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小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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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
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开始发展。
其中,有诸多运动,
思潮和特点,标志着中国新诗的开端。
此后,国内诗人开始接受西方文学影响,探索开拓新的叙事风格和表
达技巧,努力实现中国新诗的理想。
20世纪30年代,朱自清、钱钟书等诗人出现,他们的诗歌代表了中
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主流。
他们的诗歌在结构、风格和表达上都较为完善,
表达出诗人对社会价值的理解和思考。
20世纪40、50年代,进一步推进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
这一
时期,诸如刘梅、李煜、李白和归木山等诗人开始大胆尝试新的表现形式,寻求诗歌中新的材料与理论,以更加现代化的视角抒发对社会生活的思考。
20世纪60年代,受革命文化影响,诗歌更加趋向社会主义的思想与
情调。
从李金华、季羡林到余光中等,诗人们用大胆的新思想,新语言,
表达出他们对新时代的理想和信念。
他们的诗歌也成为中国现代诗歌发展
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迄今为止,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经历了多元发展,不断地出现了新的风
格和表现形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我们来梳理一下跨越了近九十年的中国新诗流派发展脉络。
20世纪20年代:1.湖畔派——因该流派诗人多聚集在西子湖畔而得名,是中国新诗最早的一个流派。
爱情,是湖畔派吟唱的主要内容。
代表诗人是冯雪峰、汪静之、应修人、潘漠华等。
代表作品:冯雪峰《伊在》《卖花少女》,汪静之《惠的风》《我是死寂的海水》,应修人《含苞》,潘漠华《离家》等。
2.新月派——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写作。
代表诗人是徐志摩、方令儒、朱湘、陈梦家、闻一多、林微音等。
代表作品:徐志摩《沙扬娜拉》《再别康桥》,闻一多《死水》《静夜》,朱湘《采莲曲》等。
3.象征派——早期现代诗歌的一个分支,更具有独立的象征主义特征。
代表诗人是李金发、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胡也频、蓬子等。
代表作品:王独清《但丁墓旁》,李金发《弃妇》《我背负了……》《里昂的车中》,胡也频《旷野》,穆木天《落花》《烟雨中》等。
20世纪30年代:4.现代派——这一流派的诗歌成就较大,对后世的影响也比较深远。
他们的创作,在艺术形式方面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为源头,移植的倾向比较明显。
代表诗人有卞之琳、戴望舒、何其芳、废名、徐迟、林庚、金克木、玲君、施蛰存、路易士等。
代表作品:卞之琳《断章》,戴望舒《雨巷》《我用残损的手掌》,何其芳《预言》《花环》,废名《十二月十九夜》等。
5.七月派——这一流派的诗人大多经历过人生的重大起落沉浮,深陷政治冤狱几十年,新时期得以“鲜花重放”,是跨越了三个时代的诗歌流派。
代表诗人有牛汉、艾青、罗洛、曾卓、绿原、鲁藜、彭燕郊、邹荻帆、胡风等。
代表作品:牛汉《我的家》《半棵树》《华南虎》,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礁石》,邹荻帆《花与果实》《走向北方》,曾卓《栏杆与火》《悬崖边的树》,胡风《为祖国而歌》,绿原《惊蛰》,鲁藜《泥土》,彭燕郊《冬日》等。
