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关于诗经中谏讽诗的综述＊09财经新闻0901******** 徐欣摘要：在这个社会上，人们愈发重视人际之间的关系，当人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特别融洽的时候，特别是当人们意见不合时，如何使别人心甘情愿的接受你的意见，委婉的指出对方不足的地方，这就是一门深刻而重要的学问了。
此文将从古代人理性的思维出发，探索诗经源头，以研究诗经中的讽刺诗为手段，综合前人对讽刺诗的看法与见解，来总结出深奥的待人处事的经验。
关键词：讽刺诗经为人处世在当今社会上，只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才可以让人处之泰然，只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才能让你飞黄腾达。
人际关系，更主要的体现在你对一些矛盾，冲突的处理上。
如何是你更好的去表达自己的意见，如何委婉的劝谏别人，而让其欣然接受。
正如孔子所说的：“不学诗，无以言。
”于是，笔者希望从对古人最为现实主义的诗经源头出发来谈论下当代人的说话方式与人际文化。
首先，是谏讽诗的产生背景。
谏讽诗大多与当时的政治相关，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这段时间，正是处于分崩离析，政治动荡的时候。
当时士大夫贵族以诗言政，通过更好的讽谏方式来向君王表达自己的建议。
在刘毓庆和杨文娟主编的《诗经讲读》里，作者认为谏讽诗树立了诗预时政的诗歌典范，还将其归结于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之一，有的是从肯定的角度正面参与的，有些事以否定的态度干预政治的，这部分诗为“谏讽诗”，其占到《雅》诗的三分之一，其对象王公庶人皆有之，诗歌形式各样，有冷嘲热讽，直刺无隐，而其目的不在单纯发泄，而是望其一反于正，《诗经》这种政治情怀与干预时政的创造倾向，为中国是个树立了以天下创生为怀的典范，而形成了中国诗歌思想的主流。
而在《论语·阳货》篇中，孔子教育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这是孔子对诗经作用的一个综述，孔子把诗放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他认为诗里面的内容已经全然可以形成一个人的行为准则与道德修养了。
潘 妍1 何等红2每个人的言说，都必须依赖于一个言说环境，言说环境变了，言说也必将改变。
不论是当面进谏还是上书劝谏，其都是一种言说方式，言说的目的都是为了参与政治，实现政治干预。
但是随着言谏向书谏转变，这种政治参与和政治干预的效度越来越低，突出地表现在其言说风格的改变上。
一、更加注重劝谏艺术对于中国早期进谏这种言说方式来讲，从先秦到秦汉的时代变动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突如其来的是言说环境的改变。
从群谏时代过渡到了专谏时代，谏说者受到皇权专制制度的约束和影响逐渐加深，无法畅所欲言，朝堂上的谏言更多要考虑君王的喜好。
君王高高在上，臣子只能卑微地仰望，像战国时期齐宣王与高士颜斶的那种论争不复存在，臣子的谏言更多的是以讽谏的方式传达，乃至于整个汉代的辞赋和诗歌等都具有了讽谏功能。
相对言谏而言，书谏以文本的方式上呈帝王御览，其劝谏更显得迂回曲折，为自己留有很大余地。
故从汉初开始，人们就已经开始系统总结劝谏艺术，这主要反映在对五谏的归纳总结。
汉代何休在他的《公羊传注疏》中较早提出了五谏之法：谏有五：“一曰讽谏。
孔子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季氏自堕之。
’是也。
二曰顺谏，曹羁是也。
三曰直谏，子家驹是也。
四曰争谏，子反请归是也。
五曰戆谏，百里子蹇叔子是也。
”[1]紧随其后的是汉代刘向的《说苑·正谏》篇：是故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戆谏，五曰讽谏。
孔子曰：“吾其从讽谏乎！”。
夫不谏则危君，固谏则危身；与其危君宁危身；危身而终不用，则谏亦无功矣。
[2]到了东汉班固在其《白虎通义》谏诤篇也提道：谏者何？谏者，间也，更也。
是非相间，革更其行也。
人怀五常，故知谏有五：其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窥谏，四曰指谏，五曰陷谏。
[3]三国王肃在整理典籍时也提道，《孔子家语·辩政》言：孔子曰：“忠臣之谏君，有五义焉。
一曰谲谏；二曰戆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讽谏。
唯度主而行之，吾从其讽谏乎。
中国古代制度保廉论摘要：制度文明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章从匡正君王失误的朝议谏诤制度、择优防腐的选官制度、抑制官吏勾结营私的回避制度、纠弹官吏紊失的监察制度、奖勤罚懒的考绩制度、厚俸养廉制度等六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这些制度对当时廉政建设的作用。
关键词：制度保廉；谏诤；选官；回避；监察；考绩用制度规范从政者的行为，古已有之。
制度文明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古代，如何为政理民、怎样治国安邦，历来为政治家、思想家所重视。
一个国家、一个朝代的建立，首先要建章立制。
若没有一套制度，国家机器便无从运作。
而为政者是否清廉、勤勉，事关国家的兴衰存亡，决定着王朝的兴替变迁。
