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西安事变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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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背景与经过及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分析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其背景和经过也一样值得深入分析。
本文将就此展开讨论,并对其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作出分析。
一、西安事变的背景西安事变的背景可以从国共两党的历史和国际形势两个方面来分析。
1. 国共两党的历史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共两党合作关系逐渐恶化。
到了1934年,红军长征进入陕北地区,与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剿共军建立了联系,并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斗争。
当时,张学良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向国民政府斡旋和寻求政治合作的重要对象。
2. 国际形势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的事态日益严重。
当时,欧洲国家的危机也加剧了,他们开始向非洲和亚洲等地扩张,其中日本是最积极的一支。
此外,由于国外的经济危机,协约国纷纷退出中国,这为日本顺利侵略中国创造了条件。
综合上述两点,日本侵略中国的威胁和国共两党斗争的矛盾成为了西安事变的背景。
二、西安事变的经过1. 事变爆发1936年12月12日晚,张学良等人在西安发动政变,非法拘禁了国民政府的军事和政治领袖蒋介石。
当时,西安事变的行为受到了广泛的讨论和谴责,国内外舆论哗然。
2. 事变和解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等人对蒋介石进行了长时间的劝说和告诫,并最终被蒋介石说服放了他。
不过,西安事变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三、西安事变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1. 统一战线形成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来说,西安事变最显著的影响就是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对日抗战的形成。
蒋介石和张学良双方达成了《西安事变和解协定》,这个协议宣布停止内战,开始组织抗日统一战线。
随后,国共两党组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府,蒋介石任行动委员会主席,宋子文为政府主席,确定了“全面抗战”的方针。
抗日战争的爆发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而其背后的推手正是西安事变。
2. 国共纷争暂告结束除了推动国共两党的合作,西安事变还对国共之间的冲突产生了重大影响。
21世纪以来西安事变研究述评戚文闯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不断丰富、深入,从不同角度对事变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解读研究,无论是对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过程、影响,还是对事变中的历史人物、国内外各种力量的作用与影响,都有诸多创新性研究。
梳理总结新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能更好地推动西安事变研究的继续向前发展。
关键词:西安事变;张学良;蒋介石;研究述评中图分类号:K2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9-0048-06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国共十年内战的局面,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初步形成,是扭转国内时局的重要转折点。
近些年来,学界对于西安事变的研究则日益深入、丰富,相关成果也是层出不穷。
笔者拟就新世纪以来关于西安事变的相关研究做一系统梳理总结,也借此推动西安事变研究继续深入发展。
一、21世纪以来关于西安事变研究的著作新世纪以来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性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对西安事变的整体综合性研究;二是对西安事变中重要人物的研究;三是对西安事变的其它相关研究;四是西安事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以下对新世纪以来西安事变相关著作按此四类进行梳理论述。
(一)西安事变的整体性研究著作罗玉明《西安事变新论》[1]一书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多方位、多层面地从新的角度比较系统深入地考察了事变发生的原因、条件,事变发生的经过,事变的结局,以及和平解放解决西安事变的诸因素。
该书也揭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如分析了张学良政治思想转变的历程和扣蒋成功的原因,并考证了张学良八次谏蒋的情况等。
同时罗玉明也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两大矛盾激化(中日矛盾,张、杨与蒋介石矛盾的激化)、两大矛盾缓和(张、杨与中共矛盾,张、杨之间矛盾的缓和)及由此而引起的一系列变化的结果;并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种力量合力的结果。
揭秘西安事变:三位一体局面瓦解,西安事变惨淡收场,只因二二事件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为改造东北军,推行联共抗日方针,提拔重用了一批年轻的军政干部。
于是,在东北军内逐渐形成了以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为首的老派和以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为首的少壮派。
1、二二事件的背景张学良送蒋去南京时,虽临时指定由于学忠指挥东北军,但于难以承担此项重任。
张在南京被扣留后,东北军群龙无首,少壮派和老派之间围绕营救张学良的分歧和矛盾愈演愈烈。
少壮派是张学良联共抗日以至对蒋发动“兵谏”的可靠力量,深得张的信任。
张在南京被扣后,这些人情绪激昂,甚至嚎陶大哭,表示蒋不放张返陕就与南京决一死战,主张武力救张;王以哲等东北军老一代高级将领,则认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从整个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应该力争和平解决,通过谈判营救张学良,反对打仗。
也有极个别高级将领一面主和,一面在蒋的引诱下向南京靠拢,引起少壮派的强烈不满。
于是,东北军两派在和战问题上的分歧日趋紧张。
十七路军内部也有类似情况,只是在程度上还不那么严重。
杨虎城当时基本上是主和的,但有时也摇摆。
如1月下旬某日,60多名东北军军官向他痛哭陈情,要求杨领导大家同南京决一死战,以营救张学良。
这些东北军军官同仇敌忾的悲愤情绪,使杨深受感动,赢得了杨的同情。
面对外有重兵压境、内有和战之争的错综复杂形势,周恩来坚毅沉着,坚持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他积极支持和协助杨虎城,同杨反复分析当时的大局,坚定杨和平解决事变的信心。
对东北军中的两派,分别同他们谈心,希望他们认清形势和前途,在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团结合作。
可是,东北军少壮派掀起的主战声浪日益高涨。
1月20日左右,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发起请战签名运行,鼓吹为营救张学良,不惜与中央军作战;并扬言谁不签名,谁就是不拥护、不想营救张副司令,只顾个人升官发财,等等。
在这种舆论压力下,本来主和的军官,也只好跟着签了名。
2、中共试图避免事件发生的努力恰在此时,红军高级将领彭德怀等来到西安。
