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变法先驱--郭嵩焘

廿五史名人传（四）·《清史稿》部分（四）王夫之传（思想家9）王夫之，字而农，衡阳人。

与兄介之同举明崇祯壬午乡试。

张献忠陷衡州，夫之匿南岳，贼执其父以为质。

夫之自引刀遍刺肢体，舁往易父。

贼见其重创，免之，与父俱归。

明王驻桂林，大学士瞿式耜荐之，授行人。

时国势阽危，诸臣仍日相水火。

夫之说严起恒救金堡等，又三劾王化澄，化澄欲杀之。

闻母病，间道归。

明亡，益自韬晦。

归衡阳之石船山，筑土室曰观生居，晨夕杜门，学者称船山先生。

所著书三百二十卷，其著录於四库者，曰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稗疏、考异，春秋稗疏。

存目者，曰尚书引义、春秋家说。

夫之论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

其所作大学衍、中庸衍，皆力辟致良知之说，以羽翼朱子。

於张子正蒙一书，尤有神契，谓张子之学，上承孔、孟，而以布衣贞隐，无钜公资其羽翼；其道之行，曾不逮邵康节，是以不百年而异说兴。

夫之乃究观天人之故，推本阴阳法象之原，就正蒙精绎而畅衍之，与自著思问录二篇，皆本隐之显，原始要终，炳然如揭日月。

至其扶树道教，辨上蔡、象山、姚江之误，或疑其言稍过，然议论精严，粹然皆轨於正也。

康熙十八年，吴三桂僣号於衡州，有以劝进表相属者，夫之曰：“亡国遗臣，所欠一死耳，今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祓禊赋以示意。

三桂平，大吏闻而嘉之，嘱郡守餽粟帛，请见，夫之以疾辞。

未几，卒，葬大乐山之高节里，自题墓碣曰“明遗臣王某之墓”。

当是时，海内硕儒，推容城、盩厔、馀姚、昆山。

夫之刻苦似二曲，贞晦过夏峰，多闻博学，志节皎然，不愧黄、顾两君子。

然诸人肥遯自甘，声望益炳，虽荐辟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动容，其著述易行於世。

惟夫之窜身瑶峒，声影不出林莽，遂得完发以殁身。

后四十年，其子敔抱遗书上之督学宜兴潘宗洛，因缘得入四库，上史馆，立传儒林，而其书仍不传。

同治二年，曾国荃刻於江南，海内学者始得见其全书焉。

兄介之，字石子。

国变，隐不出。

先夫之卒。

——赵尔巽《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列传二百六十七》严复传（翻译家）严复，初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几道，侯官人。

浅析郭嵩焘西方文明观的思想价值摘要：郭嵩焘是晚清政府正式任命的第一位驻外大使，代表了晚清政府的近代外交变动，其所见所闻以日记的形式记载流传下来，有《使西纪程》和《伦敦与巴黎日记》两种，对所到西方国家认识新鲜而深刻，并有很多反思性思考时常让郭氏“慨叹无已”。

本文试图从文明角度解读郭氏的先进思想。

关键词：郭嵩焘；西方文明；晚清思想一、万物皆备孔夫子，一窍不通郭先生郭嵩焘（1818年－1891年），字筠仙，湖南湘阴人。

1847年中进士，1853年，随曾国藩组建“湘勇”。

1875年初任福建按察使。

1877年起，任清政府驻英公使，后兼任驻法公使。

1878年8月被清政府召回，从此闲居。

1891年病逝。

郭嵩焘常以知洋务而自诩：“京师知者独鄙人耳!”，他因洋务而名声大起，但也因洋务而谤议天下。

而其见解的确比一般人深刻：文艺者，蹈虚之学，实用之而实效。

天文算学，徵实之学也，而可以虚应乎？……此则人才之不振而圣学治攻之所由每下而愈况也。

①上述议论实质上涉及到了对于现代天文算学的认识，在反思传统中国人才观、教育观后，明确指出中西差距所在，也渐进触及到了对于西方实用科学的思考。

对实学的反思表现在直观上就是对于西方经济的思考：夫欲使中国火轮船与洋人争利，待恃官置之一二船无当也。

使商民皆得制造火轮船以分洋人之利，能与洋人分利既能与之争胜无疑矣！②近代早期的西向者以一种朦胧的形态去反思文化的差异，不自觉地探索文化中国的命运、反思中西文明差距实质是近代早期启蒙者反思中西战争命运差距的第一步自然反应。

