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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外语 (季刊)2001年第4期(总第70期)翻译的换喻过程M aria T ymoczko教授论翻译李 欣(天津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天津 300204)摘要 作为翻译研究 摆布 学派的代表人之一,M aria T ymoczko教授认为翻译研究的模式应该是文化层面的宏观研究与语言学层面的微观研究的有机结合。
她对翻译研究的贡献在于创造性地将Roman Jakobson关于人类思维两大基本方式的区分(暗喻与换喻)应用于翻译研究领域,强调了翻译的换喻过程,即翻译的联系/创造功能以及翻译的局部性。
她的翻译观为我国译论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 翻译研究模式 换喻 联系/创造功能 局部性Abstract M aria T y moczko,a r epresentative of the manipulation school,believes that the mod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hould be a combination of study at both the macroscopic(cultural)and the microscopic(linguistic)level. Her contribution lies in her orig inal applica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of Roman Jakobso n s basic modes of human t hought(metaphor ic and metonymic).T ranslation is view ed as a metonymic process.T he connection/creation func tion and partiality of translat ion is foregrounded.Her view opens up a new perspective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Key words mode of translat ion studies;metonym;function o f connectio n/creation;part iality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706(2001)04-0042-05翻译研究 (Translation Studies)学派在西方兴起将近三十年了,其间出现许多流派,如佐哈尔(Even 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图瑞(Toury)的描写译学(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摆布学派(manipulation school/group)、特拉维夫 勒芬学派(Tel Aviv Leuven school)、低地国家学派(Low Countries g roup)等等。
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第 25 卷第 1 期 （Social Sciences)Vol.25 No.12016女性主义翻译中的性别隐喻与创造性叛逆李志云，姜伊敏(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80)摘要：作为女性主义和翻译理论的结合体，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不可避免地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和目的性。
女性主义译者突破了传统的译作及原作的阶级等级地位，彰显了译者主体性，提高了女性在翻译界的地位并使人们深刻认识到翻译活动本身的意义。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创造性叛逆”有着颇深的渊源，本文总结了女性主义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三个特点。
即使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一些看法太过主观，并且具有政治意图，但不可否认的是女性主义翻译观依然对翻译理论与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性别语言;“创造性叛逆”中图分类号#1046 文献标识码:A一、女性主义与翻译中的性别隐喻众所周知，所有的翻译，都是不可能百分之百与原文相同的。
译文则因此被认为是有缺陷的，被认为对原文的模仿，甚至被称为是更低等的模仿。
正是翻译的地位的特殊性，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与"女性"在自身等级结构中的地位形成共鸣，这就是一他们在各自的阶级等级中所处的劣势地位。
但这也为他们的联合提供了可能性。
张伯伦在其著作《翻译中的性别隐喻》中就曾分析过翻译与性别的渊源!原文被比作“贞洁的少女”，译文则是“情 妇”或者“不忠的恋人”；翻译行为被比作“性”，比作“强奸”。
从中世纪的欧洲开始，翻译便成为女性进入文学领域的最快途径。
而到了近代，翻译更是成为了一种令女性快速进入政治领域的辅助工具。
1970年，Kate Millett (凯特.米勒特）在其著作Sexual Politics(《性别政治》）中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同政治理论联系在一起，为女性主义翻译的政治化奠定了基础。
略述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不分地区、种族与阶级,女性都处于一种附属的位置。
但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女性运动才开始具有社会性质。
“女性主义”的英文字feminism源自于法国的feminisme。
