入的比重，成为政府必须考虑的要素.背景二：希望在通胀高企的情况下通过工资倍增以缓解或稀释泡沫。
目前中国经济备受通货膨胀的困扰，但另一方面,在２008年经济刺激政策指导下大上项目和基建造成的债务快速积累，两者的矛盾使得中央政府和货币当局在紧缩还是宽松方面投鼠忌器，缩手缩脚.出于对经济增长滑坡和金融风险的担忧,政府对于折中的通过提高职工工资的方法，一方面可以缓解通胀造成的民怨，一方面又希望资产泡沫能慢慢消除。
从央行近期的货币政策可以看出,央行对于利率工具的使用十分谨慎，担心过高利率会捅破资产泡沫和加大国有部门债务压力,以至于负利率已经维持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但随着通胀压力愈来愈大,在通过发改委行政干预价格的同时，政府不得不希望通过提高居民名义收入以减缓通胀造成的社会压力。
背景三：国际经济环境变化迫使中国将目光转向内需。
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尽管短期内避免了经济的快速滑坡，但却造成两个更严重的后果：一是非国有部门的发展进一步被压缩；一是过度投资造成今后几年的产能过剩。
因此局势造成了中国不得不通过提振内需消化过剩产能。
条件与挑战从经济总量的增长和政府减负的潜力上,中国具备增加居民工资的经济实力。
连续多年的经济高增长是提高劳动者收入比例的经济基础,换句话说政府与劳动者的分配、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分配失衡问题制约着大多数劳动者的工资增长。
中国沉重的个人和企业税赋如果能得到改革，将为增加劳动者工资提供客观上的保障。
目前，中国１7%的增值税严重制约了企业提高劳动力工资的能力,高额增值税的结果是把收入转移到了政府,从而削减了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
如果财税政策通过对民营中小企业实施大规模减税，以充分发挥民营企业作为经济主体的商业投资功能和就业安置功能,则为更广泛的范围内提高劳动者收入提供了政策支撑。
再次，中国在降低行政成本上有巨大的潜力可挖。
但是,从政治和经济管理架构上看,“倍增”计划短期内却不具备可行性.首先，从工资增长机制上,由于中国目前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交织混合的特点,政府难以对市场化运作的企业如同国企和政府机构那样提出强制要求.其次，现有政府管理体制下，如果重新分割国家财政收入和职工收入的蛋糕，牵涉到庞大的政府体制改革问题，难度极大.再次，中国较高的宏观税负，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除处于垄断地位的国企外,广大中小企业生存尚存在问题,不具备大幅增加工资的能力。
最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经济结构体系，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劳动者工资缺乏生产效率提升上的保障.国际分工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决定了，如果中国继续走世界工厂的路径，就必须走劳动者低收入的“比较优势”的路径，这条路径走得越久越难以实现转型.由于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国际分工，在中国成功实现产业链升级前，如果劳动者成本大幅提高，国际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资本向资本高回报和劳动低回报的洼地流动,外商投资会逐步萎缩。
由于中国工业制造业盈利水平不高，且过多依赖于低廉的劳动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职工工资翻番无异于纸上谈兵。
不公平的“倍增"更有害首先，在部门分配差距未改善前，推行该计划将进一步加大私营单位和非私营单位职工的收入差距。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和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分别为20759元和371４７元，同比分别增长14.１％和1３.５%。
仅就平均水平来看，2010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是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的1．8倍,足见两者差距较大.就同行业的工资水平来看,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的差距更大,非私营单位的职工平均工资远高于私营单位。
以金融业为例,非私营单位2010年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达到8０７７2元,而私营单位为3１2２6元,前者是后者的２。
6倍.再如，同样是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私营单位2０10年职工年平均工资为89０0 元,而非私营单位为3９3２9元，后者为前者的4。
4倍。
其次,由于分配制度的扭曲和政府对资源的过度垄断,政府和国有部门的“倍增”将加剧分配不公格局，甚至加剧阶层冲突。
对于财政供养的机关职工来说，工资翻番只是政府行为,没有什么难度。
而数量更多的企业职工，劳动力价格随行就市,且以效益定收入，政府不能也无法通过行政手段予以干预，故企业职工工资增长翻番的目的难以达成。
如果“职工工资增长翻番"最终异化为某一部分人的特权,而与广大企业职工无关,不但制度设计者的良好愿望便会落空，而且会进一步加剧社会问题。
最后,长期而言，没有实质经济增长支撑的工资倍增只会进一步恶化通货膨胀，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
2月8日,中国国务院批转《促进就业规划（２０１1—2015）》称，“十二五期间，最低工资标准将年均增长达1３%以上”。
规划称，“要深入推进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建立健全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
按此计算,未来５年内中国最低工资有望“倍增”,人均工资亦有望成倍提升。
