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

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论王易的文学研究及学术史贡献*史一辉(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200241)摘 要:王易是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家,他的文学研究成就斐然,结合其学术生涯可分为三个时期考察㊂早期他主张以 真实切用 作为文学衡量标准,调和新旧文学之争;吸纳西方文学理念与方法,重审文学的定义㊁分类等基本概念,同时以传统朴学修正新学偏失㊂在中期转向音乐文学研究,在乐府㊁词曲文体研究上颇多创见,构建以乐府为核心的韵文史,提出传统词曲的改良方法㊂后期的歌词研究注重实践,主张结合西乐的乐器乐谱,将词曲作法改造后移用到歌词创作中㊂王易的文学研究是传统诗词曲研究向现代转型进程中的重要节点,他的乐学视角㊁中西对比的方法㊁对文学实用功能及创作实践的重视都值得借鉴㊂关键词:王易;新旧文学;乐府;歌词;现代化进程中图分类号:I 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5X (2023)04-0123-10D O I :10.16497/j .c n k i .1672-335X .202304012在西方学术的冲击下,民国学者开启了现代学术研究的建构过程,诸多优秀的学者各秉学源,兼收传统的本土学统与新进的西方学术之长,创作了一大批各具特色的学术成果,在传统学术与西方学术的激烈碰撞下,彰显了各自的性命取向,由此开拓出各种丰富的治学路径㊂近年来,学界对民国学者的研究借鉴日益重视㊂然而,沧海遗珠,除了传统的诸多学术名家,民国学术群体中仍有不少学者的学术研究值得借鉴,王易的文学研究正是其中之一㊂王易(1889 1956年),字晓湘,号简庵,江西南昌人㊂父王益霖,字香如,清末进士,曾任河南封丘知县,长于经学,嗜好音律历法㊂王易秉承家学,乐学㊁历学是他的治学特色,精通诗词㊂1912年,王易毕业于京师大学堂㊂1927年经同乡挚友胡先骕推荐,受聘为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1940年又受聘为国立中正大学国文系教授㊂①胡先骕对王易评价甚高: 幼承家学,又擅音律,鼓琴品箫,莫不尽善 为人多才而博学,少年欲以文学成名,中岁以后,精治朴学,造诣益深㊂尤有他人所不能企及之绝学则历学是也㊂ [1]可谓国学通才㊂王易的主要学术著作有‘修辞学通诠“(1925年)㊁‘词曲史“(1930年)㊁‘乐府通论“(1933年)㊁‘国学概论“(1933年),其成就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㊂除‘乐府通论“外,其余几部都曾作为大学教材得以广泛教授,所作‘词曲史“更被誉为 专科文学史之创举 ,叶恭绰评其 征引繁博,论断明允 ㊂[2]作为 学衡派 的重要成员,王易对待传统的立场偏向文化保守主义,321*①收稿日期:2023-04-1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明代文人戏曲历史书写的互文性研究 (22C Z W 030);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青年项目 明代文人的历史剧观念与实践研究 (L 21C Z W 002)作者简介:史一辉(1993- ),男,山东莱州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明代文学㊂部分说法认为王易往南京任教时间是1928年㊂今从赵宏祥‘王易先生行年简谱“1927年秋的说法㊂关于王易先生的详细生平事迹,参见赵宏祥‘王易先生行年简谱“(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㊁马晴‘民国学者王易著述年表“(‘中国韵文学刊“2013年第2期)㊁钟志平‘修辞学家王易生平记略“(‘修辞学习“2004年第4期)㊁宋亚凤‘晚清民国词人王易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㊂2023年第4期史一辉:论王易的文学研究及学术史贡献但仍能在中西与古今之间兼收并蓄㊂王易的文学研究秉持 