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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与西方科学文化的传入两千年来，中国的学术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大规模接触共有两次，一是为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在中国扎根，并最终被改造成在中国传播最广泛的宗教之一。
二是在明清之交，中国历史上的中西文化交流进入了另一个高峰期。
明朝末期的万历、天启和崇祯年间，欧洲的一批耶稣教士联翩而至，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同时他们也带来了西方的文化技术，为长期停滞不前的中国科学文化的苏醒和发展注入了积极的因素。
利玛窦就是这些传教士中最著名的一个。
利玛窦是意大利马塞拉塔人，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出生在当地一个旺族家庭，从少年时代开始就进入本城的耶稣会学校学习，成为天主教的忠诚信奉者。
十六岁时，他被送到罗马学习法律，同时仍在耶稣会主办的学校里继续学习哲学和神学，他的兴趣广泛，又学习了诸如天文、数学、地理等多种知识。
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正处于迅速上升阶段，新航路的开辟、地理大发现、科学技术的发展，到处都是一派崭新的景象。
欧洲的各基督教团体也急欲使亚洲等地区成为新兴的“福音”之地，因此都积极地组织远东传教团到远东传教，利玛窦就是其中的一员。
他自愿加入传教团体，于万历间五年（公元1577年）受命前往印度传教；在葡萄牙候船期间，他进入耶稣会士训练东方教团的中心，高因利盘大学短暂学习。
至此，他已拥有了丰富的神学、哲学、历史、自然科学等知识。
利玛窦是当时外来传教士中科学知识最丰富的一个人，同时他也是耶稣会传教士中最早进入明朝首都北京，并对于当时中国社会上层集团、文化学术界人士和以后耶稣会传教事业最有影响的人物。
利玛窦为取得人们对传教士的信任，便以介绍科学知识作为传教手段。
但实际上，晚明外来的传教士是欧洲商业资本主义进行扩张的先遣部队，可是从客观上他们却又对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初获成功在利玛窦之前，耶稣会传教士为了进入中国几经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努力，但此时的中国极度自封，所以他们并未收获什么成果。
直到利玛窦来之后，才开始稍稍打开僵局。
利玛窦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和成就10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班15号劳淑宜摘要：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一大批传教队伍涌入中国，在中西方的航道上掀起了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对东方殖民地传教的热浪。
但说到能久留在中国，一直受到中国人民和耶稣会敬仰的早期耶稣会会士，利玛窦则首屈一指。
他不仅结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天主教教义，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知识，同时也将东方的文化传播到西方国家。