西安事变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和启示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次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也是当时中共党内决策的一次重要转折点。
该事件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更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为我们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 西安事变的背景和经过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12月,当时,国共两党已经停战了3年,但没有停止各自的内战。
当时,蒋介石担心国共军队战斗力下降,所以他想到了舒展事变:分裂红军,深挖共产党。
结果,他的这些有关策略无法实施,因为发动这些事变的当局都已不在行动,舒展事变也就进入了僵局。
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的蒋介石也不顾国内国际形势,开展一系列非常保守的措施。
这些措施引起了国内重要部分有识之士和国外先进人士的批评,加剧了国共两党历史上的矛盾。
蒋介石不断地加紧对中共领导人进行打压和迫害,这样的做法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异议和反对,使得一些有识之士和政治家怀疑蒋介石的国共党内矛盾,希望寻找某些办法来缓解这种矛盾,推动国民党和共产党走上了合作之路。
于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合作倡议,例如国共合作、团结和谈判。
他希望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反日统一战线,并推动全国人民在“民族团结的旗帜下,同心同德,共同奋斗”。
这些想法引起了一部分国民党内部的反对,因为他们不相信中共人民和士兵的爱国情感。
另一方面,另一些国民党人士也认为毛泽东的想法过于激进和革命。
但是,毛泽东坚持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合作是能够成功的。
1936年,毛泽东到达西安,蒋介石派出一个由张学良和虞沪被迫接见毛泽东的行动小组,并在其过程中把他扣了起来。
由于这一行动采取的做法非常不妥,不但引起了共产党内部非议,而且引起了广大民众和军队的不满。
这个时候,张学良的采取决心,决定把囚禁毛泽东的事情公之于众。
当时的士兵们想出了一种家运易,用管弦乐曲替代114.5所样本资料,毛泽东自弹《东方红》作为报答。
这样的行动迅速地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
二. 西安事变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西安事变不仅仅是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更是对中国历史的长远影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西安事变: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智慧和时代洞察力西安事变是中国上世纪30年代间的一件大事,它被认为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智慧和时代洞察力的体现。
这件事情从多个方面体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以及其所处时代的特征。
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西安事变所反映出来的问题。
一、中央集权和区域分权的矛盾西安事变的原因是二十年代前期的北洋政府未能彻底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度,中央机构的权力无法完全覆盖各个地方政府,因此导致了各个地方政府之间的独立性。
随着官僚买办集团的削弱,军阀势力得以得到弥补,各地政府的实际掌控权与中央权力之间的矛盾愈发显现。
此前,国共合作的民族危机共同抵制了国内外的压迫,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普遍反响。
朝野上下普遍关注和谴责中央政府的背弃,以及对于抗战中民主权利的漠视,因此,革命力量逐渐在各地得到大规模动员。
然而,中央政府仍旧在维护着自己的一方利益。
蒋介石拥有自己的选票,呼风唤雨。
这种分权状态就带来了选择上的矛盾,而西安事变就是这种矛盾的极端体现。
当抗日前情势进入到战争形态,而各地之间仍旧存在权力的互不妥协,民族危机仍旧不断扩大,政治不稳定的局势了然于心。
二、困境下的抵抗在30年代初期,中国民间和中共党组织已经开始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积极的抗争。
然而,国民政府并不想听取这些声音,却愈发追求本身的利益。
同时,这个国家正在困境之中,两难选择导致的实资压力使得各种政治力量不得不忙活于自身问题,而忽视了人民的需求。
在这种特殊时刻,西安事变成为了中国的焦点,有了被普遍关注的趋势。
民主团体与激进游击队开始对西安事变进行各种离间和诋毁,日本和苏联也开始对西安事变起兴趣,此事逐渐发酵,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事件。
西安事变的兴起,正正是在这种绝境之中。
事发时,张学良等几位民族英雄发起了有组织的革命运动,呼吁国民政府改善国内政治和经济状况。
这种全国整合的声音充分体现了全民抵抗的理性,同时又唤醒着民族集体意识。
在这个时候,广大群众齐心协力,实行连带抗争,打破了军阀的包围。
西安事变: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民主化的实践与反思西安事变是中国国内战争时期的一件重要事件,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地点为西安。
这次事件不仅影响了国内的政治形势,而且对国际关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探讨西安事变的背景、经过、影响等方面,以及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政治民主化的实践与反思。
一、背景西安事变之前,中国正在面临着日本入侵的压力,国民政府的政权逐渐失去了人心。
当时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正在进行北伐战争,但此时的国共关系日益紧张,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也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利用。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项策略,即压制内部的边区反蒋和独立自主思想,采取合法斗争,争取国内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6年11月,虽然甲午海战纪念日时进行的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及拥军运动被国民党严加打压,但在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和军队领导人的不懈努力下,红军在西北的根据地奋勇抗击日军,屡获胜利,并被各界人士称赞。
在红军全军士气高昂的情况下,张学良协同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对共产党的内战,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一手策划的,而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当时并不知情。
二、经过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安排了几名部下,以游客的身份前往西安古城参观,并将蒋介石等人接到了秦始皇陵旁边的关帝庙拒不放人,对蒋介石进行软禁。
当晚,张学良向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索要帮助,希望建立全国抗日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接到消息后立即赶赴西安,并与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了谈判,落实了各种要求和条件。
随后,蒋介石被释放,也同意成立抗日的统一战线。
三、影响西安事变对当时国内外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它加强了国共合作的力量,保护了中国的抗日精神。
