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中心主义与刑事诉讼构造革新

庭审阶段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实现路径分析摘要：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有着三重积极意义：一是对侦查中心主义的纠偏，二是对案卷中心主义的矫正，三是对诉讼阶段论的检讨。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应当在两个方向上着手：首先应当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的关系上实现“以审判为中心”，其中的关键在于抑制案卷移送制度的不良影响，同时为“审判中心主义”发掘出更大的制度空间；其次在审判阶段应当做到“以庭审为中心”，核心要求是保护被告方的对质权。

关键词：以审判为中心；司法公正；人权保障；庭审实质化《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这触及到了中国刑事诉讼结构中一个由来已久的症结。

司法实践中，“以审判为中心”观念的缺失，造成了同一审级诉讼流程中审判的“离心化”和顽固的“侦查中心主义”倾向，进而导致垂直审级结构中第一审的“失重”，在实践中引发了较为严重的后果和特殊的错案风险。

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突出了审判的地位，抓住了司法改革的核心。

这既是对我国现行刑事司法中公检法关系的重大调整，也是改革及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突破口。

本文拟对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的现实积极意义作一探讨，并结合庭审环节如何推进庭审实质化，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以期对更好地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有所裨益。

一、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积极现实意义（一）对侦查中心主义的挑战探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不得不提及侦查中心主义。

顾名思义，侦查中心主义是与审判中心主义相对的概念。

可以说，侦查中心主义既是“学者对我国刑事诉讼现状的一种理论描述”1，也是“反思我国刑事诉讼结构的结果”2。

在侦查中心主义之下，侦查机关必然拥有超强的决定权、自主权。

与域外法治国家普遍采用司法令状主义作为对侦查的控制手段不同，我国侦查程序呈现出行政化、封闭性的特点，整个侦查过程缺乏有力的司法制约，也难有社会力量的介入。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体制改革的实现路径梁冰冰摘要：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以审判为中心”是针对我国“以侦查为中心”的刑事诉讼现实情况提出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新命题。

为实现以审判为中心，本文首先对审判中心的提出背景及内涵进行阐述。

“以审判为中心”主要是指以一审审判活动为中心，而不是以法官、法院或者庭审为中心。

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我们需要转变观念，同时提升侦查质量、改革提起公诉制度以及推进庭审实质化的进程。

关键词：以审判为中心;庭审;侦查;提起公诉;审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但是什么是“以审判为中心”、它的具体内涵，法学界的的观点和认识却不尽相同，其中有些认识的局限性也就显现出来了。

正确认识“以审判为中心”是我们这诉讼体制改革的前提和关键，并以此能够促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进。

一、审判中心的提出背景“审判中心”这个概念并不是法律移植的产物，在国外的法律规范中我们无法找到这个概念。

在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活动本来就是以审判为重心，因此我们也就不需要提出这个观点。

而我国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中重视“侦查”环节而忽视“审判”对于认定案件事实的作用，近些年来的一些冤假错案使得司法的公信力降低、人权保障基本原则被忽视使得司法公正有时难以实现。

以审判为中心正是基于公、检、法三机关在司法实践中的行使职权的关系而提出的，是相对于以往的侦查中心而产生的。

[1]大陆法系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往往重视侦查而忽视审判，审判不但不能制约侦查和起诉，同时要受到侦查和起诉的制约，公检法三机关在诉讼中“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不能得到很好落实。

有时往往表现在：公安机关刑讯逼供导致案件在侦查阶段取得的非法证据而进入审判阶段，或者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没有收集到案件的关键证据，使得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事实情况不明，造成冤假错案，不能实现司法公正。

“以审判为中心”的概念、意义和实现路径研究作者：向佳来源：《法制博览》2015年第09期摘要：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为从制度层面实现司法公正。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以审判为中心”不仅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刑事诉讼原则，也是对我国现行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关系的完善和发展。

为实现“以审判为中心”，我们应当对“以审判为中心”的概念和意义进行界定，并以优化职权配置为抓手，采取适用刑事速裁程序、落实法律援助制度、贯彻公开审理、等措施实现法庭审理实质化。