柯德教授的研究表明,1880年法国女子奥克雷建立的第一个妇女参政权会最先提出了这一个词汇,但是直到20世纪初“女性主义”才被各派争取女权运动者所认同。
随着女性运动的普遍开展,其涉及社会活动各种领域,因为语言在社会性别发展史中维系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女性主义者便把目光转向语言,投向翻译。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最先出现在加拿大女性主义者的翻译实践中,代表人物有谢莉·西蒙(Sherry Simon)、路易斯·福露窦(Loius Flotow),以及巴贝拉·戈达尔德(Babara Godard)等。
1 女性主义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形成的促进女性主义以社会性别差异论(gender theo-ry)为基石,以“从边缘走向中心”为行动要领,性别差异论认为是两性的社会差异而不是两性的生理差异造成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认为女性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受到不平等的对待。
而语言是文化身份重要的表现形式,在社会发展的漫长过程之中,语言随父权、夫权地位的建立而成为一种“他/男人”的语言。
自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者为争取解放提出了“女性必须得到语言解放,女性的解放必须先从语言着手”的口号。
翻译是重要的语言活动,批评家们认为翻译在父权意识形态下被贬低到从属地位,原作者、原文是男性、阳性、主动的,而译文、翻译者是女性、阴性、被动的,这使翻译和翻译工作者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对待。
女性主义者用犀利的视角观察,用特有的文风表达,在翻译中展示自己的才华,同时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促使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产生。
2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女性主义的贡献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各种观点都从女性主义角度进行阐发,为女性服务,在翻译过程中尽量“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从而让世人看见和听见”,彰显女性主义各种主张,凸现女性主义思想,有很强的政治性,为女性主义开辟了新的战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观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观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观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观精品源自生物科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在西方风起云涌。
这场由知识女性发起的意识形态的战争,波及到了政治、文化、文学等社会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更推动了女性主义在学术领域的发展。
翻译研究者从中找到了女性主义与翻译的相似点,认为翻译中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问题,开始质疑暗含男性中心论的译论。
由此,女性主义翻译观应运而生。
一、女性主义与翻译两千多年来,翻译领域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性别隐喻,如,把翻译比作“不忠的美人”。
翻译被置于与女性相同的地位。
原作对于再生产的译本所具有的等级上的权威与阳性和阴性的意象连接在了一起:原作被视为强壮而具有生产力的男性,而译本则是低弱的派生女性。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认为,翻译处于这种弱势地位是长期受父权压制的结果。
父权中心制统治下的翻译研究移植了社会文化中男尊女卑的性别伦理,使翻译这种跨文化的语言活动也被视为从属、派生的部分,进而被女性化和边缘化。
女性与翻译在共同的历史境遇上找到了相似点和类比的基础,从而引发了两者相互结合的可能(徐翠波,2011,p.60)。
二、理论主张女性主义和翻译都是对语言的一种批判性理解,当二者结合起来时,便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研究的视角,它对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进行了全新的诠释,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和见解。
其主要观点包括:(1)对传统翻译理论标准“忠实”的颠覆,强调叛逆 (2)重新界定译文与原作的关系,突显译者主体性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打破了传统的“作者/原作-译者/译文”的两元对立模式,提倡原作-译文的共生共荣。
这首先表现在翻译延伸了原作的生命,使得它得以在另一个语言文化空间中面对新的读者群体。
也就是本雅明所说的译文是原作的后续的生命 (afterlife),译文为原作开启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提出“性别译者”(feminist translator)的概念,首先肯定了译者性别差异所导致的对原文文本意义阐释过程中的不同,从而丰富了原文文本的内涵;同时也提高了译者的主体性并肯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
女性主义翻译观对传统翻译的发展女性主义始于上个世纪20-30年代法国的女权主义运动。
女权主义运动原本是主张妇女解放、平等与自由的运动，世界解放运动史表明，女权主义体现女性自我精神与能量的一种女性思想和社会行为，一个社会单独考虑女权或考虑性别易于顾此失彼，只有将女权与女性结合起来，从女性引向女权，再从女权引向女性，才能拓展人们认知视野。
