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洋务运动的军事改革看李鸿章近代化思想邱丹丹1，2（1.吉林建筑工程学院，吉林长春130024;2.东北师范大学，吉林长春130024）摘要：李鸿章是个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的挂帅人物。
由于他的一生与洋务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如何看待他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及其洋务思想成为史学研究者们评价李鸿章的一个关键所在。
军事改革是李鸿章一生所主持的洋务运动的开始，在这个过程中，渗透和体现着主持者的思想、态度，反映着人物的真实面貌。
关键词：洋务运动；军事改革；近代化中图分类号：K2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111（2010）11-0217-021“自强”是李鸿章军事改革的动力李鸿章的洋务运动首先从军事改革入手，这绝非偶然。
19世纪后半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促使了战争的武器和手段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热兵器取代了冷兵器，手持刀矛弓箭的清朝卫士在西方的枪炮面前束手无策。
官僚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最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可惜的是没有得到清政府应有的重视。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由曾国藩等发轫，清政府决计在“自强”的口号下学习西方先进的武器和技术。
李鸿章出自曾国藩门下，直接接受了曾国藩的思想影响，这成为其军事改革的思想来源。
1862年3月，李鸿章奉命带领淮军附轮东下到上海抵抗太平军。
在上海与洋人的频繁接触中，他亲眼目睹了西洋船炮火器之精利，深感中国军队武器装备之落后，断言这正是中国军队和国家衰弱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只有移植西方的武器装备和机器生产，才能“自强”。
虽然此时李鸿章所提出的“自强”首先是针对太平天国的，从人民的角度来看是反人民的，并在日后的事实中，的确成为人民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给国内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但是，换角度而言，李鸿章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他的所作所为必然为了维护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幸的是，他所代表的这一阶级，恰恰是当时与人民作为对立面的统治阶级。
人民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前仆后继，不断与统治阶级抗着；统治阶级也在为着维护自身的利益不断地对人民运动镇压着。
需要指出的是，李鸿章的“自强”并不是完全指镇压国内革命运动而言，还包括第二层含义，即抵御外侮。
“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李鸿章的这一“御侮”观念并不出乎意外，在他看来，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甲胄，是为了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不论是“内寇”还是“外侮”，只要威胁了清朝统治，都要进行抵抗，而不同的只是时间的早晚、顺序的先后而已。
但恰恰是这一顺序判断的失误，导致了李鸿章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的一系列错误，使之成为“主和派”中的一员，以致在日后中法、中日战争中做出失误的决策。
但是，从当时整个统治阶层来看，刚刚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的清朝官员面对西方的强大，惊恐不已，再加上刚刚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浩劫，“保和局”已成为朝廷中的“大势所趋”，所以不论是为了“明哲保身”，还是自身的“真心所在”，李鸿章所做的“先平内寇，后御外侮”这一决定都是必然的结果。
今人在讨论军事工业的实际效果时，往往用李鸿章自己的话———“制中土则有余，御外侮则不如”、“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可信”，以此来证明对外毫无意义。
试想一下，若不办军事工业，能够想象左宗棠进军新疆、冯子材镇南关大捷、甲午中日大海战等历史场面吗？即使目前虽不足以“御侮”，但为几百年后“开拓始基”所起到的重要意义，不容抹杀。
这正是中国国防近代化的开端。
正如李鸿章自己所说，“沉彼之有枪炮轮船也，亦不过创造于百数十年间，而浸被于中国已如是之速。
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2李鸿章是中国海防事业近代化的建设者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就已强烈意识到：“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并开始购买和仿制西方船炮；曾国藩在创建湘军时也很重视水师的编练，并于60年代初建议创设近代海军，未果；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堂再次将创立近代海军的问题提上日程，也未能得到实现。
最终将这一梦想变为现实的人是李鸿章。
1871年6月，在其所上《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根据内外形势对海防发表了较为系统的意见，但还不够成熟和全面，仅是一些救时之策。
1874年议海防中，李鸿章又上《筹议海防折》，这时从理论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海防思想，其中以建立近代海军意义重大。
70年代中后期，在洋务派特别是李鸿章的推动下，清政府着手整顿海防。
建立海军的最初目的，正如李鸿章所说：“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
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海防一事，仅备日本，非为西洋而设”，可见，虽然不排除平定“内寇”的需要，但主要目的是为了防御一衣带水的日本。
在70年代中后期的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在海军的筹建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成功地建立起北洋、南洋、福建三支具有近代意义的海军，尤其是北洋海军的建立，构筑起北洋海防体系，使中国海军吨位位居亚洲第一，名列世界前四位，不论是在规模、装备上还是在组织管理上都已十分接近于西方先进水平，使中国国防向近代化迈出了一大步。
3引进“制器之器”和“制器之人”是李鸿章军事改革的一大特色在洋务运动的军事改革中，提出引进“制器之器”和“制器之人”是李鸿章的一大突出贡献，把“自强”活动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
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
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变可集”。