与西方进行商战的思想比早期维新派提倡的商战要早出很多年，的确显示了郭嵩焘独特的眼光，但是沉思和迷惑并行，理想与现实时常有着惊人的差距，中国在维持虚文传统的文化思维中拒绝一切企图变革的思想因子，以保守主义的态度来治理这个濒临灭亡的民族和国家。

在现实中寄托理想，而历史在选择了郭嵩焘时，既给了他机遇也给了很多的挑战。

二、漫游西海而独醒，直面现实却困顿郭嵩焘因为“滇案”而成为清政府第一个驻外大使，其在赴西途中，通过自己的观察记下了很多独特的见解,其中对于中西文明差异有初步的反思，郭嵩焘在这种巨大的差异中并没有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他力图从深层次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和当时现实的弊端：西洋赋敛繁重，十倍中国，惟务通商贾之利，营立埔头，使其人民有居积之资，交易数万里，损益盈虚，皆与国家同其利病，是以其气常固。

系院：历史文化与民族学院班级：09级历史系一班学号：200916031130 姓名：蒲云红浅谈郭嵩焘的政治思想摘要：本文主要谈论郭嵩焘的政治思想的变化发展历程。

郭嵩焘的政治思想基本上以出使英法前后分为两个阶段，他前期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基于传统的政治观上，主要是明君、贤臣和顺民的基本模式与民本思想。

出使英法期间，在深入的了解西方的政治体制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通过学习西方文化，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

进而他大胆的抨击秦汉以来的封建专制制度，赞赏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表现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向往。

关键词：郭嵩焘政治思想变化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学名先杞，后改为嵩涛，字伯琛，号筠仙，别号玉池山农、玉池老人。

在光绪二年（1876）以兵部侍郎的身份出使英法。

他一生仕途坎坷，曾先后三次去官，他的思想基本上以出使英法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主要是咸丰、同治时期：后期以出使英法为标志，思想发生巨大变化。

一郭嵩焘早年的主要政治思想郭嵩焘生于晚清，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这是因为他的阶级地位和家庭出身，以及他早年深受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前期的政治经历所决定的。

因而他前期的政治思想基本上建立于传统的政治理念上，即明君、贤臣与顺民的基本模式和孟子以降的民本思想。

1、明君他在论及汉代议政制度时，表达了对“明君”的向往。

他写道：“汉时国有大政，公卿会议，下逮议郎，皆可直摅所见，上赞军国之至计，人主亦常屈群议而从之。

言者不以为器，大臣不以为恩，天子亦不以为功。

故以为听言之广，后世无若汉者，惟其以实不以文也，抑惟天子以天下之政公之天下，而人能自效其诚也，今之叔皮（汉代班彪之字）不难其人，而能与朝廷之议者，旷世无由一见。

人才何由而兴，国政何由而善哉【1】。

郭嵩焘十分推崇汉代的这种君相分权共治的制度，主张“以天下之政公之天下”，【2】公开政治，避免专制独裁与暗箱操作，建立一种宽松互补的政治决策机制，才能人才兴且国政善。

评《郭嵩焘全集》：先行者的历史脚印光绪元年（1875）2月，英国驻华公使翻译马嘉理在云南境内搜集情报，行凶伤人，被愤怒的群众打死，是为历史上著名的“马嘉理事件”。

此事发生后，英国公使提出了很多无礼的要求，其中之一就是速派大员赴英通好谢罪。

积贫积弱的清政府迫于无奈，选派熟悉洋务的郭嵩焘出使英国，他因此成为了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

道光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署理广东巡抚、驻英法公使等职。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他曾协助曾国藩筹集军饷、购置军械、办理捐输、创设厘金，并亲率湘军援救江西，对湘军获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事功也得到了朝廷的充分肯定。

郭嵩焘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列强对我国进行疯狂侵略的时代，也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时代。

他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非常痛恨西方列强的侵略行为，希望国家能够强大。

在任公使期间，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考察议院、学校、工厂，拜会各国驻英使节和访英各国政要，为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作出了很大贡献。

赴英途中，郭嵩焘将沿途见闻记入日记《使西纪程》，盛赞西洋立国“政教修明”，主张中国应研究学习，以应对西方的挑衅。

此书在国内出版后，又受到守旧士大夫的猛烈抨击，视他“有二心于英国”，以致该书被毁版，不许发行。

由此观之，足可见郭嵩焘作为洋务先知的勇气与见识，以及中国走向世界的艰难。

郭嵩焘一生勤于著述，尽管其“生平撰著大半散佚”，但仍然留下了大量的文字作品，它们是研究郭氏思想及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资料。

