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现代家族小说的流变

试论现代家族小说的流变文学院0801 陈天华“家”与“国”之间存在着或明或暗的隐喻关系。

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 20世纪家族母题在当代小说创作中出现了三次大的转型,虽然它们在叙事视角、叙事时空、叙事结构上都存在着不少相似之处,因此,同一个家族母题在当代小说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讲法,即革命话语中家族复仇的形结构,父子之间的精神相继,爱憎分明的叙事情感;启蒙话语中家国之间异形同构的结构形式,以思想启蒙立场对乡村宗法社会历史与人性悲剧的理性审视,对人间苦难的悲悯情怀;民间话语中多条线索经纬交织的网状式结构设置,对村落家族文化的重新定位以及叙事中流露的挽歌情调，显示出当代家族母题小说创作叙事策略的演化轨迹。

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叙述家族史的小说可谓源远流长。

第一部文人小说《金瓶梅》叙述了西门庆家由盛而衰的故事,包含了以后家族史叙事的大部分元素。

在宗法制度占据统治地位的中国,家族命运始终是文学关注的对象,而其盛衰的无法把握又同扑朔迷离的人生之谜联系在一起。

受《金瓶梅》影响很大的《红楼梦》则以贾家为核心,叙述了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衰落过程。

宣扬“宿命”和“因果报应”是作者传达出的主要信息。

是鲁迅用小说的形式,将这一主题进行了改造。

《狂人日记》本义是“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

这一宗旨与《金瓶梅》、《红楼梦》有很大区别,为以后的家族小说提供了新的主题。

巴金从小生活在一个封建大家庭中,对“家族制度”的罪恶有切身体会,他的《家》就是献给自己的大哥的。

巴金认为,正是封建家庭害死了大哥。

“五四”时期,对家族制度的批判十分严厉,陈独秀、李大钊都发表过言辞激烈的议论。

鲁迅写作《狂人日记》也是出自这个目的。

《家》的主题,明显受“五四”思想的影响。

当时的一些激进刊物如《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在《家》中都被提及,是觉民、觉慧思想的主要资源。

在《家》中,“五四”时期的活跃人物,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还被传闻要做觉民等的国文教员。

觉民、觉慧等还办了《黎明周报》,“登载新文化运动的消息,介绍新的思想,攻击不合理的旧的一切。

”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据来说明“五四”思想对《家》的主题有深刻影响。

在《家》中,瑞珏、梅表姐、鸣凤三位女性的死就是对家族制度“吃人”的思想的图解。

实际上,所谓“五四”思潮对巴金来说,相当程度上就是中国化的安那其主义。

巴金的《家》不仅是写一个家族的历史,而是要写出一般的封建大家庭的历史,写出这种家庭怎样必然地走上崩溃,走到它自己亲手掘成的墓穴。

从根本上说,巴金要写的是封建主义的失败。

在这一点上,“五四”和安那其主义是不谋而合的。

《狂人日记》是揭露封建家族制度罪恶的,但是,鲁迅却不能消除罪恶,因此“狂人”只好“痊愈”,去某地候补做官了。

《家》大胆预测了封建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深化了家族小说的主题。

在深化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说,《家》对《狂人日记》提出的问题也进行了简化,似乎所有的问题都应该由制度负责。

其实,即使罪魁高老太爷,出发点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他的所为全是为了“家”的延续和兴旺。

巴金后来描写家族生活的作品不再坚持这一主题,《憩园》就把目光聚焦于人物心理,放弃了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

二作为当代家族叙事性创作,《红旗谱》、《古船》、《白鹿原》无疑体现了当代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也是三个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中出现的家族叙事的代表性作品。

从叙事结构上看,《红旗谱》叙述的是一家地主两代人与两家农民三代人之间的冲突,《古船》反映的是民族资本家隋家与农民阶级赵家两大家族之间的仇恨,《白鹿原》展现的是白姓与鹿姓两个族间半个世纪的恩怨情仇,且家族的兴衰与革命的发展有机交织在一起,都是以革命阶级的成长与贵族阶级的衰落作为基本的结构模式。

