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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到“革命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命话语传统“革命”到“革命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革命话语传统石佳摘要：革命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制等方面的全方位的变革运动。
对于20世纪的中国社会与文艺领域而言，“革命”所起到的深刻影响和革新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一个世纪以来，“革命”一词在这百年中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与文学的底色,也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话语传统。
本文试图从“革命”一词出发，探究“革命”作为一种话语形式自身的演变，以及在这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对“革命”一词的，进而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学的样貌与发展方向。
关键词：革命；革命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传统对于21世纪的中国乃至整个世界而言，“革命”一词似乎已经不再那样频繁地出现在学界的讨论话语之中了；但对于刚刚过去不久的20世纪而言，“革命”一词却如一场暴风骤雨席卷了整个世纪的人类命运与历史进程。
革命，给20世纪带来的是断裂、摧毁和覆灭，、蒙和新。
作为一种具有全方位革性质的社运动+现的“革命”于方世界，方全传，了东西方世界的性质、之间的关联+地人类现的传统了现代性的话语。
一、“革命”概念的来源与流变革命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制等方的全方位的革运，到，革命的方方的话语掌控权力。
+“革命话语”对于革命的实现而言至的.话语方于，与的J.革命的话语自然是革命意识与的集中体现，地革命运动的论与。
随着革命步伐的不i 进，在革命激情与理想的下，求建立全新的话语体系和理论范式，并且逐步推动革命话语占领主流话语中心地位。
而类似者种在革命中以推翻与变革为目标的、在社会各个方面求重建的全新的话语体系和论，某种的“革命话语”，那后者“革命话语”为武器的主流话语运看一种“话语革命”。
从词源学角度来看，在最初阶段，西方语境下的"革命"(Revolution)天文用语，用来描述天体的循环运动，后来引申为一种周而复始的运动状态。
直至17到18世纪时期，欧洲频繁地出现了起、暴动和更迭现象，“革命”一词的含周而复始的循环性运演化成了断裂性和前进性的政治变革。
国家开放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专题》形考任务2参考答案题目已按字母A～Z排序一、单项选择题1. 1912年出版的《玉梨魂》曾风靡一时，是鸳鸯蝴蝶派最为畅销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其作者是（徐枕亚）。
2. 1921年7月，西谛在《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4期发表《文学与革命》，这是革命文学主张的最初萌芽。
西谛即（郑振铎）。
3. 1926—1929年，在《小说月报》上连续发表了三个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的作者，是当时尚在英国的（老舍）。
4. 1930年，丁玲以瞿秋白和王剑虹（丁玲的好友）的爱情故事为题材创作了中篇小说（《韦护》）。
5. 1944年到抗战胜利期间，老舍创作了一生中规模最宏大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由《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曲组成，近一百万字。
这部小说是（《四世同堂》）。
6. 艾芜的第一部小说集与散文集《漂泊杂记》一起，开拓了现代文学的题材范围。
艾芜的第一部小说集是（《南行记》）。
7. 巴金的第一部小说是1929年问世的（《灭亡》）。
8. 被卞之琳誉为“抗战以来所出版的最好的一部长篇小说”是沙汀的（《淘金记》）。
9. 被称为“鬼才”的新感觉派后起之秀是（穆时英）。
10. 冰心的第一篇小说就是谈女子教育问题的（《两个家庭》）。
11. 冰心于1919年8月在《晨报》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两个家庭》）。
12. 《财主底儿女们》是作为七月派作家贡献给新文学的重大收获。
其作者是（路翎）。
13. 奠定凌叔华文坛地位的成名作是1925年1月10日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的（《酒后》）。
14. 丁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韦护》）。
15. 短篇小说《法律外的航线》表现作者在一艘外国商船上的见闻，船上趾高气扬的洋人和贫困国人的鲜明对比，对偷搭轮船的穷人的残酷惩处，以及峡岸。
现代文学诞生期文学革命的两歧性概述一、文学与革命将文学革命一词拆开重新确立关系，主要因为二者在当时包含的历史内容远比今天想象的复杂。
文学革命究竟是文学的革命，还是文学需要革命，或是本属于两个历史内容，一直与现代文学诞生过程中革命话语的意义网络密切相关。
显然，在历经晚清梁启超三界革命的洗礼下，文学意义上的革命，已在分属于政治与文学的路向上，呈现出一种必然的趋势。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在承继和对比历史经验的前提下，比前辈具有更为具体明确的主张。
文学革命时代，文学与革命之间的位置，当然还取决于对待革命的态度。