其次,西安事变使蒋介石对毛泽东等人体现了更多的尊重,为建立以共产党为主导的联盟奠定了基础。
然而,西安事变也暴露了国民党内的深层次矛盾,变得越发尖锐。
西安事变: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历史节点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历史节点之一,也是中国民族抗战的开始,对于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深远。
本文将从西安事变的起因、过程、影响等方面展开讲述,探究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
一、事件起因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政府领袖蒋介石自南京前往重庆视察,他采用铁路运输方式,途中途经西安,召开了一个参谋会议。
在会议期间,西北军的领袖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将蒋介石软禁在了西安。
张学良是东北老军阀,他希望通过“召开国民政府委员会”,加入新政府的决策并扭转国民党的政治方向。
二、事变过程1、蒋介石被软禁张学良和杨虎城控制了西安,并将蒋介石软禁在西安。
在此期间,张学良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些要求,包括释放共产党员和建立联合政府。
蒋介石当时拒绝了这些要求,并试图逃脱。
但是,他的部下刘峙坚决阻止了他的行动。
2、蒋介石同意建立联合政府12月24日,天津市长李宗仁和谈良驹赶到西安,开始了为蒋介石与张学良谈判会面的准备工作。
在谈判中,蒋介石同意了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
3、南京政府宣布内战结束,抗日战争开始1937年1月1日,南京政府宣布国共内战结束,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各省政府公开表示对中央的支持,国共两党达成了抗日的合作共识,开始了抗日战争。
三、影响1、打开了抗日战争的大门西安事变的发生,迫使中央政府更加清晰地意识到日本侵略的危险。
在中国推翻封建统治,实现现代化进程的过程中,西安事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国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2、政治环境的变化西安事变打破了国民党政治上的僵局,使得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合作得以实现。
在许多人看来,西安事变是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和解和国共抗日联盟的开始。
3、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西安事变的发生使得中国出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族人民共同抵御外侮的决心得到了提升。
这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安事变论文篇一:关于“西安事变”的文献综述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综述陈苗历史系历史学“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它对开启国共第二次合作,联合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近十年来,学术界对于西安事变的研究成果颇多,呈现出从多角度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
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观点,丰富和拓展了当代史学界对此领域的研究。
而且新的史料不断被发掘利用,其研究的方向逐渐从社会学、政治学拓展到新闻学、心理学方面,而其研究的内容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事变发生的原因;(二)关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意义;(三)关于事变解决的国际国内力量;(四)关于主要人物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作用;(五)关于张学良送蒋返宁的原因和后果问题;(六)关于事变是否推动蒋介石走向抗日道路问题。
关于事变发生的原因,黄道炫的《西安事变:不同抗战观念的冲突》中认为导致西安事变发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是否抗战,而在于如何抗战,蒋介石坚持片面抗战,而张学良和中共坚持全面抗战,是不同抗日观念的冲突。
而胡欣红则从心理学角度去分析西安事变,在《运用心理学解析西安事变》中通过对当事人张学良与蒋介石心理世界的剖析,张与蒋存在的动机、性格,情感、人生经历等方面的冲突来阐述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
张同新在《从国家观的演变看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心结》中认为是张学良的特殊身份、地位与传奇式经历使他国家观的产生表现出曲折、反复和多变的特点,最终才形成了其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命运之所系的关键,发动了西安事变。
蔡克文在《救国会与西安事变》中认为,救国会推动了张学良、杨虎城的转变与合作,为西安事变的发生作了积极的准备,“七君子”事件又是西安事变的直接诱因之一。
关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意义,刘圣陶、罗雄在《博弈论视角下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以博弈论作为分析利益冲突与妥协的工具,面对西安事变引起的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张、杨和中国共产党一道,在理性决策下,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经验及启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经验及启示一、西安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及经过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一场关系生死存亡的严重灾难。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我东北三省,进而侵犯江南,并大举向华北扩张,企图侵占整个中国。
在这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多次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努力为争取实现全民族抗战作好各方面准备。
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和各团体的爱国力量,纷纷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抗日救亡群众运动迅速遍及中华大地。
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依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镇压各界群众抗日爱国运动的同时,加紧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这不仅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也使国民党内有识之士和爱国将领感奋而起,要求当局改弦更张,一致对外,团结御侮。
被蒋介石调到陕甘一带攻打红军的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加之多次与红军作战失利,逐渐认识到“剿共”没有前途,遂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多次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
不过蒋介石仍一意孤行,坚持其反共内战政策,拒绝接受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建议。
1936年12月初,蒋介石再度到西安督战,逼迫张、杨加紧“剿共”。