20世纪40年代:6.九叶派——顾名思义由九位诗人组成。
代表诗人有辛笛、陈敬容、郑敏、杜运燮、唐祈、穆旦、袁可嘉等。
068《名家名作》·研究[摘 要] 冰心的《繁星》《春水》等小诗作品,受到当时社会背景思考人生思潮、中外交流频繁(泰戈尔来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新诗探索期产生,并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色。
小诗在简短的诗行中雕琢美丽精致的文字,展现刹那间的感触和哲思,具有含蓄隽永的意味。
也正因如此,小诗逐渐被文学史和语文教育接受,成为经典作品。
[关 键 词] 冰心;《繁星》;《春水》;小诗创作从冰心的《繁星》《春水》看20世纪20年代的小诗创作与影响韩卫娟 王玉茹20世纪20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慢慢退潮,诸多知识分子和诗人开始沉静下来思考和探索新诗从形式到内容方面新的审美原则和表达方式。
冰心创作的《繁星》《春水》就诞生于这一时期。
本文将从《繁星》《春水》的创作背景、创作特色、影响几个方面,以点带面,探究20世纪20年代“小诗”的整体状况。
一、《繁星》《春水》等小诗的创作背景20世纪20年代,诗人们不断在“诗体解放”和“现代人情感表达”的道路上积极探索,除了开风气之先的《尝试集》(胡适)和集中展现“个性解放”、反映新时期汹涌澎湃的浪漫主义精神的《女神》(郭沫若)外,后来现代文学史中的诸多诗歌流派开始登上诗坛,争奇斗艳。
如汪静之和湖畔诗人赞颂清新美丽自然、质朴单纯恋爱的“少年白话新诗”,被称为“五四”真正的产儿;确立新诗审美规范的前期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朱湘;追求朦胧、新奇和“陌生化效果”的象征诗派代表诗人——李金发等。
这其中自然也少不了冰心、宗白华的即兴式“小诗”,在简短的诗行中寄托了作者对人生的感悟和情思。
从当时的历史语境来看,冰心的《繁星》《春水》及系列小诗创作的出现,首先展现了诗人们对社会人生的关注与思考。
陆耀东在分析小诗创作时指出,“诗人们关注社会、勤于思考、敏于感受,偶有感兴便发而为诗,三言两语道出某种哲理、写出某种感慨、描绘出某种景致”——这为小诗创作在内容上提供了“精神实质”。
[1]其次,冰心系列小诗的创作及与泰戈尔的文学作品传入中国密切相关。
了解20年代诗歌的发展流变20年代诗体诗风流变1、风行一时的小诗创作1923年1月,冰心《繁星》由商务社出版;5月,《春水》由新潮社出版1923年12月,宗白华《流云》由亚东图书馆出版1925年3月,梁宗岱《晚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20年代中期起出现的新月诗派和象征诗派。
3、无产阶级文学思潮的渐次兴盛及其对早期新诗的影响。
光慈《新梦》,1925年1月书店掌握早期白话诗、郭沫若《女神》、湖畔诗派、、小诗体、新月诗派、象征诗派的特点及代表性诗人与诗作学习现代诗歌作品鉴赏方法一、新诗的诞生二、尝试中的新诗——早期白话诗三、浪漫主义诗歌四、湖畔诗派五、小诗六、诗的“规化”———新月派七、纯诗概念的提出——早期象征诗派一、早期白话诗1、胡适与《尝试集》1920年3月,胡适的诗集《尝试集》出版。
这是中国第一部新诗别集。
现代白话诗最早的一批婴儿。
诗歌理论:说话要明白清楚,材料要剪裁、意境要平实、最扼要的材料用最简练的字句表现出来。
评价: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传统中挣脱出来理论主:作诗如作文打破诗的格律,换以自然音节白话诗歌2、其他白话诗人半农、默、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大白等。
早期白话新诗的艺术特点:重实感,少想象,偏于理;大多不用韵,表现出随感情起伏自然变换节奏和句式的散文化倾向。
二、浪漫主义新诗创造社——浪漫诗派1、问题意识:针对早期白话诗缺少“诗味”、想象、激情等展开批判,开始构建新诗。
