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的文论之“清”——兼及陶渊明的品第(一)

论魏晋南北朝的文论之“清”——兼及陶渊明的品第(一)【关键词】玄学/清/清省/清丽“清”是中国古代哲学和美学的重要范畴之一，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哲学意义上的“清”主要指的是“气”之清浊的“清”，由此延伸到人的道德和才性之“清”，进而转化为审美艺术之“清”。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哲学之“清”转化为审美之“清”的关键时期，玄学本体论和玄学思潮影响下的士人“清谈”对审美趣味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在玄学本体论问题上，玄学家以“无”为本，以“有”为末，因而“贵无”，主张以无统有，崇本息末。

对于“无”的理解，玄学家主要吸取了道家之“道”自然无为的思想，“无”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虚无缥缈，而是宇宙万物的自然存在方式，含有不受人工束缚、自然随意的意思。

这一时期的美学，主要受自然之道的影响而形成了以自然为美的审美倾向。

但是，在对“自然”的理解上，玄学发展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王弼和郭象的观点却有一些差别，由此导致了魏晋与南北朝尚清审美趣味的细微不同，形成了前后两个阶段文论同中有异的格局。

“清谈”对审美的影响更加直接。

当“清谈”从玄远的哲学思辨转变为极具感性色彩的审美活动，“清谈”实际上已经不再以人为中心，而是以艺术为中心了。

整个魏晋南北朝的审美理论充满浓郁的尚清色彩，从宗炳画论的“澄怀味象”，到嵇康乐论的“声无哀乐”，再到陆机文论的“清省”，无一不浸透着玄学的滋养。

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魏晋人则倾向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1](P117)。

可以说，审美之“清”是玄学思潮和士人“清谈”的产物：它一方面继承了“清谈”关于“清”的内涵界定——对现实的超越和自由的精神，沿袭了“清谈”中“清”的形式要求——简约、整饰；另一方面，审美理论的演进也与玄学思潮的发展阶段相对应，表现出明显的同步性。

本文专论魏晋南北朝文论之“清”而不涉其他审美领域。

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文论特色概括地说即前期以“清省”为主，后期以“清丽”为主，可以陆云的“清省说”和刘勰、钟嵘的“清美论”为代表。

一、魏晋文论之“清”：清省玄学家王弼对“自然”(无)的理解可以概括为“素朴”。

他说：“夫素朴之道不着，而好欲之美不隐……故素朴可抱，而圣智可弃”(《老子指略》)。

“素朴”就意味着本色，意味着自然的原始状态。

他又说：“大美配天而华不作”(《老子指略》)，说明自然之道是排除“华”的，即排斥“丽”的，也就是说，王弼认为理想的美的形态应该是朴素的、清淡的。

王弼的思想对这一时期重自然、反雕饰的审美创作和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以创作而言，东晋诗人陶渊明的思想核心是崇尚自然，正如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所说：“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

”陶渊明的“自然”思想，包含着对世俗社会和名教礼法的摒弃，与阮籍和嵇康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他虽然没有系统的文学思想，但其创作典型地反映了玄学之“清”的境界：内容的超凡绝俗和语言的纯净质朴，比如我们熟悉的这些诗句：“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归田园居五首》)“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移居二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饮酒二十首》)读着这些自然清新的诗句，说不出哪一句或者是哪个词特别的优美华丽，它给人的感觉是一种整体的艺术境界的美，而不以词藻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这种美来自于陶渊明人格的清淡、冲和，来自于他“抱朴含真”(《劝农》)的人生原则。

齐梁文论中，对陶渊明诗歌评价较高的钟嵘和萧统，他们都比较准确地抓住了这一点。

钟嵘评曰：“文体省净，殆无长语。

笃意真古，辞兴婉惬。

”(钟嵘：《诗品》)萧统评曰：“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

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

”(萧统：《陶渊明集序》)所谓“文体省净，殆无长语”就是清新简省，“笃意真古，辞兴婉惬”就是性情笃厚，不随波逐流，兴之所至，发而为诗。

“素波”显然是指陶渊明诗的质朴少文，却能抒写旷达直率的胸怀。

较早在理论上阐述朴素、清淡之美的是陆云。

陆云是陆机的弟弟，他们都是西晋文坛上著名的人物。

《晋书》本传说：“云字士龙，六岁能属文，性清正，有才理。

”又说：“虽文章不及机，而持论过之。

”可见，陆云在品性上均有“清”的美誉并长于论辩，显然与当时玄学的“清谈”之风有关。

他留下的三十五封与陆机探讨文论的书信《与兄平原书》，在文论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标志着一种新的美学理想的萌芽，这就是清新自然的美。

陆云论文的标准是“清省”。

如他自己所说：“云今意视言语，乃好清省”。

后人对此也有共识，如刘勰《文心雕龙·熔裁》说：“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

”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说：“士龙与兄书，颇贵清省。

”“清省”就是通过简洁的文辞“省”，而达到鲜明纯净的艺术境界“清”。

其中“省”为“清”的条件，“清”为“省”的结果。

陆云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诗文应以“清省”为标准。

在《与兄平原书》中，凡具有“清省”之美的作品就得到他的赞许，即使这些作品有些不足，比如：“省《述思赋》，流深情至言，实为清妙。

恐故复未得为兄赋之最。

”“此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

然犹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

”“《祖德颂》无大谏语耳。

然靡靡清工，用辞纬泽，亦未易，恐见未熟视之耳。

”对于文辞繁芜、不够简约的作品，陆云则提出批评或修改意见，比如：“《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文适多体，便欲不清。