张、杨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蒋介石倒行逆施的激愤,在“哭谏”无效后,毅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于12月12日清晨在西安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囚禁了十几名国民党军政大员,并随即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救国主张,这就是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西安事变。
面对西安事变后出现的极其错综复杂局面,张、杨二人始料未及,难以掌控。
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坚持以国家民族为重,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于12月14日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西安解决善后事宜。
浅谈西安事变的历史地位分析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和平解决的西安事变,几乎搅动了整个中国,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史上左右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
正如郭冠英同志所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制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将以何种脸谱出现。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其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自1927年,蒋介石“厉行清党”,10年间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无法计算。
“九·一八”事变后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亦只存在了三年即被蒋介石“剿灭”。
湘江一战,中央红军8万大军损折过半,被迫不得不从南方撤退进行长征以完成战略转移的任务。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于甘肃会宁地区,但蒋介石仍穷追死堵,在西北设立了“剿匪”司令部,命张学良为剿匪副司令,对红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
“疲惫之师”的红军处境异常严峻,幸存下来的三万余红军,既要北上抗日,又要对付国民党的大举反革命“围剿”。
正在这种危难关头,“西安事变”发生并得以和平解决,恰恰解除了来自国民党对红军的威胁,从而使共产党获得了喘息、休整的机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中国共产党不断与国民党交涉,到1937年9月蒋介石发表谈话“今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其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
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西安事变: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标志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和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
西安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是国共内战的矛盾加剧和日本的侵略扩张,而它的影响则超越了这一时期的国际和国内政治情势。
它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的重要时期之一。
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革命和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党内外盛传着各种理论、思想和文化潮流,对于中国的党、政、军、民的各种革命实践,都形成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思想不断开放和完善,一些新思路和新观点也逐渐得以确立。
1935年遵义会议中,毛泽东总结了长征的经验,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的正确路线,进一步坚定了中国革命的信心和决心。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党在战争中发展自己,特别是加强了自己的纪律和内部团结。
同时,党提出了反对抗日背叛分子的所有活动。
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建设、民主统一战线的理论创新、人民大众的动员凝聚、割席奉公的思想扩大、军队的战术改革和行动调整、教育和科技工作的改进、文化工作的进一步壮大等等,都成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方向和思想支持。
二、西安事变的历史背景1936年抗日战争进入了关键时期。
国共举行了平津战役,日军已经占领了华北,沦陷区逐渐扩大。
这时,日本对西北地区的侵略也逐渐加强。
而当时已经是中国国共两党和平合作的大时代,然而国共之间的矛盾还是难以避免。
蒋介石政府积极推行“第五次围剿”和“剿共联合”,对共产党控制的根据地进行了重重围压。
共产党方面虽然力图维护国共合作关系,但是也在慢慢形成了共抗日反对蒋介石的“游击战争”策略。
这种情况下,发生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三、西安事变的影响和启示西安事变标志着中国革命和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时也震惊了整个国际和国内政治圈。
西安事变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和抗日战争的进程影响至深。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终于完成了与国民党的全面合作,真正从此步入了壮大的阶段,并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西安事变对中国的人民民主和法治建设的影响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它对中国的人民民主和法治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篇文章将围绕着这一中心展开,从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来探讨西安事变对中国的人民民主和法治建设所带来的影响。
一、政治方面1. 西安事变对国共合作的影响西安事变打破了国共之间的和平协定,对于国共合作所造成的巨大冲击不可忽视。
此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矛盾愈加激化,这也导致了国共三大战的爆发。
事实上,西安事变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序篇,它标志着国共内战的开始,影响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2. 西安事变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影响西安事变使得国共合作的信任大打折扣,使得中国政治改革陷入停滞。
这也间接导致了若干年后的蒋介石当政而非实行民主政治,中国民主化的历程进程被迫延后,制约了中国的政治发展。
二、法律方面1. 西安事变对中国宪政制度的影响西安事变标志着中国进入新时代。
在西安事变后,国家的宪政法治建设成为民生所恶土极其的关键问题。
中国逐渐开始了法治建设的试水,看到了制度化的希望,从最初的探索中,到后来的国家宪法的制定、通过,中国的法治建设逐渐成型,开启了中国法制化的历程。
2. 西安事变对中国司法体制的影响西安事变后,司法机构得到了有力强化,推动了司法制度的完善。
刚开始,司法机构是一种政治工具,它的目的是巩固权力,并不是为了实现公正。
但是,从此次事件中,我们看到了司法机构对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性,也看到了司法在维护公正的意义和价值。
三、经济方面1. 西安事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西安事变给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挑战,导致了国内经济环境的混乱。