2、理论主:郭沫若:诗的本质专在抒情诗=(直觉+想象+情调)+(适当的文字)3、郭沫若与《女神》(1892——1978),原名郭开贞,号尚武,别号鼎堂,曾用笔名沫若等,县沙湾镇人。
该诗集分为三辑:第一辑是三部历史题材的诗剧《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又称为“女神三部曲”。
第二辑30首诗,属于惠特曼式的雄浑风格的诗歌,集中了郭沫若“五四”时期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诗作。
第三23首诗,主要是诗人早期受泰戈尔、海涅影响而写的小诗,以及1921年回到国写的,风格趋于冲淡、清丽。
第四章新诗(一)(8学时)教学要点:1、“五四”新诗运动2、前期新月派3、早期象征派诗歌教学内容:第一节早期白话诗(2学时)一、新诗的诞生——“五四”新诗运动1、梁启超设计了“诗界革命”。
要有“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
所谓“新语句”,即是不仅要吸收新名词,而且要引入新句式,在语法结构以至内在思维方式上进行根本的变革,还要打破传统诗词格律,这些与保留古风格的要求显然是背离的。
而在梁启超看来,打破传统的诗的格律与文言语法结构,就不存在“诗人之诗”,后改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
“诗界革命”始终限制在传统诗歌的范围内。
2、黄遵宪提出了“我手写我口”,包含有一种个性主义主张。
诗应是写我想写的,我想说的,我内心的感受。
他就做过转向古风、乐府,“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等多种实验,而向“散文化”方向的努力,则又显示了背离占主流地位的“唐诗”传统,向“宋诗”靠拢的倾向。
这也构成了“诗界革命”的一个极限:晚清诗界最终止步于宋诗派的模仿风气中。
3、胡适提出了“做诗如作文”。
一是打破诗的格律,换以“自然的音节”;二是以白话写诗,不仅以白话词语代替文言,而且以白话的语法结构代替文言语法,并吸收国外的新语法,也即实行语言形式与思维方式两个方面的散文化。
胡适在提倡“诗体的解放”的同时,还提出了“诗的经验主义”,其核心就是他所说的“言之有物”,也即“有我”与“有人”,“有我就是要表现著作人的性情见解,有人就是要与一般的人发生交涉”。
(胡适:《五十年之中国文学》)前者突出了写作者(知识分子)主体的性情与见解,后者强调了与“一般的人”即平民百姓的沟通与交流,这正是“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主义在诗歌观念上的反映。
这种诗歌观重视的是“精神、观念”的表达,所谓“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的要求,诗的口语化、明白易懂的要求,自是“题”中应有之意。
这就是说,“五四”新诗运动的“散文化”与“平民化”的目标,两者之间,是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的。
小诗运动名词解释现代文学
小诗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持续到30年代末期。
小诗运动主张以简洁、精炼的语言表达深沉的情感和思想,强调诗歌的意象和象征意义,追求艺术的抽象性和哲理性。
小诗运动的代表诗人包括冰心、宗白华等人。
小诗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对于推动诗歌的现代化进程和丰富文学表现形式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小诗运动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的重要标志之一,为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文学做出了贡献。