真实切用 的理念,以乐学视角,建构乐府为核心的诗词曲韵文体系,其学术史的撰书方式和研究方法推动了传统词曲研究向现代学术的转型㊂王易的学术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他力图接续礼乐文化的传统,重振风雅之道,以诗乐重振民族精神,其学术研究与文化理想的光辉闪耀至今㊂结合王易的学术生涯,今将其文学研究分为三个阶段考察㊂一㊁真实切用:王易的早期文学观念近年来,王易的词曲㊁乐府研究逐渐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而对王易的早期文学观念尚缺乏系统的认识㊂王易的词曲㊁乐府研究固然是王易学术成果之大端,但皆是王易学术中期成熟后所结之硕果㊂而王易早期的学术成果则为其文学研究提供了根本方向和统摄思想,对于理解王易的治学特点至关重要,与随后的词曲㊁乐府研究紧密相关㊂1920 1926年是王易学术生涯的早期㊂1912年,23岁的王易从京师大学堂毕业回乡任教,与胡先骕㊁汪辟疆等同学同乡保持书信联系,关注时局发展,并在南昌文坛以诗词创作崭露头角㊂作为学衡派的核心骨干,胡先骕十分赏识王易的才华,与王易 文字道义相切磨,谊同骨肉 ,[3](P306)他对王易的整个学术生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㊂1919年,胡先骕在‘东方杂志“发表‘中国文学的改良论“,对陈独秀和胡适倡导的白话文和文学革命进行了强烈的批驳㊂1920年,身在南昌的王易即在‘学殖“创刊号发表‘新旧文学的竞争“一文与之呼应,[4]加入学衡派阵营,参与到民国初期 学衡派 与 新青年派 针对新旧文学的论战之中㊂作为 学衡派 的重要一员,王易在对待旧文学的保守立场上与胡先骕㊁梅光迪㊁吴宓等 学衡派 的主将相同,然而在对新文学的态度上有其独特的主张㊂王易认为新旧文学本质上是相通的,新文学的两大特质 崇尚 真实 切用于人生 亦蕴涵于有两千年传统的旧文学之中,旧文学应当自信㊁ 乐观 面对新文学的挑战㊂两者间的竞争是 必需 的, 经过这一次大竞争,到了讲和的日子,那时便生出一种真实切用的文学来,便没有什么新旧之分了 ㊂在当时的论争环境中,王易 生出一种真实切用的文学来,便没有什么新旧之分 的观点尤为值得关注㊂在‘新旧文学的竞争“中,王易将旧文学的守旧派分为悲观派和自大派,新文学的革新派分为主动派㊁附和派和旁观派,并认为这五派都不足取㊂从王易的观点来看,他本人可归为旧文学的 讲和派 ㊂ 讲和 并不是妥协,而是一种开明进步的旧文学改良观㊂王易认为新旧文学的差异并不在于文言和白话㊁标点和结构的区别,而在于是否 真实切用 ㊂ 在20世纪文化激进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得势的这种特定历史背景下 ,[5](P336)王易这种温和而又自信的旧文学改良主张较之双方主将的针锋相对显得尤为难得,这可能与他未处在论争主阵地的旋涡㊁与新文学的主将交涉较少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王易包容的学术观念㊂胡先骕曾引介白璧德的观点: 凡真正人文主义(H u m a n l i s t i c)方法之要素,必为执中于两极端㊂其执中也,不但须有有力之思维,且须有有力之自制,此所以真正之人文主义家,从来稀见也㊂ [6]在王易的论述中即可见这种思想的深刻烙印㊂与 学衡派 拒绝新文学进入大学课堂等做法相比,王易更好地践行了白璧德所说的真正的人文主义㊂执中自制㊁ 真实切用 也成为王易的治学总纲和文学研究与实践的最高标准㊂1921年,梅光迪南下,在东南大学与吴宓创办‘学衡“㊂新旧文学的紧张对峙益重㊂吴宓曾回忆: 今胡适在国内,与陈独秀联合,提倡并推进所谓 新文化运动 ,声势显赫,不可一世㊂故梅君正在 招兵买马 ,到处搜求人才,联合同志,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大战㊂ [7](P177)王易即是 招兵 而得的一员干将㊂1927年秋,王易受邀赴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任教,与更多学衡派的新交旧友如汪东㊁胡小石㊁黄侃㊁王瀣㊁汪辟疆等切磋唱和,②时称 江南七彦 ,尤与黄侃的学术交流颇为密切,学术更为精进㊂2018年版)部分㊂421②关于王易在南京的交往,详见孙尚勇‘乐府通论㊃导读“(文化艺术出版社,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7月如果说早年的新旧文学之竞争尚属于旧文学面对外部冲击的回应,是王易对时兴的学术论争的一种 冷眼旁观 ,那么对文学与朴学关系的辨析则属于对新文学的深度回应以及对旧文学内部的探索和深耕㊂1929年,王易发表‘文学与朴学“,[8]论涉文学和朴学概念㊁文学研究和朴学之关系等重要论题㊂王易作此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矫正新学对旧学的 矫枉过正 ㊂ 以朴学与文学对称,盖起于晚近 ,[8]以 时髦 的新文学更替朴学的观点大行㊂而欲辨新旧文学,首先需要讨论何为文学㊂对文学概念的讨论在民国初期颇盛,最有影响力是贯以朴学见长的章太炎的说法㊂1910年章太炎在‘国故论衡㊃文学总略“中提出: 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㊂论其法式,谓之文学㊂凡文理㊁文字㊁文辞,皆称文㊂ [9](P 73)影响甚大㊂黄侃是其朴学派的信徒,他在‘<文心雕龙>札记㊃原道“篇中肯定了章太炎对文学的定义,[10](P 8)并捏合了刘师培六朝文学派的观点,认为章太炎的定义是文学的初期,而后发展进入阮元㊁刘师培一脉所论的六朝文学阶段㊂[11]黄侃虽然中和了两派的学说,③但其对文学的认识并没有跳出旧文学的传统范畴㊂相较而言,王易在文中对文学相关概念的研究更能体现 南雍师生乃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的治学特色㊂[12]王易首先梳理了清代以前文学与朴学的分化与演变,指出, 以朴学与文学对称,盖起于晚近 ,随即抛出了对文学的定义: 文学者,含有真理,想象,情感,艺术诸原素之文章也㊂ [8]王易的论述吸收了西学的文学分析概念,对文学诸要素的把握已经较为准确㊂王易又根据‘尚书㊃舜典“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的理论,化生出文学生成论 文人感物造端,以文见志,长言永歌,以声发情,文学之所以成也 ,[8]更加注重文学的情感属性与艺术本质㊂古人缺乏明晰的概念意识,表现为对概念的内涵与边界缺乏准确的定义㊁概念之间的借用与混用较多㊁相近概念的界定较模糊㊂明清两代辨体之风大炽,但是在经学为尊的理念下,文学尚无法摆脱对经学的依附获得平起平坐的地位, 古无文学㊁朴学之分即是这一观念的侧现㊂[8]王易对文学概念的定义实际上是对文学独立地位的肯定,对文学性质的把握也较同时代的研究更为准确㊂与章太炎的定义相比,王易更加强调文学的情感特性,以情为文学之本的思想贯穿了王易的学术生涯,在其后的词曲研究中亦得以彰显㊂王易重视概念的方法体现了现代学术的意识,他对文学的新定义也推动了对文学的认识㊂ 文学之分类,有歌咏,论议,记叙,告语等㊂其体裁有散文,骈俪,辞赋,诗歌,词曲,戏剧,小说等㊂ [8]这是王易对文学门类和功能的总结㊂与文学相对应的即朴学㊂ 朴学者考据徵实之学也㊂盖总经,史,百家,小学,文献,舆地,历算诸学而言,而一一求其实质,故曰 朴 也 ㊂[8]王易进而分析了朴学与文学的关系:由朴学治文学,则根柢盘深;由文学治朴学,则声光灿茂㊂以治文学之法治朴学,则所得为词华,其病在亡质;以治朴学之法治文学,则所得为名物,其病在失情㊂盖朴学,本也;文学,华也㊂朴学主知,文学主情㊂仅知则枯燥,仅情则浮荡㊂故二者有相辅之势焉㊂虽然,人之性能,各有偏畸㊂故兼长非易得也;然不可不兼知 且古书无论文质,均以考据而别其真伪,以诵读而得其精英,是又二者同具之关键也㊂[8]结合其对文学的定义不难看出,他准确把握到文学的核心要素是情感㊂王易划分了文学与朴学的领域,他突出了朴学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主张以朴学为学术的根基㊁文学与朴学并用,以此修正西方文学观念冲击下文学研究的偏失㊂文末 余论 云:文学为心界物象之表现,粗论之,似不必远征旁骛,而牵合朴学为一谈也㊂然心界物象之所由生,其将突如其来者耶 举凡义理之所蓄积,名物之所附丽,情感之所陶镕,方法之所运用,孰能521③周勋初先生曾对当时的文坛流派进行了准确的总结:民国初年的文坛上,有三个文学流派在相互争竞,一是以姚氏弟兄和林纤为代表的桐城派,二是以刘师培为代表的‘文选“派,三是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朴学派㊂ 刘师培‘文选“派继承阮元援引的六朝文笔之说,主张 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 ,章太炎则反对此说,黄侃将二位师长之说折衷㊂参见周勋初‘论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文学遗产“1987年第1期)㊂2023年第4期史一辉:论王易的文学研究及学术史贡献隔绝此长期之历史,而视若超然之物乎?