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程中，利玛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字：中西文化交流利玛窦传教贡献成就背景利玛窦，字西泰，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马拉切培，1571年加入耶稣会，1582年（万历十年）应范礼安之命，泛海到澳门学习汉语，为到中国内地传教作准备。
1583年与罗明坚同赴肇庆，开始了传教活动。
先后居住在肇庆、韶关和北京，在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1610年，利玛窦因病去世，年仅59岁，结束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传教生涯。
14—16世纪，欧洲社会和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在一些新起的民族国家里开始萌芽，使得当时文化变得昌盛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加上新航路的开辟为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为新兴的欧洲同古老的东方之间的文化特别是宗教上的交流提供了新机遇。
面对欧洲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天主教会抱残守缺，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保守势力。
人们越来越反对天主教会，因此导致了宗教改革的爆发。
面对宗教改革带来的冲击，罗马天主教会积极寻求发展、改造的道路。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产生了一个后来对中国天主教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修会—耶稣会。
为谋求发展，耶稣会积极向海外派出传教士，在初步制定中国传教策略后，利玛窦坚决执行并且将其发扬光大，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由此获得成功。
利玛窦以前的传教士曾经试图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种种努力都完全落空，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中国严禁传教士入境传教。
明朝传教士利玛窦青少年时代利玛窦（Matteo Ricci）字西泰，号清泰、西江、大西域山人、利山人、西泰子。
1552 年10 月6 日生于意大利的马切拉塔（Macerata）。
马切拉塔是意大利中部的一座名城，城中驻有教皇国马尔凯区的行政长官，设有高等法院，教皇国造币厂，以及创始于1290 年的大学，城内宗教事业非常发达。
利玛窦的父亲乔万尼·里奇是一名医生，曾任教皇国的市长和省长。
母亲乔万娜·安乔莱利（Giovanna Angiolelli）生有八子四女，利玛窦为长子。
少年时代的利玛窦，卷发碧眼，身体强健，性情活泼，聪明伶俐。
初拜本奇文尼神甫为师，九岁时进入耶稣会新开办的学校学习，读完高小、初中，成绩优良，名列前茅。
学生时代利玛窦就敬奉天主，有心修道，想入嘉布遣会或耶稣会，这是受他虔诚的母亲影响的结果。
而父亲则希望儿子步入宦途，当市长、省长。
十六岁那年，利玛窦读完中学，父亲送他去首都罗马进罗马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为将来谋取官职打下基础。
由于中学老师的介绍，利玛窦在罗马结识了一些耶稣会的神甫，不久即加入了耶稣会所立的圣母会。
在十九岁的时候，他写信给父亲，提出想要参加耶稣会，深入研究教义，并表示不愿结婚等。
父亲接信后，甚为恼怒，准备立即赴罗马去训责和劝阻他，可是据说还没有动身就病倒了，反复三次都是如此。
他父亲无可奈何，认为这是天主的旨意，只好打消了劝阻的念头，并复信同意他加入耶稣会。
1571 年8 月15 日利玛窦入了耶稣会。