关键词：审判中心；概念；意义；实现路径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5）26-0009-03作者简介：向佳（1991-），女，汉族，四川遂宁人，重庆邮电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方向：诉讼法学。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这是我们党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严格司法，确保刑事司法公正的现实需要和长远考虑所作出的重大改革部署。

正确理解并认识“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有助于在司法实践中，增进共识、齐心协力，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

一、“以审判为中心”的概念“以审判为中心”也就是理论界常说的“审判中心主义”，具体是指在刑事诉讼的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关系中，都凸显审判的中心地位，将审判程序作为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核心。

[1]“审判中心主义”这一概念并非舶来品，是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不断发展中产生的对应“侦查中心主义”而使用的特有产物。

究其原因在于西方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中，审判阶段是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与否、责任大小的中心阶段。

区域治理RULE OF LAW作者简介：傅宇星，生于2000年，本科，研究方向为个人信息保护。

中国刑事诉讼模式之进程与改革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 傅宇星摘要：刑事诉讼模式主要分为弹劾式诉讼、纠问式诉讼和辩论式诉讼，辩论式诉讼逐渐演化为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

回顾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种主要的刑事诉讼模式，以及自1978年至2018年，中国刑事诉讼模式的演变和进程，围绕中国当下的刑事诉讼模式，学界主张各异，但总体上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正历经从传统模式到现代模式的转型，其中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对于改革的方向也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刑事诉讼模式；职权主义；当事人主义中图分类号：D91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4595（2020）45-0060-0002一、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开启刑事诉讼的方式，可以分为国家追诉和私人追诉两种方式。

在刑事诉讼的历史中，私人追诉的方式又可以分为被害人追诉和公众追诉方式。

一方面，传统的私人追诉模式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数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孕育出立法上的当事人主义模式，即争议事实的真相发现基本上留给当事人，法官扮演中立的被动的仲裁者。

另一方面，影响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程序相当深远的是1532年的《加洛林纳治罪法典》，采行国家追诉为主、自诉为辅的追诉模式。

与英美法系中检察官属于一造当事人的地位略有不同，在大陆法系国家更为强调检察官是客观公正的法律守护人，检察官不是单纯而片面地追求打击犯罪的追诉人，而是负有客观性义务，对被告有利之事实和证据应予收集和上诉。

二、中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变迁过程：1979—2018年从1979年通过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到1996年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大修”，再到2018年刑事诉讼法“小修”，中国的刑事诉讼模式经历怎样的变迁，当下的中国刑事刑事诉讼模式为何，这都是理论界高度讨论的问题。

主要有以下几点观点：一是职权主义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模式被引介到中国之初，这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刑事诉讼模式更注重犯罪控制价值和司法机关的职能发挥。

2016年第3期法治研究103“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法院视角魏新璋* 摘 要：“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亟需法院在理念上更新，在制度上革新，在实践中创新，有的放矢，循序渐进。

要更新司法理念，追求裁判思维法治化；重构庭审程序，追求裁判过程实质化；重视诉讼经济，追求裁判方式集约化；改进司法方式，实现证明体系标准化；优化职权配置，实现裁判责任实定化。

突出庭审的中心地位，立足于审判的导向作用，强化司法公正、缓解审判压力，完善人权保障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修复和提升司法公信力。

关键词：“以审判为中心” 内涵 制度理性 实现路径* 作者简介：魏新璋，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① 沈德咏：《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

② 樊崇义、张中：《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载《中州学刊》2015年第1期 。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这是我们党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严格司法，确保刑事司法公正的现实需要和长远考虑所作出的重大改革部署。

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突出了审判的地位，抓住了司法改革的核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中明确，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第二大方面的任务，就是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并提出“到2016年底，推动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促使侦查、审查起诉活动始终围绕审判程序进行”。

立足法院自身角度，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亟需在理念上更新，在制度上革新，在实践中创新，有的放矢，循序渐进。