以胡适为例，在完成于日后的《逼上梁山》一文中，胡适曾自言1916年与梅觐庄等好友争辩的结果是这年2月到3月间，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
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
事实上，对于革命，胡适一直将其作为进化途径的另一侧面并抵触其激烈、紧张的倾向。
在写于1916年1月31日一篇致h.s.维廉斯教授的信中，胡适曾以英文的形式表达自己对革命的议论，吾并非指责革命，因为，吾相信，这也是人类进化之一必经阶段。
可是，吾不赞成早熟之革命，因为，它通常是徒劳的，因而是一事无成的。
二、革命与审美在文学革命中，对文学的关注还包含着自身的两歧性，这使文学在具体认识和实践上一度徘徊于革命与审美之间。
对于晚清以来的文学，梁启超三界革命所代表的政治现代性，和王国维通过介绍西方哲学、美学而返回文学自身的审美现代性，一直构成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理论资源。
但较之前辈而言，文学革命时代对所谓革命与审美的界限区别得并不十分明显，它们常常包容在一个理论家或是一个作家的主张与创作之中。
为文学革命张目的陈独秀，在这一时期对文学的思考同样包含着两条迥然不同的道路。
国家开放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专题》形考任务4参考答案（题目已按字母A～Z排序）一、单项选择题1. “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埋葬。
”出自（《三代》）。
2. 1912年出版的《玉梨魂》曾风靡一时，是鸳鸯蝴蝶派最为畅销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其作者是（徐枕亚）。
3. 1919年初，北京大学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创立了（新潮社）。
4. 1921年，《小说月报》从鸳鸯蝴蝶派的重镇变成新文学的重要刊物，其主编是（沈雁冰）。
5. 1921年7月，西谛在《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4期发表《文学与革命》，这是革命文学主张的最初萌芽。
西谛即（郑振铎）。
6. 1923年，丁西林因独幕剧《一只马蜂》而一举成名，而他早期话剧的代表作则是创作于1925年的（《压迫》）。
7. 1926—1929年，在《小说月报》上连续发表了三个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的作者，是当时尚在英国的（老舍）。
8. 1933年从法国回车后，一边教书一边创作，同时以“刘西渭”为笔名在文学批评界有较大影响的戏剧家是（李健吾）。
9. 1934年、1935年分别创办《人间世》、《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的作家是（林语堂）。
10. 1936年出版其第一本诗集《大堰河》的诗人是（艾青）。
11. 1937年8月12日“西北战地服务团”组建，其团长是（丁玲）。
12. 1938年初夏，延安印刷工人在清凉山上举办诗歌朗诵晚会，柯仲平朗诵了一首歌颂边区民兵斗争的诗，毛泽东当即上前握住他的手，大为赞赏。
这首诗是（《边区自卫军》）。
13. 1944年到抗战胜利期间，老舍创作了一生中规模最宏大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由《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曲组成，近一百万字。
这部小说是（《四世同堂》）。
14. 30年代的抒情散文，在形式上精雕细琢、匠心独运，一种追求唯美的散文风格蔚然成风，其重要的代表作家是（何其芳）。
中篇：中国现代文学年表三十年代文学思潮与运动1928年1月郭沫若《英雄树》发表于《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
同月由蒋光慈、钱杏邨、洪灵菲、孟超等组成太阳社，创办《太阳月刊》，创刊号发表蒋光慈《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
同月创造社后期重要理论刊物《文化批判》创刊，发表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
2月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发表于《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
同月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发表于《文化批判》第2号。
3月《新月》月刊创刊，发表徐志摩执笔的《〈新月〉的态度》及梁实秋《文学的纪律》同月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发表于《太阳月刊》第3期。
同月鲁迅《“醉眼”中的朦胧》发表于《语丝》第4卷第1l期，回答创造社的攻击，从此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
6月梁实秋《文学与革命》发表于《新月》第l卷第4期。
同月鲁迅译《苏俄的文艺政策》发表于《奔流》（鲁迅、郁达夫主编）创刊号。
7月彭康《什么是"健康”与“尊严”》发表于《创造月刊》第1卷第12期。
8月杜荃（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发表于《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
10月茅盾《从牯岭到东京》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9卷第10号。
12月《文艺理论小丛书》开始出版，包括苏联弗里契及日本左翼作家论著共6册，由鲁迅、陈望道等翻译。
1929年5月茅盾《读〈倪焕之>〉发表于《文学周报》第8卷第20号。
同月《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开始陆续出版，包括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论著，共8种。