在郭氏的著作中，表现了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行者的艰辛足迹，以及筚路蓝缕的开创与探索。

如他在日记中写道：“能知洋情，而后知所以控制之法；不知洋情，所向皆荆棘也……京师士大夫不下万人，人皆知诟毁洋人，安事吾一人而附益之？但以诟毁洋人为快，一切不复求知，此洋祸所以日深，士大夫之心思智虑所以日趋于浮嚣，而终归于无用也。

”（《郭嵩焘日记》）光绪三年（1877），郭嵩焘在给李鸿章的一封信中指出，士大夫喜欢吸“洋烟”、用“洋货”，“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致李鸿章》）。

郭嵩焘是清朝政府正式派出的第一个驻英法公使。

当时的大清国里，王公大臣和名士们还停留在“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则喜”的外交认识水平，因此把出使看作有损清名的差使。

更何况清廷这次派使是为“马嘉理案”向英国道歉。

他的湖南同乡为他此行感到羞耻，企图毁掉他的老宅。

当时，甚至流传一首极为尖刻的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郭嵩焘到英、法等国以后，周咨详访，博览群书，见识与学问都突飞猛进。

他不仅认识到西方文化也有源远流长的发展过程，而且把“巴夫子”（柏拉图）、“亚夫子”（亚里士多德）等西哲与“孔夫子”、“孟夫子”等东哲相提并论，而且还特别推崇西方近代哲学与科学的发展。

他说：“英人谓天文窍奥由纽登（牛顿）开之，此英国实学（科学）之源也。

相距二百三四十年间，欧洲各国日趋富强，推求本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

”当然，最为可贵的还是他在政体（国本）方面认识的进步。

他逐渐摆脱君权至上的束缚，不仅敢于考究西方民主政体，而且敢于肯定其优长之处。

他说，西洋的国政一概公之于民，而中国自秦汉以来二千余年的国政，却正好与此相反。

上要议会政治，下要地方自治，这是清末立宪派在20世纪之初的政治纲领，而郭嵩焘在30年以前已经有此初步认识。

经过一段海外生活的实际体验，他逐渐认识到当时中国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

1878年春，英国《泰晤士报》抨击政府近年授波斯国王勋章一事，认为“半文明国家不足以授勋”。

一个年逾花甲的人，读了大半辈子儒学经典，头脑里塞满了“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等“天朝”之类的旧观念，现在却敢于承认西方的先进与中国的落后，而且承认得这样彻底，这在当时需要何等的勇气。

郭嵩焘曾把使英途中见闻逐日详记，辑为一书，名为《使西纪程》，其中有称赞西洋政教修明、中国应采用其治国之道等语。

他将书寄回中国后，呈总理衙门刊刻，一时激起满朝士大夫公愤，要求将其撤职查办。

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结果此书被清廷申斥毁版，严禁流行。

郭嵩焘晚辈、族人评述郭嵩焘为甘为爝火者歌郭道晖只能发出一丝儿火光，给在黑暗中踌躇不前的人以微弱的照明，希望人们能借以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而不至于被黑暗吞灭，是为爝火(微小的火光)。

有这种精神的人谓之甘为爝火者。

容闳在他的《西学东渐记》一书中就是以这种精神自勉的。

容闳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那个时代，真有那么一支爝火，开始只是半明半暗地燃着，慢慢地就烧大了，照红了一个角落，照红了一个地区，甚至照红了整个国家和东方大地，然后被一阵狂风暴雨给熄灭了，熄灭得连一点灰烬都没有留下。

一场悲剧在号称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大地上紧锣密鼓地上演，四万万(当时的中国人口)炎黄子孙中哪些人是演员，哪些人是观众，历史一直没有说清楚。

演员中谁戴的红色面具，谁戴的白色面具也始终弄不明白。

这个甘为爝火者的人就是晚清时代的一位翰林，中国的第一任驻英法大使(公使)郭嵩焘。

他有着一个会想事的头脑，从步入青年的时代起，就养成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哲学思维。

但他也曾是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很长的一段时间不能从四书五经里面蜕变出来，为科举也曾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子怎么曰，他也怎么曰：经怎么云，他也怎么云，不敢越雷池半步。

