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经过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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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史名词解释18、西安事变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一意孤行,继续调集重兵入陕,并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
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张、杨毅然实行兵谏,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经过中国共产党等多方力量的努力,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中国近现代史复习题17.九一八事变答:九一八事变(又称沈阳事变;日本称满洲事变,因中国东北被日本称作满洲)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
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
这次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直至今日,9月18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
21. 八一宣言答:1935年8月1日,红军在长征途中,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
这个重要历史文献是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并在莫斯科发表的,使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但和长征途中的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等无关。
张闻天和毛泽东到达陕北后,召开瓦窑堡会议,只是贯彻了王明的指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转变主要是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推动的。
《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基本形成。
22. 一二九运动答:1935年的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史称“一二?九”运动。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
23. 华北事变答:是指继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之后,1935年日本侵略军蚕食侵犯华北地区的一系列事件的统称。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地位摘要: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取得了和平的解决,不但毁了主战派军阀争权夺利的诡计;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更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关键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历史地位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和平解决的西安事变,几乎搅动了整个中国,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史上左右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
正如郭冠英所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制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将以何种脸谱出现。
”[1]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其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毁了主战派军阀争权夺利诡计。
西安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既是国民党党魁,又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他在西安被扣,使得南京政府群龙无首、乱成一团。
在如何应对,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上,南京政府各派政治势力,都从自身的立场和利益出发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南京政府内部迅速分裂成尖锐对立的“主战”和“主和”两派。
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主战”派中别有用心的关键人物何应钦和佯称治病屈居德国的汪精卫。
正如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最后告诉你一句话: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
[2]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都打破了他们的如意算盘。
(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粉碎了国民党以何应钦为首的反蒋势力争夺权利的阴谋。
“事变”发生的当天早晨,南京就收到蒋介石被扣的消息。
下午,何应钦在他的寓所邀请党政军首脑会晤,商议如何对待西安事变?他“情绪激动,态度坚决:张学良、杨虎城劫持统帅,大胆妄为羞党国,纲纪何在!不讨伐不足以雪耻,不足以振军威,不足以平举国之愤。
浅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地位摘要: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近代史上的一个焦点问题。
西安事变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辟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从而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西安事变在历史上所起作用两个方面,论述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西安事变;和平;矛盾一、西安事变发生的历史分析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一)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先后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随着日本侵华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
红军对东北军的打击,使张学良感到“剿共”无出路,蒋介石一向利用“剿共”消灭杂牌,使张学良逐渐觉醒。
在这一系列社会矛盾的激化下促使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二)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发展姬天舒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斗争和发展是其内在原因,它既是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左派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亲日派相互斗争的产物,又是国民党阵营中‘嫡系’和‘杂牌’之间矛盾尖锐激化的结果。
”从张学良、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说明事变发生的必然性。
张学良和蒋介石从不同的途径走上政坛,他们以各自的方式逐步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思想。
张学良形成的是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体系;蒋介石形成的是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独裁的政治思想体系。
论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之意义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对蒋介石“哭谏”无果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毅然实行“兵谏”,扣押逼迫蒋介石的情况下爆发的。
其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再度合作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一:西安事变爆发的历史背景“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奉命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榆关抗战后,山海关失守,同年热河抗战爆发,随后承德失守,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1935年秋,中共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会师。
同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之后不久,东北军损失惨重,计划宣告失败。
年底,“一二九运动”爆发,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1935年12月17日,中共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次年一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二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
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和中国共产党秘密接触,随后在九月中共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红军,东北军,西北军成为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
10月22日,蒋介石抵达西安,开始逼迫张学良剿共,在再三苦谏无果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与12月12日凌晨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
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原因西安事变后,在国际国内都有很大的分歧,在国际上,日本想借此挑起中国内战,以便趁机大规模侵华,美英担心蒋介石被杀,亲日派掌权,损害在华利益,主张在维护蒋介石地位的前提下同中共实行某种形式的合作。
在国内,广大中间阶层担心会引发更大规模内战,几乎一致要求恢复蒋介石自由,亲美英派也坚持营救蒋介石,主张和平解决,而广大西北人民痛恨蒋介石镇压抗日运动,强烈要求杀蒋。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何历史意义?