国共内战时期,许多重要的经济产业都处于停顿状态,这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的不利因素,并且也加剧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
2. 西安事变对中国气氛内外的影响中国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处理受到了社会不同群体的关注,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西安事变的开展使得中国的民主气氛逐渐增强,对于中国的文化和法制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西安事变: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法治和公正精神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它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领袖蒋介石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发生了非法软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
这一事件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应和不同的解释,也强调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法治和公正精神的重要性。
首先,西安事变的发生暴露了国民政府内部的不和谐矛盾和各种势力之间的斗争,也揭示了蒋介石在国共合作中的独裁和个人崇拜。
这些问题都是法治和公正精神需要解决的难题,即如何建立一个公正、平等和法律约束力强的政治体系,以确保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法治和公正精神的核心理念包括:平等、公正、民主、法制和人权等。
其次,西安事变的背景是抗日战争和日本侵略,这使得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
因此,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法治和公正精神的作用尤为重要,它们为保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维护人民权利和利益、促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等方面提供了重要保障。
再次,西安事变的发生也暴露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首先,它强调了革命党派之间的团结和合作的必要性,以应对外部的挑战和压力。
其次,它也强调了革命党派内部的民主、法制和公正精神的重要性,克服内部矛盾和分裂,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这些都是中国革命和建设2的法治和公正精神需要坚持和发扬的重要方面。
最后,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法律和制度的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关于道德、信仰、良知、忠诚、公义等方面的精神,这些都是维护社会稳定、发扬正义和法制、促进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素质。
此外,中国古代法律和制度也具有许多优点和可借鉴的地方,例如“德治优先,法治为辅”的思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以德育人,纵之以法”的宽严相济的原则等等。
总之,西安事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展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法治和公正精神的重要性和作用。
西安事变: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高质量发展和协同发展西安事变是1936年12月12日甘肃省西安市郊北岭发生的一次政治事件,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重要事件。
西安事变的发生标志着中国政治生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而在这个阶段中,中国面临的不仅是政治问题,还有社会经济问题。
本文将从思想史角度出发,分析西安事变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高质量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影响。
一、西安事变中的双方立场西安事变的双方是国共两党,当时国家政权和军队处于军阀混战和红色政权的夹缝中。
而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各自代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和阶级的利益。
由于不同的地位和及格不同的理念,两党之间的政治信仰和理想理念产生了很大的冲突。
但是正因为如此,这场斗争反而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高质量发展和协同发展。
二、思想史上的意义1.中国的民族意识觉醒在西安事变之前,中国民族意识还不够觉醒,国民政府中也不时有人主张妥协和对外依赖。
但是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在被扣押的两周时间里,很好地反思了自己和中国的国情,提高了对民族统一和中国独立的重视程度,这为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奠定了基础。
2.发扬民主思想毛泽东在西安事变中的立场是革命的,但同时他也提倡发扬民主思想。
这让国民政府了解了民主政治的优点和重要性,上下级之间的政治思想交流也变得更加自由。
这一过程反映了中国现代化开展中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
3.健全中国政治制度西安事变为中国政治制度健全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这后来成为了中国的政治基础,也为中国的战争做出了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铺垫。
这一过程又反应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政治规范预构建的需求。
4.推动经济建设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西安事变也是中国经济建设的推动因素。
只有国家政权的稳定和统一才能为经济建设提供支持,而西安事变的成功证明了抗日战争中的联合战线是可行的,为国家稳定和统一提供了前提。
总体来看,西安事变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西安事变: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革命道路和建设特色西安事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治和军事领域的一场重大事件,它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革命道路和建设特色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围绕这个主题展开,深入探讨西安事变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以及其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12月,它是指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被迫与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等人达成妥协的事件。
虽然西安事变只是短暂的,但是它产生的影响却深远。