女权涉及性别差异和两性权力，从性别方向切入，顺势研究两性权力深层次内涵，从而更深地揭示男女平等形式下的意识形态。
女性主义意识形态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突出地表现为女性主张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倾向、女性话语男性化趋势、以及女性话语自主性增强，这既是对传统翻译译论的背叛，也是对传统译论的发展。
一、女性主义翻译观20世纪60年代，由知识女性为主体的女权主义意识形态，猛烈地冲击着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等社会各个层面，也间接催生了女性主义在学术界的形成与发展。
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跨文化交际传统媒介———翻译及翻译理论。
翻译是跨文化交际行为，与人有直接的关系，与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相适合。
索绪尔在19世纪曾十分重视外部因素即广义的社会因素对语言的影响，他认为语言具有社会属性，不能脱离社会而存有。
语言反映社会现象、社会观点并促动社会的发展，除非人们能掌握储存有每个人脑里所有的词语和语法1，但在任何人的脑子里，语言都是不完备的，语言只有在社会性集体使用中才能完全存有2。
所以，语言的存有规律就是只能凭借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一种约定俗成而存有。
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手段，语言与世界存有着镜象效应，彼此反映对方，如果没有两者中的任一方，也就缺失了另一方，语言与社会现实或现实世界的关系是如此密切，所以，闭门造车的语言，不能反映社会或世界的现实；反映社会或世界的语言，如果不能积极地，能动地把握社会现实和世界的本质，当然只能是文字游戏3。
所以，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明确论证了物质存有决定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又具有对存有能动的反作用。
中国语境下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中国语境下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通过深入分析女性主义理论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和影响，揭示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在中国语境中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跨文化交流的深入，翻译作为语言和文化交流的桥梁，其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
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不仅为翻译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也为中国语境下的性别平等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将首先回顾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起源和发展，梳理其在中国语境下的演变历程。
在此基础上，文章将深入探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核心观点和实践方法，分析其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案例和效果。
本文还将关注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在中国语境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以及其对中国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启示和影响。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够进一步推动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促进性别平等和文化交流，为构建更加和谐、包容的社会环境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概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作为翻译学与女性主义研究的交叉领域，旨在重新审视和构建翻译实践与理论中的性别关系。
该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学术视角。
在中国语境下，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不仅借鉴了西方的理论成果，还结合了中国特有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呈现出独特的研究特色。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强调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特别是女性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独特作用。
它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文化、权力、性别等多重因素交织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女性译者往往能够凭借其独特的性别视角和文化敏感，对原作进行更具深度和广度的解读，从而实现对原作的创新性翻译。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还关注翻译实践中的性别歧视问题。