苟所成就者人厚而我薄,人深而我浅,人精而我粗,必非作者所自期之道㊂故凡具文学天才而不读书者,未有能大成者也㊂[8]在王易的语境里, 朴学 代表了旧学及传统文化立场, 文学 则融合了新学及现代学术传统㊂文学与朴学之辨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是文化立场的问题㊂王易在文学观念的认识上吸纳了西方的文学概念,并且在‘国学概论“等著作中注重中西思想和学术的对比,同时在对文学与朴学的辨析中保留了旧学之所长,着重强调本土文化与历史渊源对于文学的重要性,认为文学研究不能脱离朴学㊂这一方面源自他深厚的经学㊁小学功底,身处南京,治学方法上受东南学术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对风头正盛的新文学的学术研究进行理性反思,以一贯的温和态度声援学衡派㊂王易对朴学与文学的态度中流露出强烈的溯源意识和注重实用的朴学精神,这既是一种学术研究方法,更是一种执着的文化精神,在此精神的牵引下开启了下一阶段词曲和乐府研究㊂二㊁以乐为宗:王易的乐府㊁词曲研究1927 1936年是王易治学的中期,也是学术成果最丰硕的时期㊂此时新旧文学之争逐渐褪色,浸润在南京浓厚的学术环境中,王易的学术得以沉淀,‘词曲史“(1930年)㊁‘乐府通论“(1933年)㊁‘国学概论“(1933年)等几部主要的学术著作都于此一时期凝结而出,其中尤以‘词曲史“与‘乐府通论“所代表的文学研究为著㊂关于两部书主要论点的综述和评点学界已有分述,④除此之外仍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其词曲史写作模式具有现代学术规范上的重要意义;二是从乐学学理和功用上阐发,构建以乐府为核心的诗词曲韵文体系,发掘旧文学的实用价值㊂王易所处的时代是现代文学研究建构和诗词曲史书写的探索时期㊂学界大致将民国的词学研究者分为三代,按年代先后排序为朱祖谋等旧学晚清词人㊁吴梅等新旧交替中的学者兼词人㊁胡云翼等新学学者㊂[13]其中第二㊁第三代学人是最早的现代词曲史的书写者,王易即是最早参与探索的新旧交替中承上启下的第二代学人㊂20世纪20年代前后出现了撰写词曲史的热潮㊂吴梅‘词学通论“‘曲学通论“在20年代前后出版, 1926年,胡云翼出版了第一部专门的词史著作‘宋词研究“㊂其后,各派学者竟相编撰词史 ㊂[14]同年7月,王易‘词曲史“第一到四篇也在‘学衡“上刊载,可见此一时期是词曲史编纂的关键时间点㊂巧合的是,文学史的研究者也恰将中国文学史写作由探索期向繁荣期转变的时间点定在1927年,[15](P209)可见分体文学史与总体的文学史进程的演变大体同步㊂‘词曲史“正在此时应运而生㊂罗根泽1931年曾总结这一热潮: 近来各种文学皆有人整理,尤以词曲一类,因有强有力者提倡鼓吹,由是风弥云漫,竟相从事㊂ [16](P290)‘词曲史“恰是风潮中的领潮人㊂王易写作‘词曲史“的目的是回应新学的挑战㊁重振旧学: 文学者,中国所偏胜而数千年所遗之特征也㊂西国未尝无文学,而历世未若中国之久,修养未若中国之深,好之者未若中国之多且专,此无可逊也㊂然则吾人姑谓中国文学甲于坤舆,殆非过矣! [17](P1)周岸登为之序亦云: (王易)盖感于废学新潮,群言淆乱,深愍晚学无所折衷,将以祈向国学之光大,牖启来者,导之优美高尚纯洁要眇之域焉㊂ [17](P3)可为佐证㊂王易在‘词曲史“中总结了其所处时代的词曲研究和文学史书写情状㊂词曲史撰写有 三难 : 一㊁昔人言词曲者,率重家数而鲜明其体制源流也;二㊁词曲宫调律格,至为复杂,言之不能详尽也;三㊁词曲之界混,后人不能通古乐,无以直捣其奥窔也㊂ [17](P3)此三难也正是‘词曲史“的特点,代表着王易在守旧中向现代学术转型的积极尝试㊂从重家数到明其体制源流的转变是王易对传统词曲研究现代化进程的贡献,是建立词曲史现代书621④胡迎建‘王易的诗学观与词曲史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9期)㊁‘试述王易的词学研究“(‘词学“2010年第1期)㊁孙尚勇‘乐府通论㊃导读“(文化艺术出版社,2018年版)对王易‘词曲史“与‘乐府通论“的各章节内容与重要观点进行了细致的总结和分析㊂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7月写模式的关键㊂仅以词学史为例㊂清末民初词坛流派众多,⑤各派的研究往往受创作风格的影响重视 家法 ㊂重家数者的长处在于创作经验丰富,深通词曲之体制,能以持论为参照系横向对比批评,而其短处则是缺乏纵向的史论建构和词曲本体演变规律的研究,亦或囿于门户,同时在文学史的书写模式上仍以传统评点式的词话㊁笔记等为主㊂王易对重家数之风深有体会㊂他早年在京师求学时期即是宗法宋诗的同光体诗派成员,所作‘我友诗话“即有重家数的遗风㊂清末民初的第一代词学大家,如影响巨大的常州词派朱祖谋㊁况周颐等,以及王国维等 体制外 研究者,兼有部分第二代词人如刘毓盘㊁汪东等大家的著作多是重家数的写作模式㊂学界通常认为王国维等一批新文化学者开启了传统词学向现代的转换,最终在现代词学三大家,即第三代词人夏承焘㊁唐圭璋和龙榆生先生手中完成现代词学研究的构建,[18]而从学术史的写作来看,第二代词人王易无疑是更早尝试建立现代学术规范的词曲研究者,是现代化学术转换过程中被忽略的一个重要节点㊂王易所言的另外两难即指词曲的格律与音乐问题㊂重家数是针对传统 体制内 词曲家,格律与音乐则是就新兴 体制外 研究者的问题而言的㊂如胡适㊁梁启超等人的词曲研究,虽然运用西方理论和新文化视角成果卓烁,但易偏离词曲本体㊂王易认为研究词曲还是应当围绕音乐展开㊂王易对音乐的重视源自家学传承㊂王易的父亲王益霖不仅旧学功底深厚,曾于南京师范学堂教授经学,还通晓西学,秉持开明的学术态度,更是对乐学情有独钟: 易束发受学 息游之暇,窃弄丝竹㊂先府君鉴其性近,因以利导 并指示琴笛声律理数,慨然于古乐之不复也㊂ [19](P 1)王益霖对音乐的执著已经超越了器物㊁技术,上升到了礼乐文化理想的层面㊂王益霖中年曾作‘乐音小识“四卷,自河南离任后始终携带此书,王易流走四方亦书不离身,时刻不忘父亲的礼乐理想㊂[20]王易对词曲的研究也不仅限于词曲的体制,还蕴涵了深厚的文化寄托㊂他对词曲史撰写三难的理论认识切中要害,其准确的概念意识㊁纵向的源流梳理和文体的联合考察都是早期民国学人建立现代学术规范的有益尝试㊂概念意识是王易现代学术研究理念的集中体现㊂这在他早期的文学概念的精审定义中即有所体现㊂研究词曲亦先辨名实:欲明词曲之史,当先明词曲之义㊂顾词曲之义难明矣㊂盖吾国历史,亘世过长,名物之立,往往一字数义,一物数名㊂非惟其本末,辨其通专,不足以详其性质范围也㊂[17](P 1)在具体分析词的概念时,又能摆脱传统考据的论说:自来释词字之义者,每好征引‘说文“意内言外之训,然许氏初非为此立名,而其字实不专属此唐宋间之一种文体之称也㊂[17](P 1)其论证方法㊁材料辨析和学术眼光都体现了现代学术的规范㊂此外,‘词曲史“的篇章结构也按照文体流变的逻辑关系排列,匡正了现代学术探索期分体文学史书写的偏失,是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的雏形,亦是今人撰史的典范㊂除了现代学术规范上的指导意义,王易在具体的词曲研究上亦有创见㊂一是打通词曲文体㊂词变为曲是当时大多词曲家的共识,但罕有将词曲联合起来进行通体考察的研究,王易准确把握了词曲文体的通性,定义了词曲的概念并从结构㊁音律㊁命意三方面区分其义界,形成了完整的史论认识㊂二是将明清词曲史纳入学术视野㊂在王易之前,明清词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尤以明词为论者所轻㊂王易虽然也对明代词曲的评价不高,认为 词不逮宋,曲不敌元 ,并以 入病 命名明代章节,但他仍按照时间顺序分述明代词曲的主要作家和作品,品评高下,且持论公允,点评简略却精要,列举了主要的名家名篇,殆无缺漏,是难得的早期明代词曲研究㊂在王国维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观点盛行的情况下,王易对明清词曲的梳理更显可贵㊂721⑤曾大兴将民国词派分为南派词学与北派词学两大类,孙克强分其为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曹辛华‘民国词群体流派考论“(‘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3期)分类较细,分为清朝遗老词派㊁南社词派㊁金陵词派等十三派㊂2023年第4期史一辉:论王易的文学研究及学术史贡献现实指向性是王易治词曲的另一个特点,也是王易早期 