首先,西安事变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革命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在那个时期,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危机之中,国共两党合作已经分崩离析,全国民族统一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西安事变的发生,不仅展现出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和勇气,而且也表明了这个时期的中国需要各党派共同努力才能实现民族独立、民主共和和社会进步的目标。
因此,西安事变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道路选择的政治启示。
其次,西安事变反映出中国革命和建设具有自身的特别性。
正是这种特别性,才让中国能够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不断创新和发展。
当时,中国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外,革命和建设具有不可逾越的特殊经济和文化基础。
西安事变的发生,表明了中国革命和建设需要走一条独立自主,自我发展的革命道路。
正是这种道路选择,才使得中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壮举。
西安事变也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影响。
首先,它使得国共两党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特别是在1945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第二次国共内战中,两党之间的紧张关系会持续升级。
其次,西安事变也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关,它启示了中国需要在对外政策中做出自主的选择。
但是,在那个时期,中国的整体国际地位相对较弱,和国际大国的关系较为复杂。
西安事变的发生,也表明了中国在周边地区以及全球层面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力需要加强。
总之,西安事变的发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革命道路和建设特色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需要不断地与世界发展趋势相适应,完善自身发展模式,更好地发挥国内和全球的影响力。
西安事变: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力量和挑战西安事变,也称为“二·二八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事件之一。
这次事变的发生,既反映了国内政治的混乱和掌权者之间的权力斗争,也反映了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不同观念和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事件经过及其产生的影响三个方面,探讨这次历史事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力量和挑战的体现。
一、历史背景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12月,当时中国正处于国共合作与抗日斗争的关键时期。
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问题的长期积累,中国已经变得非常脆弱和不稳定。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区域虽然广阔,但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与磨合一直难以解决,执政党的体制也存在问题,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林立,总之,在国内和国际的形势压力下,中国面临巨大的危机和挑战。
二、事件经过西安事变的发生是有诸多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蒋介石带领的国民政府对共产党和其他反对派的打压和迫害,以及对人民命运的狂妄干预。
同时,日本已经在国内的一些地区展开了蚕食和渗透,形势十分危急。
其中,国内又存在着不同观念和价值观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当张学良率领的北平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二十九军都被要求前往湖南进行训练时,他们意外地相遇,并在交流中发现了共同的问题和不满。
张学良和杨虎城暗中通信,并约定会晤于西安,要求蒋介石平反共产党、释放被扣押的中国红军和其他抗日力量,同时,要求蒋介石交出实际的军队指挥权。
结果,蒋介石没有同意这些要求,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其软禁,并逼迫他们进行谈判。
最终,张学良等人向蒋介石提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要求,并达成协议,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同意了张学良等人的要求,并释放了被扣押的中国红军人员。
三、产生的影响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件非常特殊而具有意义的事件,它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西安事变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力量和挑战。
除了政治和军事领域的问题之外,事件还清楚地表明了中国社会的集体意识和价值观之间的矛盾。
浅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地位摘要: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近代史上的一个焦点问题。
西安事变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辟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从而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西安事变在历史上所起作用两个方面,论述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西安事变;和平;矛盾一、西安事变发生的历史分析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一)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先后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随着日本侵华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
红军对东北军的打击,使张学良感到“剿共”无出路,蒋介石一向利用“剿共”消灭杂牌,使张学良逐渐觉醒。
在这一系列社会矛盾的激化下促使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二)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发展姬天舒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斗争和发展是其内在原因,它既是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左派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亲日派相互斗争的产物,又是国民党阵营中‘嫡系’和‘杂牌’之间矛盾尖锐激化的结果。
”从张学良、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说明事变发生的必然性。
张学良和蒋介石从不同的途径走上政坛,他们以各自的方式逐步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思想。
张学良形成的是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体系;蒋介石形成的是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独裁的政治思想体系。