西安事变以和平解决的方式结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以下是其中几个方面的历史意义:
1.保障国家团结与统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保障了国家的
团结和统一。
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达成的停战协议,使得内战的爆发得到避免,为抗日战争的统一战线提供了重要保障。
2.加强了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释放了
被扣押的周恩来,开始了长时间的国共合作。
中共与国民党在事变之后逐渐加强了合作与对话,为共同抗日打下了基础。
3.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团结进程:西安事变为国共两党
合作和团结走向全面发展开辟了道路。
双方在事变解决后互相释放囚犯、举行谈判,共同制定对日作战方针和政策等,有效地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合作进程。
4.彰显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正确领导: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展
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能力。
中共党内正确决策,坚持抗日战争合作大局,克服了内部分歧,展现了其作为革命党派的坚定领导和斗争精神。
5.提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西安事变的和
平解决对于提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事变后国共两党加强了交流与合作,进一步
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励了全国人民投身抗日斗争。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它保障了国家团结和统一,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合作与团结进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提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这一历史事件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国共合作和国家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背后各方势力的制衡【摘要】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是第二次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开端。
本文结合作者查阅到的一些历史资料,分析在西安事变中各方势力的利益和主张,进而得出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各方势力相互制衡、相互妥协得出的结果。
【关键词】西安事变张学良蒋介石何应钦宋美龄周恩来和平解决相互制衡【正文】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还笼罩在一片夜色苍茫中,熟睡中的蒋介石还没有嗅到空气中异样的气息。
一声枪响划过寂静的夜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此爆发。
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挟天子以令诸侯”,提出八项主张,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西安事变的爆发让中国再次走到了抉择的边缘,失去统帅的南京方面扬言讨伐,宋美龄和宋子文主张和平解决,张学良、杨虎城极力相劝,蒋介石从拒绝屈服到接受协议,共产党反复斡旋期望和平解决。
最终,西安事变没有酿成大规模的内战,而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可以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各派势力相互制衡的结果,下面结合所查阅到得一些史料,简单谈谈个人对此的一些看法。
一、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作为事件的主角,张杨二人的态度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即便是事变初期,蒋介石拒绝让步之时,张杨二人的态度就早早为事件定下了基调,这也是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的基础。
从西安事变爆发的过程来看,最根本的原因是蒋介石持续敦促张学良剿共,以达到“一斧两砍”的目的,这固然是与张学良的利益相冲突的。
另一方面,西安学生在12月9日大规模游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蒋介石却怒称要射杀学生,这激起了张学良的强烈不满,也成为了“兵谏”的导火索。
事实上,虽然采取“兵谏”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但张杨二人的初衷是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张学良担心,如果在事件中蒋介石丧生,中国可能重新走上北伐前群龙无首、军阀混战的格局,这显然不是当年为了维护全国统一而宣布“东北易帜”的少帅所希望看到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意义有什么影响
2021-09-18 13:52:41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意义
1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
1.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国内和平的基本实现,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施的重大胜利。
2.它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成为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表明在新的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2西安事变的影响
西安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提前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
民主的转折点。
由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
同时,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与喘息休整、壮大的机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也说西安事变为何能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中共方面的因素:因为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迫切任务。
对于西安事变,“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认为,事变关系十分重大,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和抗日斗争的需要,决定我党的方针”。
由于我党当时“已经是一个政治上完全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能够从复杂的事变中看到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而不为一切暂时的因素所动摇”。
党首先肯定了事变的进步性质,认为,这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共抗日主张的结果”。
根据当时国内外的斗争形势,深刻指出事变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前途是爆发大规模内战”,“另一种前途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的各党各派各界所竭诚拥护井为之实现的。
”在当时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杀掉了蒋介石,那么,这就给“南京政府的‘讨伐派’即有了口实,大规模的内战就必然爆发,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事业必将蒙受极大的损失”。
中共中央认为,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就应当“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的策略,竭力制止新的内战爆发,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和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
基于这样的认识,为了保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地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西安处理事变”。
“经过中共多方面努力,终于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出于民族大义支持蒋介石国民党一致抗战,毅然决定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至上的伟大胸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中国得以集中精力准备全面抗战。
初中中国近代史知识点梳理:西安事变
1.背景:
①日军占领东北后,又将侵略魔爪伸向华北,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根本原因);
②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③张学良、杨虎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停止向红军进攻,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
④蒋介石拒不接受联共抗日的主张,亲临西安督战,坚持剿共(直接原因)。
2.目的:逼迫蒋介石抗日。