它指出，在传统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中，女性往往被边缘化，其声音和视角被忽视或压抑。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则试图通过强调女性译者的主体地位和声音，打破这种性别歧视的局面，推动翻译领域的性别平等。
[收稿日期] 2007-05-18[作者简介] 舒静伟(1982-),男,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辽宁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翻译与文化研究。
女权主义与/女权主义翻译理论0)))劳瑞#张伯伦的5性别与翻译的隐喻含义6及其他舒 静 伟(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大连116029)[摘 要] 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劳瑞#张伯伦在5性别与翻译的隐喻含义6一文中,一反传统翻译的被动、消极的/忠实0原则,揭示了翻译研究中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
本文旨在通过评介劳瑞#张伯伦的5性别与翻译的隐喻含义6来分析女权主义翻译理论,探讨其贡献以及尚待完善之处。
[关键词] 性别;女权主义;翻译的隐喻[中图分类法]H 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121(2008)02-0048-03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0思潮和运动的兴起,传统的翻译研究也出现了相应的理论分支,女权主义翻译理论就是其中之一。
劳瑞#张伯伦是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现就职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负责有关性别法律与政策的实施的劳瑞#张伯伦虽然以律师为职业,但是同时拥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布尔特豪法学院(Boalt Hall Schoo l of L aw )法学博士学位和厄尔文文学院(U C at Irv ine)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她对文学和翻译理论也有很深的造诣。
作为女权主义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张伯伦早在其1988年的论文5性别与翻译的隐喻含义6中就对广泛流行的性别隐喻(g ender metapho rs)翻译理论进行了集中论述,证明了翻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家长式权威体系下的从属地位(L or i Chamber lain,2000:37)。
在总结了众多女权主义翻译理论家的观点之后,她指出这种传统观念的不足之处,提倡应该把翻译看作是具有文化构建的社会活动,积极地进行有意识的文化介入和协调,改变翻译研究中的性别歧视问题,重塑女性的形象。
张伯伦(1988)认为,女权主义者对性别意识的关注不仅应该对翻译理论研究有着卓有成效的意义,对于实际的翻译过程来说,不论作者主张男权主义还是女权主义,这种关注也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女权主义者们的这种主张和看法,即使在现在也有着很深的影响和作用,促使我们对翻译活动的性质、地位、翻译的标准和译者的作用从哲学、政治、社会意识形态、语言以及主观性等角度进行重新思考,从而肯定译者在文学巨著以及文化本体形成过程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女权主义与翻译研究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转向0诱发了西方学者对权利、意识形态和翻译关系探讨的兴趣。
在这一研究领域影响较大的流派有女权主义翻译理论,巴西译者,翻译理论家和/食人主义0,后殖民翻译研究和解构学派。
这些流派在20世纪90年代的翻译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目前还在进一步的发展之中。
女权主义翻译理论流行于加拿大,代表人物有巴巴拉#戈达尔德(Bar bar a G oda rd),谢莉#西蒙(Sher ry S-i mon),苏珊妮#德#洛宾尼尔-哈伍德(Suzanne de L ot -biniere-Ha rw ood)和劳瑞#张伯伦等。
女权主义者认为传统翻译观把翻译视作女人,译作依赖于原作,这不仅贬低了译者和译作,也包含了对女性的歧视。
他们要求重新界定译作和原作的关系,主张译文享有与原文一样的地位;翻译不只是具体的语言技巧问题,还应包括更广阔的意识形态领域。
女权主义翻译观揭示了社会意识形态影响译者翻译的事实。
翻译研究与女权主义的结合是在一个共同的智识和制度的坏环境中形成的。
这一结合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在80年代不断得到学术体制承认的研究领域。
翻译研究与女性主义思想相仿,均是根植于那个突出了语言的时代之动态中。
翻译研究受到许多女性主义核心课题的推动:对传统等级制和性别角色的不信任;对界定忠实的规则的极度怀疑;对意义与价值的普遍标准的质询。
女性主义和翻译理论都关心/次等性0(Seco ndariness)被定义的方式;二者都是对语言中所表现的差异进行批判性理解的工具。
对于这两个领域来说,最迫切的问题是社会性和历史的差)48)2008年第2期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N o.2,2008(总第144期)Jo urnal of M udanjiang N or mal U niv ersityT o tal N o.144异是如何在语言之间表达的?这些差异又如何在语言之间转换传递?就二者在各自等级中所对应的更为强大的一方面而言,人们期待女性和译者是什么样的忠诚?在这些研究领域里,语言积极介入到意义的创造之中。