1572 年进入耶稣会的罗马学院，学习五年。
罗马学院是依纳爵·罗耀拉于1551 年创建的，采取当时的大学制，一切都求尽善尽美，作为耶稣会一切学院的模范。
在学习期间，他非常用功，不仅对于神学，而且在拉丁文、哲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优异成绩。
在罗马学院，教利玛窦数学的是著名的数学教授克拉维斯（C.Clavius，1537—1612）神父。
952024.01总第753期视野利玛窦，西画东渐的开拓者15世纪后期，随着“地理大发现”和西方的对外扩张，欧洲传教士纷纷前往世界各地传教，以此打开并拓宽他们的传教之路。
他们利用欧洲高度发达的文明，翻译西方的科技著作，介绍世界地理和域外文明，包括欧洲的绘画艺术。
事实上，所有这一切，都是以服从于传教目的为主。
新航线的开辟，极大促进了基督教的传播，宣传基督教或天主教教义，就成为每一个传教士的任务。
如果说，当年意大利传教士在17世纪利用西方艺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并使原本服务于宗教目的的西洋画在江南地区引起强烈的视觉冲击，那么，中国绘画所产生的变革，就是西方影响和冲击下的必然结果。
这一切，应该归功于它的开拓者、对西方油画在中国的传播具有建功立业意义的传教士——利玛窦。
一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中国和日本，在16世纪上半叶开始有同属于天主教的远东教区，所以，两国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遭遇了欧洲传教士们带着西方绘画进入不同的国土。
1549年，日本青年弥次朗引导西班牙人、耶稣会传教士沙勿略（Franclso de Xavier，1506—1552）一行数人从鹿儿岛上岸，他们随身携带的圣母像算是西洋画传入日本的开始。
大概在三年之后的1552年，试图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沙勿略，在广东台山的上川岛患病去世，当时只有46岁。
日本美术史家鹤田武良（1937—2009）曾经指出：“中国人觉察到西洋画和中国画之间的差别，是在明代的万历年间。
”（摘自《艺苑》杂志1997年第3期）三十年之后（明代万历7年），中国也与西洋画相遇。
那一年，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Michaele Ruggieri,1543—1607）携带圣像图等礼物来到中国，随之开启了明代西洋画在华夏的传播。
万历二十八年12月21日，意大利传教刘 淳——关于西画造访与东方态度的思考（一）962024.01总第753期士利玛窦（Matteo Rlcci,1552—1610）第二次进京，向明神宗朱翊钧献上自鸣钟、西洋琴、珍珠嵌十字架、《万国图志》、一幅天主像和两幅圣母像等贡物。
利玛窦的传教“规矩”葡葡萄牙人手持保教权的“令箭”，驾驶着三角帆船，来到了远东。
在他们的船舰中，一般有3种人，商人、军人、传教士。
商人是开拓生意的，军人是征服殖民地并保护商人的，传教士则是归化异教徒的。
1578年，年仅26岁的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就是这样从里斯本出发的。
5年后，即1583年10月，利玛窦第一次来到广东。
最初在肇庆，两广总督郭应聘批准在西城建“仙花寺”，匾额是肇庆知府王泮题写的。
郭应聘是个清官，《明史》有传，在修身律己方面，与海瑞齐名。
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公关能力。
当时的肇庆是繁华之地，不仅有知府衙门，而且是两广总督衙门所在地。
利玛窦初到中国，身处异国他乡，语言不通，文化不同，是怎么迅速融入当地，并且为传教事业打开局面的？利玛窦在华前后27年，在华南（广东肇庆、韶州）居住了12年；在华东（南昌、南京）居住了6年；在华北居住了9年，最后终老北京。