关于20世纪初中国诗坛上的小诗20世纪初,中国诗坛上涌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诗作品,这些小诗以其精炼的语言、深刻的情感和独特的意境吸引着读者的目光。
小诗作为诗歌形式的一种,以其简洁明快的特点,成为了当时诗坛上的一大亮点。
在20世纪初期,中国诗歌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多元化的时期,各种新潮流、新思潮纷纷涌现。
这种时代背景下,小诗作为一种新兴的诗歌形式开始逐渐流行起来。
小诗一般以四言或五言为主,篇幅较短,语言简练,表现形式多样,能够在短短几行文字中表达出作者的意境和情感。
与传统的长诗相比,小诗更注重情感的直抒、意境的营造。
在有限的文字空间里,诗人们通过精心琢磨,选词用字,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凝练成一种意境,给读者以深刻的感悟。
例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中“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短短几句文字就勾勒出了诗人离别的心情,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外,小诗在表现方式上也有其独特之处。
有的小诗以写景为主,借景抒情,展现出作者对自然景物的独特感悟;有的小诗则以抒情为主,表达出诗人内心的独白和情感。
这种多元化的表现方式,使小诗在当时的诗歌创作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20世纪初的中国诗坛上,一些优秀的诗人也是小诗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例如,王佐良、林徽因、郭沫若等诗人都曾创作了许多优秀的小诗作品,其中有些作品成为了当时诗坛上的经典之作。
他们通过自己独特的创作手法和表现方式,为小诗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道路,为后来的诗人们树立了榜样。
总的来说,20世纪初的中国诗坛上的小诗作品,以其独特的形式和精妙的表达赢得了读者的青睐。
在当时的诗歌创作中,小诗成为了一种新的探索和尝试,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它凭借着其简洁、精炼的特点,成为了当时诗坛上的一大亮点,为后来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20世纪20年代“小诗”运动【内容提要】在20世纪20年代风靡一时的“小诗”运动中,周作人通过翻译介绍,着力建构“小诗”这一新诗体,赋予其特定的美学内涵和诗学特征。
但在广泛的创作实践上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限制了“小诗”的发展。
由于模糊了“小诗体”和“小诗形”的区别,诗体的要求被简单地置换为大小体积的概念,其含混性和暧昧性带来的矛盾和弊端也就一直延续下来。
对这一创作潮流的重新梳理,将引发我们对现代汉诗诗体建设更深层次的思考,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和体会现代汉诗营造自身美学内涵时所遭遇的困难与问题。
【关键词】小诗/译介/诗体探索/美学内涵 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小诗”运动,是新诗在符号形式上实现了对旧体诗的变革,确立了自由诗这一主导形式后,针对新诗资源的不足和创作实践的消沉,力图借鉴外来资源,纠正早期白话诗的贫弱,寻求自身发展的一种有益的尝试。
在“小诗”勃兴的短短几年时间里,围绕它展开的翻译介绍、创作实践和批评三者互相推波助澜,形成了一股风靡一时的文学潮流,对于拓展草创期新诗的艺术表现力,使新诗从旧诗词的情调、风格和格律的窠臼中进一步解放出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而在另一方面,作为早期新诗着力营构的一种诗歌体式,“小诗”集中典型地凸现了当时的新诗人寻找“自我”表达和艺术策略之间的冲突,彰显了评论家在新诗发展方向的设计和构想中存在的矛盾和疑虑。