革命叙事显然是讲述革命故事的,《红旗谱》的叙事者,既是一个北方的农民,同时也是一个会说书的农民。

小说一开头就确定了说书人的叙述基调,“那时,小虎子才十五岁,听得镇上人们为这座古钟议论纷纷,从家里走出来。

……“三十年以后,在一年的春天,从关东开进一一二次列车,直保定驶来。

……”主人公朱老忠在场,这个作为农民代言者叙述人就像是朱老忠,总是以他的视线、他的眼界、他的所见所闻、他心里的所思所想来叙事。

因此,叙述人应该是晚朱老忠一辈的农民。

但不管叙述人如何变,作为农民的阶级属性则是前后一致的,而且,这个叙述人叙述观点与朱老忠的价值立场表现出更多的相似之处。

显然,叙述者只有从阶级的视角,用阶级斗争分析的理论,才会达到这样的思想高度。

从整个情节内容设置来看,作品叙述的是一家地主两代人与两家农民三代人的故事,而有关地主家庭叙事篇幅占的比重少的可怜,相对突出的是农民革命英雄性格成长的历史,叙述者的设置从一定程度上与作家表现阶级斗争的主题是高度一致的。

三进入历史新时期,随着政治解放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启蒙话语逐渐发展为80年代文学的重要的话语资源。

作家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关注人的命运,人的尊严和价值,同时整个民族历史反思与改革的时代主潮也影响着作家对当代历史思考,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成为不少作家创作环绕的中心。

“80年代长篇小说的主题是丰富的,但基本上是‘启蒙叙事’的不同展开。

”在张炜的《古船》中,家族叙事与启蒙叙事有机地交织在一起。

同是写家族复仇,《红旗谱》写的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且重点突出农民阶级,家族复仇作为一种潜在的结构存在于革命历史叙事,而在《古船》中,这种母题原形发生了部分改变,小说将家族史与镇史的叙述交织在一起,形成家国之间异形同构的结构形式。

小说主要叙述的是民资本家与农民阶级之间的仇恨,关于隋家粉丝工业的起源、财富的积累作品没有过多的叙述,因此,看不出资本家对农民阶级的经济剥削的残酷性,农民阶级对资本家的仇恨带有处于社会地层的农民家族对社会上层资产阶级的羡慕、嫉妒、仇恨的人性因素。

小说叙事的重点也不再表现出对不同阶级的褒贬和偏爱,两个家族之间的兴衰与当代史的变迁有机地结合起来。

政治的变化、家族的兴衰与人的命运消长如此矛盾地交织在一起。

四90年代是多元文学话语共生的时代,而“民间”的发现则无疑给当代作家拓展了一个新的文学空间。

“民间”一词既指向一种较为原始、自在形态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又指向“一种当代知识分子的新的价值定位和价值取向,这种迹象在寻跟文学中已经初露端倪, 1989年以后的新写实小说里渐形成”。

世纪末文坛村落家族史写作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显示出民间话语的有意介入,同时这种话语方式也给家族母题叙事带来了新的活力,当然这里不排除作家对已有家族叙事传统的继承。

在《白鹿原》中,一向被新文学作家批判与视的村落家族文化、宗法式的乡村生活开始进入作家的艺术视野,传统宗法社会生活、祠堂文化、保守知识分子,走出家庭从事革命活动的旧家子弟,在民间叙事话语中都呈现为一种新的文学形态,这既给人们带来一种新的阅读体验,又冲击着已有的审美趣味。

《白鹿原》作者称自己要叙述一部民族的秘史,而秘史是与正史相对而言,但又与正史发生错综复杂的关系。

小说关于秘史的写作昭示出民间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即以秘史为主以正史为附。

“于是,叙述者采用了分身术来表现不同的历史和家族故事,一方面,叙述者通过白嘉轩、朱先生等人物的视点,承载着传统文化包括家族文化的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即承载着秘史的叙述,另一方面,叙述者通过家族叛逆者白灵、鹿兆鹏等人的视点,承载着时代历史和社会革命的叙述,这是一种显性的历史叙述,在两种叙事相交融的过程中,族与国家、族权与政权、宗法伦理和社会革命等关系结构设置得极富张力,叙述者也在一种紧张的关系中完成自身的分裂与整合。