他一生当中决定性的变化都发生在他的中晚年。

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毕竟是个正处在新旧交替的动荡时代。

闭着的关，锁着的国都不复闭的那么严，锁的那么死，新的思潮象风一样从外面的隙缝中往里面渗透。

只要你的脑筋不是那么死顽固，总会被某种思潮所浸染。

当列强蜂起，中国累受欺凌，连年战祸，国势日颓之际，图强之道成了最为迫切的话题时，郭嵩焘开始重新认识是与非，把自己平素最关心的一些国家大事翻过来、覆过去地加以思考。

他热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在他看来，这闭关锁国并没有起到保护好国家和人民的作用，相反，就象龟兔赛跑中的兔子一样，在路旁睡得太悠闲自在了点，让那慢慢爬的乌龟奋迅着由四只短脚趾变化而成的四条能快速飞奔的长腿跑上前去了。

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发现这一局面，更是五内俱焚了。

郭嵩焘的“反腐”悲剧作者:雷颐清末，由于制度存在重大缺漏，使各级官吏有机可乘，造成了无官不贪的局面。

在一直宽松的情况下，不作体制性改革，而仅仅用重典严惩贪官污吏，查办得再多，也只是少数，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仅仅是一种“涂饰”罢了。

书生气十足的郭嵩焘根本没有想到，李湘棻一直在暗中监视他的举动，并随时向僧格林沁汇报郭嵩焘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在临危受命出任首任驻英大使以前，曾有一段因“反腐”反受打击、仕途受到重挫的痛苦经历。

1818年，郭嵩焘出生在湖南湘阴一户地主之家。

18岁那年，他考中秀才，第二年进入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

强调经世致用、坚忍不拔，不尚玄虚、摒弃浮词是湘学传统，而历史悠久的岳麓书院一直是湘学重镇。

正是在岳麓书院，他与曾国藩等人相识，互相切磋学问，砥砺气节，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

虽然郭嵩焘曾考中举人，但后来接连两次会试都名落孙山。

失意中，只得接受友人的推荐，于1840年到浙江给浙江学政当幕僚。

但他并不甘于游幕生涯，又几次赴京参加会试，终于在1847年第5次参加会试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

但不久双亲相继去世，依定制他回家居丧。

就在回家居丧这几年，正赶上太平天国起义。

1852年，太平军由桂入湘，湖南官兵望风而逃。

同样乡居的左宗棠、曾国藩，对是否出山镇压太平天国，犹豫不决，郭嵩焘力劝他们出来建功立业。

以后曾、左都成为功勋赫赫的名臣，郭总以自己当年的“力促”为荣。

劝他人出山，自己当然也难甘寂寞，随后几年，郭氏一直随曾国藩参赞军务，多有建树，同时在官场建立了一定的“关系”。

1856年年末，他离湘北上，到京城任翰林院编修。

在京都，他深得权柄赫赫的户部尚书肃顺的赏识。

肃顺性情刚严，以敢于任事著称，主张以严刑峻法改变当时吏治腐败的状况，屡兴大狱，惟严是尚，排除异己，但由于他深得咸丰皇帝倚重，其他人对他是敢怒不敢言。

与其他满族权贵猜忌、排挤汉人不同，他主张重用汉族官僚，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他尤其重视。

郭嵩焘的《条议海防事宜》奏疏王大千【摘要】1875年,郭嵩焘上书同治帝,借海防言说洋务之事,其《条议海防事宜》奏折之中的"三策"和"四条"高度浓缩了他的思想理论,其中既有对洋务运动甚至对整个社会一针见血的批评,也不乏对西方社会先进之处的赞誉.郭嵩焘是洋务派的智者、维新派的先驱.【期刊名称】《洛阳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6(035)009【总页数】4页(P53-56)【关键词】《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海防【作者】王大千【作者单位】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郑州大学分中心, 河南郑州4500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5鸦片战争让西方列强轰开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大门，让同时期的开明官僚认识到了中国正在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鸦片战争中列强的坚船利炮使得大清帝国的官僚们认识到“欲防海之害，非整理水师不可”[1]133，其时“洋人游弋海上，厚集其势，由一路伺隙进攻，而中国必须处处设防，不能互为援应，正犯兵家备多力少之忌，所以不胜也”[2]31。

这样的情势使得当时的大清官员们想到，如果国家有了一支能够抵御外侮的水军将会扭转眼下的不利情形，在海上“出没不测，即不遽与敌船交仗……水师果能以全力经营，将来可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2]。

