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生平

萧红
萧红的生平或许可以用这样一个意象来概括：一个总是艰难、笨拙地挺着大肚子的孕妇。

她到处流浪、漂游，并在一次次临产前被人或处于被人抛弃不顾的状态。

1911年5月出生于呼兰县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少年缺乏父母、祖母的爱，唯祖父爱之。

1927年，到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读初中一年级。

被家里许配给汪家少爷汪恩甲，但萧红爱恋表哥陆哲舜。

1930年，萧红中学毕业后，因反抗包办婚姻，与家庭决裂，出走北京（随表哥、汪随后）。

随后与汪恩甲同居。

1931年，与汪重返哈尔滨，住旅店、怀孕，被汪抛弃，被扣。

陆哲舜去北平念大学，萧红遂离家出走，与表哥相聚，进入北平女师大附属女一中高中部。

表哥早有家室，他俩在老家引起轩然大波，陆家、张家都拒绝寄生活费。

北平天冷、米贵，陆哲舜渐生悔意，两人关系开始冷淡，1931年1月寒假回家。

萧红被父亲软禁。

假期结束前，她与家人周旋，假装同意与汪恩甲结婚，要置办嫁妆，得以去往哈尔滨，随即再次抵达北平。

待汪恩甲追往北平时，萧红已囊中羞涩，只得跟他回呼兰。

家人将她安置在距离县城二十多公里的乡下庄园，严密监视。

直到10月初，她才伺机跑掉。

亲戚家不愿去，在姑母（陆哲舜之母）家又吃了闭门羹，她衣衫单薄，身无分文，暂时落脚同学家，也曾流落街头，险些冻馁而死。

战乱令百业萧条，不但求学成为泡影，求职也渺无希望。

1931年底，萧红无奈去找汪恩甲，但汪氏家族已对她深恶痛绝，他俩遂同居于哈尔滨东兴顺旅馆。

到1932年5月，他们在旅馆赊欠的食宿费已达四百多元（一说六百多元），汪恩甲回家取钱还债，这一走却从此失踪。

已有五个多月身孕的萧红陷入绝境，上天入地俱无门。

旅馆老板将她赶到储藏室，时时催逼，她曾经要过饭。

7月上旬，听说旅馆老板已经找好妓院，要卖她抵债，萧红急中生智，投书《国际协报》求助。

1932年7月，向《国际协报》副刊求助，结识萧军。

1932年8月，萧红产子，弃婴医院。

而后与萧军同居，生活艰苦，列巴加盐。

借钱不易，往往只能借到三角五角，借到一元已很稀有，有时候五角钱必须省着用三天。

有次在朋友家，见朋友吩咐佣人拿三角钱去买松子当零食，萧红对这无谓的奢侈痛惜不已。

她的散文集《商市街》，对那段饥寒交迫的日子有活灵活现的描写。

《饿》写她半夜屡次想拿走别人挂在过道门上的“列巴圈”（面包），想到这便是偷，不免心跳耳热，一次次开门，又退回房内。

腹中空虚，内心挣扎，整夜失眠。

天亮了，萧军喝杯茶便出门做事，她饿到中午，四肢疲软，“肚子好像被踢打放了气的皮球”。

“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
1933年底，《国际协报》发表小说《王阿嫂的死》。

一颗困苦中敏感的心——“家，没有阳光，没有温暖，没有声、没有色，寂寞的家，不生茅草荒凉的广场。

”1933年10月，自费出版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

1934年6月，两萧离开哈尔滨上青岛。

同年10月给鲁迅写信，问鲁迅可否帮助
看稿（萧红的《生死场》），10月9日接到回信。

1934年11月，因抗日问题被迫离开青岛往上海，与鲁迅结成亲密关系。

1935年12月，《生死场出版》，鲁迅亲自校阅，并写序，列入“奴隶丛书”出版，蜚声文坛。

36年7月，两萧出现矛盾，为缓解矛盾，萧红只身东渡日本。

37年1月，重返上海，去万国公墓拜谒鲁迅先生的墓，表达哀思。

37年10月，与萧军离开上海赴武昌，结识端木蕻良。

38年4月，与萧军彻底分手。

怀着萧军之子，与端木结婚。

39春，孩子临出生前，端木去当战地记者。

40年1月，与端木往香港。

40年12月完成《呼兰河传》。

41年10月，住进医院，被注射空气针，再未站立起来。

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端木暂弃萧红，骆宾基护理。

42年1月住院，被误诊喉瘤开刀，致使不能饮食，身体衰弱。

19日在纸上写：“我将与蓝天碧水共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
42年2月22日去世，25日骨灰葬于香港浅水湾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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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解读：