一、“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厘清“以审判为中心”，即从刑事诉讼的源头开始，就应统一按照能经得起控辩双方质证辩论、经得起审判特别是庭审标准的检验，依法开展调查取证、公诉指控等诉讼活动，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以审判为中心”视野下侦诉关系重构之思考作者：杨云峰张茜黄方来源：《理论观察》2020年第03期摘要：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将侦诉关系的涵义界定为“分工合作，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但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权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呈现出警主检辅的局面。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我国侦诉关系的现状及问题，结合“以审判为中心”理念的内涵，指出在侦诉关系中应由检察机关发挥主导作用、深化侦诉协作、加强侦查监督，以保证司法改革实现预期效果，并建议从完善法律规定、转变执法理念、确保检察监督的及时性与有效性、以及严格非法证据排除等方式对现有侦诉关系进行改进。

本文结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改革侦诉关系的探索实践，对公诉引导侦查进行可行性分析，以期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以审判为中心;侦诉关系;公诉引导侦查中图分类号：D9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0）03 — 0105 — 06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来，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全面推进。

2018年7月中央政法委召开的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强调，要构建起诉讼以审判为中心、审判以庭审为中心、庭审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新格局。

侦诉关系做为刑事诉讼关系中的重要一环，其长期存在的“侦查主导诉讼”“重配合轻协作”、“重侦查轻监督”等问题影响刑事诉讼新格局的健康发展。

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传统侦诉关系作出相应调整，从而更好地适应改革。

本文拟反思我国现行侦诉关系存在的问题，分析以审判为中心对现行侦诉关系的影响，提出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侦诉关系重构之理性配置，进而以南山区检察院近年来的实践探索为例，对开展公诉引导侦查作出可行性分析，以期最终促进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二者关系的深度调整，形成合理的侦诉关系，实现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预期目标。

所谓侦诉关系，是指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者依据一定的原则，针对刑事诉讼程序的特点，所构建的分别行使侦查权和公诉权的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各自地位、作用、具体职权以及相互制约的关系的总称，是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侦查权和公诉权时，对其进行协调而所设定的一系列规则的总和〔1〕。

简析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摘要】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存在不同的法律制度，而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各种制度也需要进行改革、完善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当然刑事诉讼制度也不例外。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则是改革的关键点，这一制度改革能够有效改变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下产生的弊端，包括庭审形式化、非法取证等问题。

本文将探究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与此同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审判中心侦查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一、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原因何在首先，目前我国公、检、法三机关之间存在分工配合有余，制约不足的问题，推進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

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关系应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可在实践中却出现了“侦查中心主义”，导致出现了侦查机关的侦查权力过大，法院的审判权力相对薄弱的局面。

在“侦查中心主义”的背景下，甚至一些办案人员为了尽早结案，抓获所谓的“犯人”，可能会采用刑讯逼供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则可以有效遏制侦查权过大的弊端，提高法院的审判权威，对侦查机关、检察院的侦查、起诉活动形成有效的监督，督促侦查机关、检察院的办案人员认真对待其所经办的案子，尽量让每个案子都最大可能的实现公平正义。

其次，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是法律条文的应有之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未经审判，不得定罪，凸显了法庭审判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地位。

但是现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有的时候甚至会出现在侦查阶段或者起诉阶段就将犯罪嫌疑人当有罪之人来对待，使得法院的审判过程变得可有可无，这必然是与我国的法律规定相违背的，同样也必将阻碍公平正义的实现。

刑事诉讼涉及剥夺一个人的人身自由、财产自由乃至生命权，这要求法律职业者必须谨慎对待每一个案件，不能未经审判即进行推定有罪。

《刑事诉讼法》修订后的三大诉讼制度变革一、认罪认罚从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指对自愿认罪和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实体和程序上予以从宽处理的制度。

要理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必须要把握如下几点：1.认罪必须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

2.认罪必须要“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这是对认罪的实质要求。

3.是“认罚”而不是“认罪”，有助于消弭认罪认罚从宽不适用于侦查阶段的误解，有助于鼓励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尽早认罪，减少对抗。

4.认罪认罚从宽已经成为诉讼法的重要原则，意味着认罪认罚已经成为法定的从宽情节，量刑时应予考量。

5.从宽处理必须是依法从宽，而不是法外从宽。

6.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案件不适用速裁程序，未成年被告人本人认罪认罚，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对其认罪认罚无异议的，只能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审判。