但是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只依靠水师之力是不足以完全扭转不利局面的。

1875年，郭嵩焘上书同治帝，以其独到的见解通过自己的《条议海防事宜》之奏，借海防策略表达了自己对于治理国家的主张，不仅使人耳目一新而且具有相当重要的研究价值。

《条议海防事宜》开篇对于总理衙门所定“练兵、制器、造船、用人、理财、持久”六条明扬暗抑，虽“私心叹服，以为海防之大用具备于此”[3]339，但实际上郭嵩焘指出：“方今国计空虚，人民凋敝，其势不能兴大役、动大众；沿海七省九千里之地，贸易往来，安堵无事，亦无征召外兵屯防之理。

清朝驻外使节郭嵩焘生平简介郭嵩焘年少时曾就读于湘阴仰高书院、长沙岳麓书院。

道光十五年1835中秀才，两年后中举。

道光二十七年1847会试，得中二甲第三十九名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咸丰二年1852底，太平军攻克武昌，浩荡东下，咸丰帝饬令丁忧在藉的曾国藩兴办团练，曾数辞不允，郭嵩焘几度登门，曾国藩终为所动，创办湘军，罗致郭嵩焘于幕中，出谋划策、募捐筹饷，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助手。

咸丰三年1853五月，郭嵩焘率湘军赴江西援救楚军江忠源部。

经实战观察，郭嵩焘认为太平军之所以攻无不克，多赖水军，遂向江忠源上“编练水师议，忠源韪之，令其疏请敕湖南北、四川制战船百余艘”。

此举使湘军由劣势转为优势，郭嵩焘因功授翰林院编修。

此后三年，受曾国藩派遣赴湖南、浙江等处筹饷，曾途经上海，参观外国人所办图书馆和外国轮船，接触了一些外国人，了解到西方的情况，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

咸丰八年1858，郭嵩焘离开曾国藩幕府，入值上书房。

次年，英法军舰屯集天津大沽口外，郭嵩焘受命前往协助僧格林沁布置防务。

临行前，郭嵩焘将多年来对西方事务的思考具疏上奏，认为要“制御远夷”，首先要了解外国情况，建议从广东、上海、恰克图、库伦等地选派通晓外国语言的人才入京转相传司，并在天津设局，仿制西式战舰以制夷。

咸丰帝对此大感兴趣，立即召见询问具体方略。

至大沽口后，因反对僧格林沁撤防北塘而辞去。

同治元年1862，授苏松粮储道，旋迁两淮盐运使。

次年，署理广东巡抚，镇压广东境内的太平军残部。

五年1866，因与两广总督瑞麟不合而罢官回籍，在长沙城南书院及思贤讲舍讲学。

光绪元年1875初，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再度出山，授福建按察使。

时清政府筹议兴办洋务方略，郭嵩焘慨然命笔，讲自己办洋务的主张和观点写成《条陈海防事宜》上奏。

认为将西方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是非常错误的，中国如果单纯学习西方兵学“末技”，“如是以求自强，恐适足以自敝”。

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方之基”，即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出路。

郭嵩焘的子女郭嵩焘的后人如何评价郭嵩焘郭嵩焘出生湖南湘阴城西，18岁时考中秀才，后进入岳麓书院读书，结识了曾国藩、刘蓉等人，后又佐曾国藩幕，这些都足以改变他一生的命运，而这批“湖湘子弟”也没有想到自己将来会成为我国近代历史上重要人物。

郭嵩焘的子女郭嵩焘的后人郭嵩焘一共有四个儿子，郭焯莹是他的第三个儿子，人称郭十公子。

>郭焯莹是特立独行，为不可一世的狂士。

他为人十分毒舌；只推崇谭嗣同一人；模仿先秦诸子的行文，写出来的文章晦涩难懂，还喜欢用古字；喜欢带着歌姬去游玩。

但是，郭焯莹一生致力于楚辞研究，著有《读骚大例》一卷,敢发前人所未发之论，对《楚辞》有颇多独特见解，对楚辞学有很重要的影响。

>如何评价郭嵩焘>郭嵩焘是近代洋务思想家，是中国职业外交家的先驱。

郭嵩焘的一生鲜明地反映出时代特征，反映出方生与未死之际先行者的历史命运，考察历史，反顾来路，郭嵩焘是中国十九世纪末维新派的先声，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全盘西化论"的嚆矢。