3.经过: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押蒋介石,实行兵谏,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4.结果:①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利益出发,主张和平解决,派周恩来到西安调停;
②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
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5.和平解决意义:从此,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的意义篇一:西安事变的分析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及其历史意义西安事变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它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时局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西安事变是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共产党联蒋抗日,国民党由内战转向抗战,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是由各方面因素促成的,有张学良、杨虎城的作用,有共产党的作用,也有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作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其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1936年12月,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
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要求,继续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将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统领的西北军调到陕甘一带攻打红军。
张、杨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认识到“剿共”没有前途,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多次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
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坚持其反共内战政策,拒绝接受张、杨多次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建议。
12月初,蒋介石再度到西安督战,逼迫张、杨加紧“剿共”。
张、杨出于爱国热情和对蒋介石倒行逆施的激愤,在“哭谏”无效后,毅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于12日清晨在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囚禁了十几名国民党军政大员,并随即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救国主张。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企图取蒋而代之,进一步扩大内战。
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应张、杨的邀请,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调停。
周恩来等向各方面耐心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蒋介石进行谈判,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红抗日”的条件。
75年前的今天“西安事变”——伟大的转折“西安事变”的综述75年前的今天,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因为发生在12月12日),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目的是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后,蒋介石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达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历史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和经过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今天的辽宁省,黑龙江省,吉林省的全部和内蒙古的部分地区)。
之后,日军得寸进尺,步步蚕食中国领土。
而当时的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主张先消灭共产党和红军,而对日本的侵略采取暂时“不抵抗”的政策。
1933年1月1日,日军越过长城,继续侵略中国。
面对日军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危机,全国人民一直要求“结束内战,一致抗日”。
1935年以后红军经长征达到陕北,在陕甘根据地站稳了脚跟,成为国民党的威胁。
因此蒋介石多次严令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围剿”红军。
而张杨二人认识到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敌人,并不积极围剿红军。
而且前几次围剿也都打了败仗,所以对蒋介石的命令总是阳奉阴违。
因此,1936年12月蒋介石亲自到西安,督促张、杨二人出兵进攻红军。
当时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欺负。
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他们在“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日军的侵略,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
后又在“剿共”时蒙受重大损失。
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
中国共产党也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中国国内政治环境的显著转变。
这一事件发生在1936年12月,是当时中国国民党政府内部的一场政变。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影响了中国政治体系的演变,同时也对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文将从西安事变背景、事件发展和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深入了解这一重要历史事件。
西安事变的背景可以追溯到那个时期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前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之间有很多分歧和矛盾。
中国国共两党对于政府的地位和国家的未来采取了不同的观点和策略。
中国共产党认为,应该坚持武装斗争并推翻国民党政府,而国民党则主张政府应该是国共两党的联合政府。
这一分歧导致了长期的冲突和紧张局势。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爆发使得这种紧张局势达到了顶点。
当时,中国国民党政府内部有一部分人士支持与日本合作,希望通过与日本妥协来谋求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他们与日本达成了某种协议,并秘密派遣王宠惠出席南京会议,计划迎接日本的进一步干涉和占领。
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妥协立场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这是对中国人民的背叛。
要理解西安事变,需要特别注意事变的参与者——蒋介石和张学良。
蒋介石是当时的中国国民党领导人,他是国共两党之间关系紧张的关键人物。
张学良是东北军的主要将领,也是中国国民党政府的重要成员,但他与蒋介石在政治立场上存在一些分歧。
西安事变的爆发,正是因为张学良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妥协立场感到愤怒和不满,因此他决定采取行动来阻止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合作。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带领东北军占领了西安,并软禁了蒋介石。
这一举动使整个中国国内陷入了极度紧张的局势。
然而,意外的是,西安事变最终以和平解决告终。
中国共产党派来代表进行调解的周恩来,与蒋介石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并最终达成了协议。
根据协议,蒋介石同意停止与日本合作,转而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他还同意实施一系列政治和军事改革,以满足张学良和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西安事变为什么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事件经过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
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
西安事变爆发。
1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与杨虎城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停止一切内战。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南京中央于当晚十一点半,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
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十二月十二日晚间,宋美龄在上海初闻西安发生事变之际,就想到澳籍友人端纳是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斯峪的记者,他一生的事业在中国,曾赞助过中国的辛亥革命,后来又成为北京北洋政府的客卿﹔曾为张作霖父子的谋士,与张学良交往密切,也是蒋中正的好友。