7.应注意区分案件性质，充分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做到宽严相济。

从试点情况看，值班律师制度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得以正当运行的关键制度。

权利告知是程序正当性的必然要求，以保障认罪或者自白的任意性。

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保障，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正当性的基础。

审判环节增设对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审查程序，对于确保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诉讼法》第190条第2款规定，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审判长应当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

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认罚是非自愿的甚至是受到刑讯、胁迫的情况下违背真实意愿做出的，那么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失去了正当性基础，而且容易造成冤假错案。

规定程序转化机制赋予被告人反悔权，是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反向保障。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26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或者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应当转程序重新审理。

有关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有多种学说：一是“同一标准说”，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能动摇或者降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二是“坚持同一标准，证据规则适当从简说”，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坚持法定证明标准，但在证据规则上可以适当“从简”；三是“证明标准隐性降低说”，即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在证据调查程序上较不认罪案件做一定程度的降低，达到实质上降低证明标准的效果；四是证明标准分层说或者证明标准差异说，即区分认罪与否或者区分不同程度构建差异化标准。

“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之法院对策【摘要】“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无疑要凸显法院审判职能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的地位，这就必然会引发与审判职能各种相关配套制度的变化，因此就要求法院应当确立审前司法审查制度，发挥好庭前会议和庭审的作用，充分发挥庭审作用和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来应对变化，从而确立法院在新型刑事诉讼制度中的审判权威。

【关键词】以审判为中心法院对策一、确立审前司法审查制度在实践过程中，检察院对于侦查机关移送申请采取强制措施的案件进行的审查监督方式非常有限，且逐渐流于形式化，基本不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因此案件结果往往取决于侦查的结果，就容易造成冤假错案。

同时由于侦查机关主导审前程序，没有受到司法的有效制约，有些案件未经法院判决，公安机关在破案以后，还没有开庭审理的时候，就开始对侦破案件有功单位、人员授奖。

这种做法无论在意识上还是在诉讼的规律上，都没有体现庭审中心主义。

毕竟，侦查的所有证据都需要拿到法庭上去检验。

还有些案件，未经法院判决，公安机关已对追缴的赃款赃物进行实质性处理，或者将赃款赃物作为办公经费或挪作他用，1从而又会对一些冤假错案的平反造成阻碍。

因此，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就需要加强法院对于审前程序的审查，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作法，建立搜查、扣押、逮捕的司法令状制度等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将审判职能延伸到审前阶段，使审前程序中职权机关的活动，尤其是侦查活动，得到有效的司法制约，进而从源头遏制司法不公，使案件的侦查活动经得起公正审判的检验2。

二、发挥好庭前会议的作用在庭审过程中，对于证据的质证、证据的调取和证人的出庭等各种程序的不断细化无疑使得庭审过程一拖再拖，案件久悬未决，同时这些程序又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只有发挥好庭审会议的作用来为庭审过程减负。

第一，形式方面，采取法官依职权决定、依公诉方和被告人申请两种模式来启动庭前会议，召开应当采取听证模式，赋予控辩双方辩论权，但是如果仅仅涉及对案件事实的争点整理、确定开庭日期、是否延期审理等相关事项可以采取会议模式，从而维护控辩双方的平等，最大程度发挥庭前会议的作用；第二，内容方面，庭前会议不仅审查证据的合法性、决定调取证据和回避等程序性问题，还可以对双方争论焦点进行整理和归纳，形成对庭审重点的认识，让法官在庭审中能够直击问题焦点，使得庭审以控辩双方的实质性对抗来进行，重点围绕控辩双方对定罪量刑有争议的证据展开，实现法庭上有针对性的论证说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应增加庭前会议对案件可诉性的审查，限制非法证据排除的重复申请。

促进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安徽黄淮律师事务所孙元凯律师王成艳律师【内容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本文试从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为视角，对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在依法治国中的改革定位、司法理念、实现的路径选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提出完善建议，以达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审判中心主义改革定位司法理念路径选择完善建议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了战略部署；与全面从严治党组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就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抓手。