真实切用 文学思想的延续㊂在‘词曲史“末尾的测运篇中,王易采用颇似时兴的 点将录 的模式,列举词曲名家流派并著录主要著述,阐述了词曲的现状并预测了未来之前途㊂王易认为词曲呈现日衰之势,其原因并非新文学崛起,而是俗乐泛滥㊁雅乐不振,并就此提出词曲改革的途径㊂于词,调谱可变,声韵不可革;于曲,关目可变,歌唱不可革㊂声韵 益求精微 ,歌唱 力谋优美 ,参以时代精神,去除坳折浮华的部分,形成新的词曲风貌㊂由‘词曲史“到‘乐府通论“标志着王易治学的新转向㊂‘词曲史“侧重于音乐与格律的应用,‘乐府通论“则上升到文化的高度寄托了礼乐精神;‘词曲史“是为回应新学对旧学的挑战而作,‘乐府通论“是个人理想与学术的求解;‘词曲史“是流,‘乐府通论“是源㊂‘乐府通论“意味着王易的学术研究从外应向内求转变,逐渐从学衡派与新青年派的纷争中淡出,将注意力集中到内心问题意识的消解,是王易学术著述真正之大成㊂⑥王易曾回忆弟弟王浩学诗的情况: 溯弟之学诗 先封丘公初授以毛诗㊁楚辞,继以‘乐府诗集“,诵习指释,遂植其根,出笔所为,皆乐府题也㊂ [21]王易在身边共同诵读,幼时即熟习乐府诗㊂除了学习乐府诗法,更重要的是受乐府诗的精神和乐府蕴涵的礼乐文化的熏陶㊂这粒种子最终结成‘乐府通论“这一硕果㊂1931年王易作‘词曲史㊃后序“:洎夫近世,人情趋简,思启新途,苦乏借资,但知冥索㊂而雅音微于一缕,伧声放乎四隅,鸣盛无方,陶情安借?学者慨焉,是安得不推索故籍,究其经途,而示之准的也? 若夫舍经世之务,鹜雕虫之辞,虽小道可观,而致远恐泥,是则吾之过也已与1926年的前序相比,不再陈言旧学与新学㊁西学之争,而是更加关注雅音本体及其在当代的缺失㊂这种视角的转变也受到了当时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的影响㊂ 舍经世之务 正为发挥 雕虫之辞 的意义,以解社会危局㊂在随后的‘乐府通论“中,王易将目光转向根植在心底的问题意识㊂‘乐府通论㊃序“云:易自是学乃迷向,困勉孤陋行二十年,无所启发㊂追怀童时,犹在心目,永念遗训 迩年登讲南雍,复治乐府,时遇蔽障,艰于研几,辄覆先著,便得通豁,钩玄撢隐,成兹一编㊂[19](P1)已有学者指出王易结合 音乐学㊁乐律学㊁文学㊁文献学 等多学科手段研究乐府,[22]这固然是王易乐府研究的特点,却非王易写作‘乐府通论“的要旨㊂疏解王易学术思想及‘乐府通论“意义之关键即在于理解王易所遇之蔽障与王易破障之所获㊂王易所遇之蔽障的核心是对乐教不传的困惑,一方面是古乐及其源流在学理上晦暗不明,一方面是当代乐教不振的困境㊂前者是王易做学问时产生的问题意识,后者则是童蒙时根植于内心的理念,‘乐府通论“就是这些问题的答案㊂对比前引1926年‘词曲史㊃序“㊁1931年‘词曲史㊃后序“与1933年‘乐府通论㊃序“,我们即可窥知王易的心路历程㊂‘词曲史“起初是王易为任教心远大学时所撰教材,根据序言可知其初衷是为发明旧学与西学抗衡,1926年发表前四编,最终用时5年左右方成书于南京㊂而此时国势日衰,民族危机加深,新旧文学之争也趋向淡化,王易的视角也转向了词曲背后的雅乐文化,开始关注词曲之用㊂现实的危局使他对词曲旧学的前景深感忧虑,虽然他在尾篇‘测运“中认为改良的词曲仍可重振,但后序中却又透露出内心深处的迷茫,对早年成篇的‘词曲史“并未心契㊂此时王易忆及 童时 所受 遗训 ,深感父亲 慨然于古乐之不复也 之叹,重读父亲乐学旧著,遂著‘乐府通论“㊂王易的研究重心经历了由与新学争鸣到探究旧学源流再到自我问题意识与人生理念的探求这三个层次的转变,也是王易真正实现学术成熟㊁独立的完成㊂王易在学术和现实理念中遇到的蔽障都是围绕乐学产生的,故而解惑破障凝结而成的心血之作‘乐府通论“的关键也是音乐㊂全书正文分五编,前三编述原㊁明流㊁辨体皆从音乐角度切入乐府研究,而第五编斠律更是独占三分之一篇幅,按照从源到流的逻辑关系分而述之㊂述原篇是总论,其核心是确立乐821⑥胡迎建‘王易的诗学观与词曲史研究“结合名家题签㊁再版次数,指出王易 所著影响最大的是‘词曲史“ ,殊为确论㊂不过结合王易序言等材料,王易用力最深㊁寄托最多的著作当属‘乐府通论“(‘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9期,第211页)㊂。