《生死场》写于萧红34年在青岛时，1935年12月作为“奴隶丛书”之三出版。

它被视为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一样，同为表现东北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表现在日寇铁蹄下苦难东北人民的作品。

而这更进一步被引申为“民族寓言”，一部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反帝国主义作品。

但是这一解读却与萧红作品自身发生了矛盾。

此部作品共有17节，第十节（此节为转插节）之前，写的内容与抗日无一点关系，展示的是在一片土地上的农民们千古不变的生活。

而其中又以女性身体所遭受的残酷与折磨的描写为最主要内容。

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一部反映日寇铁蹄下东北人民的作品却要用那样多的笔触去写不相关的内容？
而这一问题，又与对萧红作品的“结构散漫”的外表联系起来，被视为是作者结构上的失败。

或做其他方式的解释｛《批评空间的开拓》P308，胡风的《读后记》，《萧红全集》P146虽然承认“全篇的女性纤细（？）”,但却突出了“非女性”的雄迈，从而将《生死场》与抗战、与民族国家话语相联｝。

但是正如《生死场》自身所不可掩盖的冲击和刘禾女士的分析：“对于萧红来说，生命并非要进入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大意义圈才获得价值。

在女人的世界里，身体也许就是生命之意义的起点和归宿”。

所以尽管在《生死场》中，从第
七节开始发生了一种时间的变化，形成了一种结构的转折。

但是这种转折却并未带来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式的两重天地的转变，所以也无光明箭头的指向。

其实作品以金枝上城的经历寓示了一种苦难无法逃脱的死结。

所以这“生死场”，日寇来之前如此，来之后也如此，几乎示一个永恒的“生死场”。

——姚新勇
与鲁迅的内在气质的临近：
《生死场》既不是抗战的宣传、民族国家的寓言，也不是纯粹的女性主义所能概括的。

无可否认，全书充满了有关女性身体困难的书写，就此而言是从一个女性的感受出发展开的作品。

但是这种感受与其说是女性的，毋宁说是泛母性的、泛生命的。

这里的女性身体作为“生死场”的展开，指向的并不仅是男性对女性的摧残、男权对女权的控制，而含着一种生命生死交替的自然的自生自灭。

也就是说，女性身体的苦难，并非是男性/女性这一对立结构的碾压，也不是无处逃遁的男性菲勒斯的先在控制，所以，对它的展开，就不是指向男/女二元对立的拆解，不是指向解放，而是对生死轮回的自然“本相”的展示。

（作品中充满了对各种生命：人、动物、植物之间的生命感的沟通与流动）。

正是在这里，体现出了萧红与鲁迅内在气质的临近
萧红 - 《呼兰河传》
1940年12月20日，萧红在寂寞、苦闷怀旧的心情中，写完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作品通过对自己故乡的回忆，以朴素率直、凄婉细腻的笔调，真实而感人地再现了她童年时代东北农村黑暗、落后、愚昧的社会生活，揭示了旧的传统意识对人民的束缚和戕害，表达了她对家乡人民苦难境遇的深切同情。

同时，对旧风俗、旧习惯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呼兰河传》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是萧红又一部有影响的代表作。

茅盾先生在序言中称“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景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呼兰河传》的完成，标志着萧红文学创作已进入成熟时期。

茅盾对《呼兰河传》的评价：“也许有人会觉得《呼兰河传》不是一本小说。

他们也许会这样说：没有贯串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

也许又有人觉得《呼兰河传》好像是自传，却又不完全像自传。

但是我却觉得正因其不完全像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

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