如何实现司法公正，必然要求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而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切入口。

一、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定位（一）、建立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是司法规律的内在要求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

司法不公，根本原因在于司法职权配置和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

建立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是顺应公正司法的时代主题，是司法权依法科学配置的内在需要，是符合司法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

司法规律是指司法职权配置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内在规律，它具有独立性、中立性、公正性、权威性等特性。

司法权的独立性，对外是针对行政机关行政权而言的，司法机关依法行使司法权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扰；对内则是司法权与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相分离。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文章属性•【制定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17.02.17•【文号】法发〔2017〕5号•【施行日期】2017.02.17•【效力等级】司法指导性文件•【时效性】现行有效•【主题分类】刑事诉讼综合规定正文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法发〔2017〕5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全国地方各中级人民法院，各大单位军事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中级法院：为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全面推进改革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参照执行。

为了在审判实践中更好地贯彻执行《实施意见》，现提出以下要求：1.充分认识改革意义，明确改革方向。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坚持严格司法、确保刑事司法公正的现实需要，是完善人权司法保障的必然要求，体现了中央对司法性质和规律的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

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认识改革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改革精神，抓好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

要充分发挥审判程序的职能作用，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通过法庭审判的程序公正实现案件裁判的实体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

2.加强组织领导和协调，确保改革取得成效。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牵涉到政法工作全局，各级人民法院要紧紧依靠党委领导和人大监督，密切与其他政法机关的沟通、协调，确保各项改革统筹推进，落到实处。

各高级人民法院要高度重视，成立由主要领导负责的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改革工作，加强对下指导，制定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扎实推进本辖区的改革工作。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一、本文概述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项重要举措。

本文旨在全面解析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内涵、背景、意义及其实践路径，以期为我国刑事司法体系的完善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本文将对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概念进行界定，明确其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

在此基础上，分析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揭示传统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文章将深入探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庭审实质化、证据裁判、人权保障等方面的具体举措。

结合国内外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对改革可能面临的挑战和困难进行预判，并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本文将总结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展望其在我国刑事司法体系中的未来发展前景。

通过本文的论述，我们期望能够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提供有益参考，推动刑事司法体系更加公正、高效、透明，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贡献力量。

二、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其理论基础主要源于程序正义、人权保障以及司法公正等法律原则。

程序正义原则要求刑事诉讼活动必须遵循正当、公正、公开的程序。

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强调审判环节在刑事诉讼中的决定性作用，确保控辩双方在审判过程中充分行使权利，实现程序的公正性。

这有助于防止权力的滥用和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人权保障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价值追求。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通过强化审判环节的公正性、透明性和参与性，有助于保障被告人的人权。

同时，改革还通过优化证据制度、完善辩护制度等措施，进一步保障了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司法公正原则要求刑事诉讼活动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实现司法公正。

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通过强调审判环节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确保案件处理的公正性。

“审判中心主义”视角下公检法机关关系的审视程玉梅摘要：有学者认为公检法机关在宪法规范层面上“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关系是当下中国刑事诉讼制度进行“以审判为中心”改革过程中的巨大障碍，但有学者认为两者并无实质性的冲突。

“侦查中心主义”转向“审判中心主义”有利于落实分权与制衡、人权保障原则。

解读“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内涵，认同其是辩证统一的，并不矛盾。

推进“审判中心主义”应依法坚守人权底线，加强庭审对审前阶段的管控，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关键词：审判中心主义；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人权保障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６９１６（２０２０）２３－００７０－０３2014年我国正式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相关部门也颁布了诉讼制度改革的具体规则。

“审判中心主义”“以审判为中心”“庭审实质化”等概念经常出现在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讨论研究中，上述概念是审判中心本质属性的不同形态，它们的实质内涵有很大的不同，相对应的改革措施的范围和力度存在差别。

而许多学者在讨论审判中心相关概念时反复在“审判中心主义”理论范畴、“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范畴和“庭审实质化”的实践范畴之间跳跃，更有甚者将其视为同一概念[1]。