利玛窦在华传教，有“三绝”，第一，他可以用汉语传教，写作汉文；第二，他学识渊博，利用自然科学传教，俘获了很多知识人的心；第三，他依靠士大夫传教，虽然最终也没有见到皇帝（万历皇帝根本就不上班），但是连徐光启这样的大学士级别高官，也接受他的洗礼。
这些功夫都是他在广东期间打下的基础。
先说汉语汉文。
利玛窦虽然在澳门也学习过汉语，但“初时言语文字未达”，他在肇庆及韶州，都请了家庭教师，帮助其学习语言和文字，以致能“颇知中国古先圣人之学”。
他广泛搜罗中文经典，并且下功夫研习。
在向国人传教之前，先接受了国学的洗礼！利玛窦利用科学传教。
他介绍了这个世界的模样，为的是打破国人的中国中心主义；可是，他所绘的世界地图，中国处于天下之中（今日中国的地图就是如此），叫做《舆地山海全图》，为的是满足国人的中国中心意识。
他展示了西方科技成就，自鸣钟、玻璃三棱镜、天球仪；欧洲印刷精美和封面烫金的书籍、数学计算法，教堂建筑的欧洲式风格，“天主圣母像”栩栩如生的人物和色彩。
浅析利玛窦的文化交流方式摘要：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开启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对话的新时代，它持续的时间虽然不长，却留下了许多重要的经验。
其中利玛窦是明末传教的耶稣会中最著名的人物,他在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和将西方文化传到中国即在“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两个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关于利玛窦传教的研究文章很多，本文就从利玛窦的文化交流方式着手，简要分析一下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
关键词：利玛窦；易服；儒学；士大夫利玛窦1552年10月16日生于意大利的中部教皇邦安柯那（Ancone）省的马塞拉塔（Macerata）城。
1561年入本城的耶稣会学校学习。
十六岁时奉父命到罗马学习法律。
1571年，在罗马加入耶稣会。
1577年，利玛窦参加了耶稣会派往印度传教的教团。
1578年3月24日，他从里斯本乘船驶向东方，同年9月13日抵达葡萄牙在东方殖民活动的重要据点——印度的果阿（Goa）。
1582年4月，他被派往中国传教，8月抵达澳门，学习华语。
从此，利玛窦开始了在中国传教、工作和生活，足迹先后遍及澳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
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在北京病逝，终年58岁。
他只活了58岁,而其中的后28年是在中国度过的,并且死在中国,埋在中国。
利玛窦是作为西方传教士的身份到中国传教的，他一到中国就立即学习汉语，汉语的精通程度已经达到了能阅读中国典籍的水平。
他在中国居留时间之久，对中国文化了解、认识之深，是他以前的西方人无法比及的。
如果要推西方的汉学家，利玛窦当是首位。
一位传教士，最终成为一个汉学家，这与利玛窦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掌握、认识是分不开的。
在传教过程中，他看到了中西文化的重大差别;面对这一现实，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必然要解决基督教传教团与传教所在国之间的文化冲突。
利玛窦的作用及价值，不在于他是一位西方传教士，而在于他是一位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把哥白尼、欧几里德介绍给中国，也把孔子介绍给西方，从而驾起一座东西方文化沟通的桥梁，这一历史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香港名《记忆宫殿》、内地名《记忆有一座宫殿》称房间法(The Roman Room System)(大量数据的记忆法)又叫《罗马房间法》(The Roman Room System)主要用来当成图像的存放处，原理就是让要记忆的东西来跟已知的东西做连接。