20世纪上半世纪关于国学书目的争论“国学研究”论争综述（二）在上世纪20、30年代的国学热潮中，《清华周刊》记者最早邀请知名学者开列国学书目，考虑到中国学术思想的博大精深，提出了只需列出最低书目的要求，由于这些书目皆出自名家之手，又广为刊发，对国学研究影响甚大。

但是，正是这些书目却反映出确定国学内涵的难度，国学到底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成了未解的难题，一直留到了今天。

一、梁启超开列的国学书目梁启超开列的《国学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后来收入其《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1923年）。

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论语》、《孟子》、《易经》、《礼记》、《老子》、《墨子》、《庄子》、《荀子》、《尹文子》、《慎子》、《公孙龙子》、《韩非子》、《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盐铁论》、《论衡》、《抱朴子》、《列子》、《近思录》、《传习录》、《明儒学案》/黄宗羲、《宋元学案》/黄宗羲、《日知录》、《亭林文集》/顾炎武、《明夷待访录》/黄宗羲、《思问录》/王夫之、《颜氏学记》/戴望编、《东原集》/戴震、《雕菰楼集》/焦循、《文史通义》/章学诚、《大同书》/康有为、《国故论衡》/章炳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 胡适、《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

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尚书》、《逸周书》、《竹书纪年》、《国语》、《春秋左氏传》、《战国策》、《周礼》、《考信录》/崔述、《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毕沅、《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通志二十略》、《二十四史》、《廿二史札记》/赵翼、《圣武记》/ 魏源、《国朝先正事略》/李元度、《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史通》/ 刘知几、《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

丙、韵文书类《诗经》、《楚辞》、《文选》、《乐府诗集》/郭茂倩编、《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王右丞集》、《孟襄阳集》、《韦苏州集》、《高常侍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李义山集》、《王临川集》、《苏东坡集》、《元遗山集》、《陆放翁集》、《唐百家诗选》/王安石选、《宋诗钞》/吕留良钞、《清真词》/周美成、《醉翁琴趣》/欧阳修、《东坡乐府》/苏轼、《屯田集》/柳永、《淮海词》/秦观、《樵歌》/朱敦儒、《稼轩词》/辛弃疾、《后村词》/刘克庄、《石道人歌曲》/姜夔、《碧山词》/王沂孙、《梦窗词》/吴文英、《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

近代国学“运动”与研究反思——干春松[摘要]胡适给“国故”下了这样的定义：“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

”“国学”在中国古代是指设在京师的教育管理机构和高等学府，而近代以来为学人们所关注的“国学”则主要是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和价值体系。

其概念和最初的内涵来自日本的国粹运动，目的是要处理在西方思想文化和生产方式的冲击下，“本国”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

很显然，“国学”这个词的引入带有弱势文化的防御性特点。

从国学思潮的发展历史来看，自晚清国粹派、章太炎到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整理国故”运动，一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国学热”，不同的阶段对于“国学”的意义和内涵的理解差异巨大。

在见仁见智的各类见解纷争中，国学“运动”和国学研究贯穿着两条基本的线索，其一是国家意识的确立和民族精神的重建；其二是对近代以来所逐渐形成的研究传统文化的学术（科）体系的接受和反思。

本文将以此为脉络来梳理“国学”所蕴涵的复杂的理论和思想文化问题，并分析当下“国学热”出现的内在原因和可能的发展方向。

“国学”与国家认同的迁移所谓“国学”，其最重要的立足点在于“国”，也就是与别的国家相对待的“本国”，这在当下已属无可赘述之常识，而在海禁初开的19世纪后期，乃是一问题的焦点。

原因在于当时的国人并无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 体系是在罗马帝国解体后在西欧形成，并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确立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格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基本社会生产方式和组织理念的变化，形成了以国家间的劳动分工为特征的经济体系。

资本的逐利驱动推动了西欧国家在全球范围的殖民活动，将民族国家体系扩张到世界各地，它冲击了建立在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传统政治体系，中国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拖入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中。

晚清民国时期的文学现象晚清与民国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变革迅速，不少文化现象涌现出来，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影响因素、文学流派和代表作品三个方面来探讨晚清民国时期的文学现象。

一、影响因素晚清民国时期的文学现象，主要是在中国社会变革的背景下产生的。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进行侵略，国家的危机感进一步被引起。

进入20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加快，启蒙思想逐渐普及，引入了不少外来文化的影响。

这些影响因素的引入，使得晚清民国时期的文学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

二、文学流派晚清民国时期的文学流派众多，其中四大文学流派是近代汉语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四大流派分别是：1. 语言文学2. 新诗派3. 新小说派4. 戏曲改良派这四大流派各自都有不同的创作风格和特点，在不同领域都有不同的代表作品，使得晚清民国时期汉语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

三、代表作品晚清民国时期涌现出了众多代表作品，这些作品展现了不同领域的文学成果。

以下是几个代表作品：1. 《红楼梦》《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经典之作。

它描写了一个偏离传统的家庭，以及其中人物的生活和互动。

作品以其丰富的人物描写和深受人们喜爱的情节，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代表作。

2. 《狂人日记》《狂人日记》是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作品之一，它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了一个病态人物的内心疯狂经历。

通过对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进行描写，使得《狂人日记》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心理小说。

3. 《孤雁十三剪》《孤雁十三剪》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代表作，它以十三个人物的故事为线索，描述了中国社会末期农民生产和生活的艰苦状况。

作品通过对农民的生活体验进行描述，批判了当时社会的落后和不公，成为了政治文学的代表作品。

四、结语晚清民国时期的文学的现象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

清末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编者特点探究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的正式颁布，标志着语文学科的独立。

从1904年到1949年，其间曾出版100多套小学国文、国语教科书，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丰富，有大部分地区通用的国文国语教科书，还有针对不同地区的《分部互用儿童教科书儿童中部国语》《分部互用儿童教科书儿童南部国语》《分部互用儿童教科书儿童北部国语》;有分内容编排的识字方面的《最新官话识字教科书》、说话方面的《复兴说话教科书》、作文方面的《作文教科书》;有根据性别编排的《女子国文教科书》。