由冯雪峰、柔石等翻译。
12月粱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分别发表于《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
1930年1月鲁迅与冯雪峰等合编的《萌芽》月刊创刊。
2月成文英（冯雪峰）译《论新兴文学》（即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节译）发表于《拓荒者》第1卷第2期。
同月沈端先（夏衍）、鲁迅、柔石、华汉（阳翰笙）、画室（冯雪峰）等12人召开左联筹备会。
3月鲁迅《“硬译”与“与”文学的阶级性”》发表于《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
第二章左翼文学思潮第二章左翼文学思潮左翼文学的提出一、早期共产党的提倡1922年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先驱》上开辟了“革命文艺”专栏，1923年《新青年》季刊在《新宣言》中也强调“收集革命的文学作品”，此后邓中夏、恽代英、沈泽民、萧楚女等共产党人都有提倡革命文艺的文章。
恽代英在《文学与革命》中明确提出了“革命文学”的概念，认为“要先有革命的感情，才会有革命文学”。
沈泽民在《文学与革命的文学》中强调“现代的革命的泉源是在无产阶级里面，不走到这个阶级里面去，决不能交通他们的情绪生活，决不能产生革命的文学”。
二、国民革命文学国民党在北伐前后也倡导过一阵革命文学，目的是动员民众进行国民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即普罗文学运动（proletariat “普罗列塔利亚”的音译）。
1922年2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其机关刊物《先驱》上开辟了“革命文艺”专栏，郭沫若1923年开始倡导“反抗资本主义”的“文学新运动”，1927年国民党也曾倡导过革命文学。
一、原因1、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左翼文学的活动与其说是一种文学思潮，不如说是一场以文学为手段的革命运动，它以组织化的文学活动推动文坛格局的变化。
——《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2、苏联、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左翼文学是三十年代的世界文学主潮，有“红色的30年代”之说。
二、倡导者后期创造社：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成仿吾、郭沫若，《文化批判》太阳社：蒋光慈、钱杏邨，《太阳》三、主要观点1、强调文学的宣传煽动作用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
普遍地，而且不可逃避地是宣传；有时无意识地，然而常时故意地是宣传。
——李初梨2、强调文学的组织机能、武器论文学，有它的社会根据——阶级的背景。
文学，有它的组织机能，——一个阶级的武器。
——李初梨3、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党派性普罗文学不是普罗的消闲艺术，是一种斗争的艺术，是一种斗争的武器！它是有它的政治的使命！创作的内容必然是要适应政治的宣传的口号和鼓动的口号的！革命文学论争一、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1、全面批判五四文学和资产阶级文艺1928年1月15日，后期创造社在其创办的《文化批判》创刊号上，公开提出“将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的批判”，全面清算五四文坛，其中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以叶圣陶、鲁迅、郁达夫和郭沫若为五四代表作家，拉来了对“小资产阶级”的“全面批判”。
第３７卷 第６期２０１８年６月绵阳师范学院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Ｖｏｌ．３７ Ｎｏ．６Ｊｕｎ ２０１８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４－１４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鲁迅后期思想、文学创作与托洛茨基研究”（１４ＣＺＷ０４４）。
作者简介：杨姿（１９８２－），女，重庆涪陵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ＤＯＩ：１０．１６２７６／ｊ．ｃｎｋｉ．ｃｎ５１－１６７０／ｇ．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２从《文学与革命》到“革命文学”杨 姿（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４０１３３１） 摘 要：鲁迅早期关于文学与革命的关系认识主要来自于托洛茨基。
本文比较苏联同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者的观念，进而确认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思源与托洛茨基的一致性。
关键词：《文学与革命》；“革命文学”；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９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６１２Ｘ（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０８－０６ 现代中国的革命文学从兴起到全盛，与邻邦密不可分，无论是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还是日本革命者们的翻译著作，都指向马克思主义，这也反映出中国的无产阶级理论输入的复杂与缠绕。