不审兄呼尔不？”“《答少明诗》亦未为妙，省之如不悲苦，无恻然伤心言。

”“文章诚不用多。

苟卷必佳便谓此为足。

”不难看出，要求文辞省净的意思非常突出。

当然，陆云也并非一味地反对辞藻，认为作品越短越好，关键是看情感表达的需要。

《楚辞》情深文长，却被陆云称誉为“清绝滔滔”。

对于陆机一些“高远绝异”的文章，陆云十分欣赏，认为“然犹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

若复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见”，不以言多为烦，反而认为“省”会失去其妙处。

这就是陆云提出的“先情后辞”的说法：“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势而不取悦泽。

”“张公文无他异，正自清省无烦长，作文正尔自复佳。

”“视仲宣赋集，《初征》、《登楼》，前耶甚佳，其余平平，不得言情处。

”在陆云看来，如果以情感的抒发为基础来遣辞造句，就会出意自然，清省不繁。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情省无烦长”。

这就使得陆云的“清省”说具有了深刻的内涵。

此外，在如何使文风“清省”的问题上，陆云还提出了“出语”的说法，所谓“出语”就是警句，他要求一篇文章或一首诗中要有形象鲜明、引人注目的好句子。

只有这样，才能抓住读者，引人入胜，即文辞少而精，才能做到“清省”。

否则，文辞只是简约但不够精辟，读来感觉平平，即使“省”也不会“清”。

所以他说：“兄文不复稍论常佳，然了不见出语意”，又说“刘氏《颂》极佳，然了不见出语耳”。

由此可见，陆云的“清省”说，并不只是对文辞的要求，而体现了一种更高的审美理想，即要求创造清新自然又鲜明生动的艺术境界。

陆云提出“清省”说，并不是偶然的。

除了他作为清谈名士简约、含蓄的个性外，还有玄学“言不尽意”论的直接影响，以及他对时代审美风尚的深刻反思。

玄学论辩中崇本息末的本体论思想在言意之辩中形成了“言不尽意”的说法，因为“意”代表着“本”，而“言”代表着“末”。

陆云的“清省”说，就是主张用尽可能简约而鲜明的语言，表达尽可能丰富的情意，从而达到应有的审美效果。

繁缛文风，自汉而起，到东汉末年已有愈演愈烈之势。

三国时期，在曹操“尚刑名”的思想以及他本人文章风范的影响下，繁缛文风得到了扼制，如鲁迅先生所说：“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又说：“清峻，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通脱即随便之意”2]。

这种注重情感表达、自然简约的文风，被刘勰誉为“建安风骨”而大加推崇。

正始时期以阮、嵇为代表的文风，受老庄、玄学的影响，仍有“清”誉。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评曰：“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

”然而西晋时期，繁缛文风又有抬头，陆云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在他的文论中表示了对此的不满与批评，这无疑是积极的。

①同一时期的陆机和稍后的刘勰与钟嵘在他们的文论中，都程度不同地继承了陆云的“清省”说并将其发扬光大。

陆机的创作虽有其弟所谓“绮语颇多”的弊病，但在文论的探讨中，《文赋》的基本倾向却是要求言简意丰，与陆云的“清省”说相一致。

在言辞与情意的关系问题上，陆机认为根本之举应以意为干，以辞为叶，这样才能驾简驭繁、文风清省，即“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反之，必然是舍本逐末，导致有意堆砌的弊病。

陆机以情为主的提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同时也与他“诗缘情绮靡”的说法是一致的。

文学既以抒情为宗旨，自然情感的真挚动人是最重要的。

齐梁时的刘勰和钟嵘，使陆云的这一审美理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把“风清而不杂”作为文风的总标准提出，实际上就是“清省”的意思。

他的《文心雕龙·情采》是关于文学作品形式与内容的系统论述，可以看作是陆云“先情后辞”原则的全面展开。

刘勰的基本观点是文质并重、情采统一，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情对采的主导作用。

刘勰并不否定辞采的作用，而且非常重视文采，他认为文学作品作为审美创造的产物，本身就应该具有美的形式，只是美不应该脱离内容而已，即“文附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文辞的美要适度，才能更好地表达内容。

刘勰认为，凡“为情而造文”者，必情感真挚动人，语言则长短适度，有“要约而写真”的美；而“为文而造情”者，必削足适履，文章自然“淫丽而烦滥”了。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陆云文论对刘勰的启发，但刘勰在情与采问题上的论述，显然要深入和透辟得多。

在具体的作家评论中，刘勰贯穿了这一清新自然、简约省净的标准。

如“张衡怨篇，清典可味”，“唯张载剑阁，其才清采”，“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等等，不一而足。

除了评论诗文，在文体论中，刘勰也多次贯之以“清”。

比如：“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明诗》)，“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章表》)，“夫颂惟典懿，辞必清铄”(《颂赞》)等。

可见，刘勰已全方位地把“清”这一范畴用于评论诗文和文体了。

钟嵘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然英旨”的审美理想。

所谓“自然英旨”，就是倡举一种自然清新、不加雕饰的美。

钟嵘之所以更加鲜明地倡举这种美，主要是由于钟嵘个人更多的受到道家和玄学思想的影响，不像刘勰那样折中和理性。

他对诗歌本质的看法，决定了他对“清”美的大力倡导。

钟嵘在《诗品序》中谈到诗歌的产生和特点时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可以看出，钟嵘认为诗歌的本质是“吟咏性情”的，这是他整个理论的出发点。

与此前文论家谈到的“情”的不同之处在于，钟嵘更强调“性情”的个体性，也就是说他的“性情”是与艺术创作直接相关的更纯粹的个人情感，那么，情感抒发是否真挚动人就是钟嵘衡量作品优劣的根本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