围绕着如何实现廉政，中国古代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在官吏的选拔、管理使用、考核方面，形成了防止、揭发、惩治腐败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勤廉政治的建设。
一、匡正君王失误的朝议、朝会和谏诤制度朝议制度是每当遇有重大军国政务，君主召集大臣在朝堂进行讨论的制度。
这一制度是从原始社会中处理重大问题的氏族议事会发展而来的。
商周时对军国重事采用朝议制度，“议事以制，政乃不迷”。
如盘庚迁殷，曾召集贵族议论；周厉王被国人驱逐，贵族议定共和执政等。
至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都有朝议制度。
“春秋时期各国都有朝议制度，以讨论国家大事、决定国策、发布政令等。
”可见，朝议制度在春秋时已相当完备。
秦始皇以集权专制著称，但并未毁弃朝议制度。
不仅更名号、立君储嗣、禁私学、定郡县等事关政体之大事，就连宗庙、郊祀、典礼、巡游封禅等事，也让群臣广泛发表意见，甚至互相论争，然后由皇帝裁定。
到了汉代朝仪制度有了重大发展，朝议由皇帝或丞相主持，议事的范围相当广泛，如立君、储嗣、宗庙、郊礼、典礼、封建、功赏、法制、边事以及大臣罪狱等。
汉代以后，各朝代均有参与皇帝决策以纠偏谬的制度。
唐朝皇帝亲自主持召开由群臣参与的御前决策会议，名为常参，一般每日或隔日举行，举凡军国大事、百官奏议等，均可在常参会议上提出讨论。
古代文学名词解释参考答案1、献诗说：关于《诗经》的编辑主要有献诗说、采诗说两种。
据《国语》、《左传》等先秦等古籍记载，《诗经》主要来自公卿列士的献诗，公卿列士通过献诗的方式进行讽谏或赞颂。
现在一般认为，《诗经》中《大雅》《小雅》和《国风》中的许多诗可能便是通过献诗的途径搜集出来的。
2、采诗说：关于《诗经》的编辑主要有献诗说、采诗说两种。
汉代学者明确提出采诗说，认为周代有采诗制度，周王朝及各诸候国的乐官到民间采集诗歌，借以了解民情。
现在一般认为，《诗经》中《国风》的大部分可能是通过采诗的途径汇集起来的。
3、孔子删诗说：孔子删诗说最早出自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认为《诗经？原有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复，取可施于礼仪”，删定为三百五篇。
删诗说长生在汉代，在传统社会一直影响很大。
但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孔子删诗说不够可靠。
4、四家诗：《诗经》的传授在汉代主要有四家，一是鲁诗，其创始人为鲁国人申培；二是齐诗，出自齐人辕固；三是韩诗，出自燕人韩婴，四是毛诗，出自鲁人毛亨、毛苌。
鲁、齐、韩三家早出，属今文学家，故称“今文三家”。
毛诗晚出，属古文学家。
5、六诗说：始自《周礼》，六诗为风、雅、颂、赋、比、兴。
《周礼》六诗产生的时代主要用诗于典礼、讽谏、言语，人们还没有注意到《诗经》的表现技巧，六诗的目的也主要是传授用诗的方法。
风即《国风》，主要是各地方民歌；雅包括《大雅》、《小雅》，主要是周王朝京畿地区的歌曲；颂包括《鲁颂》、《商颂》、《周颂》，主要是宗庙祭祀的舞曲。
6、六义说：源自《毛诗序》，六义说实本于《周礼》，六义为风、雅、颂、赋、比、兴。
风即《国风》，主要是各地方民歌；雅包括《大雅》、《小雅》，主要是周王朝京畿地区的歌曲；颂包括《鲁颂》、《商颂》、《周颂》，主要是宗庙祭祀的舞曲。
7、四始说：始自西汉司马迁《史记》，认为《关雎》为《风》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颂》之始。
文化周代言谏制度的成立关于周代言谏制度，前人虽有涉及却语焉不详。
事实上，言谏制度在周取代殷之后就自觉建立起来，并切实贯彻到了实际政教运作中。
《尚书・无逸》记有周公对成王的告诫。
周公希望成王能够学习殷太宗、中宗、高宗和周文王，善于倾听各种意见，包括怨骂自己的意见，使得周代君臣能够像古君臣那样常常相互告诫，相互教诲，使得社会生活能够安定和谐，没人造谣生事；如果不能这样，只会激起人民心里的怨恨和嘴里的咒骂，结果一定是悲惨的。
如果说这些只是训诰之辞，还不是制度性安排，那么，《逸周书・皇门解》载周公对群臣所提“其善臣以至于有分私子，苟克有常，罔不允通，咸献言在于王所”，就已经有了制度性安排的考虑。
在《大匡解》里，周公不仅主动要求“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执事之人”对如何应对灾荒提出意见和建议，而且要求他们帮助自己去考察官吏、了解民情，如实报告，不得敷衍隐瞒，这是他们的职责。
周公甚至规定了他们履职“告于庙”即向宫中报告的时间。
这就将“献言”上升到了社会政治制度的层面。
即是说，“咸献言在于王所”是官吏们的职责，“有不用命，有常不赦！”官吏们所献之言，当然是批评朝政的谏言，包括他们所收集到的民间意见，这便反映出周初统治者的确建立了言谏制度来保证下情能够上达。
周代言谏制度对周人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举正反两方面事例来说明。
正面的事例以西周末年东周初年的卫武公最为典型。
《国语・楚语上》载左史倚相所述卫武公箴儆于国，使得“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
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被认为是当时最贤明的君主，被称为“睿圣武公”。
反面的事例可以周厉王为代表。
周厉王以荣夷公为卿士聚敛财富，并通过严刑峻法来堵塞言路。
这一倒行逆施显然不符合周代的言谏制度，所以邵公（穆公虎）便用周公以来实行的言谏制度为依据来劝谏厉王，厉王不听，最后被国人流放于彘（今山西霍县），成为破坏言谏制度而得到惩罚的反面典型。