鲁迅在这样的大文化背景中也同样借日俄之学而抵达革命彼岸，不过鲁迅对革命理论的关注和学习不是以政治为目的，他始终都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认识和把握个人对政治的担当，所以，革命文学进入他的视野首要问题是文学创作者身份的合法性和书写对象选择的标准如何解决，有了这两个本土性问题的释难，才有可能进一步深入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构。
李欧梵曾这样写道“鲁迅早期关于文学和革命的理论也是来自托洛茨基，而不是来自马克思和列宁，这是具有反讽意味的”［１］１４６。
在李欧梵的预设里，包含两个天然命题，其一，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思想有别于马列主义，是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二，鲁迅受到托洛茨基的感召，却做了中国的马克思信徒。
所谓“反讽”，里面隐含着错位的意思，即在“排托”的世界里却长出了“托”的精神，李欧梵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他敏感到鲁迅和托洛茨基的相近相似性，但却落入马克思接班人为谁的陷阱中，以至于从同一性出发而止于人为的割裂。
因而，对李欧梵这一逻辑的讨论，就关涉到对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整理，通过梳辨，如果能够发现和证实托洛茨基从未背叛过马克思阵营，那么，鲁迅对其接受和继承就顺理成章，进而能够为马克思主义的异域实践找到新的路径。
因此，从托洛茨基到日译者茂森唯士等人为考察的线索，将为鲁迅关于革命文学的思考找到马克思主义的榫接点。
李欧梵在二十世纪末叶做出上述结论，代表着学界的主要认识，笔者在新世纪做这样一番论证，希望可以推进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接受源的认知，也借机对那种普世观念上的“反讽”意味做一番澄清。
１９２５年，任国桢请鲁迅为自己编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校正并撰写前记，在此书中，出现了苏联当时各个派别的文艺观念，活跃的人物包括《列夫》的阿谢耶夫、特烈季亚柯夫，《纳巴斯图》的瓦进、烈烈威支，以及《赤色新地》和托洛茨基观点接近的瓦浪斯基，甚至还有“无产阶级之父”蒲力汗诺夫，但鲁迅从各派言说中优先选择了托洛茨基，从他后来购书赠书、著文引述的情况来看，他受到托洛茨基的影响巨大，与《文学与革命》的遇合，亦是必然。
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的写作早于苏联同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鲁迅的藏书中还有相距此书出版不久的卢那察尔斯基的《新艺术论》（茂森唯士译，至上社１９２５年１２月）、《实证美学的基础》（马场哲哉译，人文会出版部１９２６年４月）等相关著述，但鲁迅在最初接受无产阶级理论的那个·８·阶段都不曾反复提及这些内容，对鲁迅思想转变，走向革命文学，并致力于革命文学建设发挥重大作用的仍是《文学与革命》。
《文学与革命》写于苏联新政权刚刚稳定，文化建设在即，“新的制度期望有自己的文艺，而创造着新事的新人们，则要求自己或别人能把那新的激情与新的想象在新的文学与艺术中表达出来。
这种期望和要求就必然要引起一种既深且广的革故树新的文化大运动”，托洛茨基不是从理性的准则或先在的规范出发去评判俄国当代与过去的许多作家，即使提出党的文艺政策也是在毫无粗暴、审慎细致的广泛阅读之后。
王凡西认为“它和后来共党世界中习见的那种党官们八股式的‘指示’根本不同……他那分析的精深微妙，见解的公允远大，尤其对文学与革命二者之间关系的剖析与展望，竟是如此透澈，如此坦率，它道人之所不敢道，言人之所不能言”［２］２３８。
托洛茨基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时候，和他的文艺批评一样，来自于心灵的碰撞，他曾说自己感到“最亲切的一本书”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集，他称通信集是“对我的观点的最重要、最可靠的检验，也是对我的整个世界观的最重要、最可靠的检验……对我来说，不是理论发现，而是心理启示”。
在第一次流放之路上，托洛茨基依靠自己的生命体验重新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并且意识到自己“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对立”［３］１６８。
这种不可调和与其说是托洛茨基与马克思主义继承者的观念差异，不如说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发展迈出了更远的距离。
有必要对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观做一番简要解析。
托洛茨基出生于亚诺夫卡，并在此度过了童年时代，那是一个任何革命的余波都难以抵达的乡下，托洛茨基未曾感受到政治的入侵，但目睹贵族衰败和资本积累的各种类型，感受到农民阶级的全部灵魂。
求学于敖德萨，新知和新生活带来的变化使他越来越体会到两种文化在个人内心的张力，同园丁什维戈夫斯基交往，加入公社生活，最后从茶叙组织“南俄工人协会”走向革命。
促使他深入思考革命动力、归宿以及策略和步骤的是一种强烈的反对派情绪，孕育于整个社会氛围。
１８９５年恩格斯逝世，托洛茨基还抗拒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由于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他认为直到１９００年才完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法，“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以教条的形式一下子被我接受的，辩证法也不是以抽象的定义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反对死板的经验主义，也拒绝舍本逐末的对事实的亦步亦趋。