”不过,叙述者的家族文化话语和价值体系不仅在小说民族的叙事过程中占主导,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对革命历史的叙述,这个叙述者往往透过他所信任的人物表示出对革命的价值评判。

内乱不过是公婆之争,而在白嘉轩看来,农民运动也好、国民革命也好,都是把白鹿原作为翻烤烧饼的鏊子。

叙述者借助中人物的评判隐约地表明对他们的些微之词。

从叙述者对不同人物的结局也可显示出叙述者的价值立场,对黑蛙,叙述者怀着一种同情,对白孝文,表示着一丝冷漠,对鹿子霖,则流露出一种不易察觉的嘲讽,深层的原因来自于黑蛙浪子回头,对传统儒家道德传统的归依,而白孝文、鹿子霖身上更多地表现为儒家伦理的负面传承,因此,小说的叙述者更像是一位坚守儒家传统价值立场的民间保守知识分子。

如果说80年代《古船》中的叙事者立足于思想启蒙的价值立场,那么90年代《白鹿原》中的叙述人则表现为文化反思的视角,叙述者超越于主流文化对宗法家族文化的偏见,以一种宽广的文化视野,对存在于传统乡村社会并且仍为多数人所服膺的家族文化进行理性的反思。

首次从正面肯定了家族文化在传统社会存在的合理性。

尽管从19世纪末开始,家族文化受到了激进知识分子的抨击,它存在的合法性受到青年一代的质疑,但对于仍处于前现代社会的中国人来说,家族伦理仍然是他们遵守的价值准则。

在从传统的家族位到现代的个体本位的社会转型期。

各派政治势力不管是国、共两党、或是土匪,都是把白鹿原作为他们争夺政治权力的舞台,借以展示他们各自的政治主张与阶级倾向,一旦政治失利,纷纷逃离,给白鹿村百姓带来的是动乱和灾难,他们在各派之间无所适从的生存困境,只有族长白嘉轩在各派政治势力争夺国家权力的乱世,帮助村民逃避抵制官府的苛捐杂税,遇到灾年,组织乡亲抵御旱灾与瘟疫,对家族中的不肖之子土匪黑蛙,族长对他后来的迷途知返表现出少有的宽恕,对各种党派之争不介入,坚守“耕读传家”、“学为好人”的人生信念,保持作为一个族长独立的人格和自尊。

白鹿村之所以被誉为“仁义白鹿村”,是与作为族长白嘉轩的道德人魅力密不可分的。

作为乡村宗法组织,它对家族成员履行了管理、处罚、团结、安全、教育与情感抚慰职能,为家族成员的生存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长期以来,当代作家对宗组织与家族文化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要么被忽略遮蔽,要么被否定歪曲,《白鹿原》对村落家族文化及其族长历史价值的重新定位与文化阐释,在一定意义上填补了当代家族叙事在这方面的空白。

五在现代家族小说中,接受了现代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人的意识觉醒之后,无法容忍家长专制与家庭黑暗,为了追求爱情自由与人格独立,纷纷离家出走,成为封建贵族家庭的“叛徒。

进入当代社会以后,家族小说创作的边缘化角色与主流意识形态对封建旧家庭阶级属性的定位,使得当代作家对离家出走的叛逆知识分子的形象塑造没有达到前代作家已有的高度。

对他们走出家庭投身革命的坚定性与改造自我的彻底性强调过多,相对忽视对其精神思想性格的矛盾性复杂性一面的揭示。

作家的独到之处在于真实地描写了他们形式上的离开家庭与情感上和旧家庭的纠葛。

叛逆者与旧家庭的联系乃至精神回归,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封建旧家庭的两面性,也对塑造人物精神思想性格的复杂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