作为一种崭新的诗歌“范型”,“小诗”有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作为一种诗体,它到底能不能成立?这样的问题值得我们更进一步的辨析。
一在20世纪20年代的诗人和评论家的文章中,常常使用“小诗”、“短诗”、“短歌”、“杂诗”等名目不一的称谓来指称当时诗坛上短小的诗作。
“小诗”这一概念虽然常被时人提起,而且胡适早在1919年就写下以《小诗》为名的短诗,但这更多地只是一个便利的说法,除了指代诗形短小外,并没有特定的美学内涵。
在多数情况下,“小诗”代表的是诗形的“短”或者表达内容的“杂”,瞬间的体验、零星的思想都可以搜集起来,用两三句话加以传达。
20世纪20年代“小诗”运动【内容提要】在20世纪20年代风靡一时的“小诗”运动中,周作人通过翻译介绍,着力建构“小诗”这一新诗体,赋予其特定的美学内涵和诗学特征。
但在广泛的创作实践上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限制了“小诗”的发展。
由于模糊了“小诗体”和“小诗形”的区别,诗体的要求被简单地置换为大小体积的概念,其含混性和暧昧性带来的矛盾和弊端也就一直延续下来。
对这一创作潮流的重新梳理,将引发我们对现代汉诗诗体建设更深层次的思考,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和体会现代汉诗营造自身美学内涵时所遭遇的困难与问题。
【关键词】小诗/译介/诗体探索/美学内涵 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小诗”运动,是新诗在符号形式上实现了对旧体诗的变革,确立了自由诗这一主导形式后,针对新诗资源的不足和创作实践的消沉,力图借鉴外来资源,纠正早期白话诗的贫弱,寻求自身发展的一种有益的尝试。
在“小诗”勃兴的短短几年时间里,围绕它展开的翻译介绍、创作实践和批评三者互相推波助澜,形成了一股风靡一时的文学潮流,对于拓展草创期新诗的艺术表现力,使新诗从旧诗词的情调、风格和格律的窠臼中进一步解放出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而在另一方面,作为早期新诗着力营构的一种诗歌体式,“小诗”集中典型地凸现了当时的新诗人寻找“自我”表达和艺术策略之间的冲突,彰显了评论家在新诗发展方向的设计和构想中存在的矛盾和疑虑。
作为一种崭新的诗歌“范型”,“小诗”有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作为一种诗体,它到底能不能成立?这样的问题值得我们更进一步的辨析。
一在20世纪20年代的诗人和评论家的文章中,常常使用“小诗”、“短诗”、“短歌”、“杂诗”等名目不一的称谓来指称当时诗坛上短小的诗作。
“小诗”这一概念虽然常被时人提起,而且胡适早在1919年就写下以《小诗》为名的短诗,但这更多地只是一个便利的说法,除了指代诗形短小外,并没有特定的美学内涵。
在多数情况下,“小诗”代表的是诗形的“短”或者表达内容的“杂”,瞬间的体验、零星的思想都可以搜集起来,用两三句话加以传达。
因此,其内涵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得到明确的认定,显得含混而笼统。
“小诗”能够作为一个具有自身诗学内涵和美学特征的概念,用来特指20世纪20年代流行的一种诗歌体式,并在文学史上留下较为清晰的面目,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周作人的着力推荐,得益于他一系列翻译、介绍小诗的文章。
① 周作人对“小诗”的译介有一个由浅入深,由作品到理论的过程。
在1916年发表的《日本的俳句》和1921年的《日本的诗歌》两文中,周作人开始用“小诗”指称日本的诗歌,但重在介绍诗作,并没有对“小诗”作明确的定义。