试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原因一、摘要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史称“西安事变”,又叫“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关键词兵谏、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西安事变的起因及经过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的存亡面临新的严重危机。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下,以“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为起点,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但蒋介石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坚持“围剿”红军。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被蒋介石调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
张、杨二人的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部队,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
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之后,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张学良和杨虎城因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与红军实现了停战。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均被拒绝。
蒋蒋介石不仅拒绝了张学良的要求,而且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胁迫他继续进攻红军,蒋介石盲目的内战更加坚定了张、杨二人联共抗日的决心。
12月4日,蒋介石飞往西安督战。
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遭到拒绝,蒋介石坚持不改“剿共”政策。
9日,张向游行示威的学生表示,一周内用事实答复他们的爱国要求。
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在华清池武装扣留了蒋介石,囚禁陈诚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十余人;并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21世纪以来西安事变研究述评作者:戚文闯来源:《西部学刊》2016年第17期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不断丰富、深入,从不同角度对事变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解读研究,无论是对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过程、影响,还是对事变中的历史人物、国内外各种力量的作用与影响,都有诸多创新性研究。
梳理总结新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能更好地推动西安事变研究的继续向前发展。
关键词:西安事变;张学良;蒋介石;研究述评中图分类号:K2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国共十年内战的局面,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初步形成,是扭转国内时局的重要转折点。
近些年来,学界对于西安事变的研究则日益深入、丰富,相关成果也是层出不穷。
笔者拟就新世纪以来关于西安事变的相关研究做一系统梳理总结,也借此推动西安事变研究继续深入发展。
一、21世纪以来关于西安事变研究的著作新世纪以来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性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对西安事变的整体综合性研究;二是对西安事变中重要人物的研究;三是对西安事变的其它相关研究;四是西安事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以下对新世纪以来西安事变相关著作按此四类进行梳理论述。
(一)西安事变的整体性研究著作罗玉明《西安事变新论》[1]一书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多方位、多层面地从新的角度比较系统深入地考察了事变发生的原因、条件,事变发生的经过,事变的结局,以及和平解放解决西安事变的诸因素。
该书也揭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如分析了张学良政治思想转变的历程和扣蒋成功的原因,并考证了张学良八次谏蒋的情况等。
同时罗玉明也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两大矛盾激化(中日矛盾,张、杨与蒋介石矛盾的激化)、两大矛盾缓和(张、杨与中共矛盾,张、杨之间矛盾的缓和)及由此而引起的一系列变化的结果;并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种力量合力的结果。
李义彬《西安事变史话》[2]一书主要介绍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西北地区“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西安事变的爆发、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等内容,涉及西安事变爆发的背景、经过、结果等方面。
李立《亲历西安事变》[3]一书通过亲历者口述历史,真实在还原了西安事变的真相。
比如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晚年口述发动西安事迹的心路历程;原东北军、西北军有关人员吕正操、万毅、孙铭九、赵寿山、高崇民等回忆亲历过的西安事变这段历史;还有其他如徐彬如、原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杨虎城卫士、学生、记者等的亲身经历,便于我们更好的认识了西安事变的内幕。
汪新、王相坤《1936:历史在这里拐弯—西安事变始末纪实》[4]一书除依据以往的既有历史材料外,还吸收了近年来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解密资料等最新史料和史学研究成果,对1936年发生的“西安事变”作了全景式的纪实展现。
对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发动初衷、历史贡献,以及中国共产党如何将波诡云谲的事变导引为举国抗日御侮局面形成的开端,也作了记录式的客观反映。
刘方富《西安事变实录》[5]一书涵盖从事变发生至东北军、西北军被强行改编,以及张学良被扣押、杨虎城被迫出国,从高层决策到民众反响等许多罕见鲜闻的事实,同时书中还收辑了当年各大小媒体围绕此事进行的持续报道。
李文翔《真相辨微:西安事变的台前幕后》[6]是作者研究西安事变的心得总结与史料整理。
作者结合自身之所见所闻,并广泛收集翻阅、详尽记录、精心整理史料,历经多年编撰而成,证据充分,论述客观,深入发掘出西安事变来龙去脉。
此外还有其他对西安事变的整体研究:潘强恩《西安事变第二次国共合作》(远方出版社, 2006年),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揭秘西安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7年),姬乃军、申辉《西安事变实录》(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7年),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西安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年)等。
(二)西安事变中的重要人物研究著作宋连生《蒋介石与西安事变》[7]一书利用近年来大量披露的历史档案,翔实地记述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特殊经历及其态度变化。
剖析了国内外各派政治势力对于“杀蒋”与“放蒋”的分歧与斗争,揭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艰辛、复杂过程,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