既然翻译指的是一个语际转换的过程,译者传达,重写,操纵一个文本以使它使用于第二语言的公众,那么译者就可以使用语言作为文化干预的手段,作为改变支配性表述的途径之一,这种改变可以在概念层面,也可以在语法或术语层面(李文革,2004:163)。
二、女权主义翻译理论的主要观点著名的女权主义翻译理论家谢莉#西蒙指出在传统翻译理论中,翻译与译者往往和女人联系起来而被视为低等和弱势地位。
16世纪中叶法国作家蒙田作品的英译者约翰#弗洛里欧(Jone Flor io)用了一个简洁的公式总结了翻译与女性两者在传统中的低等地位:所有的翻译,因为必然都有缺陷,所以/一般被认为是女性0。
译者和女人在他们各自从属的等级秩序中历来居于弱势地位: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低于男人。
西蒙认为,原作对于再生产的译本所具有的等级上的权威与阳性和阴性的意象连接在了一起,原作被视为强壮而具有生产力的男性,而译本则是低弱的派生的女性(Sherr y Simo n,1996:59)。
描述翻译的语言援引主宰与低贱,忠实与不忠实的形象,随意使用性别歧视的词汇比比皆是。
其中最顽固持久的一种表述,即/不忠实的美人0(les belles infideles)一语。
这一带有歧视性因素的隐喻就是当时十分流行的对翻译的看法。
这种说法之所以盛行某种程度上在于它把忠实和美丽、规矩和优雅对立起来,使道德义务的单调乏味与文体的美妙变得互不相容。
女权主义翻译的目标是要识别和批判那些既将女性又将翻译逐入社会和文学底层的概念。
为此它必须探讨翻译被/女性化0的过程,并且试图动摇那些维持这种联系的权威结构。
女权主义的翻译把贯穿于翻译史的一个老问题))) /忠实性0重新表述。
女权主义翻译认为,忠实既不是对作者也不是对读者,而是对写作方案(W riting pr oject))))作者与译者都参与的方案而言的。
女权主义翻译认为,人们应该重新理解/忠实0。
我们对忠实的传统理解是贫乏的,原因在于我们过分依赖于一些僵硬的、彼此互证的二元对立关系。
翻译被视为一种再生产行为,文本的意义通过它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
对于翻译过程中涉及到的两极,我们都做了绝对化的解释,暗含在两种语言之间、原作与译作之间,以及由此类推,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对立不可能绝对固定;相反,这些二元的排比应置放在一个连续体中,在那里每一元都可视为是相对的。
就像巴斯奈特所指出的,当代的翻译研究要打破的正是把原作和译本视为两极这种陈旧的二元翻译观,同时反过来试图去把翻译视为一项与文化系统充分结合的动态活动(Bassnett,Susan, 1990:94)。
只有摧毁两极的绝对性,我们才能对社会和文学的种种关系重新理解。
三、劳瑞#张伯伦的女权主义翻译思想在5性别与翻译的隐喻含义6一文中,劳瑞#张伯伦也同样对/不忠的美人0这一隐喻进行了分析。
她(1988)指出,这一格言之所以流布甚广,且历久弥新,其原因不仅仅是法语原文的音韵优美,更在于它的文化内涵。
翻译的忠实与婚姻的忠实有着共同的特征,这种忠实被视为是一种译文(作为妇女)与原文(作为丈夫、父亲或作者)之间的隐形的契约。
但是,在传统婚姻中却实际实施着一个/双重标准0)))妻子(译文)要因/不忠0而公开受审,而丈夫(原文)却因法律的原因不会构成犯罪。
在这一态度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父权(paternity)问题与翻译问题的症结:在父系社会的亲属关系中,使后代合法的是父系而不是母系。
由于女权主义运动是在后现代主义浪潮中诞生的,其思想也与后现代主义一脉相承。
张伯伦就在她的文章中对女权主义翻译流派和同时期的后殖民主义翻译流派的共同之处进行了阐释。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中又将翻译比作吃人主义和吸血主义的隐喻,象征着翻译从原文中吸取血液来增强译文力量的行为。
张伯伦(1988)指出,这种隐喻与女权主义翻译理论的发展有一定的联系与类似之处,他们都同样拒绝高估原文、贬低译者的等级划分标准。
可是,二者又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翻译和译者的地位加以分析和评判,因而对翻译理论的发展也起到不同的作用。
此外,张伯伦还剖析了同时期的不同翻译理论家的作品和思想。
在乔治#斯坦纳(G eo rg e Steiner)的5通天塔之后6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歧视现象:斯坦纳塑造了以男性为主导的对原作的/情欲的占有0(erotic po ssession)和对译作的/穿透0(penetration)等意象。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 ida)在5他者的耳朵6中有这样的观点:女性译者既不是简单的从属者,也不是原文作者的-秘书.。
她是作者的爱人,完全有能力独立写作。
翻译是写作的过程,也就是说,翻译绝不仅仅是原文的抄写。
翻译就是源于原文的创造性的写作活动。
虽然这一观点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翻译和译者的地位,但还是没有解决两者之间的定位问题。
而卡萝#梅雅(Car ol M aier)在5翻译中的女人6中则反映了一种将原文和译文看作是完全对立的两级的思想。
因而张伯伦提出应该重新构建翻译的性别角色问题,使其处于不属于任何一级的空间之中。
在5性别与翻译的隐喻含义6一文的结尾,张伯伦(1988)提出,翻译领域的女权主义研究还存在着很多未知的因素,例如,如何审视不同时期和文化背景下女性文学作品的历史角色,如何更好地翻译女性文本问题,如何将女性化的表达在男权性的语言中翻译出来,等等。
因此,在一个)49)充满男权思想的社会中,女权主义翻译理论的实践将会面临很多困难。
女权主义翻译研究表达了弱者的心声,从不同的角度向传统翻译理论开战。
女权主义翻译研究学者强调从原文到译文的转化过程和译者在这一过程中的能动作用。
传统的二元翻译理论把原文和译文看作两极。
女权主义翻译理论关注的是两极之间相互作用的空间,并指出长期以来这两极被诠释为男性的和女性的。
/不忠的美人0这个比喻就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原文是男性的、主导的,译文是女性的、从属的。
通过强调中间地带,女权主义翻译理论重建翻译得以产生的空间,认为翻译是双性的而不是某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