郭嵩焘痛恨反手关家门，力主开眼看世界，早已被证实是明智之见和明智之举，他是超越时代的先行者，生前没有知音，没有同道，内心寂寞如沙。

郭嵩焘主张学习西方的蓝调文明，面对重重阻力，真可谓是"雪拥蓝关马不前"，他叹息过、苦恼过，却从未绝望过，相信未来，内心始终怀抱着沉重的乐观。

事实证明，郭嵩焘是对的。

>郭嵩焘自评：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清史稿》：中国遣使，始於光绪初。

嵩焘首膺其选，论交涉独具远识。

>李鸿章：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号）为最。

>清廷官方评价：（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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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最早认知版权观念的中国外交官郭嵩焘（1898年-1978年），字主芳，别号紫荆，祖籍浙江宁波、山东东平，出生于日本东京青山区，后在天津成长。

郭嵩焘是中国现代外交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不仅在外交领域有着重要的贡献，同时也是中国最早具备版权意识的外交官之一。

郭嵩焘的求学经历丰富多样，曾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毕业后也在多个国家的使馆担任职务。

这些国际经历和多元文化的熏陶使得郭嵩焘对各国文化的欣赏和尊重有着更深刻的认识。

郭嵩焘在外交事业上有着卓越的贡献，他曾任职于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期间，积极参与中国政府与国际版权组织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这一时期正值中国版权意识觉醒的阶段，国际版权组织对中国的版权保护状况表示关注，希望中国能够加入国际版权组织并遵守版权法律。

郭嵩焘积极向中国政府传达了国际版权组织的关切，并在中国内部推动了版权保护的重要性。

在郭嵩焘的努力下，中国政府开始逐渐认识到版权保护的重要性，并于1949年成立了版权管理机构。

此后，郭嵩焘继续在国际间推动版权保护的交流和合作，争取更多的国际认可和支持。

郭嵩焘的努力奠定了中国版权保护基础的开端。

他的工作为后来中国版权法的起草和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提出的“嗣继人权”观念，即版权是作者合法的财产权，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成为中国外交官中最早具备版权观念的人之一。

郭嵩焘不仅在外交领域有着丰硕的成果，他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和文化学者。

他以其深厚的学识和见解，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为中国的文化发展和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郭嵩焘是中国现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位外交官。

他不仅在外交事业上有着卓越成就，同时也是中国最早具备版权观念的人之一。

他的贡献不仅为中国的版权保护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对中国的文化发展和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国历史故事-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崇焘简介他是怎么死的？郭崇焘是晚清官员，也是湘军的创建者之一，更是中国首位驻外使节，在清朝末期历史中占有很重的分量。

郭崇焘为湖南湘阴城西人，生于公元1818年，去世于公元1891年，乳名龄儿，学名先杞，字伯琛，号筠仙。

后改名嵩焘。

郭崇焘是汾阳王郭子仪的后裔，少时在湘阴仰高书院、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接受正统儒家教育。

道光十五年，郭崇焘中秀才，道光十七年，中举人。

此后又沉淀十年，专心学习，终于在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及第，后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晚清末年，政治腐败，百姓生活艰苦，于是自然而然的就爆发了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运动。

在晚清末年的起义运动中，规模最大，造成的影响最深远，波及范围最广的无异于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从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吸引教众，再到揭竿而起，金田起义，后又永安建制，定都天京，势力发展之快，难以想象。

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南征北战，东突西进，让清廷难以应付。

为了打压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占领城市越来越多的太平军，清朝统治者于是下达了地方开办团练，镇压太平军的决定。

今日我们说到清朝末年的军队的时候，映像最深刻的就是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了。

而其中湘军在清朝末年具有重要影响力，兵成之后，镇压内部叛乱，抵御外敌入侵，湘军将士付出了血的代价。

作为湘军的创办者，曾国藩在其中所占据的影响力更是不小。

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其实在最初曾国藩是不想办团练的。

咸丰二年，咸丰帝饬令丁忧在藉的曾国藩兴办团练，曾国藩却数次婉拒。

后来还是郭崇焘几次登门，劝解曾国藩，曾国藩最后才接受谕令，开始创办湘军。

而郭崇焘本人也留在曾国藩幕下，为其出谋划策、募捐筹饷，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助手。