民国时期的小学语文教科书完成了从模仿西洋到自编独创，更是完成了从文言向白话的转变。

教科书质量方面，单以1913年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而言，一经出版就大受欢迎，后来到1927年1月第一、三册分别是2686版和2306版，第六册在1912年3月就达61版。

时隔100多年，2005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印商务印书馆的《商务国语教科书》、世界书局的《国语读本》、开明书店的《开明国语课本》三本民国教科书，卖到告罄，受到时人追捧。

教科书的成功离不开背后的编辑，那么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编者团队到底有哪些特点？本文的探究不仅揭示民国教科书编者的特点，更对当今小学语文教科书编者队伍建设有一定启示作用。

一、编者人员：数量众多，精英辈出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者队伍庞大。

各大出版社集合了许多当时富有成就的大家进行教科书的编撰工作。

据统计，民国时期有许多中西贯通的学者加入了出版社编辑教科书，据对闫苹等编著的北师大图书馆馆藏78套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编者统计有：吴研因、胡贞惠、魏冰心、吕伯攸、薛天汉、戴洪恒、沈百英、朱文叔、叶绍钧、丰子恺、齐铁恨、丁觳音、赵欲仁、蒋息岑、施颂椒、林兰、陈伯吹、沈秉廉、赵景深、李小峰、陈鹤琴、梁士杰、陈剑恒、苏兆骧、王云五、于卫廉、刘瑞斌、赵玉笙、朱翊新、徐亚倩、王耀真、吴鼎、庄适、刘大绅、戴杰、许国英、范祥善、朱麟、任镕、武进、吕思勉、沈圻、顾颉刚、黎锦熙、陆费逵、易作霖、缪天绶、陈和祥、胡怀琛、王祖廉、黎锦晖、黎明、汪渤、何振武、戴克敦、庄俞、沈颐、郑朝汐、郭成爽、汪涛、樊炳清、范源廉、杨拮、刘传厚、金匮、顾倬。

晚清民国时期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里，大量的知识分子开始拥抱新思想，反对传统的保守观念，并且积极的推动社会变革。

在当时的乱世之中，这些思想家们的启蒙运动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同时也为中国近代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思想启蒙的背景晚清民国时期，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末路。

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的威望和地位开始逐渐下降。

这样的事实引起了大量知识分子的思考。

他们开始反思中国的落后和振兴之策。

同时，西方的进步思想和相应的文化已经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

这些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打破了中国封建思想的桎梏，并且启示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为他们后来的思想启蒙提供了重要的动力。

二、思想启蒙的主要内容1. 推崇科学：思想启蒙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推崇科学。

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落后和振兴之策都需要依靠科学。

因而他们积极的学习国外的科学知识，并且在国内推广科学，建设新的科学机构。

这种科学主义的思潮不仅给中国的科学发展带来了推动力，而且也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支撑作用。

2. 提倡民主：在思想启蒙的运动中，民主思想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许多知识分子讲述到，人治和专制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因而只有民主才能彻底的解决这一难题。

此时许多人开始研究国外的民主制度和宪政体制，并且开始提倡其在中国的实行。

3. 反对传统观念：传统观念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思想。

因此，在思想启蒙的运动中，反对传统观念也成为了重点。

许多人在反对传统观念时，强调了人的自由，人权，以及树立一个独立的，自由的个人。

三、思想启蒙的影响晚清民国时期的思想启蒙虽然短暂，但是所造成的影响非常之大。

思想启蒙不仅影响了知识分子，而且影响了整个社会，推动了社会的变革。

同时倡导的科学主义，民主和反对传统观念等反思思想，为中国的现代化开拓了一条道路。

此外，思想启蒙也让更多的人开始思考鲜明的中国特色，寻求中国本土化的现代化之道。

清末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兴起与演进研究一、概述清末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变革与动荡的时代。

在这一时期，文化遗产保护逐渐兴起并经历了显著的演进过程。

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和社会变革的推进，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认识传统文化遗产的价值，并逐渐形成了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和行动。

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衰落，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他们通过整理古籍、修复文物等方式，努力保存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一些西方学者和传教士也对中国文化遗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通过调查、收集和研究，为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经验。

进入民国时期，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变革和西方文化的深入影响，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逐渐普及。

政府开始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管理。

一些民间组织和学者也积极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的事业中来，通过举办展览、出版刊物等方式，推动文化遗产保护的普及和发展。

清末民国时期的文化遗产保护经历了从起步到逐渐成熟的过程。

虽然当时的社会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挑战，但人们仍然努力保护和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这一时期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天我们进行文化遗产保护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1. 研究背景与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遗产保护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独特的理论价值。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文化遗产保护也在此背景下逐渐兴起并不断发展。

对清末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兴起与演进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这一时期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背景、发展脉络和主要特点，还能为当今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研究清末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兴起与演进，有助于揭示这一时期社会变革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