蒋夫人请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当晚,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
12月13日晨八点,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亦同时电告张学良。
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1、张学良将军始终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张学良将军是西安事变的发动者,从捉蒋,放蒋,到送蒋,体现了张学良将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爱国情怀。
扣蒋的第二天,张学良对部下发表讲话,宣布“蒋委员长极为安全,我们对委员长绝对没有私仇私怨……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如蒋委员长能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12月17日下午,当周恩来率领红军代表团飞抵西安,张学良表示,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并拥护他做抗日领袖。
以上事实表明了张学良始终保护蒋介石的安危,并积极主张一致抗日。
2、中国共产党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对事变进行反复研究讨论后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就在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即12月13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结果产生了极大地分歧,毛泽东认为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战线的中心。
于是他提出审蒋、罢蒋、除蒋,朱德,博古张国焘等都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决定。
但张闻天对解决事变的方针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在前后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政治形势很紧张,不断发生全国性的政治问题,在抗日问题上表现的最大问题就是民族妥协派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总要发生一种冲突。
第二,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
”在策略上,张闻天主张,“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
”在军事上,采取防御,在政治上,采取进攻。
中共中央1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就争取南京抗日政府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见,可以说张闻天的发言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奠定了基础。
以至1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都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次会议,以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共同认识为基础产生了两大文件,一是对外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对西安事变通电》,二是对党内的《指示》,从而走向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道路。
《西安事变的影响及意义》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张杨两将军发动事变是为了逼蒋抗日。
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就建议:“根据我两年来的观察,蒋可能抗日,他错在先安内后攘外,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
”当张杨起事时明确表示:“捉了(蒋)之后,只要他答应抗战,我们还拥护他作领袖。
”但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对如何处置蒋介石议论纷纷,统一内部思想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中共中央坚持和平解决。
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感到又突然又欣喜,接连召开会议研究。
在统一思想后,派周恩来等领导人前往西安谈判,一直坚持和平解决争端。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
成为阶下囚的蒋介石看到如内战再起,他难免不死于南京的狂轰滥炸,因而于17日下令何应钦停止对西安的讨伐。
事变的成功发动使他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因而派宋氏兄妹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并当面向周恩来表示: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
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
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
顾祝同进入西安后,未动兵刃,蒋介石又速派张冲赶赴西安,参加和周恩来的谈判。
随后,蒋介石一在杭州,二在庐山,最后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
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国西安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是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对西安事变的评价已有历史定论,西安事变的许多细节也长随张学良将军于地下,但那场惊天事件的所谓“内情”绝不是一个谜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经过及其意义西安事变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它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时局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西安事变是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民族战争的转折点,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共产党联蒋抗日,国民党由内战转向抗战,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是由各方面因素促成的,有张学良、杨虎城的作用,有共产党的作用,也有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作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其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西安事变简介:1936年12月,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
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要求,继续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将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统领的西北军调到陕甘一带攻打红军。
张、杨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认识到“剿共”没有前途,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多次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
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坚持其反共内战政策,拒绝接受张、杨多次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建议。
12月初,蒋介石再度到西安督战,逼迫张、杨加紧“剿共”。
张、杨出于爱国热情和对蒋介石倒行逆施的激愤,在“哭谏”无效后,毅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于12日清晨在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囚禁了十几名国民党军政大员,并随即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救国主张。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企图取蒋而代之,进一步扩大内战。
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应张、杨的邀请,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调停。
周恩来等向各方面耐心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蒋介石进行谈判,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红抗日”的条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经过及其意义摘要:西安事变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史上左右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
本文结合史料分析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历史地位