所以今日看郭崇焘简介，会发现他还有一个“湘军创建者之一”的标签。

咸丰三年，郭崇焘率湘军前往支援在江西与太平军作战的江忠源。

与太平军一番交战之下，郭崇焘发现太平军水军力量强大，成为太平军攻打清军无往不胜的重要利器。

于是建议江忠源编练水师，此后水师训成，湘军与太平军交战才由劣转优。

“书生巡抚”郭嵩焘作者：眭达明来源：《同舟共进》2020年第01期同治六年（1867）七月初五日午后，曾国藩与心腹幕僚和弟子赵烈文聊天，不仅说郭嵩焘常常为一些鸡毛蒜皮小事与同级大僚争吵不休，而且为政不近人情，在广东搞得声名狼藉，物议沸腾，真是荒谬至极。

当天的《能静居日记》详细记载了两人的谈话过程和内容：午后，曾国藩老师来久谈。

我说：“郭嵩焘在广东声名狼藉，罗惇衍甚至给骆秉章写信说：‘故乡的高官大吏都像豺狼虎豹。

’民间又流传这样的联语：‘人肉吃完，惟有虎豹犬羊之廓（郭嵩焘）；地皮刮尽，但余涧溪沼沚之毛（毛鸿宾，时任两广总督）。

’他们的名声怎么败坏到这种地步！”老师说：“这些坏名声都是他们自取的。

劝富人捐款捐物，赞助军饷，原是不得已而为之，本来就应该靠自愿，不能强迫；只有对为富不仁和向来有劣迹的人，才能采取强制手段和措施。

郭嵩焘在广东却不加区别，对官宦人家和诗书之家，也张开法网，严惩不贷。

他把自己看得很高，做事常常不近人情，他的所作所为，无不率意而为……像他这样当官，民间怎么不议论纷纷！郭嵩焘不仅悍然不顾，而且与同级大僚为一些小事争吵不休，真没有想到他会荒谬到这种程度！”曾国藩说这些话时，很是义愤填膺，好像完全是个局外人，郭嵩焘在广东的所作所为与自己毫无干系。

其实了解内情的人都心知肚明，郭嵩焘在广东逼人捐款，出发点是为湘军多筹军饷。

换句话说，他是带着为湘军解决军饷的使命来广东上任的。

他在广东搞坏了名声，完全是被曾国藩当了枪使，或说为曾国藩背了黑锅，曾国藩能这样撇清自己而没有半点自责么？郭嵩焘能够署理广东巡抚，既是错综复杂政治背景和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也是曾国藩暗中推动和安排的结果。

进入同治元年（1862）后，清朝与太平天国的生死搏斗到了最后关键阶段，湘军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军饷危机。

当时需要曾国藩供饷的部队有7万余人之多，按1万官兵每月开支6万两银子计算，每月至少要有40余万军饷，但当时能指望的进款只有江西每月的10余万两银子。

论郭嵩焘的外交思想新邵三中：王亚君郭嵩焘以近代著名外交家闻名于世，其外交思想在近代史学研究中褒贬不一。

偏重于他主和外交思想的，就会认为郭嵩焘与李鸿章是一丘之貉，是卖国主义、投降主义，认为他是地地道道的“买办外交官”；强调他向西方学习、主张仿行西法的，则认为郭嵩焘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甚至达到了早期维新思想的高度。

如何客观评价郭嵩焘的外交思想，对于全面把握郭嵩焘思想的整体性极为重要。

一、超越“华夷界线”，主张开放，主张向西方学习中国近代史上的外交观，指的就是对待西方列强的态度、原则和方针。

千百年来，在封建社会传统观念中生长起来的士大夫阶级，思想上一直把中国当成唯一的世界文明中心，而把边境以外的一切民族都称之为“夷狄”，一律予以轻视与排斥。

华夷之别、夷夏之辨成为中国传统的对外观念的基本内容。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它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世界历史的行程之中。

而中国封建士大夫们仍茫然无知，他们把传统的对外观念自然地转化为对西方列强的态度：视西方各国为“夷狄”、“野蛮”之邦，认为“天朝臣服中外，蕞尔夷邦，何得与中国并论”（注：嘉庆谕旨，见陈慕禄《中国近代史》。

）。

因此，必须“严夷夏之大防”，实行彻底隔绝；只能“用夏变夷”，而决不能“用夷变夏”。

郭嵩焘作为中国最早一位亲临西方世界的高级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他不仅学习了解西方的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还涉及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人心风俗等方面，对西方文化有较深层次的认识。