此法用于大量数据的记忆，其目的是为了让各图像间能够有所区隔开来，不致溷淆。
记忆宫殿是最强大的记忆技巧。
它不仅有效，还有趣——而且学起来完全不难。
该书是对利玛窦《西国记法》的重新摹写，透过对于利玛窦建立记忆之宫方法的分析，讲述彼时东西文化接触下的个人遭际与命运。
作者引用的利马窦的话，说：“世上的万事万物在萌芽状态时外观都十分淼小和难以辨认，人们很难相信它们会最终发展成为标志着伟大时代的伟大事物”，于是即如此讲述初期来华耶稣会士们的信仰、记忆。
何谓记忆之宫，须知西方人理精神极盛，是故相信“按照事物的顺序进行记忆，通常而言极为简便”，以这种方法来存储记忆，就是利玛窦所谓“以本物之象，及本事之象，次第安顿于各处所”（《西国记法明用篇》），细分起来，有寻常日用的知识，有切要但不常用的专名；有现实经验，亦有想像臆测以及真假参半的记忆。
因此如何恰当实现次第安顿于各处所，其实即如同建筑房屋一般，而且其规模境界，也因人而异：考虑到利玛窦所具有的横跨中西、纵贯古今（指古典学问、中古神学与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世界）学识背景，就理应称其心灵世界为宏伟的记忆宫殿了。
房间记忆法是罗马人在希腊人的研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记忆术，对我们记忆对象特别有帮助。
我们只要以家里的房间或任何熟悉的地方为连接纽带，然后在脑子里把要记住的东西放进去。
例如，你想记住三件东西：面粉、牛奶、面包，那就想象自己走进前门，看见鞋柜里的鞋子撒满面粉；然后走进大厅，想象牛奶倒在波斯地毯上；继续前行，想象走廊的墙上黏着一片片的面包。
脑子里出现的形象越是荒谬，就越容易记住。
"做完这一步，再想象自己在家中巡视一次，以增强印象。
《利玛传》利玛窦者，西域高僧也，别号西泰。
与其弟僧天佑重九译而至粤之端州，寓古刹中，采石陶砖建巨塔焉，其色尚白，颜曰“银海世界”。
岁己丑，予与浙东陈海楼公同守韶阳。
以职事赴端，谒制府刘公，维舟塔下。
议翌日取道三水，查盤连阳诸州，因有游七星岩之约。
是夕宿舟中，步王龟龄韵，口占云：“白塔何僧舍，清灯此夜舟。
遥从三水去，少为七星留。
”诘旦，利僧登舟献茶，询之，知为欧罗巴国人也。
其貌则突颡深目，苍颜紫髯，觉有异焉者。
其茶则清香满室，啜之两腋风生也。
见予案头诗，因以请，遂命吏录以遗之。
越两月，连阳事竣，复诣端境，盖以制府檄余谈兵务也。
会间密语，曰：“近惠潮道报称，合浦大盗陈某者，连年勾引琉球诸国，劫掠禁地，杀人於货，大为边患。
又香山澳旧为诸番朝贡舣舟之所，迩来法制渐弛，闻诸夷不奉正朔者，亦遄遄假朝贡为名，贸迁其间，包藏祸心，渐不可长。
本院欲肃将天威，提楼舡之师，首平大盗，旋日一鼓歼之。
第闻海南欧罗巴国，有二僧潛住我境，密尔军门，倘一泄漏，事体未便。
该厅当以本院指召而谕之：‘韶州有南华寺，为六祖说法之所，中有曹溪，水味甚甘，与西天无异，曷徃居之？是一花五叶之后，又德积馀芳也。
’即彼当年有建塔之费，本院当倍偿之。
”余“唯唯”。
出。
是日诏僧，语之故，余尚未启口，辄曰：“大夫所谕，得非军门欲搜香山澳乎？此不预吾事，吾何敢泄。
第皇明御世，如天覆地载，异域远人，招之尚恐其不来，今欲逐之，则越裳白雉，不当献周庭矣。
”余曰：“汝何以知之？豈军门将吏有私於汝者乎！”曰：“小僧舫海越都，走数萬里，豈人间念头尚不能前知乎？但欲我移居南华固所愿也。
”及语以建塔偿金，乃曰：“军门用兵，无非欲加官荫子耳。
和尚视中国四夷如一人，即此幻身究亦成空耳，须金何为？但人命至重，一观兵不无波及，大人若承望风，旨而行之，恐有鬼神司祸福者。
”予闻其言，大骇。
次早谒军门密请曰：“臺下曾以兵事询将吏乎？”曰：“此事甚大，即府道亦未及询，直以该厅慎密，故厚讬之。
”云云。
是日，二僧亦赴军门叩辞，且治装行，塔中物一无所取，僅图书数匣，出之几上，方移人舟中。