正文: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史称“西安事变”,又叫“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的存亡面临新的严重危机。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下,以“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为起点,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但蒋介石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坚持“围剿”红军。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被蒋调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
农红军。
张杨的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部队,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
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之后,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张、杨因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与红军实现了停战。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均被拒绝。
蒋蒋介石不仅
拒绝了张、杨的要求,而且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使其继续进攻红军,蒋介石盲目的内战更加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
12月4日,蒋介石飞往西安督战。
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蒋坚持不改“剿共”政策。
9日,张向游行示威的学生表示,一周内用事实答复他们的爱国要求。
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在华清池武装扣留了蒋介石,囚禁陈诚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十余人;并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随后,张、杨又采取了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由张、杨担任正副委员长的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解散国民党省党部,成立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等重大军政举措。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映,形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紧张局面中国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首先,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是虎视眈眈盯着中国局势的发展,力图借此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磨刀霍霍乘机大肆侵略中国。
第二个集团是以国民党南京政府中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立即调遣军队,竭力策动“讨伐”张、杨,轰炸、进攻西安,扩大内战,汪精卫、何应钦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南京政府于16下令讨伐张、杨,任
何应钦为讨伐军总司令,汪、何蠢蠢欲动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第三是亲英美派的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希望和平解决事变,同时英美为使其在华利益不受损害,也主张与张、杨妥协,继续保持蒋介石的领袖地位。
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并派出代表团赴西安谈判,是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
另外,中共中央从民族利益出发,应张学良、杨虎城电请,派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调停。
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
周恩来等于16日到达西安以后,做各方面的工作,提出:只要蒋答应抗日就释放他。
并于15、19日通电南京国民党政府,促其接受张、杨主张,和平解决;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南京方面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
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谈判。
12月23日,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举行谈判。
周恩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边关以东;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吸收抗日分子;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
的国家实行合作。
如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上述六项,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外。
经过以后的几次谈判,南京方面基本同意接受这些主张,于24日达成了以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为基础的协议。
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
尖锐地指出,目前的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必自速其亡;只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停企内战一致抗日,才是惟一的出路。
蒋介石表示接受谈判达成的协议,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并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
25日蒋介石获释,由张学良陪返南京,“西安事变”到此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事变能够和平解决其经过是复杂多变的,推动事变和平解决的思想基础主要是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团结。
首先是张、杨起的主导作用,张、杨两人发动西安事变不是要杀蒋介石,其目的是“逼蒋抗日”。
正如张学良对周恩来说:“这次蒋介石来西安后,逼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去打红军,不捉他就无法改变他的主张。
捉了他,可以促其反省,逼其抗日。
”“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还拥护他做抗日领袖。
”谈判达成口头协议后,张学良召集会议表立即释放蒋介石,他说:“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
”(引自《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龙福元)张、杨是爱国主义者,他们不是爱哪一党哪一个派,他们爱的是国家和民族,任何对国家和民
族有益的事,他们都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去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同胞遭蹂躏,他们不忍再看到自己的同胞互相残杀,削弱抗日力量,所以他们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张、杨这种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敢为天下先、勇于自我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内在因素。
西安事变不朽的功绩就在于它扭转了在曲折道路上艰难前进的
中国历史。
西安事变,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实力派中的一部分人不满南京政府的亲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
发动这次事变的动机是要抗日救国。
当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之后,电邀中共前去西安共商大计之时,中共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以推动南京政府走上抗日的道路。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战奠定了政治基础。
与此同时,爱国救亡团体和民主进步人士对事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救亡团体发表通电,竭诚拥护张、杨的救
国行动和八项主张,呼吁全国人民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亡,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宋庆龄提出建议:在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下,可以释放蒋介石,并表示愿前往西安斡旋此事。
国民党内的冯玉祥、李济深分别致电张学良、杨虎城和国民党政府,支持张、杨主张,反对武力“讨伐”,力求和平解决。
事变后蒋介石有“怒不可遏,闭口不愿发一言”,到被迫口头应允六项条件,以“领袖的人格”担保兑现,客观上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了配合作用。
总之,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
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
由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参考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1981年出版。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出版。
罗玉明:《西安事变新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黄道炫:《西安事变:不同抗战观念的冲突》,《历史教学》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