“制器之人”，即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新式人才，“觅制器之人”是日后洋务运动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鸿章引进的“制器之器”对于整个中国历史向近代化迈进文学界·历史回廊217··文学界（上接第212页）界之中，借此来发泄自己的感情与情绪。
正所谓“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
”真实自然的感情在于内心，真正的悲伤是无声无息却十分哀痛的，因此他是“真悲”，是无法诉说和形于色的痛苦，感情炽热却又深沉隐晦。
与其他诸子相比，《庄子》中主体的情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诸子在论说时，情感的自然流露与倾注，赋予了东周诸子散文一种真挚感人的韵味，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3个性精妙的语言和修辞东周诸子在艺术表现上，对散文的语言精雕细琢，骈散结合，句式多变，还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语言概括形象，富有感染力。
诸子散文的文采，有绚烂华美的，也有质朴自然的，各有千秋。
儒家作品的角度多以现实社会人生为主，文章的风格也多表现得简约朴实，同时也运用了一定的修辞手法。
而相比之下，文采和修饰在道家散文中得到更深的运用。
东周诸子散文中，《荀子》则体现出明显的文采。
荀子非常注重语言之美，他认为文章的语言应该壮美而有光芒。
它与《韩非子》都对后世散文的骈俪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东周诸子散文语言的这种文采化与他们善用修辞是密不可分的，其中最常见、运用最为娴熟的为比喻，这是诸子散文论说观点与事理的主要手段之一。
大体看来，诸子散文中的比喻格式是十分丰富的，有明喻、隐喻、借喻、博喻等，还有对喻、暗喻、反喻等少见的比喻格式。
诸子散文中的比喻，有的取材于现实已有的事物或题材，有的则来源诸子丰富的想象。
且比喻还会与其他修辞手法，如排比、夸张、对比、设问、反诘等相互融合，共同造就了东周诸子散文文约词丰、形象生动的语言之美。
总之，东周诸子散文有最初的简单朴素逐步发展到后来的成熟完备，它们在想象、情感、语言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某些共同的审美特征，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由于诸子们的个性及所处的环境不同，其散文又形成了各自迥异的风格特征，也有着鲜明的个性特色。
大体上，《论语》含蓄雅正，《老子》这里深邃，《孟子》气势恢宏，《庄子》恣肆奇幻，《墨子》质朴明快，《荀子》比喻繁复，《韩非子》严峻峭拔，各领风骚。
独特的艺术风格是文学的重要特质，也对后代散文产生了重要影响。
韩笑雨（1984-）女，陕西咸阳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魏晋具有重要意义，为中国跨过用手工制造机器的阶段、加速实现从手工制造到机器生产的转化开辟了道路。
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仍处于手工制造为主的手工工场阶段，机器制造凤毛麟角。
鉴于“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1865年李鸿章精心筹划建立起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军事工业———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制造总局，1870年在天津接收“天津机器局”，这些军事工业的建立，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这不能不说是李鸿章的一大功绩。
而沪、宁二局开创后的5、6年时间里，的确起到了制造精利武器，装备清朝军队的作用，增强了清朝的军事实力。
4“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是李鸿章军事改革的重要原则李鸿章在军事改革中的另一高光点表现在他对业已建立的军事工业的管理上。
在一些军事工业建立之初，对西方资本主义具有严重的依赖性。
中国作为一个落后国家，白手起家创办近代工业，必然要从先进国家引进技术和人才、购买设备和部分原材料，其中特别是对国外技术人员的依赖已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渐呈尾大不掉之势。
对此，李鸿章在军事工业创办不久，就把“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作为一项原则，果断地对所聘用的外国技术人员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失。
如他接管天津机器局后，发现原三品通商大臣崇厚“专任领事官英人密妥士，将成尾大不掉之势”，就“精练华工，酌裁洋匠，并将主持局务之洋员密妥士撤退”。
虽然天津机器局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但是却成功地处理了中国的军事工业由外国人管理和把持所引起的难题，避免了后患。
因此，在对于军事工业的管理上，李鸿章表现了相当的自主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中国近代工业向独立自主方向发展。
但是，由于中国当时所处的政治形势、落后的经济状况、统治者的腐朽、地方官员的腐败，使中国近代工业不可能走上独立、健康的发展道路。
军事工业作为中国近代化开始的先锋，并不是完美的、绝对的近代化的表现。
李鸿章深知官府垄断“铜钱”和“火器”制造是历代封建王朝统治人民、巩固政权的法宝，为清政府安全计必须沿袭旧制，严禁私人染指，“铜钱、火器之类，仍照向例设禁，其善造枪炮在官人役，当随时设法羁縻耳”。
因此，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制造总局虽是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近代军事工业，但却采取了一套封建的管理体制，机构庞杂，冗员充斥，效率低下，生产成本高昂，时间益久，此类弊端日趋严重等等。
但是，所有的这些弊病与李鸿章希冀通过军事工业“求强”的美好愿望是不矛盾的，而李鸿章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倡导者，在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道路上，还是留下了深长的痕迹。
参考文献〔1〕《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4，《复徐蘅侍郎》，李鸿章著〔2〕《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2，《复李雨亭制军》，李鸿章著〔3〕《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筹议海防折》，李鸿章著〔4〕《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鸿章著资金项目：本文属吉林建筑工程学院青年科技发展基金项目论文，编号：J20091097”邱丹丹，吉林建筑工程学院讲师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文学界·历史回廊!!!!!!!!!!!!!!!!!!!!!!!!!!!!!!!!!!!!!!!!!!!!!!!!!!!!!!!!!!!!!!!!!!!!!!!!!!!!!!!!!!!!!!!!!!!!!!!!!!!!!!!!!!!!!!!!!!!!!!!!!!!! 218··文学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