苏洵《谏论》原文以及译文解析苏洵《谏论》原文以及译文解析《谏论》苏洵夫臣能谏，不能使君必纳谏，非真能谏之臣；君能纳谏，不能使臣必谏，非真能纳谏之君。
欲君必纳乎？向之论备矣。
欲臣必谏乎？吾其言之。
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
人之不能抗天、触神、忤雷霆，亦明矣。
圣人知其然，故立赏以劝之。
传曰“兴王赏谏臣”，是也。
犹惧其選耎①阿谀，使一日不得闻其过，故制刑以威之。
《书》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
人之情，非病风丧心，未有避赏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谏哉？赏与刑不设，则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触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义，不悦赏，不畏罪，谁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尽得性忠义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
有与之临乎渊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谓之勇，不然为怯。
”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与怯者，则不能也。
又告之曰：“跳而越者与千金，不然则否。
”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犹未能也。
须臾顾见猛虎，暴然向逼，则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庄矣。
然则人岂有勇怯哉？要在以势驱之耳。
君之难犯，犹渊谷之难越也。
所谓性忠义、不悦赏、不畏罪者，勇者也，故无不谏焉；悦赏者，勇怯半者也，故赏而后谏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后谏焉。
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赏为千金，以刑为猛虎，使其前有所趋，后有所避，其势不得不极言规失。
此三代所以兴也。
末世不然，迁其赏于不谏，迁其刑于谏。
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乱亡随之也！间或贤君欲闻其过，亦不过赏之而已。
呜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渊谷乎？此无他，墨刑之废耳。
三代之后，如霍光诛昌邑不谏之臣者，不亦鲜哉！今之谏赏，时或有之；不谏之刑，缺然无矣。
苟增其所有，有其所无，则谀者直，佞者忠，况忠直者乎？诚如是，欲闻谠言②而不获，吾不信也。
【注】①選耎：xùn ruǎn柔弱，惧怕。
②谠言：dǎnɡ yán正直之言，慷慨之言。
【文言文参考译文】臣子能进谏，却不能使国君一定接受自己的谏言，算不上真正能进谏的大臣。
中国古代文论谈《毛诗序》的“讽谏”说摘要：《毛诗序》提出了讽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它突出《诗经》的讽刺意义，确认下层民众批评上层当政者的权利，充分肯定了文艺批判现实的意义和作用，包含了一定的民主因素。
它为后来进步的文学家用文学创作干预现实，批判社会黑暗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作了比较明确的论述。
关键词：讽谏说毛诗序诗文讽谏说是《毛诗序》提出的一个观点。
“讽谏”是讽而谏，就是在讽刺之中包含着“谏（劝说）”的意思。
这是批评时政、揭露弊端的观点，它针对的是统治者。
这是首次明确地提出了讽谏的问题，论述了诗的社会作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毛诗序》的讽谏说提倡的讽谏精神对唐代至北宋诗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讽谏说的提出《毛诗序》首次提出了讽谏的问题。
在《毛诗序》中提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意思是：上面的人君以“风”来教化臣民，下面的臣民以“风”来劝告人君，通过诗文来含蓄而温婉地批评和劝谏，从而说话的人不会得罪，听取的人足可以警戒，这就叫“风”。
至于王道衰微，礼义废弛，政教丧失，诸侯各国各行其政，老百姓风俗各异，于是“变风”“变雅”的诗就出来了。
这就是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可以利用文艺影响对方，满足各自的要求。
但它认为“上以风化下”是无条件的，这是文艺的主要作用。
相反，《毛诗序》认为“下以风刺上”是有条件的，首先就是要注意态度。
所谓“谲谏”，按照郑玄的解释，即“咏歌依违不直谏”。
臣民若要发表某种意见，应该注意方式方法，必须委婉曲折，不得径直显露、直言指斥。
这样说话的人才不会因此招来罪责，统治者也更容易听取。
这也就为想要劝谏的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变风、变雅作矣”，则指明社会状况的变异，激发民情民意的变化，为讽刺诗提供充实的表现内容。
《毛诗序》讽谏说的基础是建立在文艺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思想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