郝建生《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8]以纪实的笔法比较翔实而具体地记述了周恩来所肩负的特殊历史使命和他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书中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和图片,论述了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事迹。
杨瀚《杨虎城与西安事变》[9]是杨虎城之孙杨瀚在收集整理解密档案和大量当事人私人文件的基础上完成此书,记述了杨虎城为了促进团结抗日实现民主首倡“兵谏”捉蒋而因之丧失军队、惨遭杀戮的悲壮人生,披露了关于西安事变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同时尝试解决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起了多大作用?是什么角色?蒋介石为什么杀他而不杀少帅张学良等问题。
(三)西安事变的其它相关研究著作英国记者J.M.贝特兰《一个西方记者眼中的西安事变》[10]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叙述了自己在亲赴西安、探寻事变真相的所见所闻,真实、生动地记载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并结合中国社会、政治等方面的情况,客观地分析了事变的深刻原因和深远意义。
以外国作家和记者的特殊身份,使得作者能够接触一些熟知内情的重要人物,获得许多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揭示了各派政治力量冲突争斗最终走向团结御侮的复杂内幕,对于当时事变中的重要人物张学良、蒋介石等人的形象性格亦刻画入微,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史料价值。
靳方前等著《西安事变时期的东北军将领》[11]一书主要以积极参与、支持西安事变前具有少将军衔的将领为限,收录了31位将士的言行,并对每一位将领都作了全面、公正、客观的评述,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西安事变。
姬乃军、石八民《西安事变旧址研究》[12]一书对于西安事变期间的遗址,诸如张学良公馆、杨虎城“止园”别墅、华清池五间厅等结合西安事变历史背景加以论述,力图把西安事变发生的历史空间与时间原貌予以展现。
张万杰《救亡图存东北魂—东北救亡群体与西安事变研究》[13]一书中认为在西安事变前后,东北救亡群体的抗日救亡思想和实践活动对西安事变的爆发产生了重大影响。
正是他们促使张学良和东北军将士思想发生转变,争取东北军走上了联共抗日道路,推动了西北“三位一体”大联合局面的形成,并且积极策划和参与“扣蒋行动”,促成张学良发动了改变历史的惊人之举。
并且在西安事变后,他们又支持和声援西安事变,维护西安事变的成果,竭力营救张学良将军,其历史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四)关于西安事变的论文集李云峰、杜小平主编《西安事变实证研究》[14]是以对西安事变进行实证研究为主题的西安事变实证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书中收录中外学者共提交的60余篇论文,涉及内容广泛,既有对西安事变相关人物的研究,以张学良为主,也有对事变的综合性研究,如“西安事变与日本”、“论张学良武汉时期的思想变化”、“西安事变与中国共产党”等文。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历史的回声:纪念西安事变七十周年论文集》[15]是陕西省各界人士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座谈会的论文集,论文涉及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等西安事变重要人物和西安事变中中共、苏联等政策的调整等等。
二、21世纪以来关于西安事变研究的论文学术界对于西安事变的研究性论文大致涉及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事变期间国内外各种力量的活动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各种因素,包括中共、共产国际、苏联、国内外舆论等方面;西安事变中的重要人物,如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周恩来等人。
以下主要按此三类并选取相关代表性的论文予以归纳梳理,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西安事变的相关研究论文,限于精力篇幅,恕不一一列举。
(一)关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于西安事变爆发原因的探究日益深入,从多角度、多方面、新视角对爆发原因进行深层次分析探讨。
黄道炫《西安事变:不同抗战观念的冲突》[16]一文认为导致西安事变发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是否抗战,而在于如何抗战,蒋介石与张学良、中共之间最根本的分歧在于两条抗战道路,即全面抗战和片面抗战两种不同抗战观念的冲突。
申东允《从国共两党关系的转变看西安事变》[17]认为关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原因,国共两方都承认事变是由中共的统战所引起的。
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在事变之前早有来往,张学良主张的“联蒋抗日”口号也被中共接受,中共的立场由“反蒋”转变为“联蒋”,这都是中国共产党所重视的统一战线策略的结果。
张同新《从国家观演变看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心结》认为张学良之所以发动西安事变“最根本的是他对国家、集团、家族、个人之间关系的认识得到了升华,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就是张学良的“心结”,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动力。
”[18]这也是他与杨虎城将军携手发动西安事变的内因和行动的根据,而其他都是外因,是他发动事变的条件。
如果没有张学良国家观的新境界,外界条件再充分,他也不会选择发动事变这条路。
史波略《论蒋介石、张学良关系对“西安事变”的影响》[19]认为“西安事变”的爆发不仅是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也是张学良、蒋介石个人冲突的产物,正是由于蒋介石、张学良矛盾的存在,才使得民族矛盾在这两位历史人物的身上找到了突破口。
侯新养《论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20]一文认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是西安事变爆发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共对张、杨二将军长期争取的结果。
张学良和杨虎城被争取到抗日阵线这一方来,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率先达成了互不侵犯、团结抗日的协议,从而实现了“三位一体”的西北地区抗日大联合,对于推动张、杨发动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有着重要影响。
张万杰《东北救亡人士与西安事变》[21]一文认为东北救亡人士为东北救亡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与参与者,他们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争取张学良的思想发生转变,沟通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关系,促使他们下定“兵谏”的决心,是西安事变爆发的关键性因素和重要支持者。
(二)关于西安事变期间的国内外各种力量新世纪以来学界关于西安事变期间国内外各种力量的活动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各种因素的研究十分丰富,主要关注点集中在中共、共产国际、苏联、国内外舆论等方在西安事变期间的活动、作用和影响。
1.中共与西安事变。
张蕾蕾、孙果达《西安事变从“除蒋”到“释蒋”转变考》[22]一文认为西安事变能否和平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释蒋”还是“除蒋”,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转变经过了犹豫、“除蒋”和“释蒋”三个阶段,而促使中共由“除蒋”转向“释蒋”的关键转折点则是12月16日的共产国际的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