一直到1922年发表《论小诗》一文,将“小诗”命名为“现今流行的一行至四行的新诗”,并且追溯了“小诗”的传统渊源和外来的影响,归纳了“小诗”的特点,“小诗”作为一个诗学概念才被赋予了一定的美学内涵,以一种区别于旧体诗的新诗体的面貌,渐渐为大多数人所认同。
当时专门刊发诗歌作品的《诗》杂志,从第一卷第四期起,将所刊发的诗歌按性质、风格的不同分类发表,专门设立“小诗”一栏。
② 这突出地反映了当时尝试作“小诗”的人甚多,也说明了在翻译、批评与创作的共同作用下,“小诗”这一命名在当时已被普遍接受。
“日本诗歌”是作为一种可资借鉴、在内容和形式上兼具了新的品质的诗歌“范型”被周作人翻译、介绍到中国新诗界的。
周氏精通日文,对日本的俗歌、短歌、俳句、川柳等诗形的历史和发展变化相当熟悉,对石川啄木、松尾芭蕉、小林一茶等人的诗歌风格心仪不已,认为“日本的歌实在可以说是理想的小诗”,它“适于写一地的景色、一时的情调”,③“颇适于抒写刹那的印象,正是现代人的一种需要”。
④ 他十分推崇日本诗歌“用了简练含蓄的字句暗示一种情景”⑤的特点,而且强调其要点“在于有弹力的集中”,要“将切迫地感到的对于平凡事物之特殊的感兴,迸跃地倾吐出来”。
⑥ 这是对小诗诗质特征的概括——既要浓缩凝练,又要意在言外。
周作人在对日本诗歌的反复吟味中读出了小诗的含蓄和集中,同时对其“调子和气韵”也很重视。
这集中体现在他对日本俳句的翻译中。
在日本诗歌诸多诗形中,周氏尤其看重俳句幽玄轻妙的俳谐特色,不仅选择俳句作为最早翻译的日本诗形,而且对俳句的起源、变化有详细的介绍,对俳句的形式、性质及其内容的适应范围有理论上的探讨。
由于倾心于俳句“利用特有的助词,寥寥数语,在文法上不成全句而自有言外之意”,⑦ 周作人在翻译时充分调动现代口语的表现功能,力图精密、微妙地传达出诗作原来的风格。
他曾举古诗“漠漠水田飞白鹭”一句为例,认为“意境虽好,七个单音太迫促了,不能将这印象深深印入人的脑里,又展发开去,造成一个如画的诗境,所以只当作一首里的一部分”。
⑧ 针对这种“单音而缺乏文法变化的中国语”⑨ 的不足,周作人在翻译时往往选择在句中使用双音节词增加音节数,以此舒缓诗作的促迫感觉;有时也将末尾的名词译为单音节词,以求一种点到为止、有松有紧的节奏感。
如:枯枝上乌鸦的定集了,秋天的晚。
许多声音呼着晚潮的贝类呀,春天的风。
给他吮着养育起来罢,养花的雨。
同时用语气助词“呀”、“吧”等对应俳句句末的“切字”,并与“着”、“了”等虚词相配合,营造一种徐缓优美、余音袅袅的韵味。
如:柳叶落了,泉水干了,石头处处。
易水上流着,葱叶的寒冷呀。
虽然周作人屡次提到日本诗歌的“不易译”、“如同嚼饭哺人一样”,但他通过翻译借鉴外来资源,以求拓展早期新诗艺术表现力的意识仍然相当鲜明。
他从诗的内质和节奏两方面着力建构“小诗”的诗学内涵,力图在诗的具体做法上为当时的新诗人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诗歌新“样式”,回应了诗坛“增多诗体”(11) 的提倡。
在兼顾传达原作的精髓与保持、发挥本国语言特色两者上,他的翻译体现了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和转化的努力,(12) 朱自清因此称赞他的翻译“实在是创作”。
(13)二作为早期新诗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周作人对日本“小诗”的热情译介,无疑是为新诗坛吹入了一股新鲜的东洋风,为创作主体寻找恰当的情感表达方式提供了参照的可能。
这一做法对当时在诗歌建设道路上苦苦寻找出路的众多诗人来说,影响颇大。
然而,作为一种诗歌体式,在被广泛实践的过程中,“小诗”自身的美学特征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思考和切实的体现,其内涵一直处于较混杂的状态。
在1921年到1923年的实际创作中,虽然作诗的人很多,发表的诗作很多,(14) 但真正实践了这种诗体探索并体现了周作人倡导的“小诗”风格的作品却不多见。
在当时,写诗的人普遍感到旧诗词因为受思想的束缚,为了成就整篇的诗句,而将偶然吟得的一两句话铺张成八句或四句,以致陷入僵硬老套的窠臼。