军门令人觇之，始知其所携者，皆《六经》《语》《孟》及《性鉴》《史记》诸书，而他不与也。
益深喜，复遣篙师送之，而二僧竟辞不受。
盖自是即入南华矣。
居数日，予有香山之行，声言查盤军饷，实是则物色澳夷也。
香山尹徐君迎而问曰：“大人此行，豈军门令观兵乎？”余曰：“惟查饷耳。
”徐曰：“饷以饷兵，而特委大人，固知军门指矣。
”次日，余偕徐尹，亲诣澳中，则见诸番皆鸟言卉服。
即所称操萬赀者，多文身断髪，绝无他技。
询之皆中国之人，勾引而来，利其所有耳。
徐尹曰：“职矢以百口，保其无他，且军门军饷，取给广州者，每岁不下三十馀萬，皆自榷税中来也。
倘必欲加兵诸夷，必疑畏而不至，则此饷何从取足？又朝贡诸番，假令藉口而绝中国，九重之上，将有辞於此举矣。
窃以为寝之便。
”余於是大书一联于澳门曰：“帝德配天，萬里梯航输上国；臣心如水，一泓星月照灵台。
”徐尹深嘉之，而授诸梓。
乃取该县印，结连囘呈以上。
其略曰：伏睹皇明祖训，有以四方诸夷，皆隔山限海，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轻兵以伐，不祥也。
大哉王言，其萬世御夷之龟鉴乎？职至愚，不知海防至计，昨祇承宪令，躬诣香山，窃於议澳夷者，有慨于中焉：夫香山澳距广州三百里而遥。
旧为占城、暹罗、贞腊、诸番朝贡舣舟之所，海滨弹丸地耳。
第明珠、大贝、犀象、齿角之类，航海而来，自朝献抽分，外襟与牙人互市，而中国豪商大贾，亦挟奇货以徃，迩来不下数十萬人矣。
顷当事者，睹澳夷日聚，或酿意外之虞？欲提楼舡之卒，驱之海上，豈非为东粤计深远哉！顾东南岛，惟日本鸷悍，祖宗朝尝绝之。
而占城诸国，世修朝贡。
尝询之浮海之民，及商於澳门者，咸谓诸夷，素奉佛教，贸易毫髪不敢欺绐。
彼酋长皆家累萬金，重自爱惜。
乃楼舡将军，谓拥旗提鼓，以靖海岛，可大得志。
诸褊裨之仕，慕诸夷珍宝山積，大创即可囊而归之。
事虽未行，而先声已播，且有乘此诈嚇者。
不知诸夷念此至熟矣。
假令一旦出师，彼且漂海而逝，我军望洋而返，意必恣意杀戮，伪上首级，海上益骚然矣。
无乃为东粤生灵祸乎？近代为患者，莫如边虏。
我皇上俯从互市之请，二十年来垂槖卧鼓，以享太平之福。
视往岁兴兵之费，所省什伯，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
独奈何使款顺之夷，望之而惊且走哉？是明珠、大贝，不饰朝夕，犀象、齿角不充玩好也。
请膀之通衢，照常抽分，听彼贸易，以安诸夷向化之心。
毋弦虚声，自相疑骇，而沿海弋舡，仍严为防守，斯备其在我以制之之道也。
倘必以倭奴视诸夷，而曰“吾且为郭钦，为江统，无论仰背祖训，即视皇上互市之意异矣。
”云云。
时萬厯庚寅春莫也。
奉军门刘批据议，酌古准今，信为驭夷长策，即将批词及申文警语，悬之香山、澳门港口泊舟紧要处可也。
又越月，则利僧至韶阳请公，太守陈公，曰：“蒙军门命僧移居南华，敢不遵依，但寺僧皆椎牛嗜酒，大坏六祖之教，僧羞与为侣。
且去府较远，浮言易兴，愿移府城外光孝寺，以观德化何如？”公素闻其美，即为之具陈军门，军门云：“前练兵厅，勘处诸番情由，招携来远，两得其道，则蔡人皆吾人也，又何有於僧人哉？其欲移居府城也，或亦远人慕义之诚乎？虽与之处可耳。
”寺在府城西河外，芙蓉山在焉，即六祖著谭经处，利僧取旁隙地居之。
以本年九月九日建八方高阁一座，上悬木天楼，刻七星，因取予过端州诗，“少为七星留”之句，以为懺。
阁凡三层，上祀天主母，中祀天主，他无祀焉。
又精舍数间，所藏皆《六经》正学，《子史》诸书，求其手自翻译者，独《大瀛全图》耳。
予与陈堂翁诘之曰：“吾中国世传，谓達摩西来，人称阿弥陀佛，故礼佛法者，必尊三宝。
唐元荘，白马驼经，亦自西番来，自是支流派演。
称佛藏经者，几汗牛充栋。
尔为西僧，独曰不然。
毋乃学於墨氏，而不从其教乎？”曰：“西番诸专城之国，不下二伯有奇，今所称阿弥陀佛，或係他国教主，我欧罗巴国无是也。
惟以天下之至称者，莫于天苍苍之表，惟神主之，而此神实生於此母，故本国止祀一神。
若曰‘见象作福多’，则念不专矣。
”曰：“何以知之？”曰：“下国相传，自有典故。
”及视其象绘在玻璃板中，非金非玉，然须眉眼目，俱觉微动，真神物也。