比如他分析人类生活中所谓的“永恒”问题———爱情、死亡、友谊、乐观主义、悲观主义等，指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人的爱、憎、希望各不相同，永恒不过是个人在社会中情感和思想的关系反映［３］８１、８９。
与之相对，“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初几乎所有的俄国知识分子（也有一些例外）内心都秉持着这样一种信念：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存在着某种在原则上能够解决这所有问题的理论体系；甚至认为，发现这种体系是一切道德、社会生活和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种态度不仅仅是俄国左翼的知识分子才有，持不同政见的各派俄国开明人士都有，不论是在宗教界还是在世俗阶层，也不论是在文化界还是科技界都很流行。
几乎所有试图对各种宏观问题进行全面解释的哲学体系，总会得到那些热切的、急于呼应的、理想主义的、一丝不苟的、有时过于追求逻辑严谨性的思想者们的热情欢迎”［４］１２５。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托洛茨基却说“与对俄国政治体制的悄然敌视并行的是不知不觉地把外国———西欧和美国———加以理想化。
根据零星的材料发挥想象，形成一种关于高度发达、完全平等、恩泽众生的文化的概念。
稍后，理想的民主概念又与它联系在一起”。
他指出这种“理想化”的实质，无异于化解了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的绝对背离，并说“对我们俄国人而言，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母亲、导师、活榜样，我们远隔千里地把它理想化了”［３］７２、１７０。
意识到这种“理想化”并敢于打破，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精神旨向是一致的，用别尔嘉耶夫的话说是对“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的捍卫，“以俄罗斯精神的独特性来反对筑基于机械性的西方物质文化”［５］１９９，托洛茨基在放弃言必称马列主义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接近了马克思主义。
由此再来反观１９４０至１９１７年托洛茨基置身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两个派别之外的这段历史，不仅仅是少数派与多数派的立场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代表了苏俄文化中的一种存在样态。
正是这种文化结构孕育了托洛茨基的内在心灵，使他在面对十月革命之后的文学发展时，既看到·９·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了“在响起武器的声音时，缪斯沉默了”，也坚信“与列夫同时，苏联文学开始新生”。
即无产阶级文学在大革命时期的发生，一方面表现出文学无力的本质，无力包含着文学质素的弱化以及作家的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对新旧杂糅的文学生态要有不同的标准评判，从纵向上看，文学从战争到和平时期各有特点，而横向上看，则有以革命为素材的艺术和革命艺术的区分。
这些见解，在鲁迅的写作中可以找到一一对应。
首先，鲁迅建立了文学与革命的关系的认识，他说“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
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厉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所以，我想：革命，倒是与文章有关系的”［６］４３７。
由此，鲁迅说“革命人”比“革命文学”更有先驱色彩，而“革命人”正与托洛茨基提出的“由革命所造就的”“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新的一代”［７］２１４的内涵相重合，正如他肯定“托洛斯基曾经说明过什么是革命艺术。
是：即使主题不谈革命，而有从革命所发生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识一贯着者是”［８］３０６。
其次，鲁迅意识到革命前后的文学差异，他认为革命前的文学大体在控诉不平，革命后的文学更多围绕着对旧社会崩毁的吊挽或讴歌，而最为重要的就是文学作为“余裕”的产物，因此，置身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属望和认定，提出不应该以作家和选材的阶级属性来划分的观点，更是具有现实性和超越性的发现。
这些来自托洛茨基影响的看法，在鲁迅的精神结构中潜在地规约着他既有的文学主张。
比较典型的有对托尔斯泰的理解变化，作为俄苏文化中的灵魂人物，托尔斯泰很早就引起了鲁迅的关注。
写作《破恶声论》时，他一方面把托尔斯泰和奥古斯丁、卢梭并举，称“伟哉其自忏之书，心声之洋溢者也”，另一方面也反对托尔斯泰所说的以“令出征而士不集，令捕治而吏不集”为“不奉命”而“天下治”的政治构想。
鲁迅说“故其所言，为理想诚善，而见诸事实，乃佛戾初志远矣”，理由在于他认为人性有不同，而托尔斯泰并不曾发现这重差异，“第此犹曰仅揆之利害之言也，察人类之不齐，亦当悟斯言之非至。
夫人历进化之道涂，其度则大有差或留蛆虫性，或猿狙性，纵越万祀，不能大同。
即同矣，见一异者，而全群之治立败，民性柔和，既如乳羔，则一狼入其牧场，能杀之使无遗孑，及是时而求保障，悔迟莫矣。
”鲁迅对托尔斯泰的这个态度，在现代中国非常具有代表性，现代知识分子在托尔斯泰身上看到许多同质因素，即使是批判，也是企图通过改造而转化吸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