在“诗体解放”的主张下,他们努力地寻求将自然流露的“诗思”真实恰切地表达出来,首先就表现在对偶然所得的诗意的重视和突出上,“我以为写诗全凭灵感:感到那里,就写到那里;那怕只有一句,就写一句;一句也可以成好诗的,不必硬凑。
”(15) 应该肯定的是,“小诗”这种新的诗体将诗人和读者长期以来为旧体诗所塑造和规范的想像力释放了出来,显得活泼自然,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气息。
捕捉到生活中的诗意,显然是作诗的第一步;但把诗意直接摆到纸上,是否就是作诗的全部呢?1924年,胡怀琛出版了专着《小诗研究》,指出“小诗二字,是近日诗坛上很流行的一个名词。
……或称他做短诗,但不及小诗普遍。
我以为就字义上说,小诗二字,也很妥当,所以决定称他为小诗”。
(16) 胡怀琛将当时盛极一时的“短诗”称作“小诗”,并不是出于对这种诗体诗学特征的概括,而更多的是出于当时“小诗”这一命名被“普遍”认可,觉得“妥当”。
值得留意的是,他述说自己之前创作短诗,坦言“在当时我不叫他是小诗,只叫他是诗意。
以为只有诗的意思,而没有做成诗;其实也就是所谓小诗了。
”(17) 可见,在胡怀琛眼中,“小诗”就是诗意,并不包含更多的美学追求。
而诗意,离“做成诗”,显然还有一些差距。
梁实秋在批评冰心的小诗时就曾指出:“单纯的诗意若不是在质里含着浓密的情绪,不能成为一首好诗,因为这种诗只能在读者心里留下一个淡淡的印象,甚或印象全无。
”(18) 胡怀琛却认为小诗“篇幅短,究竟容易做;略微有了一点意思,或者是本着一种自然的感触,随便写出来,也就是一首好的小诗。
”并且据此判断“小诗的成绩,很可观了。
”(19) 这种对小诗的理解和判断是相当随意的,事实上是延续了早期新诗人对白话诗的简单理解,将诗意等同于诗,又将“小诗”的“小”简单的理解为诗形的“短”,实际上是无意中取消了小诗作为一种诗体应有的艺术规范。
而过分强调小诗的“随意”和“自然”无疑会给人造成新诗容易作的错觉,助长了自由诗粗制滥造的倾向。
在小诗创作“红火”了几年之后,胡怀琛试图对“小诗”作出某些归纳和概括时,对这一诗体的诗学内涵仍然没有什么明确的认识,这种现象颇为耐人寻味。
“小诗”表面上看似简短、自然,实际上在捕捉和表现诗意上最容易落入琐屑、浅陋中。
朱自清在《诗》一卷一号上发表他尝试创作的三首短诗时,特地作了一个长序,对短诗“啴缓和美的节奏”和意境及音节上的“集中”进行了一番阐述,并引用俞平伯的信说:“短诗所表现的,只有中心的一点。
但这一点从千头万绪中间挑选出来,真是极不容易。
读者或以为一两句耳,何难之有;而不知神思之来,偏不难于千百句而难于一二句。
”(20) 因而感叹“世间往往有很难的事被人误会为很容易,短诗正是一例。
”(21) 小诗之难,就难在如何用心感悟自然万物、捕捉生活中涌上心头又稍纵即逝的“诗意”,将其转化为可以想象、揣摩并能激发读者情感的“意象”,并用意象暗示一种情景,传达一种心境。
日本俳句“以象写意”的方法实际上沟通了传统诗词写景抒情的模式,暗合了人们心中对传统小令的审美定势,在简短的诗形中有助于情感的表达。
但这种写法却没有在当时的小诗创作中得到真正的体现。
对日本“小诗体”的粗疏理解导致了创作的简单化——缺乏对诗意的提炼和开掘,忽视对诗歌意象的选择、打磨、组合和转化,诗人主体对生活瞬间的感悟就无法得到集中而有力的体现,只流于一般的抒情和说理,“失了那曲包的余味”,(22) 也就失去了“小诗”触动人心的力量。
此外,“小诗”创作的散文化倾向也限制了它的发展。
早在1919年,周作人翻译日本诗歌时就曾感叹“只用散文说明大意,也正如将荔枝榨了汁吃,香味已变,但此外别无适当的方法,所以我们引用的歌,只能暂用此法解释了。
”(23) 后来他介绍日本的俗歌,既想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意思,又期望保存本来的若干风格。
这两方面的顾忌使他“不得不抛弃了做成中国式的歌谣的妄想,只能以这样的散文暂自满足。
”(24) 周氏的翻译,主要是依赖字词本身所具有的语气,来造成一种啴缓和美的效果,而不是依靠情绪的点的跳跃来形成诗歌的内在韵律,而后者,恰恰是诗歌这一文类区别于其他体裁的特质和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