及询其书所自来，曰：“吾远游上国，直为数卷书耳。
始一译而之占城，又厯数十国，无过吾心者；乃再译而之暹罗，又厯数十国无当吾心者；乃三译而之真腊；四译而之琉球，五译而之福岛，计所適国，凡百有奇，为时则十年徃矣。
然竟未睹挟书者。
问之道路，皆盛称广城，故专觅乡道，尽译汉音，乃徐徐入广。
至睹坊间书籍，大契吾心，恨独不识汉字耳。
遂谋之主人，专求明师？翼日，果有秀士至，且问且答，曰‘闻僧欲求明师乎？’曰：‘《六经》须得一师，《四书》诸史共一师，可也’。
秀士曰‘天下止有《五经》安得有《六经》？此是人绐汝耳’。
曰：‘汝新会，道学陈白沙诗，传入我国，有‘《六经》仁义沛江河’之句，豈此诗亦妄乎？’遂不答而去。
越数日，则有馀师矣。
三年间，朝夕思绎，遂尽得诸书之趣。
官长士夫及俗辈来访者，多苦无暇晷，乃避之肇庆，今不得已而处於韶阳，或亦安身立命处也。
”予与陈公闻之，遂嘉赏曰：“如僧所言，盖振古异人也，豈特彼所谓豪傑之士哉？”无何，南雄司理渭南孙公，以公事过韶问余曰：“贵治有西僧乎？”余曰：“然”。
“精书史乎？”余曰：“书虽有，精不精，非所知也。
”孙遂与余造之。
孙业《诗》，以《蒸民》《元鸟》章问。
余业《易》，以《易》与《天地》准章问僧，皆能言其旨。
孙目余笑曰：“余两人各治一经，而僧兼之，宁不见笑於彼乎？”遂揖去。
盖自是僧之名重矣。
诸達官过韶间，有不入城而独谒西僧者。
所携有铜人刻漏二，别为密室藏之，其机发一，悬之梁上。
日有十二时，每时至，则铜人之司时者，起而一击於某时上，其声巨。
时有八刻，每刻至，则铜人之司刻者，起而一击於某刻上，其声细。
中间消息流动，非他人所能识。
又有浑天仪二，一以测天，一以测地，一以测山川河海。
如云天有九重，自第一重至第二重，该若干度，算若干里。
自某国至某国，该若干度，算若干里。
馀皆执至，以坐照之。
吾初未甚信，因指所对皇岡山，而命之曰：“汝试度寺门至山顶，相几何？”僧执仪而睨视之曰：“若干，若干。
”乃命左右取麻線数缕，牵至山顶，以僧所定步弓较之，无毫髪爽。
又有奇石一，约一尺五寸许，光明莹徹，若水晶然，而温润过之。
仰照之，则日星辰无不垂象；俯照之，则山川湖海无不深列。
其最妙处、又能解观者意，现出本省名胜。
如陈翁浙人，欲见西湖则西湖，欲普陀则普陀。
予楚人欲衡岳则衡岳，欲鹤楼则鹤楼。
其神妙有如此者。
会有家京师者，请见皇宫。
则止之曰：“萬里君门，豈易窥。
”遂函收之而罢。
明年元夕，市中酒徒数人，至寺游玩，借观神物，意恃酗酒，即可攘而有也。
时二僧方与诸文学谈经阁下，谓酒人曰：“汝诚欲我衣钵，但拜天主老爷，可任意携去。
”数人方下拜，忽闻阁上大响一声，各门尽合。
即八方窗棂无一得开，其宫室机法之妙，大率类此。
数人俯伏地下，若綑缚然，牢不可脱。
次日曲江县令至彼处拈香，诸酒徒将责治之，二僧因请代责，乃罢。
令遂为之请於府道，出示严禁，二僧惟束之高阁，绝不张掛。
曰：“恐人谓和尚假府道势，以恣恐嚇也。
辛卯五月朔二日，二僧入敝署求见，因谓曰：“老爷不久当有远行，但要欢然自得，绝莫忧煎”。
予知其为休官兆也。
即应之曰：“吾何所忧？但虑嗣息耳。
”曰：“老爷念念好生，即如香山一行，全活不啻数萬，上天已昭鉴之。
公子须在六十之外，此时且不必望。
”予细叩之曰：“老爷遂於《易》者，唯《乾》天也一章，最宜熟玩，老爷子女多在其中，终始不脱此数。
”余不省所谓，遂辞之而去。
是年七月，余果以黔中人言，掛冠还里。
二僧相送，谓余曰：“爷行后，亦欲治装游两都，厯各省，备观皇明风教。
俟老爷八十后，僧尚有缘適楚，又当图一良晤，祈留一言教之。
”余曰：“汝之见识，高出凡庸一等，何待余言。
惟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此今古不易之理也。
倘至关下，出宝藏以献当宁，必获重赉。
即官爵非汝所欲，亦明哲保身之道也。
”僧深以为然，遂稽首而别。
按：西僧履厯行藏，皆余所目击者，真生平奇遇也。
故传之以誌岁月。
后见所著，有《天学初函》诸书行於世。
随阅本府《徐公祖文集》，亦有《西僧传》，称“天和尚留金陵，西泰则以进宝如京师矣”，盖信前言不诬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