经过30年发展,中国是否已临近“充分就业”阶段(即所谓“刘易斯拐点”),可谓见仁见智。
瑞穗综研的统计显示,在劳动力从过剩向短缺转变的过程中,中国的工资水平的确在提升。
刚加入WTO的2001年，中国人平均年收入为15.９万日元，日本为454万日元，收入差距达２8。
5倍；但到了２010年，中日GDP总量逆转，中国城市地区人口平均年收入增至４５万日元，日本降至4１２万日元，收入差距缩至9。
2倍。
2005年至201０年,中国城市地区工资年增长率为１3.８%，5年内正好增长了约一倍.不过，人均收入最高的上海（７9.3万日元)与北京（78.6万日元），和日本收入最低的冲绳县（３23万日元）、青森县(33８万日元）之间仍差距明显。
单纯从收入水准上比较，中国已大致相当于日本的２０世纪60年代-—日本在当时出现了“刘易斯拐点”。
1９６0年，笃信凯恩斯主义的池田勇人以绝对高票当选首相，上台后即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他认为,“在高速增长的同时,若劳动者工资水平没有与GDP增长比例同步增长,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实施收入倍增才能解决国家经济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
在此期间，日本GDP年增长计划目标为7。
8％，但实际增长高达11.6%，国民收入年增长达１1。
５%,两者基本上实现了同步增长.至19６7年，日本GＤＰ提前翻了一番,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1９68年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
从1９６0年到19７3年，日本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了两倍,失业率也维持在1.1%至1.3％左右的低水平。
经济学家林直道在《现代日本经济》一书中写道，“这些成就让日本国民生活方式、社会形象、思维方式乃至日本列岛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像换了个国家似的.”中日两国“似是而非"，经济结构差异巨大,不能简单照搬日本的经验，但日本无疑在很多方面依然是一面镜子.日本的实践说明,当一国经济基础达到一定条件时，国民消费与生产同步增长才是社会快速发展的动力,“藏富于民”才是根本的“维稳”之道。
如果经济增长和工资增长的速度不匹配，国民无法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所谓的“中国梦”就将永远只是梦。
在经济还持续高增长阶段，尤其是“国富民穷”、中央财政盈余过剩的情况下，进行国民收入分配改革无疑是明智之举。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民收入倍增”的成本应主要由谁负担。
如果将之过多转嫁给企业，大多竞争力不强、且融资困难的中国企业将雪上加霜，中国自主产业的培育将更加困难.对外企而言，劳动力成本快速提升将成为新的“中国风险”（ChinａRiｓk)，这些企业将不可避免寻求规避这种风险。
进一步讲,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单纯靠“收入倍增计划”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不适度控制通货膨胀,收入倍增的消费效果将大打折扣。
日本之所以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源于成功地实施了配套改革。
除“收入倍增计划”外，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日本完善了工会制度，制定了“劳动三法”(劳动关系法、劳动基准法、工会法），承认并保护“劳动三权”（团结权、协商权、争议权)，且在泡沫经济到来前,就基本完成了福利制度建设，积聚了此后抗衡漫长经济停滞的力量.中国急需的正是包括收入分配、劳工权益保护在内的综合性配套改革,留给中国的时间并不多，这一系列的改革都宜早不宜迟。
到20２０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首次提出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被视为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因而备受关注。
中国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内涵绝非简单的居民收入提高所能涵盖.十八大报告在提及国民收入倍增目标时，特别提到，国民收入的倍增，建立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不同于以前国民经济的发展目标，更不同于历史上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增长指标,而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平衡、稳定、协调发展的综合计划。
正确地理解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笔者认为,应该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角度来诠释和解读:其一，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不是简单的数字增长，而是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
如果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实现比2０1０年翻一番的目标，保守估计,那时中国的GDP总量将达到美国的80%以上,这个目标的实现，只要未来经济增速保持在7％左右就可以实现。
但更值得期待的是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事实上,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从依靠投资和出口转变到内需上来，改变中国经济增长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