审判中心理念来源于西方，但欧美国家并没有“审判中心主义”“以审判为中心”等概念，因为他们采取了“当事人主义”“直接审理主义”“弹劾主义”，审判中心相关理念蕴含在刑事诉讼理论里，而只有诉讼制度呈现“侦查中心主义”的国家才会有“审判中心主义”“以审判为中心”等概念[2]。

“审判中心主义”是我国学者在对中外诉讼制度和程序的比较研究中，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行类型化的理论概括术语[3]。

“审判中心主义”力求改变刑事诉讼“流水作业的纵向构造模式”“案卷中心主义”“侦查中心主义”等弊病，其基本的主张是：首先，重塑诉讼阶段关系，让审判阶段代替侦查阶段为刑事诉讼的核心；其次，强调庭审的实质化[4]；最后，加强审判阶段成对审前阶段的管控权[5]，其中主要的是审判权对侦查权的监控。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一、本文概述1、简述当前刑事诉讼制度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刑事诉讼制度在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公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犯罪形态的多样化，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和问题。

传统的刑事诉讼制度在应对新型犯罪时显得捉襟见肘。

随着网络犯罪的频发和跨国犯罪的增多，传统的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在证据收集、案件审查等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新型犯罪往往具有隐蔽性、跨国性等特点，使得证据的获取和审查变得更加困难。

刑事诉讼制度在保障被告人权益方面仍有不足。

在现实中，一些刑事案件中存在着被告人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如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损害了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力。

再次，刑事诉讼制度在司法资源配置方面存在不足。

当前，刑事案件数量不断增加，而司法资源相对有限，导致一些案件无法得到及时、公正的处理。

同时，一些地区的司法资源分布不均，使得一些地区的刑事案件处理质量参差不齐。

刑事诉讼制度在应对社会舆论压力方面也存在挑战。

随着信息传播渠道的多样化和社会舆论的日益活跃，一些刑事案件往往会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在这种情况下，刑事诉讼制度需要平衡好司法公正与社会舆论的关系，确保司法活动不受外部干扰。

当前刑事诉讼制度面临的挑战与问题主要集中在应对新型犯罪、保障被告人权益、司法资源配置以及应对社会舆论压力等方面。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对刑事诉讼制度进行深入改革和完善，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2、引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中国司法体系中，刑事诉讼一直是保障社会公正、维护法律尊严的重要环节。

然而，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传统的刑事诉讼制度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因此，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意味着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更加强调审判环节的中心地位，确保审判的公正、公开、公平。

审判中心主义视域下的刑事抗诉工作作者：庄明源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2016年第01期内容摘要：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检察机关加强对刑事审判工作的监督，由检察机关行使抗诉权符合主体适格、权力制约、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的要求。

但是，实践中抗诉工作有待加强，抗诉的理念有待转变，抗诉的水平有待提高，抗诉的标准有待统一，抗诉的机制有待完善。

因而，应当强化意识，打造“敢抗”队伍；多措并举，完善“会抗”机制；强化审查，提高“抗准”水平。

关键词：审判中心刑事抗诉应对之策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为刑事抗诉工作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一方面，抗诉通过纠正刑事审判工作中的错误来保障法律正确统一实施，另一方面，抗诉以含蓄的方式肯定了法院正确的判决、裁定，只对部分争议焦点才提请二审法院裁断，并自觉维护终局性裁决。

在实践中，后者的价值往往被忽视，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于审判机关大部分的案件并不提出抗诉，从公权力的角度承认了司法的公正，而部分提出抗诉的案件，更进一步地接受了检验，为纠错提供了机会，不但无损于法律的权威，反而更加能够为民众所接受。

因而，不能为了抗诉而抗诉，而要以抗诉为切入点，监督审判机关公正地行使职权，避免司法擅断和审判权膨胀，才能真正地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

一、刑事抗诉的现状笔者所在的J市基层检察院地处东南沿海，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较高，具有较强的典型性，以J市检察院为例，2010年至2014年的抗诉工作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从抗诉类型来看，五年来所提出抗诉的案件23件，均为二审抗诉，没有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审监程序的刑事抗诉工作仍是薄弱环节，并亟待作出调整。