郭嵩焘认为洋患生于中国，乃是近代中国的一大变局，是势之使然。

因此，他反对“严夷夏之大防”，主张开放。

他说：“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于天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814～815页。

）何况近世技术发达，“七万里一瞬而至（注：《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一。

），要封闭、隔绝恐怕也难以做到。

中国第一位驻外外交官——郭嵩焘中国第一位驻外外交官——郭嵩焘作者：王仕琪来源：《闽南风》2010年第05期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

道光年间进士。

1853年随曾国藩办团练,参与镇压太平地天国革命。

1859年曾去津助僧格林沁抗击英法侵略军。

1863年署广东巡抚,1875年命在总理衙门上行走,署兵部左侍郎。

1877年起,任清政府驻英法公使。

1878年8月被清政府召回,从此闲居,1891年病逝。

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外交官。

中国首次对外派遣常驻公使1876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烟台条约》,其中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

今人看来这是最正常、平常的一件事,可能认为与《烟台条约》中赔款、通商等项相比,不值一提。

但在当年,这意味着承认“天朝上国”的崩溃,是有“天翻地覆”之感的大事。

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互派大使,这是近代国际交往的惯例和常礼。

但中国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从无派大使到“属藩”之说。

而近代以来中国屡遭西方列强侵略,一方面感到与“蛮夷之邦”的“洋人”打交道有失身份,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屈从列强的压力和蛮横要求。

这种对“洋人”既鄙视又恐惧的心理与坚持传统礼仪、中外从不互派大使的观念紧紧纠结一起,更不愿派遣驻外大使。

互派大使,意味着承认“天朝上国”的崩溃。

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争论最大、咸丰皇帝和王公大臣最为痛心疾首的一条即外国公使驻京。

1858年中英天津谈判时,中方代表曾表示皇帝宁可一战也绝不让步。

但在英国代表与其将来北京挤满了外国军队、不如现在就痛快答应的武力威胁下,咸丰皇帝最终勉强同意,批准了《天津条约》。

同意外国公使驻京的消息传来,清廷大员一片怒斥,认为撼动国体,“从来外夷臣服中国”,来华朝贡均不许久留,允许外国公使驻京是“不修臣节”。

咸丰皇帝则又强调外国公使驻京是只准暂住,而且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不得携带眷属”;如果英、法两国以条约为依据一定坚持其公使常驻北京,则他们“必须更易中国衣冠”;同时又要中方谈判代表改订部分条款。

专题05 工业文明冲击下中国的转型（1840-1894年）1．（2022·全国甲卷·高考真题）1846年，上海的进口货值较前一年下降13%，1847年又减少5．4%，1848年更大幅度地下降20．1%。

此后虽有回升，但极不稳定，一直到1854年还没有恢复到1845年的水平。

这可用于说明，进口货值的下降（）A．阻止了自然经济的解体B．导致西方商品倾销重心转移C．促使传统手工业的恢复D．成为列强进一步侵华的借口【答案】D【详解】鸦片战争后，上海逐渐成为中外贸易的中心，但是上海进口货物值不断下降，这必然会使列强认为并未打开中国市场，因此进口货值的下降成为列强进一步侵华的借口，D项正确；进口货值的下降不等于外国货物不进入中国，因此其不能阻止自然经济的解体，排除A项；鸦片战争后，上海逐渐取代了广州贸易中心的地位，这意味着在当时的通商口岸中，上海具备更加优越的对外贸易条件，因此上海进口货值的减少并不能导致西方商品倾销重心转移，排除B项；进口货值的下降和传统手工业的恢复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联系，而且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冲击了传统手工业，排除C项。

故选D项。

2．（2022·6浙江·高考真题）从1840年开始，为打开中国的大门，列强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船坚炮利的军事优势，屡屡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

面对列强的侵略，中国军民奋起抵抗。

下列项中，主要的抵抗行动有（）①收复雅克萨之战②黄海海战③台湾民众的反割台斗争④左宗棠收复新疆A．①②③B．①②④C．①③④D．②③④【答案】D【详解】根据所学，近代以来面对列强的侵略，中国军民奋起抵抗。

主要的抵抗行动有甲午中日战争中的黄海海战、台湾民众的反割台斗争以及左宗棠收复新疆，②③④D项正确；收复雅克萨之战是在康熙时代，不是中国近代，①错误，排除ABC项。

故选D项。

3．（2022·1浙江·高考真题）1865年，面对西方列强威胁，薛福成提出“防之之策，有体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