第二，从抗诉量、抗诉率来看，五年来共提出抗诉案件23件，平均抗诉率1.64‰，其中2010年提出抗诉2件，抗诉率1.22‰，2011年提出抗诉5件，抗诉率2.40‰，2012年提出抗诉3件，抗诉率0.96‰，2013年提出抗诉5件，抗诉率1.39‰，2014年提出抗诉8件，抗诉率2.23‰。

检察机关应对“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新挑战、新举措作者：栾明璐张俊涛来源：《中国检察官·司法务实》2018年第05期摘要：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下，检察机关面临诸多新挑战。

为了应对改革，检察机关应树立证据裁判理念，坚持程序法定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通过依法加大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力度、提高公诉质量等举措完善检察权的行使。

关键词：以审判为中心庭审实质化证据裁判直接言词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明确规定：“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从这段论述看，以审判为中心是以庭审作为整个诉讼的中心环节，侦查、起诉等审前程序都是开启审判程序的准备阶段，侦查活动、起诉活動都围绕审判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定罪量刑而展开，法官直接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依据证据裁判原则作出科学、合法的裁判。

简而言之，以审判为中心就是要求庭审实质化，提高审判质量。

（一）直接言词原则对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如其提出异议，在证人不出庭的情况下，言词证据没有经过质证，没有经过诉辩双方的交叉询问，控方提供的书面言词证据的证据能力弱，证明力不强。

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更倾向于采信被告人的当庭供述，而不会采纳控方的言词证据，检察机关败诉的风险将会大大增加。

（二）法庭当庭排除非法证据庭审实质化后，如果法庭在审判过程中当庭排除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那么，控方证据链条可能就会断裂，检察机关就会处于不利的境地。

在缺乏统一的非法证据排除标准的情况下，检察机关的证据可能会被法庭当庭排除。

（三）瑕疵证据、程序瑕疵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背景下，控辩双方的对抗加强。

办案人员在证据收集过程中如果存在瑕疵，极易被辩护律师当庭提出。

“审判中心主义”视角下我国证据制度构建初探作者：陆远来源：《群文天地》2011年第18期“审判中心主义”作为一项基本刑事司法原则，是评价一国司法制度是否完善的标志。

而相比国外的司法实践，我国刑事司法中的“审判环节”常受到行政权力的侵蚀，尚未成为刑事诉讼的中心。

河南“赵作海案”的发生，再次给我国不完善刑事程序制度敲响了警钟。

因此中国亟待以证据制度的完善为契机，完成由“侦查中心主义”向“审判中心主义”的重构。

一、赵作海案的司法反思10年发生的“赵作海案”一度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在审理本案证据的过程中，作为终极司法机关的人民法院完全沦为侦查机关罪名认定的附庸。

而从实质上看，证据上的瑕疵和对非法证据无端采纳系本案一切错误的根源。

这起错案不仅仅反映了审判人员在证据认定上的误断，更映射着中国刑事诉讼立法体系的重大缺漏。

这种缺漏使下列三个中国刑事司法存在的严重弊病在本案中暴露无遗：（1）法官存在严重的预断可能性，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最终判决。

（2）非法证据难以排除并可轻易进入审判，刑讯逼供问题严重。

（3）司法审判带有严重的纠问式司法模式色彩。

二、审判中心主义与中国刑事诉讼实践现状1.审判中心主义的含义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重要性。

审判中心主义指的是在刑事诉讼各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将刑事审判阶段作为整个刑事诉讼的中心，而侦查、起诉等审判前程序仅被视为审判程序开启的准备阶段。

只有在审判阶段，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充分的维护，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才能得到最终的、权威的确定。

综观各国司法实践，提倡审判中心主义的作用有二：（1）从权力的分配来看，它能促使法院防止侦查机关滥用行政权，起到权力制衡的作用。

（2）法院的最终审判往往能保证那些无罪的嫌疑人免受强大行政权力的侵害，从而成为保护个人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

2.我国司法实践中审判中心主义的缺失。

与英美“司法国家”模式不同，我国的行政权力尤为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